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领导人崇拜共产党领袖

民进党领导人崇拜共产党领袖

　　2005年县市长选举时，民进党台北县长候选人罗文嘉用古巴共产党领袖格瓦拉来代表青年的理想精神。最近民进党立委高志鹏身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Shirt，呼吁民进党要走中间偏左路线。格瓦拉再度走红，让我也来赶流行谈谈他。

　　我是个老格瓦拉迷。二十出头就投身民主运动，跟警备总部和特务机关玩捉迷藏，自我感觉就是在丛林中打游击的格瓦拉。我们那一辈的女孩子迷秦祥林和秦汉，我却迷比他们更帅、更有男人味的格瓦拉。但到现在五十几岁，人生经验丰富了，也尝过执政的滋味，对格瓦拉也就有不同的体会。

　　格瓦拉最有名的一句话是「革命永垂不朽」。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创造「新人」，吊诡的是，这种新人又不能在革命后的和平情境下被创造出来，因为只有在战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纯洁的兄弟关係，才能超越物质动机而以单纯的道德动机为行动的标准。所以对格瓦拉来说，革命是不能因为政权建立就停止的。革命者在战争时期是战士，而在和平时期，革命者的主要任务是把战争时期的革命热情灌输到日常生活中去，为此整个社会必须变成一所巨大的军营，以游击队员的精神和方法去搞建设。

　　在「不断革命」的观点上，格瓦拉和毛**有惊人的相似性。两个人都沉醉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创造，都坚信精神力量超越物质力量。两个人对和平时期枯燥繁琐的行政管理工作不屑一顾，对于官僚主义的谨慎保守感到不耐，相信群众的热情可以超越物质条件的侷限。这就难怪格瓦拉把毛**当成精神导师，对毛**搞的人民公社大表讚嘆，也和毛**站在一起严厉批评苏联的发展模式。 

　　不同的是，虽然毛**不断叫喊「要回井岗山打游击」，但他没有真这么做，而是选择以文化大革命来摧毁他一手建立的国家机器；格瓦拉则选择离开古巴，跑到刚果和玻利维亚继续搞革命，因为他只有在革命的过程中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

　　正是这种革命浪漫主义让格瓦拉被一两代的青年奉为反叛者的精神标竿，毛**也一样。但格瓦拉和毛**註定是「建国者」而不是「治国者」。他们是不断寻找战场的反叛青年，成功只会带来失落而不是满足。真要他们定下心来治国，只会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格瓦拉的个性也有黑暗的一面。

　　他是那一代共产主义者的典型。他追求的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想，而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福祉。他要的是改造人的新社会，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新政府。他相信古巴的革命经验必然可以广泛适用拉丁美洲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排斥任何复杂和模棱两可的事物和观念。对于不同于马克思教条的想法，他出手镇压亳不手软。处决反革命份子也是冷酷无情。他甚至支持苏联出兵镇压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

　　格瓦拉对活生生个人的福祉不屑一顾，还可以从他对核子战争的态度看出来。他打从心底憎恨美国人，即使爆发核子战争也在所不惜。他极力主张苏联应该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古巴飞弹危机时，他又极力游说苏联要跟美国硬干到底。顽强的态度逼得苏共首脑米高扬当面说对他说出重话：「格瓦拉同志，我们知道你想壮烈犠牲，但我们相信这不值得犠牲」。几年之后，格瓦拉还是不改其志的宣称：「如果他们敢攻击，我们就抗战到底。如果那些核子弹还在，我们会全部打到美国的心脏地区，包括纽约」。

　　类似的话，毛**也说过。他说，核子战争不可怕，「如果打核战，中国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就社会主义化了」。

　　如果要公正的评价，格瓦拉对古巴共产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灾难是必须负责的，正如托洛斯基也必须为苏联共产主义的灾难负责。但因为格瓦拉和托洛斯基都是被流亡、击败和处决的英雄，所以他们都被浪漫化和理想化了，而责任就完全归给卡斯特罗和斯大林。  

　　说了那么多，不是要告诉大家我已不再崇拜格瓦拉。他依然是我的英雄，但几十年来，我已学会理解每个英雄都有他的侷限和弱点。只有早逝的英雄才能永远停留在歷史的瞬间供人膜拜。如果毛**在中共建国不久就一命鸣呼或退隐山林，今天的毛**不但是伟人和勇士，他还会是个完人。

　　格瓦拉死于三十九岁，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他的不幸；对于一个英雄来说，却是他的大幸。

　　作者：陈菊，台湾高雄市长（民进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