亚洲的下个巨人——韩国和后工业化（摘译）

《亚洲的下个巨人——韩国和后工业化》（摘译）

Alice H. Amsden著

骆桢摘译

序言

本书的目的是探讨为何南韩发展如此之快，其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即使是那些完成了后工业化的国家。后工业化主要应用于这样一些国家：二十世纪初，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依赖原材料的落后状况，其后却通过选择性的投资工业戏剧般的提高了每单位资本的国民收入，并且他们主要依靠引进学习外国的技术。

韩国是最典型的后工业化国家，其体现了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包括通过政府干预影响相对价格以克服后发劣势；大型多样化经营产业集团以克服缺乏新颖技术带来的竞争劣势；负责开发引进技术的支薪经理层的出现（大公司企业主则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以及关注于车间管理以优化技术转换。所有这些因素使得韩国可以以低工资而不是前沿技术打入世界市场成为先进国家，与此相比，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是以发明取胜，而随后的美国德国则是依靠创新获得市场份额。

但是韩国的成功远远超过了非东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本书将从细节上考察其成功的因素，将分析政府的关键性作用，其不仅仅是通过补贴特定行业来刺激增长，而是设定了严格的绩效标准作为补贴的交换。在其他国家补贴则类似一种赠与，在韩国，扭曲的相对价格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因为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使得补贴和保护比其他地方都少但更有效。如果大型商业集团以负的实际利率获得长期贷款，政府会要求他们将贷款进行生产性应用而不是投机。如果他们被允许在国内受保护的市场上销售，则同时会被要求在出口市场上生产和销售。商业管制和劳动力一起提供了生产力高速增长的起点，这使得韩国能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借债而不会产生过重的债务负担。向重工业的“大推进”主要是依靠海外大量贷款进行融资的，但是在其开始和结束的1973—1979年间，外债占GNP的比重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本书还将考察为什么在韩国，以及日本和中国台湾，政府管制大企业的力量比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强。虽然使得韩国政府行动中带有浓重管治色彩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如此复杂以致于很难从细节上分析，但其主要包括：行政事务中的知识精英、军国主义、原料稀缺、以及过于活跃的学生运动形成了获得普遍支持的力量使政府保持公正。在基于学习的工业化进程中，学生的作用不应该被低估，其要么是工业化进程的良心，要么是关键的资源。

韩国可以作为其他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的学习榜样，但是这需要一个关于后工业化的一般范式和其特殊变种——尤其是韩国的经验性相关理论，本书就是致力于这样一种理论的发展。

（致谢省略）

第一章    通过学习实现工业化

韩国案例

本书既是关于韩国如何成为世界经济主要成员的一本书，又是关于所谓后工业化的一本书，作者认为韩国的经验既可以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又提供了工业化的新模式，是对现有经济思想的一种挑战。

学习：工业化的新模式

作者首先定义了这里的“学习”，即：一些经济体直到20世纪还没有开始工业化并且还没有开始的趋势，在20世纪，他们开始着手工业化，并基于引进的技术转换生产结构，并提高单位资本的收入。他们以此来竞争的方式在这里被称为“学习”。

技术知识的性质和所扮演的角色区分了发生在英国、美国、德国的工业革命，并区分了20世纪发生在农业社会的工业化。如果说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化是基于发明，而美、德的工业化是基于创新，则现在在落后国家发生的工业化则是基于学习。

然后作者指出，后工业化国家内部有着彼此不同的增长率，但其工业化的进程都是基于学习而非发明创新。（这里作者排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因为他们不是从农业国家或依赖原料的落后国家开始工业化的。）而学习又是基于一系列相似的制度，本书就是要从一般的意义上探究这些制度的性质，并解释韩国为什么如此的成功。传统解释认为日韩台之所以增长相对较快，在于他们遵循了自由市场法则，而事实上，他们工业政策的基础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是一样的，并且关键价格都没有真实反映稀缺程度。作者认为韩国之所以有如此出色的增长纪录，在于其后工业化所基于的制度有所不同。

基于学习的工业化并不是20世纪所独有的，全球的工业化进程总是领先者和落后者交织并且不平衡的。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欧洲大陆和美国就是基于学习。而19世纪的美国既是引进者又是原创者，即使在一国内部，比如美国和德国的很多企业是创新领先者，但大多数是跟随者。

因此，工业进程中主导企业的主要趋势是学习而不是重大技术创新，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并可以认为去其是学习型的。对于单个企业来说，是否有新技术的创造决定了其竞争的基础。创新者通过新产品或新工艺征服市场；没有创新的学习者在竞争中必须基于低工资、政府补贴、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以及对已有产品的改进等策略的组合。从而不同的竞争模式对应于不同的企业战略中心。

包括R&D功能的联合办公室是创新性企业的战略中心，因为新技术是在行政层面上得到开发和市场化的，R&D的组织和运行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因为其创造的盈利机会驱动了整个公司。

车间则成为学习型企业的战略中心，因为这里是引进的技术首次被应用并逐步优化的场所。因为产品与其它厂商的相似并且容易获得，因此有必要以车间为战略中心，在这里实现生产率的改进和产品差别化，这对增强价格和质量上的竞争力很关键。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者迅速进入由创新者发展起来的成熟市场，创新者长期形成的生产率优势受到了学习者低工资、高补贴以及提高生产率的巨大努力的挑战。很多企业的总成本越来越接近，国际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

工业化的相对速度

作者通过引David的一段话提出问题：为什么19世纪晚期开始并持续到二战后的工业化显得比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工业化要快得多？部分答案在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基于发明的工业化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基于创新的工业化的区别所在。科学进步还对20世纪后进国家的增长率有振奋人心的效果。

发明和创新在典型的用法上是紧密相连的，因为逻辑上创新预示着发明。在涉及新技术发展的教科书中，发明对应着想法（主意）并首先产生，创新或此想法的商业应用随后产生。但发明和创新在这里并不是新技术发展中一前一后的两个抽象阶段，而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描述，在代际意义上发明在创新之前。两个时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所包含的科学成分。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发明所包含的科学把人们从中世纪中的神秘主义中引向对机械装置运行的透彻理解，但这些发现主要来自于观察、尝试和试错。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技术变革基于理论和实验则代表着较之以前的一个重大进步。

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为美、德的一系列创新提了基础。基于三个相关联的原因，科学进步使得技术更容易传播，从而科学对“落后”国家有着深刻影响：1、科学提高了技术的符码化程度，使其更加商品化，在技术和商业意义上更易获得，从而更容易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扩散。2、科学在交通、通讯、管理领域的应用改进了技术传播的手段。3、科学将手艺从车间挤出，打击了熟练技术工人，而技术中科学成分的增加使得将操作同时传播给全面缺乏机械技能的众多学习者变得更容易。

但是科学的进步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却是不明确的。除开有利方面，它加大了收入差距和技术鸿沟，并强化了强国对弱国的控制。考虑到这些因素，20世纪这些学习者的工业化速度可能并不比19世纪欧洲的学习者快，这取决于如何确定工业化开始的时间以及工业化完成的标准。作者举了三个例子说明，韩国工业化的起点设在1870s（封建王朝解体）还是1960s（经济增长加速），结论是完全不同的，在1960s增长加速之前韩国的工业化进程相当缓慢。

因此，为什么后工业化一开始在韩国如此缓慢，而后却比欧洲学习者快，是可以用同一组因素来解释的。即，后工业化的一系列制度带来了其成功，而这些制度的缺失则带来滞后。这些制度包括：实施干预主义的政策、大型多样化经营商业集团、有竞争力的支薪经理人员的充足供给，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低工资劳动力。这也是后面几章论述的中心。

韩国——一个后工业化的特殊案例

本节作者试图说明韩国与其它（非东亚）后工业化国家的不同之处：

在后工业化国家里，政府通过补贴扭曲相对价格来刺激经济增长是很普遍的，但在韩日台，政府设有效率要求以作为补贴的交换，从而使补贴的成本更低但更有效。

现代大型工业企业在后工业化国家很普遍，即使是在以小型企业著称的台湾地区，在其增长的初期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韩国，现代企业采取了多样化经营集团的模式，即类似日本财阀的大财团。这在所有后工业化国家都很常见，但是韩国的规模尤其巨大。巨大的规模和不相关产品之间的广泛竞争使他们在后工业化的艰难中生存下来，渗入外国低端市场，并在选中的行业替代对跨国公司的需求从而在该行业进行主要的投资。当韩国严重依赖于外国贷款的同时，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保持了外国直接投资为零。

支薪工程师是后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因为他们是技术转化的看门人，从而工业化的主角从最开始的企业家到后来的经理，到现在的工程师。而韩国的工程师表现得尤其好，因为韩国社会在教育上投资很大，创造了大量高素质的工程师从而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并导致生产力的提升。第七章指出了韩国在这方面的三个过人之处：1、韩国企业相对于行政管理人员更倾向于雇佣工程师。2、即使管理资本主义在韩国逐渐扩展，白领和蓝领的比例反而下降，他们更倾向于从车间中选拔经理。3、韩国企业的科层数目是很小的，车间工程师和上层之间交流很容易。

后工业化有着较之以前更优良的劳动力，并且在起飞阶段有着一系列因素协同作用，使得工资无法快速上涨，包括：政治压力、开始时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无法国际移民、作为工会形成重要因素的熟练技术工人的缺失（科学作用）等。而在这方面，韩国（就像先前的日本）有其他又恰压力因素使得劳动生产率更高。

一方面韩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工作周，这是承袭于日本；另一方面韩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是最快的（无论同历史上还是当代国家相比）。此外，韩国工人是高度分化的，形成了工人贵族，并且有严重的工资性别差异，轻重工业之间工资也有差异，但这两种制造活动却能共存。

所有这些将在后面章节详细讨论的制度因素，有的是所有后工业化国家所共有的，有的则是韩国独有的模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增长率。下面将主要对政府进行说明，因为其作用尤其关键。

政府

要理解落后国家在20世纪是如何崛起的，首先应了解他们一开始如何落后的，虽然发展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但我们可以大致的说：经济扩张的延后是因为政府力量的弱小，而工业化加速则是由于强大政府的推动。

导致一些国家在收入和财富上落后的因素可以归为四类：自然资源禀赋、人口、市场力量和和制度因素。前两个因素可以忽略，则剩下市场和制度。

市场对经济发展的解释使市场冒充了过去200年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当我们无法拒绝这个过分的说法时，有必要区分市场和市场机制。前者指的是满足需求和供给的方式，后者指的是资源配置的法则。所有工业化都利用了市场，但，市场机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后工业化国家在增长初期被延误如此之久，也不能同时解释他们最终的成功发展。

落后国家的历史各不相同，但典型的后工业化国家都曾是某大国的殖民地（日本除外）。殖民历史各不相同，但殖民地经济体制从竞争理论的视角看是类似的，其遵循了自由贸易政策并发挥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他们的发展不能说是没有利用市场机制而受阻，事实上是因为没有实施干预政策而受阻，没有树立贸易壁垒，没有通过补贴刺激当地经济发展而受阻。

这就将我们引到最后一个解释，与制度相关的解释。工业化在落后国家来的很迟，是因为他们政府过于弱小以至于不能动员足够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并躲避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外国侵略狂潮。此外，他们的弱小源自国际社会的冲突——种族的、地区的、阶级的，这使他们无法将足够的力量集中到中央政权以阻止外国的干涉、入侵。

政府在近现代历史中常常通过干预刺激经济活动，作者通过英国和美德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的行为进行佐证。

在20世纪要实现赶超，需要更大的政府支持，因为差距更大，干预的工具也越来越多，除了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外，还通过补贴刺激私人投资，以及关税壁垒等。

就如格申克龙所指出，落后国家在技术上有后发优势，但他们没有同样重视另一事实，即越是落后，市场力量所给予的公正就越少。不论强弱，所有市场参与者都面临内在的冲突，但是贫穷的国家尤为强烈。低生产率国家需要低利率来刺激投资，但又需要高利率吸引储蓄；他们需要低估汇率刺激出口，又需要高估汇率来减少外债和进口成本——不仅是原料进口，这是富国穷国都需要的，还有穷国不能生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他们必须保护新产业不受外国竞争，但又需要自由贸易满足进口需求；他们渴望稳定以保证增长，留住资本并将其引向长期投资，但稳定的前提是稳定的前提有市经济增长。

在这样一个非均衡的情况下，政府在后工业化的作用就是协调市场力量，政府通过制造多重价格来协调上述各方利益，这种状况绝对不是所谓的通过供求决定“正确”的相对价格，而是通过一系列精细的错误价格来创造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对此韩国也不例外，然后作者举例说明韩国如何保护国内产业。

作者随后说明了韩国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管治的思想来源，即Park chung Hee的思想形成过程，略。

政府实施的管治和大企业的崛起是互动的。作为对政府制定的基于绩效的补贴激励的反应，大企业不断增强力量；作为对在出口、R&D或新产品引进等领域杰出表现的交换，领先企业将获得长期扩张的许可，从而使大企业规模普遍增大；作为对进入风险较大行业的补偿，政府将授予进入者进入其他更有利可图行业的许可，从而使特定行业的多样化经营商业集团持续成长。

管治有两个相关的维度：惩罚表现不佳者，奖励优胜者。然后作者对惩罚措施进行说明，包括政府对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的大企业的“拯救”（bail-out），即选择亲密的伙伴来接管该企业的设备，而不让其闲置。整个过程的政治色彩很浓，尽管有腐败问题，但政府的政策和做法仍是严格而冷血的，然后作者举出一些大企业因为经营不善或者不利用新技术而被抛弃的例子。

但是奖励的作用大过惩罚说明了政府的伙伴们（虽多少都受过惩罚）通常表现很好。后面的章节还将说明政府的支持是以良好表现为交换条件的，并且这种表现是基于生产管理方面，而不是财务指标，此外还有很多案例来分析这种保护是否公正的基于效率标准。

韩国政府对所有与出口相关的大企业都实施最严厉的管制，给他们的领导人很大压力、以出口更多来说明效率，这给了重工业巨大的推动。此外，企业在谋取政府支持时，通常还要受到五个约束：

首先，政府拥有并控制所有商业银行。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美国的压力，有过反复，但政府始终控制着商业银行体系。这将企业导向资本积累而不是寻租。

其次，政府在利用保护和补贴引诱企业进入新行业时是严格控制数量的，这保证了规模经济和大企业集团的成长（这被政府视为建设工业基础所必需的）。20世纪60-70年代政府通过行业许可政策成为总资本家影响着生产和意义重大的投资。

第三，政府以控制垄断为名，通过每年的价格谈判，对市场上占有的大企业进行管制，在1986年底还有110种商品价格受控制。

第四，投资者在资金逃离和流动资本海外汇款方面受到控制。20世纪60年代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非法向海外转移资金超过100万美元以上者，最低判处10年监禁，最高可判死刑。在80年代，此法案的遵守陷入困境，在接下来的两个十年里，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使此法对利用公共补贴在海外积累个人财富的行为具有威慑力。

第五，中产阶级被征税，而下层民众并没有从公共服务中得到太多收益，这使得政府赤字稳定以便考虑长期投资。

作者认为这些措施和民主政治是相容的，但并没做出进一步说明。作者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的。即使是根据教科书中的理论使相对价格正确，也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来对抗因失去保护而利益受损的势力。

赶超的过程

作者通过引Landes和Gerschenkron的观点，即在以前的工业化中，落后国家的劳动力并不是一项竞争优势，合格的劳动力是稀缺的，并且是高成本的。作者认为基于充足的、受到相对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供给是20世纪学习过程与以前的学习过程的关键不同。美德赶超英国靠的是创新而不是劳动力，而日本的成功则主要靠的是廉价劳动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后工业化国家基于低工资的竞争，世界市场呈现出了国际劳动分工的新景象，尽管这些企业仍需要政府补贴。

在政府投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之后，基于技术和需求的观点，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是投资重工业。重工业中的某些产业在小国家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却受到了经济史学家和顾问的批评，他们认为这只是摆脱落后状态的一种象征，并违反了比较优势原则。

撇开象征意义不谈，重工业对后工业化国家的意义在于它们代表了生产组织和竞争基础的转变。首先，伴随重工业而来的是现代工业企业及支薪经理层，而且重工业的支薪经理较之轻工业更为专业。其次，重工业带来了新的竞争模式——寡头竞争。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还带来了竞争方式从基于廉价劳动力向基于现代设备和技术的转化，对于后工业化国家而言，这还意味着竞争对手由低工资国家向有着丰富经验和大量技术专家的高工资国家转变。

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这一过程并不是由同一群企业完成的，这一事实使得后工业化国家的赶超过程变得复杂。韩国轻工业领军企业并没有成为技术更复杂的行业的领军企业，电子行业例外。当时占出口比重最大的纺织业在竞争中依靠现代管理和工艺改进获胜，但这些并没有将其导向发展其它产业。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短视，企业家变得保守，而经理则更注重于产品的艺术性而不是生产技术，这使棉纺织产业并未在工业化中走得更远。

因此，赶超是个纷繁复杂的过程，动态比较优势的驱动是非连续的，60年代的领先部门并没有推动70年代的多样化经营，而又正是多样化经营的商业集团不断尝试进入新领域，而非那些专业化的单个制造企业。这一切使得动态比较优势的动态学与传统教科书完全不同。

技术缺乏的克服：从寻租到投资

无论何时，何种企业，学习者都严重依赖于外国技术来弥补技术鸿沟，他们参加国际展会、出席会议和讲座、阅读技术期刊、雇佣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参观海外工厂、聘请国外技术顾问，咨询设备厂商，并购买、租借、乞讨甚至偷窃外国设计。但随着技术科学化和厂商以利润为目标的确立，获得技术的手段也发生着变化，从复制、自学外国技术到对外国技术许可证和技术支持投资，前者可称为模仿，后者称为学徒更合适。

在韩国，大量许可证和技术支持的进口被视为获取技术独立的方式和摆脱外国控制的努力。工业化发生自民族企业内部而非外资企业，为了获得技术上的独立，他们宁愿对内部技术能力进行投资，即便外面的专家很便宜。

要理解韩国如何获得竞争力，有必要了解韩国技术落后的特点。作者首先引用了凡勃伦对英国与德国学习过程的对比，即英国从大陆引进技术时不仅要学习相关理论并进行工艺流程的观察，还必须引进技术工人进行长期的学徒驯练；而德国主要引进的是理论知识辅以对实际操作的必要观察，比如如何安装设备。然后提出韩国与德国的学习对比进行说明韩国技术引进的特点。

和德国一样，韩国也不需要太多的学徒训练，即使大企业的职业培训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虽然大财团会送员工到海外受训，但一般是高层员工。但是，韩国与德国相比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论知识的获得。仅管有后发优势，韩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韩国面临德国都无法逃避的技术转化问题——全面理解理论的技术应用细节时，困难更大。

但是技术转化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要形成一种观念，使商业领域对技术持有严肃的态度。作者引用凡勃伦的观点，即德国的成功在于其投资者是工业领袖而非投机分子，所以他们更重视技术，并且在招聘上更重视雇员对行业的洞见和能力，而不仅仅是机制灵活。作者引出德国成功在于其工程师提出的观念，工业化取决于技术优势。

由于韩国一开始几乎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技术专家，并且学校的培养需要一段时间才发挥作用，所以工业圈并没有必然为技术专家所主导，但是作为一个渴望赶超并重视教育的国家，韩国的工业圈即使没有专家主导也是有学徒统治的。一旦企业家发现政府的补贴能使从事制造业获利，资金就从投机转向了资本积累。

在赶超上的巨大热情推动韩国积极培养本土的工程技术干部。同时，韩国和德国一样，其教育的发展是超前，对教育的巨大投入，包括正规的和国外的技术在支持是其成功的关键。

韩国获得的技术援助主要来自日本，与日本文化上和地缘上的接近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日本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先进，但作为世界市场主要制造者，他给韩国带来了高效的技术和对技术的严肃态度。

本书安排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韩国历史以及导致其成功工业化的政策的由来；第二部分考察了韩国经理层和劳工转化为其工业成长要素的方式（途径）；第三部分讨论了几个行业比较优势的创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