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评关于原罪问题的讨论

评关于原罪问题的讨论

深思

一、任何社会问题的讨论，最后都归结为立场问题和世界观（哲学）问题
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网络上经常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这是对有什么样的立场就会有什么样的观点的通俗说法。在网上辩论，还会观察到不同的人，看问题有不同的方法，这种不同的观察方法，最终是由每个人的世界观决定的。立场不同，从哲学上看就表现为不同的世界观；而实际上，不同立场，能够接受的世界观也必不相同，从不同的世界观必定可以发现不同的立场。

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所谓原罪问题，也是资本的罪恶问题，也就是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问题。而是否承认资本及其代言人资本家的剥削与罪恶，是区分一个政党究竟是共产党还是私产党的试金石。关于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在马克思之前，局限于道德上的批判，使用的是一些抽象的诸如公平、正义、平等这样的概念，而马克思则找到了一把哲学上的钥匙，即唯物辩证法，从科学上证明了资本对工人的压迫剥削，证明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消灭剥削，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找到了自己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争取和捍卫自身利益提供了最犀利的武器，所以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区别于所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卫道士发明的种种理论的重要特征，就是它鲜明的阶级性，总是亮明自己的立场，毫不隐讳就是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资产阶级及其卫道士，却很少敢于承认自己的立场，总是想办法打着全民的旗号，隐瞒自己实际上为捍卫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目的。最近杨鹏在乌有之乡讨论原罪问题的发言，就是一个例子。

二、讨论原罪，躲不开对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重新评价
在为原罪辩护的种种言论中，比如杨鹏的发言中，都有这样的论调，声讨和主张清算原罪，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这是不允许的。反过来说，如果改革开放是可以被否定的，那么为原罪辩护的种种理由就有很多都站不住脚了。
对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就离不开立场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是以事实为根据、坚持实事求是，还是以文件为根据，以权威、上面为标准？如果以权威、文件为标准，那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就不能否定，更谈何改革？对共产党人来说，就应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讲面子。

面对改革以来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改革精英基本上是两招：一是说所有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二是说，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体制。所以，要解决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样，就涉及到了对毛泽东时代如何评价的问题。改革精英对毛泽东时代，要么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要么编制谣言极力妖魔化，缺乏冷静客观的学者态度。实际上，精英的这两条也完全可以用来为毛泽东时代甚至是文革辩护，比如说，改革都近三十年了，还在说发展中的问题，那文革才十年，就不能说是发展中的问题？况且文革初期的问题的确在后期已经大大减少了，而改革却越改问题越多。改革近三十年，还可以把帐算到死去三十多年的毛泽东头上，那文革才十年，就不能把帐算到文革的对象也就是‘走资派’头上？
因此，对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都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基于事实进行客观地、冷静地分析评价。对改革固然不应妖魔化并轻率地否定，但对毛泽东时代同样也不允许信口开河地下结论。

比如杨鹏搬出法律，用细节问题为原罪开脱，其理由是：“如何判断“原罪”问题，涉及几百万企业家和几亿职工的命运，涉及就业、税收和国家稳定，涉及国家走向和国家命运，能不较真吗？”其实我们讨论原罪问题，也是同样理由。这里面就隐含着对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的不同评价。又比如他用了很多美好的形容词来描述改革，但那毕竟只能是写在小说里用语，在严肃讨论中，必须基于事实展开争论。

我最反感的就是改革精英一来就说什么，改革开放让我们生活变得如何如何好，物质如何如何丰富了，好像如此一来，我们就非得对改革感恩戴德，大唱赞歌。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猪，就知道吃饱了睡，睡醒了吃，我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良心有头脑会思考的人！正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才不满足于吃好穿好，不满足于个人生活的改善，那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才会触动我们的良心，才会基于独立的思考，对改革提出质疑。有趣的是，精英们对物质生活的改善大唱赞歌，但与蒋介石国民党时代对比，毛泽东时代同样也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却遭到精英的妖魔化。
在杨鹏的发言（文章）中，还对小岗村道路进行了例行性赞扬。但我们知道，现在在网上对人民公社和小岗村的历史功过，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只是碍于‘政治正确性’禁区，某些尖锐的言论无法发表，因此这个讨论难以深入进行。但如果作为改革起始点的小岗村道路是应该被否定的，那么对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还能固守原有的结论而不进行重新评价吗？

三、谈谈杨鹏发言（文章）所反映的立场和世界观
杨鹏的发言，一上来就谈到哲学问题，也就是他说的太极图。这里面涉及的哲学问题就叫世界的可知与不可知，或者更学术气一点，叫世界的同一性问题。
杨鹏看到了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一般人也都能看到这一点），但他看不到人类认识的无限性。即看到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又看到人的认识的无限性，这在哲学上叫辩证法；相反的，如杨鹏那样，就叫形而上学。举个例子，古代人类对天以及天气现象有着各种各样神话的描述，但现在，这样的神话描述已经变成了文学语言，天对人类的神秘感已经消失了，而100年之后，人类对天和天气现象的认识肯定比今天还要深入。这里就表现了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关系。
在科学家中的确有相信上帝的，但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无疑是相信世界是可知的，而杨鹏鼓吹世界不可知，不像个探求真理的科学家而更像是上帝不可知的神学家。以形而上学世界观表达的太极图，固然可以看成是杨鹏谦虚地表示自己的观点不代表真理，但他话语中更希望以此来否定抨击原罪的真理性，这就透露出了他的真实立场。尽管对此他意图掩盖，但文章的后面却充分展示了他的立场，他是要为谁的利益服务。

比如他说，改革就是要化公为私，而且是大方向正确。那么这里的私是代表普通老百姓吗？看看现实我们就知道，不管这样的化公为私是怎样一个公平过程，实际上都是把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化’到极少数人手里。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变天史中，也全无例外。在这里杨鹏所表达的立场还不够清晰吗？不过，既然他自己没有明确地说出来，我们也不必说破，但毫无疑问的是，杨鹏绝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讲话，绝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他的文章里是赤裸裸地表达出来了。

在道德、经济层面看原罪这两部分，他把改革以来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完全归功于商人企业家（其实就是私人资本家），无视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为此付出的辛勤汗水和鲜血。他说：从职业结构看，中国社会改革以来的根本变化，就是出现了商人或企业家群体，这是新的因素。改革前有电视机吗？有洗衣机吗？有电脑吗？有手机吗？有小汽车满街跑吗（少数官家倒是有）？这一切全新创造出来的财富背后，企业家难道不是核心推动力吗？
在他看来，改革之前，中国什么也没有，改革之后因为有了商人企业家（其实就是私人资本家），中国才有了一切。难怪郭松民要讽刺这些文人精英，把私人资本家全都当成上帝叫大家顶礼拜膜了。可不是吗，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功能：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世界有了光亮；上帝说，要有财富，于是中国才有了财富。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的区别；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这就是个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就决不可能去鼓吹英雄史观，去鼓吹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必定相反。
正因为杨鹏坚持英雄史观，他就看不见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存在，不知道究竟应该向谁感恩，所以他才慷慨激昂地质问：“那些夸大其词，千方百计要通过“原罪”来给企业家群体定罪的人，他们也是直接间接靠企业供养的，他们怎么不想想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社会真有病怪，有的人在生产，有的人在埋地雷，而那些埋地雷的人，居然还有一种道德光环和道德优越感，这是那家那门的道德？”而用无产阶级的人民史观来看，我们也要质问：那些千方百计贬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资本家和文人吹鼓手，他们也是直接间接靠工人供养的，他们怎么不想想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社会真有病怪，工人阶级是从事生产的主力军，有的人闭眼不见，居然还有一种道德光环和道德优越感，这是那家那门的道德？

四、从杨鹏的偏见看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
在网上辩论常常用‘偏见’一词来形容对手，这实质上反映的就是立场和世界观的不同。但是，今天的那些改革精英们，其只见一面而不见另一面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所表现出来的偏见，已经到了信口开河、造谣污蔑、胡说八道的地步，已经到了让人用愤慨、无耻也无法形容的地步。杨鹏对毛泽东时代的诉说就是这样。

例如，他认为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什么也没有，在他眼里，两弹一星，万吨轮、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等等都不算数；在解放前，普通家庭几乎没有自行车，戴不起手表，而毛泽东时代‘三转一响’逐渐进入普通家庭，也都不算数；只有改革之后的洗衣机、冰箱、电脑、手机等等才算数。他居然不知道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已经造出了计算机，已经有了自己的芯片产业，还以为是改革开放后才有了电脑，如此‘睁眼瞎’，实在是让人不知该怎样和他讲。
因为是‘睁眼瞎’，他对毛泽东时代就有如此定位：那可是一个贫困交加的中国。而实际上，毛泽东时代只是人们的生活比较清苦，但比贫困交加还是要好得多，尤其是城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只要对比一下解放前后的事实，本不难澄清。但由于立场的原因，这种歪曲事实的妖魔化语言，已经成了他们这种人的习惯性动作，任何时候都可以脱口而出；而就在我们眼前的现实，这些‘睁眼瞎’们却视而不见：在今天，不要说是在农村，就是在城市，都存在相当多这样的家庭，他们吃不好穿不好，为上学发愁，还生怕得病，养老毫无着落，这才是真正的即贫且困。
也只有‘睁眼瞎’才敢这样说：按过去的标准，私有财产就是罪恶。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在过去，如果你家里添了一辆自行车，买了一部收音机，那就是犯罪。如此的信口开河，满嘴谎言，在当今确实可以蒙骗和吓唬住一些不知世事的小年青，但对过来人来说，真是能生出恨不得抽他两个大嘴巴子的心思，免得他再这么不动脑子胡说八道下去。

这里再举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杨鹏的偏见。他在为原罪辩护的时候，举了一个林彪的例子，说当时林彪给中央写过一个条子，说明叶群和他结婚的时候还是处女，并将此无限夸大，让年轻人以为，毛泽东时代人们没有任何隐私，连夫妻之间的床头话都必须一一坦白交代。且不说林彪的事情只是一个个案，那么多中央委员，究竟有几个要交代夫人结婚时是不是处女？也不提那时是不是真有那么恐怖，这只要问问过来人，年轻人问问自己的父母，都不难澄清。我们单说今天的隐私，已经泛滥到什么程度，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还会不清楚？姑且说算是过去因为书记逼迫不得不暴露隐私吧，那么今天那些没人强迫却津津乐道自曝隐私的人，算是有耻还是无耻？随便进入一个商业门户网站，诸如露点、走光、偷拍等等词语大模大样地放在首页，不知道会不会让杨鹏等先生大人大吃一惊，再看看有多少人在浏览这些走光、偷拍，打听一下‘狗仔队’兴隆的生意，不知道杨先生等诸大人可以给这个年代下怎样的定义。而数以万计的卖淫女，就更是没有丝毫的隐私了，这一点杨鹏又想如何评价？

杨鹏的偏见不仅反映在对毛泽东时代信口污蔑上面，还反映在对改革开放的热情讴歌上面。
他用曲解圣经的办法，给改革开放披上了诸如智慧、隐私、自由、尊严、独立人格等等漂亮词句，又用文学语言，把改革描述成是“权利”从“权力”手中分散到了更多人手上，是权利回归的历史运动，这是还天下于天下人的正义的运动。如果按他的描述，我们当然无法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谁还能反对‘智慧、尊严、独立人格’，反对权利回归呢？
不过，你以为他是要为改革歌唱，那就还没有看清他的真实立场。其实，他赞颂的对象不是改革，而是被称为商人企业家的私人资本家。这一点我在上面谈杨鹏的立场和世界观时已经提到了一些，让我们再看看他还说了些什么就更清楚了：“国家的真正力量，不在花钱的吃税的官僚身上，而在上税的工商业者身上。企业家、商人和专业知识分子是转变中国贫穷命运的核心力量。”

然而，文学的描述终归是文学而不是科学，对资本家再怎么热情讴歌也掩盖不了残酷的现实：贩毒吸毒禁了又禁，始终禁而不止；卖淫嫖娼包二奶，打了又打，还是顽强生存，打而不死，以至于一些共产党人都顾不得羞耻，要提出什么公开化管理的讨论了；制假贩假，已经不是产品质量低劣，而是威胁到了全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的问题了，毒酒毒奶毒药毒X，让人防不胜防，说不准一个人就中了大奖，提前受到了阎王爷的亲切接待。至于坑农害农、美容成毁容的事件更成了家常便饭，时不时就会从新闻中听到。那些令人发指的非人工厂，黑煤矿，哪一样不是商人企业家干出来的？
在严酷的事实无法否认的时候，改革精英们都有个固定的套路，就是把所有这些问题尽可能地归结为腐败或行政、政治体制，然后把这些腐败等等归结为毛泽东时代的体制，然后给出‘民主’啊、‘自由’啊、‘法治’啊，等等答案，呼吁大家搞西方式政治改革。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向后看，不得不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的体制。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审视的结果，我们发现，必须把毛泽东时代的体制看成一个整体来评价，从整体的角度看，虽然那时的体制是存在缺陷的，但它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等等制度，是互相配套紧密结合的，是互相支撑逻辑严密的，是一环扣一环组成的完整链条。以腐败为例，当然毛时代不可能彻底消灭腐败，但不带偏见的学者都公认，那时的腐败比现在轻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要腐败，就必然受到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法律上等诸多限制和束缚，要想腐败就不那么容易，用今天的话语来形容，就是腐败受到了制度性约束。改革精英对毛泽东时代体制的攻击，从哲学上看是形而上学的，是割裂整体只看局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改革，如果不是用文学语言来描述，而是用事实来描述，那就是一个不断否定毛泽东时代的过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毛泽东时代完整的体制链条遭到了无情破坏，因此产生了无数漏洞，这些漏洞被各色各样的人利用，由此产生了大规模腐败，产生了包括原罪的种种罪恶。因此，罪恶也好，腐败也好，都是否定毛泽东时代体制造成的，而不是毛体制本身造成的。毛泽东没有打算要实行这样的改革开放，因此没有为这样的社会提供严密的制度，这不能说是毛泽东的错，将如今的问题归罪于毛泽东是不公平的，有违学者的学术道德。
任何体制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必然有个过程，而且不可能是短期过程，从这一方面讲，原罪也好，腐败也好，其它社会问题也好，都是由改革，也就是否定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不管这种否定是渐进的还是突变的，都必然带来罪恶。看看俄罗斯的改革过程，就不难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改革精英们呼吁建立新体制，在逻辑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样的分析就使我们发现，争论到最后，都离不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要否定毛泽东时代？改革真的具有历史合理性吗？

五、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不必追究原罪
因为改革带来了诸多罪恶，因此在左翼中，站在人民立场，很多人否认改革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把改革归结为少数人的阴谋活动，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
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看，历史之恶有时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了毛泽东道路的正确性，但是当初，我们对这个正确性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表面的、教条化的、感性的，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没有亲身实践的东西和真正经历过的东西，两者的认识会有极大的差别。只是亲身经历了改革，经历了资本主义，我们才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才能把以前肤浅的、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深刻的认识。
举例来说，有人在网上贴出了一篇70年代批判苏修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文章，假如回到当时，我们也只是把它当成字面上的原则加以理解，当成一种抽象的理论而已，那都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也只是听听罢了，口号喊的再响也就是口号而已。只是当这些事情一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有了切肤之痛，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实际，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了什么叫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才深深地懂得为什么毛泽东执意要探索并推行一条与众不同的全新的教育路线。
再比如说，很多网友都亲身经历了一个思想大转变的过程，从以前附和精英攻击毛泽东到与精英决裂坚决捍卫毛泽东，像很多人欣赏的数学网友，提出了颠覆性观点的小猪网友（《刷盘子还是读书》作者，钟庆），等等，都有这个转变，而这个转变正是改革带来的。其实不光是普通人，就是一些老一辈革命者，也经历了这个转变。这应该说是改革的‘功劳’。

当然，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都希望没有这样的改革‘功劳’，没有这种转变，但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辩证逻辑，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以这样的观点来回溯历史，就应该指出，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继续走毛泽东道路的主客观条件是不具备的。
主观上，上面已经做了陈述。当年毛泽东说了一句让我们今天还深感痛心的一句话：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在当年的历史环境中，如果党的高级干部中都鲜有真懂马列的，那么在人民群众中普及马列主义，又能有多少扎扎实实的效果呢？还是那句话，只有经过改革的亲身实践，人民群众才能不依赖于党的干部、不依赖于党的宣传，用自己的头脑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客观上，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奋斗，但一穷二白的面貌在短期内的改变总是有限度的，更何况因为经验不足，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在毛泽东去世的年代，虽然物质基础比起共和国建立之初有了极大的变化，但总的来说我们的物质基础仍然薄弱；特别是打开国门后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文明，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这种震撼性的对比，给共产党领导带来了颠覆性的感受，在这样的感性认识面前，还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仅没有能力而且也来不及进行深入的思考，急起直追，从表象上赶上发达国家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首要目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GDP当头不计代价一门心思抓经济，‘不争论’，都是这一目标的具体产物。党的领导人都是这种想法，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呢？有些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可能难以理解，但有一件事可以促使他们冷静下来，客观地审视改革开放的原因：当年几个大学生手举‘小平您好’的大标语走过天安门，并不是少数人出风头的行为，而是确确实实代表了亿万中国老百姓的心声。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增长，这方面确实实现了改革的初衷，也为纠正改革错误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也应该看成是改革的功劳。

承认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就意味着承认‘原罪’的合理合法性，不过这种承认并不意味者‘原罪’在道德上的合理合法性，不意味着应该永远承认这种合理性。在形而上学家们眼里，既然承认了当初的合理性，那就意味着是永远合理的；他们不懂得，这里说的合理性是指历史合理性，而根据辩证法，一切历史合理性都是暂时的，都是终究要丧失其历史合理性的，过去是合理的不代表今天还是合理的，更不代表将来也是合理的。比如资本主义剥削的生产方式，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前进，那时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丧失了它的历史合理性地位，应该让位于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只不过，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有赖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条件的成熟。
今天，在互联网上，正在展开对走毛泽东道路合理性和可能性的激烈争论。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使得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但从主观条件上看，虽然具备了很多条件，但仍然存在不成熟的一面。这有赖于我们更深入地反思改革开放、反思毛泽东时代，有赖于理论上的创新，有赖于大家的共同努力。

从走毛泽东道路的角度看，既可以是清算原罪的方式，也可以是不清算原罪的方式，究竟采取哪种方式，还是要看怎样才能更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认为是可以采取不清算原罪的方式的。实际上，当年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是采取和平赎买的‘不追究’方式；今天，只要我们能够走回到正确的毛泽东道路，当年的‘不追究’方式是可以借鉴的，我们只需要把资本罪恶送上历史的道德审判台即可，而不必将资本的代言人资本家押上法律审判台。如果不回到毛泽东道路，那么要想清算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

不过，采取哪种方式，主动权并不在工农大众手中，而在暴富阶层及其吹鼓手精英文人的手中。如果他们不知有罪，不知赎罪，依仗强权嚣张跋扈；比如杨鹏在文章中就是如此，他的狂妄在这一段话中充分地展示出来：“看不到这样的历史变迁，看不到工商界崛起的历史宿命，一些人读了几本杂书，在网上发几篇乱七八糟的狗屁文章，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就自以为可以代表“人民”，自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中国工商界的道德审判官，他们极力要将少数坏商人的非法谋利的现象，强加到绝大多数在巨大压力下勤奋劳动生产财富和税收的企业家和专业知识分子身上，从笼而统之地骂企业家到笼而统之地骂精英，自称是“人民”和“平民”的代表，殊不知真正的“人民”和“平民”，正是那些在企业里勤奋工作的人，正是那些在专业上积极努力的人，不是那些天天不干实活，只管骂别人不道德的寄生虫。他们骂企业家为罪犯，骂专业知识分子为帮凶，我从中没有看到任何正当性，我从他们的道德狂妄症后面，只看到一种权力妄想症。一些人经商赚不了钱，搞科研没成果，写书写不好，当官当不了，干活不好好干，极度不满现实又不努力学习上进，极度不满现实又不努力来实实际际地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事业，极度不满现实又不顶着压力参与中国民众的依法维权事业，只梦想着天下大乱混水摸鱼，以虚幻的道德感支撑自己的狂妄，每天除了发泄还是发泄，网上发泄，小会上发泄，就凭这点德行，就凭这点本事，就想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成绩，就想来否定中国企业家和专业知识分子们的功绩，就想来主宰工商界的命运？就想来掌控中国的未来？凭什么？做梦去吧！”
这段话看似理直气壮，实际是气势汹汹，奉行大人物有理的逻辑：怎么能够断定别人是如此不堪呢？还不是看看此人是不是有钱有势有地位？我有钱有势有地位，那是我奋斗的结果，所以我理当受到赞扬；而你无钱无势无地位，说明你是个混混，什么也不是。你啥也不是一个小混混，居然指责大爷我，你也配？还敢造反了是怎么着？
按这样的逻辑，任何小人物都只能对大人物恭恭敬敬，唯唯诺诺，而不能有任何说三道四。如果中国的暴富阶层及其吹鼓手精英文人全都如此狂妄，仗势欺人，他们就别指望执政党能够永远罩住他们。这样横行霸道下去，早晚会受到历史的清算，那个时刻就必定是极其惨烈的，是任何善良人都不愿见到的；但历史就是这样以‘恶’的方式向前发展，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这个意思，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

所以，富人阶层要想得到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善待，惟一的出路就是忏悔和赎罪，就是积极配合胡温新政，多做善事，积极善待员工回报社会。宣扬和鼓吹这种善行，是能够打动善良的中国老百姓的，那时候人们自然会对富人阶层的暴富给以原谅，原罪问题也就自然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