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贪官发迹之谜

第3章   贪官发迹之谜（一）：“有能耐”但又“靠不住”

　　（一）王怀忠是一个天生的坏人？

　　那么，像王怀忠这样坏到透顶了的贪官难道就是一个天生的坏人？

　　我想，不是的。王怀忠是一个孤儿，从小被孤儿院收留，是被社会领养长大的。从孤儿院出来后，王怀忠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聪明好学，加上人特别勤奋，1963年，他被组织上推荐到霍邱县搞了三年的社教活动。社教活动结束，他被分配到亳县城西的十八里区任团委书记，后又调至亳县十河区赵桥公社任党委书记，接着是十河区区委书记，城关镇镇长、党委书记……一直到亳县县长、县委书记，阜阳地区行署专员，阜阳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仕途顺畅，平步青云。应该说，在基层工作的那段时间，王怀忠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当地一位老干部评价他说：“那个时候，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想干一番事，而且风风火火，效率很高。大家都有些服气他。”

　　唐人杜甫的《佳人》五言诗中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意思是说，泉水在山上本是清澈的，流出山后就变得污浊了。以此比喻佳人固守贞洁，宁愿待在深山幽谷中，也不愿轻易出山沾染污秽。后人常用此诗比喻那些原本纯洁清高的人，由于受到不良人文环境的影响而变质堕落。

　　我想，用这段话比喻大多数腐败分子的堕落也是恰当的。

　　所以，像王怀忠这样的贪官污吏，并不是一个天生下来就坏的坏人，相反地，他曾是一个好人，年轻时代还是一个很有为的人，还是“有本事的人”、“有能耐的人”，很有一段辉煌的“故事”。问题是，他们没有将这种“有本事”、“有能耐”停格在“靠得住”上。光凭“有本事”、“有能耐”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因为“有本事”、“有能耐”指的是将某件事情、工作、事业干得好不好的品质，属“能力”、“才”的范畴；而决定一个官当的是不是好，是不是清，是不是贪，主要是决定于一个人的品性是不是高尚，是不是大公无私，是不是能立党为公，是不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是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不是能认真实践“三个代表”， 是不是能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不是能做到勤政廉洁，公道正派…… 这些品性，绝对是属于“德的范畴”。它可以为国家而“有本事”、“有能耐”，也可以为家而“有本事”、“有能耐” ；可以为集体而“有本事”、“有能耐”，也可以为自己而“有本事”、“有能耐” ；可以为公而“有本事”、“有能耐”，也可以为私而“有本事”、“有能耐” ……这就看将“有本事”、“有能耐”用于什么方向。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个人坏到了极点了”这类的评价，也可以听到“想不到这个官这样能，竟将一个半死不活的地方一下子改变了面貌”。你想到了没有，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中，都有一个对“有本事”、“有能耐”的“徳”字的评价成分。

　　（二）一般来说，被查处的贪官污吏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原本就是既无本事、心朮又不正的坏家伙，纯靠钻营，靠贿赂当了官，被“帯病提拔”了的，当了官以后便“小人得志”，拼命捞钱。那个被判处死刑的犯罪金额达875万元之多的三湘艳贪、官拜副厅级干部蒋艳萍，原本就是小小的仓库保管员，心术很不正，怎么起家的？靠色相、靠金钱，击倒了一大批掌权男人，甚至到看守所里还拉拢了副所长。蒋艳萍有两句“经典”名言：“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还有一个山西省绛县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从一个司机靠巴结“有用的人”当上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院长后，不仅生活腐化到喝人奶的程度，而且残害群众的胆量恶性膨胀。绛县法院有几十个人被他打过，对其他副院长、上级法院的法官也照打不误，至于打骂百姓、非法拘禁更是家常便饭。于是人们赏给他两个绰号———“三氓院长”和“活阎王”。可笑的是有些地方竟将这些腐败官员亦当作“革命领导干部”来对待。

　　第二种情况是原来便是心术不正者，但“有本事”、“有能耐”，很精，也很圆滑，富有社会经验，工作上有一定的开创性，要说能说，要写就能写，很有“二下子”，为了升官，便刻意在自己的政绩上下功夫，一旦飞黄腾达，便原形毕露。譬如，那个一个可以左右河北权力系统的、其地位相当于‘二书记’的“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在读书时就是一个“脾气不好，缺乏性格修养”、“需进一步加强纪律观念，注意同学之间的团结”的人，工作之后一个劲儿走关系、向上爬，而且边爬边贪的人。

　　第三种情况是最早还是“根正苗红”，还是“靠得住”的，在自己的岗位上正还干出了一番成就，有些人还很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创新精神，有强烈的事业心，他们有知识、懂业务、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因而凭本事当了官。譬如，那个被卷入远华走私案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出身虽是干部家庭，但是他的一歩歩地升迁，有没有得到过他父亲的“帮助”？对这个问题，无论是李纪周曾经的上司，还是后来接任他位置的官员，答案很一致: “没有！”但是，官大了，地位升高了，欲望也长了，就不知自己姓什名谁了，票子、位子、房子、女子、车子什么都想要，将自己的“本事”全都使在“私”这个字上，什么党纪国法，什么人民的利益，都被抛在脑后，“靠得住”也就変成了“靠不住”了，就堕落变质，“能干”变成了“能贪”，或是既“能干”又“能贪”。

　　一般来说，属第一种情况的贪官污吏还是少数，第二、第三种情况较多，还比较难以鉴定。譬如，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调到云南后，曾经为云南省做过许多工作，他特别注重云南的交通建设，对于一些不能保证质量的建设工程（如“通车１８天断毁的昆禄公路”）公开批评、严厉追究，所以现在偏僻多山的云南有了许多高等级公路，成为全国民用机场最多的省份，成为全国的旅游名省。

　　那个被称为“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在上学期间在学生干部模拟政治操练中颇有建树，担任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当选为全国学联委员，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学生干部所能做到的极限，即便是他事发东窗之后，丹江口市纪委一位领导还这样坦言道：“就工作能力而言，在同级干部中算是优秀的。”其实，何只是张二江，大凡稍有点名气的贪官都会有“有本事”这一特点的。

　　就以沈阳腐败案中的慕绥新来说，其从清华求学时代，就曾以勤奋和能干获得人们好评的，即便是在“出事”之后，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此辈也决非是靠行贿升官的，所以，在沈阳市就有“政绩市长”之称，他把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奖杯的照片就挂在他的客厅里。１９９８年沈阳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９４．７％，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慕绥新的评价。

　　中国金融界的骄子、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1993年出任中国银行行长时年方42岁，年纪轻轻为何能谋得高位？就是因为他很早就来到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时，由于其在纽约表现出了杰出的交易员才能及长袖擅舞的交际能力，才得以步步高升，直至中国银行行长。

　　在这里，我决不是要为这些贪官污吏评功摆好，而是说，对那些当官的尤其是当大官、高官的人来说，没有一点“本事”、没有一点“能耐”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不过，现在的社会有一种“重能轻德”“重才轻德”的倾向，一般人不太注意“本事”、“能耐”这类东西品性的性质，忘掉了“本事”、“能耐”绝对是中性的——它既可以使人成为好人，也可以使人成为坏人；既可以使人成为“清官”，也可以使人成为贪官；既可以使人流芳百世，也可以使人遗臭万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注意这一点的，常为它迷惑，常将它绝对化，結果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三）为什么当今会出现一大批位高权重的贪官呢？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

　　为什么当今的社会会出现一大批位高权重的贪官呢？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当初选官的时候只注意了“有本事”、“有能耐”，而忽略了是不是“靠得住”，结果呢？让一批“小人”、心朮不正的人、有野心的人混进了官场，这些人原本就“靠不住”，但是有“小人”之人的钻营之道，有心朮不正之人的升官之道，有野心家的弄权之朮，能蒙混了一批人，因而一歩一歩地“发”将起来。另一个则是我们还缺乏治官之法，结果是原本那些还算是“靠得住”的“有本事”的官，竟変成了“靠不住”的“有本事”、“有能耐”的了。实事求是地说，有不少贪官污吏为官之初，也确是与“公”与“忠”相联的，也的确有过一段“輝煌的历史”，其头上的“耀眼的光环”也都是靠他们的聪明才智靠他们的勤奋苦干拼来的，也的确为人民为社会做过不少的好事。但是，这些人官大了，地位升高了，欲望也长了，亦忘乎所以了，票子、位子、房子、女子、车子什么都想要，将自己“有本事”、“有能耐”的“本事”全都使在“私”这个字上，什么党纪国法，什么人民的利益，都被抛在脑后，“靠得住”也就变成了“靠不住”了。

　　在选官、用人的问题上，的确也是很复杂的事。不过封建皇朝的皇帝也并不是只用“有本事”、“有能耐”的人的。譬如，大清朝康熙皇帝的选官就认准了三个字：“公、忠、能”。“公”是公正、公平，不贪墨，“忠”是忠于他皇帝老儿，忠于他大凊朝，一个“公”字和一个“忠”字合起来，就是“靠得住”。而“能”就是“有本事”，则是第三位的。对不公不忠“靠不住”的贪官，无论是多么的“有本事”、“有能耐”，不管他是不是皇亲国戚，康煕老儿也是容不得的，该杀的杀，该抄家的抄家，该发配充军的就充军，正因为依靠了一批“靠得住”的“有本事”、“有能耐”的人去治国，康熙皇朝就兴旺发达起来了。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面对这些既“有本事”、“有能耐”又能迷惑人的人该怎么办？

　　我想，这是一个选官用人的问题上，很复杂。但是，当务之急是要把好“三关”：一是“用人关”：将“靠得住”和“有本事”的人选进来；二是制度关：用制度来管理干部，让“靠得住”的“有本事”的人永远 “靠得住”，永远“有本事”；三是“淘汰关”：将一批“靠不住”的“有本事”和人坚决而彻底地清除出领导干部队伍。若能把好这“三关”，江山就不会改变颜色了，现代化也就有保证了。

第4章  贪官发迹之谜（二）：善于“包装”、精于“做秀”

　　（一）“包装”、“做秀”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时尚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包装”、“做秀”，它已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时尚”。

　　为何？因为“包装”、“做秀”具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功能。譬如，“包装”、“做秀”可以提高人的知名度，一些不入流的演员经过“包装”、“做秀”，可以成为明星、艺术家；“包装”、“做秀”可以增加物的“含金量”，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经过包装、“做秀”，立即成为身价不菲的、驰名世界的名牌货；“包装”可以用来吓唬人，一些写了几篇狗屁不通文章的人经过“包装”、“做秀”，可以成为这个家那个家的；而且由于“包装”、“做秀”的最大功能是通过欺骗达到“立竿见影”，“见效快，效益高”， 因而当今的人们非常钟爱包装、“做秀”，这也就是当今“包装”、“做秀” 为什么发达的真实所在。

　　的確，如今的“包装”变成了“伪装”。

　　而如今的贪官污吏呢？这些贪官将“有本事”的能耐用到了自己的“红色包装”上，用到了“做秀”上。一个个对“包装”、“做秀”都有特殊的悟性，一个个都善于“包装”、“做秀”、精于“包装”、“做秀”，一个个都是天生的、无师自通的“包装大师”、“做秀大师，他们用“包装”、“做秀”增加自己头上的“红色光环”，用“包装”、“做秀”来增加自己的欺骗性，用“包装”、“做秀”来增加自己权力的分量，用“包装”、“做秀”来减少他人对自己的怀疑，用“包装”、“做秀”来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贪官污吏们的发迹史就是一部精巧的“红色包装”、“做秀”史，煞费苦心地玩弄一种常见的“官场秀”——“廉洁秀”， 既立“牌坊”又作“婊子”，这也恰恰是腐败官员能边腐败边发迹的一个重要手段：将真实的赤裸裸的贪腐自我隐蔽起来。

　　《红楼梦》所嘲笑的：“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二）那么，如今的贪官污吏是怎么“包装”、“做秀”？

　　一是用语言来“包装”、“做秀”

　　贪官污吏都是当今的语言大师，他们经常在各种场合下发表各种大言不惭的“激励人心”的讲话。越是贪婪之人，越会做秀，越是趟进腐败混水的官儿，越会高唱“反腐倡廉”之歌!身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职的成克杰说：“想到广西还有1000万人还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觉也睡不好。”背后呢？伙同情妇合贪4000万元。安徽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说：“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然而在说这个话的当天晚上，他却“笑纳”了以荣升市长为由的“红包”100万余元。真是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广东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曾在大会小会上告诫自己的部属：“当事人送的钱是砒霜，吃了会死的。” 涉嫌受贿106万元。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被有关部门“双规”。去年9月，在当地媒体刊登文章“深情说用权”。他说，“用好手中的权力切记“慎独”二字”。 “100（政绩—编者注）—1（腐败—编者注）＝0（功劳—编者注），一个人干得再好，廉政出了问题，所有功劳都没有了”。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运动，运动主要方式是打网球，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我最容易动感情的是对我的下属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说了不算，定了不干。” 马德说：“决不搞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 “带头保持清正廉洁”那些有利于个人功名而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干群关系的事，我们坚决不做。要形成一种敢于讲真话的良好风气，让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无法立足”，然就是他，成为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的首犯，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和绥化市一大批官员/共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一位老干部这样点评：“这就是台上是人，台下是鬼，当面清正廉洁，背后大搂特搂（东北话，意为敛财）””。“现在省里根据人民来信在调查揭发我经济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我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他们最后一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曾以写血书的方法，表示“我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事”，可一年后，他就成了受贿30多万元的罪犯；福建省上杭县原女副县长罗凤群的“表演”更绝：“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而事后查明，罗凤群共受贿人民币20.3万元。

　　二是用形象来“包装”、“做秀”。

　　这类贪官极有心计，明明家里是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然而在公开场合决不露富，衣着朴素，行装简单，一副没钱的样子。安徽阜阳市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肖作新不仅长着一副白面书生的好模样，而且“口碑”极好，因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玩女人，还是一个出名的“大孝子”。而背后呢？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伙同其老婆，在小小的1300多万人口的阜阳地区，三年时间内竟非法敛财2000多万。杜伟旗于２０００年３月从江西省弋阳县石油公司工会主席职位调任德兴市石油公司经理，在任一年零九个月期间受贿２１万元，平均每月受贿１万元，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该案令不少人大吃一惊，在人们的印象中，杜平时为人和善，生活俭朴，家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这样一个节俭出名的人，怎会是个贪官？江苏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祁崇岳，在10余年间先后贪污受贿200多起，非法所得达二三百万元，但他平时穿的是旧夹克，吃饭总是稀饭加馒头，亲戚看不过去，还总接济他。待到其戴上手铐，“观众”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叫“作秀”。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在任绥化市委书记期间，收受贿赂高达2385万元，然而马德是个穿着随便、甚至比较土的人，其妻田雅芝连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一个个捋好存起来。然而，马德被双规后，在马德的家中及办公室，办案人员搜出裘皮大衣10多件，摄像机、照相机50多架、皮鞋500多双、衬衣200多件，以及各种名贵手表等物品，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放着，自己不用也舍不得送家里的穷亲戚，田雅芝甚至将逢年过节别人送的礼品高价出售给市委的接待部门，一种典型的“守财奴”心态。

　　三是用虚假的行动来“包装”、“做秀”。

　　贪官们通过堂而皇之的表演，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就是这样的人，故意做出几件拒礼受贿的事，并大肆宣扬，以获得廉洁从政的美名。一次，澳星公司派人将100万元的钱送给刘中山，他就专门让厅纪委和保卫处将这百万贿赂退回给澳星公司，从此，他就获得了“廉政厅长”的好名声。其实，这是一种自编自演的一场弃小捞大的闹剧，是专做给他人看的，刘的胃口大得很那！私自将1300余万元贪进了自己的腰包。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以假乱真，以真盖假。湘南烟草集团董事长黄大康就是这样的人，表面上看平时里是一个非常严格“自律”的好领导，生活上很是艰苦朴素，上下班从不动用集团为其配置的小汽车，经常骑着一辆破单车上下班，然而骨子里呢？却是一个包养情妇、贪污160多万元的大贪官。被称为“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明九斤有着众多“廉政铁事”：穿廉价的衣服，袜子上甚至还有窟窿；他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自己也尽量赶回单位吃饭；他对亲戚朋友“铁面无私”，弟弟、妹妹都下岗了，弟弟拉人力三轮车，妹妹帮人守摊。然而，明九斤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47万元。

　　四是用奖章和荣誉来“包装”、“做秀”。

　　湖南省委杨正午书记在省纪委第五次全会暨全省反腐败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干部切实改变那种靠讲假话骗取信任、骗取荣誉、骗取官职的不正常现象；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批评和惩诫。“荣誉腐败”就是通过各种造假手段获得“荣誉”称号，以此作为罩在造假者晋升仕途中的政治光环。什么“改革家”、“能人”、“功臣”、“优秀党员”等奖章和荣誉，尽让他人将“红帽子”往自己的头上戴。精心的“红色包装”至少可以达到这样的“效能”：制造一种“发迹”、“升迁”的假象，使他人轻易不敢碰他、动他；为获取更大的权力作“舆论准备”；“红色包装”越多就越能蒙骗组织、蒙骗他人，也就越能增加蒙骗他人的资本，可以以更大的“资本”压制“反对派”。

　　“做好”主管部门“一把手”工作外，还要疏通如下方面关系。首先要“搞好”与主管具体考核指标人的“关系”。既可以从这儿了解到“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可以使其在考核各项指标优劣等级的具体操作中作一些“善意”的倾斜；还可以对你提供的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假数据假证件“高抬贵手”。其次要“搞好”横向联系。考核指标优劣的评定要根据被考核单位的工作成绩，成绩不能自夸，要相关部门提供证明件，因此必须“做通”相关部门工作，弄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明。如此一来，上下联动，左右逢源，造假功成，无懈可击，大家得“路”，皆大欢喜。

　　五六十年代社会中就流行着“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王杰）这样一种的价值观。现在已经不是“见荣誉就让”，而是对荣誉的格外看重，因此，凡社会举行的重大评比活动，都会发生“与名争利”现象，如，最近，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央视国际等主要新闻网站对全国49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个人名单进行了公示。49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对象中竟然都是有一定职权的领导。其中各单位“一把手”则占了一半多，占大多数的公务员却没有一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人。这种现象也许是一种“工作疏忽”，然而却露出了一种“与民争利”的痕迹。至于那种“舍得花钱摆，舍得花钱待，舍得花钱吹”的高价去争荣誉、抢荣誉、买荣誉的现象，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了。更有意思的是，若是留心一下当今一些大贪官、名贪官的发迹史，哪一个都是这模范那先进的，哪一个都是荣誉桂冠一大堆的。几乎每一个贪官污吏都有一大堆的奖章和荣誉。譬如，湖南涟源钢铁厂原厂长、总经理宋焕威是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也是湖南省八届人大代表，荣誉一大堆，但收受贿赂310万元。还有那个被称为“文盲、法盲、流氓的三盲院长”姚晓红，酷吏一个，二三天就要抓一个、打一个，不抓不打死心里就难受，被他酷刑侍候的有千余人，当地人称之为“活阎王”，人人恨之、告之，然就在纪检检察部门调查他的非法之举时，他却被评为“山西省十大新闻人物”、“山西运城地区十佳人民审判员”。河南省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涉嫌受贿160多万元，另有3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这位副科级干部正常收入计算，他全家人不吃不喝，需要600年时间才能蓄积这笔巨款。卫建设在1997年一年的存款高达300多万元，几乎日进万金。但就是这个贪婪至极的卫建设，却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取得各种荣誉证书10多个，他因此成为当地税务系统的“老先进”，成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铁面税官””。奥妙就在于腐败分子找到了一种廉价升迁的密诀：为自己脸上贴金，为自己头上多弄上几顶先进模范的“红帽子”戴戴。查一查贪官污吏发迹的轨迹，什么先进生产工作者，什么新世纪模范，什么优秀企业家，什么“三八”红旗手，什么人大代表，什么政协委员等等，要什么荣誉就有什么荣誉，将自己包装得红红的，不仅红得透亮，而且红得发紫。效果呢？当然是有的：谁都不敢怀疑，谁都不敢动。而他自己呢？贪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戏言：腐败分子是社会帮助他们贴金贴出来的。于志安是一家超亿元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原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曾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管理专家等荣誉称号，党给他的荣誉不算不多，头上的光环确是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95年5月“失踪”了，去了菲律宾，原来，他早就将“长动”在菲的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000万美元的电厂变为“私人企业”了，如此名目张胆以权侵吞国家资源的人实为罕见。

　　五是用媒体来“包装”、“做秀”。

　　“红色包装”还可以用来堵住他人的嘴。你不是不服吗？你不是要告吗？那好吧，我就给自己多戴一些“红色帽子”，电视上吹，电台上讲，报纸杂志上捧，你越说我黑，我就将自己打扮得越红，将自己弄得红红的，就是与你对着干，以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使那些想来查自己的人心里打鼓、发毛，最后来个不了了之。

　　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是个“雁过拔毛”的家伙，贪得无厌，查清的他收受贿赂款为160万元，“查不清”的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财产”达300万元，这么钱需全家不吃不喝600年才能积聚。然就是这样一个巨贪，却在1998年恬不知耻地让人以他为原型，编造出一个催人泪下的小品《稽查局长》，说是一个税务局长勤奋工作，身染重病，因清正廉洁而无钱治病，女儿为治他的病到处去检易拉罐买了70余元，结果还捐给了希望工程。真实的情况是卫建设的确是得了重病，但是在西安换肾时他的部下给他“捐”（送“红包”）了四五十万元。

　　广西钦州市交警支队原副队长兼市公安局机动车检测中心原主任黄祥欢，靠走私、贪污受贿获赃款1200万元，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竟花费百万余元买通媒体，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华改革英杰》、《中国当代改革者》和《中国改革者风采》上，还花大价钱在广西一家报纸上以《能人黄祥欢》为题进行大肆吹捧。

　　还有那个被我国检察机关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的、涉嫌特大贪污受贿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她当了四五年副市长，温州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告状就告了四五年，检举信像雪花一样，不断飞到省市纪委甚至中纪委。然而这个精明的女人，面对这一片反对骂声和控告声，为了极力挽回民众中改变形象，就想起了媒体，想起了温州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化人”，让他们当“文化雇佣军”，为她创作了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为这名女副市长塑造在旧城改造和金温铁路建设中，如何冲破阻力、大胆改革、无私奉献的艺术形象。有名剧作家以杨秀珠为原型，策划创作了名为《丰碑》的电视剧，请来省话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王若荔来温州体验生活。王与杨“亲密接触”了近两个月后说：这个角色太生动了，“演技”比我高多了。

　　六是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来“包装”、“做秀”。

　　据建设部官员披露：中国662 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为什么当今社会的“形象工程”会如此红火？

　　因为如今当官的，都想“发展”，都想高升，因而都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设计”，不仅个人的外表形象，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工作的“形象设计”：怎样让自己政绩直观而生动体现出来？怎样设计一些无需上级领导考察就晓得的政绩？怎样……于是，以“证明”自己“形象高大”的“政绩工程”就出来了，就时兴了。而实质上呢？这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既能“沽名钓誉”，又能“中饱私囊”，如此“一箭双雕”、“名利双收”的“形象工程”便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门，成为当官者悉心钻研的一门学问，动不动就来一个“形象工程”。于是，好大喜功、盲目建设的形象工程在各地像瘟疫般蔓延起来。结果呢？“形象工程”就彻底异化了，变味了，畸变成“害民工程”、“耗财工程”、“面子工程”、“造假工程”、“享乐工程”。总之，对些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是老百姓说得实在：表面光，华而不实，实是“四拍工程”：迎合领导拍马屁，项目决策拍脑袋，保证增收拍胸脯，最后玩儿完拍屁股。

　　再仔细看一看这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工程呢？

　　“形象工程”畸变成“耗财工程”。山西运城县花了2﹒8亿搞了个“像炮没有眼，像房没有板，干部升了官，农民得了砖”的“渗灌工程”。甘肃有一个人口只有13万、市年财政收入仅为1.9亿元、拖欠教师工资3000多万元、财政缺口上亿元的县级张掖市却兴建了一个总投资为2447.6万元占地4.9万平方米的大型豪华广场：地铺平滑如镜的花岗岩、大理石，四周矗立着高高的多灯头豪华广场灯，东侧是多喷头的圆形音乐喷泉，还有一幅巨型电子屏幕。钱从何来？银行贷款500万元，社会各界捐款300万元，捐物折合人民币150多万元，地区财政支持300万元，城市建设配套费支付300多万元等等，募捐为名，强行从工资中扣除为真（县级干部800元、科级干部500元、一般干部300元）。

　　“形象工程”畸变成“面子工程”、“门面工程”。河北馆陶县为了“面子”而造出了一个以墙代房的“面子工程”，它雄伟地矗立于交通要道、十字路口，远看是房，近看是墙；粗看是房，细看是墙；形式上是房，骨子里是墙！很不实用，所住人家连普通养家糊口都很困难，却被逼举债建房，其顶层就只能用拆下来的旧椽子、旧檩条和破苇箔棚起来的，形色和内容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真是绣花枕头一包草。功能呢？就是为了满足当官装潢该县门面的需要。“形象工程”畸变成“造假工程”。有些地方为了形象工程而大唱“空城计”：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中为树立阜阳市全国黄牛基地的形象，下令从全国各地买牛以应付检查，使老百姓深受牛害。山西绛县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投资20万元建成了一个所谓优质种牛种羊繁殖示范场，到头来，只养了一头牛、一只羊供人参观，群众喜称这个养殖场为“珍稀动物园”。豫西国家级贫困县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的多种嗜好之一，就是爱好名目繁多的工程：诸如万头猪场工程、万亩牧场工程、食用菌百里长廊工程等等。这些工程看上去都很美，听其介绍，观其外表，可堪称一绝，然而只要走近一看，一调查，却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为何这样？就是要用所谓的“政绩”来掩盖他们的劣迹。

　　“形象工程”畸变成“享乐工程”。山西省沁水县端氏镇本是个十分贫穷的镇政府：学校教育经费严重拖欠，幼儿园常年漏水却无钱修缮，村小学极其简陋，然而就是这样，在“政绩工程”的启动下，竟盖起了一座很有气魄的镇政府大楼。据介紹，该大楼打破了沁水县四项“纪录”：一是它的规模、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在全县乡镇政府办公楼里名列第一；二是总共不到80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平均每人50平方米，正职三间，副职两间，居全县第一；三是办公室配备沙发、高级办公桌、电视机、饮水机一应俱全，全县之最；四是耗资450万元，全县耗资最大。这样的政绩工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干部享受“现代化的文明”。

　　总之，这些家伙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坏事越干越多就越加精心于“包装”、“做秀”。权力腐败者深谙中国现时的“国情”：对这些人来说，权力不仅仅是荣誉、地位的象征，而且还是捞取各种利益的重要手段，权力越大就越能进行各种性质的“交换”。为了满足其无底的私欲，这类人在干坏事的同时，就越精心于“红色”来“包装”、“做秀”，什么“改革家”、“能人”、“功臣”、“优秀党员”等等，尽往他人将“红帽子”往自己的头上戴。精心的“红色包装”至少可以达到这样的“效能”：制造一种“发迹”、“升迁”的假象，使他人轻易不敢碰他、动他；为获取更大的权力作“舆论准备”；“红色包装”越多就越能蒙骗组织、蒙骗他人，也就越能增加蒙骗他人的资本，可以以更大的“资本”压制“反对派”。

　　（三）“包装”、“做秀”泛滥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在官场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什么会如此泛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与我们社会难治的痼疾——“浮夸风”——的盛行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的泛滥实质上就是一种“浮夸风”，而这个毛病则是我们社会的顽症，历史上，我们吃够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和大办人民公社运动等浮夸风的苦头，然而我们没有足够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因而一到某种“条件”，立即死灰复燃，马上泛滥。有的向政绩中“注水”，一点点吹成一大片，有的干脆就来个无中生有，瞎编瞎造，搞“无米之炊”，有的则制造表面化假象糊弄上级、愚弄百姓，有的……在这个方面互相攀比，谁都不想“输”，谁都来一点“小创造”，一个赛过一个，就这样“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呈“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漫延开来了。

　　二是与一些官员升官欲过分强烈有关。一般来说，官员的“社会智商”要比老百姓高，然而现在连“农民都看得出是‘花架子’，我们的干部怎么就热衷做这种‘无用功’呢？”原因是什么？就在于官迷心窍、头脑发昏，什么都只为自己的升官着想，不为老百姓的死活考虑，“贴金工程”搞成功了，自己脸上有光了，自己的“形象”高大了，就能引起上级领导注意，就能官升一级，至于“演砸了”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花什么代价，因为我们的社会历来就没有追究领导干部失职、渎职的习惯，用一句“付代价”、“付学费”就可以将其打发走了，这样的好事谁不愿做？！

　　三是与腐败的泛滥有关。有的官员大搞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倒也并非为升官，而只是为了捞钱，将“形象工程”变成了一块谁都想啃的“唐僧肉”。在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下，工程可以说自己定，搞工程的可以自己选，即便是搞招标，也可以通过玩权术变成自己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许多“形象工程” 都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鑞枪头”？都变成了“豆腐渣工程”，原因就是因为人人欲得而分之，人人可以损公肥私，可以一层一层地玩猫腻，可以一层一层地偷工减料，借工程之机大捞一把，

　　四是为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所谓“凭政绩用干部”的政策所致。“凭政绩用干部”这一政策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出在对“政绩”这一个概念的理解上。真正的政绩应该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该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应该是能受得住历史检查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所注重的政绩却是形式主义的、摆花架子的，他们热衷的却是“报纸有名、电台有声、电视有影的政绩”。因而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一些人所追求的政绩都是围绕着自己的晋升和荣耀，都是围绕着官位和虚荣。很多地方的上级领导及组织部门考察干部不是真正下基层，不是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干部评价机制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一些领导好大喜功，见表面轰轰烈烈就高兴，且检查工作走马观花，“坐着车子转转，隔着玻璃看看”，把一个地方的“形象”或一个干部的“政绩”与一两项“工程”划等号，因而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们关心的都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如今为什么人们一见到统计数字就会摇头，就很不相信。？因为数字中的水分太大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已经成为一种公开流行的秘密。

　　（四）面对“包装”、“做秀”我们的社会该怎么办？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突出地提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要求。

　　求真务实，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要求全党：“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中央三令五申，所有领导干部都要求真务实，少说空话，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处处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必须大力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

　　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的确到了不治理不行的程度了。那么，面对“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的异化、变味，我们的社会该怎么办呢？

　　一是查办，不能以“付学费”为名不了了之，更不能异地升官；

　　二是让其本人付一点“学费”，因“形象工程”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能全由国家、老百姓承担，让那些“拍脑袋”者承担一点，也要让他们“心痛”一点；

　　三是发动媒体参与、舆论讨论，让广大百姓都知道，要有一点压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下不为例”；

　　四是加强行政立法，运用法的强制作用约束当官者的拍脑袋决策；

　　五是增强一点对干部考核的科学性，不要将一二项“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代替干部政绩的全部；当然，就像现在中纪委规定的那样，来一个“一刀切”，坚决不让搞什么“形象工程”。科学化，就是要进行科学的论证，让专家和有关部门充分地调查研究、客观地发表意见；民主化，就是在决策中实行民主，尊重集体智慧，不搞一个人说了算。监督，主要是指群众监督和人大监督，而人大的监督尤其重要。

第5章  贪官发迹之谜（三）：有一个强大的“关系网”

　　（一）“官场关系学”，其“学问”博大精深

　　为什么一些腐败分子能在一些地区、单位频频得手？为什么如今的贪官会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越来越有恃无恐？为什么贪官们索贿受贿、收受财物的坏事干的越多，官场上就越发迹，官升得越大？为什么贪官们的触目惊心犯罪事实与一次次表彰奖励不断升职升级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和单位会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腐败→升官，升官→腐败”，“一边干坏事一边升官”？为什么现在的反腐败会如此艰难？为什么人们对腐败的监督会失去信心？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贪官们善织“关系网”，用“关系网”来腐败，用“关系网”保护自己。我们的社会历来似乎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有的人笃信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有“后台”，只要“朝中”有人当官、当大官，包括升迁在内的事情都好说，都好办。山东省莱州市原市长矫智仁就说：“反腐败只是做做样子，别人没事，咱就不会有事。只有政治斗争，没有反腐败斗争，只要关系不倒，就不会出事。”于是，对“朝内”有权势的大官就拼命地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就拼命地“孝敬”，就用贪污贿赂来的不义之财去“打点”，用人情去拉“关系”，用金钱去买“关系”，用美色去攻“关系”，去跑官，去卖官，去要官，就拼命地溜须拍马。而且，在一些地区的官场还流行这样的 “风气”：“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运动；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和“小送升小官，大送升大官，不送不升官”。 所以就有这样的顺口溜：“办事都得凭关系，有了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难找关系买关系，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不到关系就大有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关系！”

　　譬如，四川省石油公司原党委书记赵甫安就说得异常坦率：我“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可以继续搞到大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了。”……而对那些心术不正的有权势者来说，似乎也不是一个糊涂蛋，他们也变得特别地“实惠”，变得特别地“开放”，照例是“来者不拒”，而且是多方给予“关照”，只要是自己权力范围之内的，要什么荣誉就给什么荣誉，要什么官就给什么官。

　　譬如，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一个靠自己肉体、色情发迹的高级娼妓的大贪官，在十年之前就有人状告于她，然而什么用处都没有，不仅告状信落到了她的手中，告状者受到了打击报复，而且状告得越多，她当官上升的速度就越快，为何？这个蒋艳萍倒是说得很坦然：“我有的是关系。”凭这个关系，她可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叫嚣：“现在又有人告我的黑状了，告诉你们，那是不自量力。哪儿都有我的人，他们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便是在贪官们下大狱之后，对“关系”还是非常迷恋，沈阳慕马案主角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妻子章亚非放言说：“只要关系找到，用足金钱，就一定能摆平（马向东）案子”，为此不惜巨资行贿送礼，找关系、通路子。

　　其实谁都知道以下这种现象：中国的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后还受惩处，并不是说他们智商有多么高，作案有手段有多么高明，而在于他们的“关系网”编织得非常精，非常密，非常硬，每当一个腐败案件发生后，来自“老上级，老部下、老同事、老朋友、老同学、‘亲爱者’”的条子、电话如潮水涌来，让办案之人感到非常为难。广西巨贪李乘龙受贿调查案刚进入取证的关键时刻，就有一个“神秘高层人物”打电话给检察院，要他们立即以当时认定的4﹒5万元结案。如果那样做了，那么李乘龙的1666万元的案就肯定查不了，检察院的一些同志就没有信这个邪，硬将“漏子”捅到了中央高层，“请”来了中央调查组，进行了全封闭的办案，还将李乘龙转移到广东（足见保护李的势力之厉害），才使最后案情大白。

　　山西绛县那个在短短几年吊打捆绑群众上千人、非法拘禁300余人被人称为“活阎王”的“三盲”（文盲、法盲、流氓）法院副院长姚晓红案件的背后，就充分说明“关系网”在某些地方的猖獗。这个明明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家伙，凭借“关系网”，竟搞到了大专毕业文凭；这个明明一点法都不懂，原来只是在法院开车的家伙，凭借“关系网”，竟混上了县法院副院长之高位；这个在绛县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民愤极大的家伙，凭借“关系网”，其罪行居然都能被长期包庇下来不受惩罚；这个恶行、劣迹累累的家伙，凭借“关系网”，居然在1995年被山西省评为“山西省十大新闻人物”，省内的一些新闻报刊将他称为“人民的好法官”；当中央工作组抵达运城，展开对他的劣迹调查时，凭借“关系网”，竟有200多个电话打给他，通风报讯；更有“意思”的是，中央专案组抵达运城时，姚晓红的“关系网”居然敢给中央专案组停电、停水、停电话。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湖北那个大名鼎鼎“五毒书记”张二江的一本“名著”：《下级学》。这的确是他官场运作多年的体验，也是他几十年仕途的经验，“学问”博大精深，然而依我看来，所谓“下级学”，就是“官场关系学”，就是如何寻找“后台”、怎样建立“权力关系网”的“学问”。对此，张二江说得非常巧妙和婉转：“我认为在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如果没有老领导、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这些关系，很难搞活一个地方的经济”。凭借这一“学问”，尽管“五毐”在身，张二江在官场仍然直发发地发将起来。所以，在审判张二江时，当审判长询问其向他索贿受贿索的一笔钱用到何处时，张二江“婉转”地回答：“这些钱我放在秘书手中，春节到上面‘搞外交’时都发出去了。” “搞外交”？说得多好听啊！实际呢？就是去搞“搞关系”，就是用钱开路，就是去贿赂。结果呢？一些拿了贪官“好处”的官，在过去，是提拔这些贪官的积极鼓吹者，对贪官污吏的劣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者、庇护者，于是当今的反贪往往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有些贪官污吏腐案要隔着好几层领导的“直接干预”下才会“事发东窗”的。

　　（二）当今社会的四张“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人情关系网”和“家族关系网”

　　有的专家说：“一个人要想聚财，就先要聚人；有了人气，才会有财气。人际关系网络就是无形资产，就是生产力，尤其在中国，关系就意味着资源。”表面上看，这类话说得不错，还蛮有道理，然而一不留神，腐败官员将其用到腐败上就将行贿理论化、正当化的了。

　　那么，当今的腐败分子编织的是什么“关系网”呢？他们编织的是“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人情关系网”和“家族关系网”。

　　“权力关系网”。当今的社会腐败为什么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原因就在于当今的腐败者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们用不着多长的时间就在自己权力体系內编织了的权力网。他们用腐败来的利益按照权力的大小、等级的高低进行利益分割，建立了腐败利益的共同体。许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变异了的“权力关系网”是腐败的保护伞。越是大的腐败分子，在其相应的权力部门中都有它的“代言人”，有的人无视组织原则，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结党营私、安插亲信。一有“风吹草动”，便通风报信，扭紧一股绳，或是群起而攻之，倒打一耙，好人反而变成了坏人，或是运作包括舆论在内的权力机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句话，使监督变得苍白无力。臭名昭著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知炳，就是采用“挤走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手段，大力培植亲信，组成自己的“铁杆部队”，编织了难以破除的权力关系网。谁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很有“权威性的监督部门”，根据记者的透露，有不少“揭露性的采访”，往往是前方采访的记者还没有回京，这些“被采访”的权力者通过“权力关系网”的运作，竟能使能“管”《焦点访谈》的权力部门来“问问情况”了，最后将准备报导的腐败案件扼杀于摇篮之中。

　　“金钱关系网”。在以以权力为本位的社会中，最容易发生权力和金钱的联姻，在这种联姻中，金钱对腐败势力形成来说，是腐败集团的“粘结剂”，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它可以在名正言顺的“利益共享”原则的幌子下，轰开“监督者”的灵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关系网；它是“粘结剂”，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人“粘”在一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腐败势力效劳；它又是“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润滑。

　　“家族关系网”。一般说来，凡是腐败泛滥、猖獗的单位，终会或多或少地、或隐或现地烙上家族关系网的痕迹。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家族势力曾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家族文化一直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力量。所以，只要有机会、有条件，它就会很快地死灰复燃，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出现了大大小小、滑形形色色的“苏哈托家族式腐败”。家族关系网在社会腐败的发展中有以下这些“功能”：一是它是腐败发展的“突破口”，许多大案要案往往都是从有权势领导人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夫人）开始的，譬如，有很多人说，被誉为“中国烟王”的褚时健的失败就是败在他的“娘家人”──“马家军”（其夫人马静芬、其妹马静芳和其弟马建华）姐弟身上的，她们太贪了，只要能来钱，不管是什么人（有些行贿者属于“下九流”、“低档次”的，褚时健根本看不上眼的），但是他的老婆都一律是“来者不拒”，即便是对那些有权有势领导人的子女来行贿，她也是“铁面无私”，“照收不误”（褚的意思对这些人是“免收”），褚时健的垮台就是从她的妻妹马静芬的被捕开始的；二是出现了许多家族腐败集团和人们最为痛恨的“衙内现象”（如北京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首钢的周北方），这些人仗着父辈的权势，仗着自己年轻、“懂的多、识的广”，因而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贪，心更黑，手更辣，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三是一旦形成这种带有浓厚宗法性的家族关系网，那么，再要对它进行监督，就会比登天还难。譬如，就是那个褚时健，破获此案真还费了不少劲，首先中纪委直接插了手，没有这一招恐怕还动不了他呢；其次，即使抓他的老婆，也真还动了一番“脑筋”，很多报道中用了“巧捉‘褚夫人’”一词：即设计将“褚夫人”调出玉溪市，然后再将她抓捕归案，为什么？就是因为褚在玉溪的势力、影响太大了，担心抓捕她的事，一旦闹大了，“他们能不能离开玉溪市就成了问题”，足见这个腐败的家族集团的厉害。

　　“人情关系网”。过去，社会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人情比原则、比政策、比法律还重要。如今，每当一个腐败案件发生以后，来自“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学、‘亲爱者’”的人情就不得了，说情者不讲原则、不讲是非、不讲政治、不讲正气，不管他是不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是一个劲地写条子、打电话、通关节、走路子。譬如，新疆乌鲁木齐市警方在统一行动，一个早晨共收容了150名“三陪女”，然而还没有到中午，就有上百人前来为“三陪女”说情，说情的电话铃声也响个不停。说情者既有生意人，也有国家干部，有的人“来头”还很大，“关系”还相当硬。由于此风的盛行，不仅造成一些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能被及时、完全揭露，或者揭露出的问题不能被及时、认真地查处，而且还助长了一些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感到有靠山，使之更蔑视法纪，胆大妄为，顶风作案，从而诱发更多的腐败问题。由于此风的盛行，还使一些干部群众对反腐败丧失信心。这些人为什么要说情？原因很多。一是确是自己的老部下、“亲爱者”，受人之托，不好意思拒绝；二是自己得了求情者不少好处，难以拒绝；三是本是一伙的，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使自己受牵连，为他说情也是为自己开脱；怕问题揭露后影响自己的形象、政绩，影响自己的仕途。总之，由于说情风的盛行，使“监督者”稍不留心，就掉进人情的泥坑中去。

　　从本质上说，这“四张关系网”就是“腐败网”，它起之于一个权字，是中心，没有它什么都做不了；为了一个个利字，是“催化剂”、“润滑油”；联结于一个情字（感情、交情、友情、恩情），是粘合剂；当然，它最终败于一个法字，带来的必然是身败名裂。

　　（三）“四张网”的“功能”

　　决不要低估这“四张网”的“功能”。它的“流行”，第一，使腐败分子的腐败欲望恶性膨胀起来，使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第二，它大大地加大了社会对腐败监督的难度。譬如，由于“关系网”的作用，有的人明明问题比较大，然而就是立案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强大的“保护伞”，有很硬的“红后台”，因为在我们的某个制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对同级管理的干部立案需征求同级党委的意见。因而有些单位的“第一把手”一发现自己的“关系户”（或是所谓的名人、熟人、能人）有问题，就是不表态，借口“要慎重”、“要搞准”，将问题拖着、挂着，让你立案立不起来。还有一些想对腐败进行监督的正直监督者，其监督行为还只是刚刚实施，就被这“四张关系网”牢牢地“套住”了，一点都动弹不得，有的不得不违心地做了“网中人”，有的则被“四张关系网”缠绕于身，最后“窒息而死”。有的人说得好，中国的腐败分子之所以难上审判台，并不是说他们作案有多高明，有多聪明，而在于他们的网织的那么精，那么密！第三，它恶化了整个社会风气。请看以下的顺口溜：“办事都得凭关系，有了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难找关系买关系，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不到关系就大有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关系。”

　　当今贪官污吏编织“关系网”就是为了寻求“保护伞”，就是为了寻求“红后台”。一般来说，贪官发迹的轨迹是；“用钱买权”→“用权卖钱”→再“用钱买权”（升官）→再“用权卖钱”（价钱更高）……如此循环不止。所以，在许多地区，不少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定式：要想当官就要花钱，当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要当更大的官。所以，对上的贿赂就特别“大方”，特别舍得、慷慨，安徽省的原副省长王怀忠在当专员时，有位领导的儿子结婚，王怀忠和时任副专员的徐合迎、肖作新三人计议，要给领导“表示表示”。肖作新说，那我们一人送5万元吧。徐合迎表示赞同，而王却不置可否。后来三人分别送礼，肖送5万元，徐送10万元，而王则送上20万元。这就是像王怀忠这样的贪官，贪欲太盛，政绩都是弄虚作假的，什么都想要，民愤极大，名声很糟，走到哪里告状信就跟哪里，然这类贪官就是倒不了，不仅倒不了，反而是“节节高”、“年年发”，这些贪官的官运为何如此亨通？难道管这些贪官的组织部门的人都是“弱智”？说给三岁小孩听都不信，关键就在于这帮贪官“朝中有人”，有很硬很硬的“后台”，有坚固而结实的“保护伞”。

　　前不久，报纸报道了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童言白在有关部门调查许洛高速公路建设质量问题时闻风外逃。为什么能“闻风外逃”？谁通的“风”？谁报的“信”？他为什么又能顺利脱逃？显然这是“关系网”的作用，是有比童还要大的“消息灵通人士”通的“风”、报的“信”。谁都知道，若是不通“风”、不报“信”，童言白一被抓，大家一起完，所以“关系网”就是“生死攸关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紧急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的通知文件，收缴党政干部、司法公安人员的出国护照。国务院还下令公安部、海关总署、武警边防，对28个对外开放的航空港、陆路边境，加强对出境、出国干部证件的检验，以堵漏洞。

　　还有一个被媒体报道的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他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为“三光书记”，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这个家伙嗜好赌博，热衷于通过赌博敛财和放高利贷敛财。他于1996年5月至2003年4月任周宁县委书记期间，在该县党政干部的职务提拔、人事调整和职工安排及工程发包、土地开发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234万元，此外，还有23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林任县委书记7年，上任不久就开始收钱，最近几年愈演愈烈，当地干部群众封此“雅号”，足见其坏已经到了妇孺皆智的程度了，可我们的组织部门对这样一个道德沦丧、不知廉耻、大肆受贿、疯狂猎色的官场败类却是一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更有甚者的是，周宁这个每年靠上级财政补助度日，2002年底，财政负债高达2．7亿元，累计赤字1．04亿元的底子，却被誉为“省经济发展十佳县（市）”和“环境最佳县城”，还摘得了“第三次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县城”桂冠，足其能量之大，后台之硬，若是没有“关系网”在暗中庇护，没有“红后台”对其撑腰，谁信？！

　　再有一个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她是我国检察机关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正全力进行追捕的贪官。杨在经济上的问题，一点不亚于成克杰，被认为是“温州最大的巨贪”。杨秀珠当了四五年副市长，温州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告状告了四五年。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正常程序甚至通过“三讲”指导组向上级反映过问题，而有关上级有关部门和组织部门在党内民主的执行上似乎完全走了一个过场。对她的检举信像雪花一样，不断飞到省市纪委甚至中纪委。她在规划局任局长时，本没有审批土地的权限，但是由于杨与后来的市委领导关系，使她最终有了审批土地权。为了所谓“工作的需要”，她得到了市长助理的头衔，专管铁路。她从副局长升任局长、市长助理就遭到人大代表两次否决。为使杨秀珠顺利进入市领导行列，为避免再次出现被人大代表否决的“前车之鉴”，前温州市委某领导亲自出马做工作，并决定提前一个月避开人代会选举，召集人大常委直接通过，突击提拔了杨秀珠为温州市副市长。“案子一直在查，官一直在升。”正当有关部门要审查她时，她却轻易出逃了。有人说：“以前林彪一家三口叛逃，结果摔死在温都尔汗，她一家四口却成功出境，可见本事真大。”为什么能那样？就是因为朝中有人，有很硬很硬的“红后台”，有极其厉害的“保护伞”。

　　沈阳市原国资局局长郭久嗣贪污受贿，长期包养情妇，为博情人欢笑竟一掷千金，群众早有举报。为掩盖其罪行，原市长慕绥新让其心腹——原市政府秘书长董镇广分管监察局，使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查处。

　　反映王怀忠问题的群众来信特别多，在安徽人所共知，王怀忠甚至在大会上扬言：“你们不是到处告我吗？告状又有什么用？你们告一次，我就升一级！”

　　黒社会势力之所以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地倒行逆施、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残害百姓，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有“黒后台”，有“保护伞”，所以在这次轰轰烈烈展开的扫黒除恶专项斗争中，将深挖黒后台、撕毁权力保护伞也作为其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而且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来完成。而这，似乎已经作为一项基本社会常识而为人们所公认。

　　谁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

　　总之，若是不将贪官的“后台”、“保护伞”搞淸，要解决“用人腐败”、“人事腐败”、“吏治腐败”是一句空话。

第6章  贪官发迹之谜（四）：火爆的“官市”

　　（一）火爆的“官市”

　　吏治腐败表现何处？主要表现在卖官买官，表现在火爆的“官市”上，如今有些地方，卖官鬻爵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形成了一个“隐性市场”，而且，官职的买卖不仅进入了市场，还“购销两旺”。不过，在一些“跑官要官”和“买官卖官”泛滥成灾的地方，这些腐败问题一旦东窗事发，常常会揭露出一连串的“窝案”、串案，倒下的绝不仅仅是一、二个人，而是一伙人、一批人，若真要查处的话，肯定是“全军覆没”。

　　改革开放至今，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譬如，山东省原泰安市公安局长李惠民，为职务升迁，先后向市委书记胡建学、副市长孔利民行贿，总价值１０多万元；原山东省石油集团股份有限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山东泰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洪波为使自己能走上政界，一次就送给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卢胶青各２０万元计４０万元的股票。如此权钱交易，得利的是交易双方，而出卖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１９９７年末，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和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被揭出一桩“卖官案”：个体户蔡登辉用了四十三万元，在短短一个月里完成入党、招工、转干、定级、提拔等一系列手续，摇身一变成为县经委正科级副主任，随后又迅速调入普宁华侨管理区，坐上了区财贸办主任、区政法委书记的交椅。

　　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使得偌大的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乡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达一半以上，

　　甘维仁在1994年至1997年间，为了达到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的目的，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成克杰的情妇李平先后向成克杰行贿27万元。经成克杰极力推荐，甘先后担任了北海市铁山港区区长、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广西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

　　吉林省有一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靖宇县，乃是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的牺牲地，全县科局级干部不是在如何改变全县又穷又白的面貌去努力，而是竞相去向县委书记李铁成行贿的，触目惊心的是，向李行贿的全是干部，全县100 多个单位没一个不行贿，科局级以上干部没一人不送钱！居然没有一个例外，真是“全军覆没，无一幸免”，实在是惨得很哪！

　　原黑龙江省绥化地委书记的马德在短短几年里，向260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卖官，聚敛钱财高达2000多万元，简直就到了肆无忌惮的疯狂地步！

　　2000年3月，被法院判处死缓的深圳城建集团原董事长李育国，因为不满其将从城建集团董事长的“肥缺”上被调走，当即动用100万元托人为其活动。2000年4月，深圳市领导班子即将换届，李育国还想再马鞍山“发展”——从正局级升到副市级，为其活动的“中间人”开出1000万元的价码，李居然欣然接受。

　　陕西商洛市委原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卖官捞财的一个。张改萍在商洛任职期间，利用干部提拨任用、调动工作方面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106.9万元，其中27顶官帽“卖”了106万元。

　　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花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把市委大院当成了官帽批零中心，按官职和含金量不同而出售收受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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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过去，我们常以这句话来揭露封建社会腐败官僚体制的黑暗，贪官污吏白花花的银子从何而来？一是靠巧立名目设置税名，拼命捜括老百姓；二是靠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三是靠卖官买官。卖官买官成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一个“传统”。

　　当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个“传统”居然也没有变，居然也进入了市场，“花钱有官做，做官有钱花”，“贷款买官，当官还贷”，居然也成为一种能交易能买卖的商品。

　　更为可怕的是，当今的卖官买官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官市”已经成了官场的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成为一些地方“公开的秘密”，你要想当官，送钱托人走门子是正常的，不送钱不打点反而是不正常的。于是，人们编出了很多的顺口溜：“送与不送，官运不同；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勤跑多送，提拔重用”，在一些地方人们就像唱山歌那样去唱官场的卖买，如在滑县就出了这样的“山歌”：“官位要想长，快去找新康。位置要想到，快把钱来送。”长治县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如今的“官市”繁荣、流行到什么程度不同？在一些地区官职按大小论价，大官大价，小官小价，随行就时，不同行当的官职有不同的价，不同地区的官价亦有不同的价格，以“肥不肥”为标准，按“质”论价，舥职有舥价，瘦职有瘦价，牛市有牛价，熊市有熊价，不同领域官职的价格甚至还有长短线之分……总之是“明码标价”，“你给票子，我给位子”，一手交钱，一手交位，一点都不含糊，有的地方“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花四五万”，“一千挂个号，一万报个到，四万五万给顶帽”，送大钱当大官，送小钱当小官，不送钱则当不了官，黑龙江省森工总局的原副局长牛凤玉为了一个正厅级，一次就敢花100万元买官。为什么这么疯狂，因为通过卖官买官可以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安徽的阜阳原市委副书记、市长肖作新就有崭新的卖官手段。官职名码标价：一般科局级5万元，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则是10万元，乡镇的党政的“第一把手”则要“灵活”一点，视该地的经济发达情况，经济好一点，“官价”高一点，经济差一点，“官价”则可低一点，实职不够，就设虚职处级调研员，主任科员正局级等等。安徽阜阳有位家在农村的田三，在城里靠卖大馍发了财，想过过“官瘾”兼多捞一点钱，于是用塑料袋装了20万元，送到了公安局，结果是如愿以偿，成了公安系统的科级干部。阜阳市靠做假酒发了大财、成了当地造纸厂老板和船王的刘某，送了一百万人民币给肖作新，不仅自己当了区政协副主席，就连自己的老婆也进了机关。一般来说，对贪官们的定的买官这个价，是不能讨价还价的，想少一点？门儿都没有。

　　（二）腐败分子是怎样卖官的？

　　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官市”腐败分子是怎样卖官的？别看贪官政绩不怎么样，然而在卖官这一点是非常有“创造性”的。

　　一是自己随意新设岗位。官离不开位置，离不开岗位。一个单位的编制就是那么多，官的位置就有限的了，然而这难不到腐败分子，没有岗位就增设岗位，没有位置就增设位置，或多设领导岗位，或增加领导人数，或解决职级待遇，反正“职数、编制都是人定的” ，官位不就来了，不就可以卖了？譬如，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因为卖官，使该市平均每个局级单位达到６.２个领导职位，最多的竟多达１３个，另外还有带括号享受“科级待遇”的３００多人。 。原河南保险公司总经理周华孚为了卖官，经常是不经集体研究，更不向上级领导请示报告，增设新岗位，然后就电话通知人事处长，说某某人要提拔为新设立处的处长。

　　二是突击批卖官帽。山西有个“九品县令”王虎林，在中国官场中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0顶官帽大批发。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共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偌大的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全县20个乡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占到乡镇干部总数一半以上。会计跃为法院副院长，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在长治县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他刚刚当上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厅级）几个月便阴沟翻船。他就直接对人说：“我是花了8万，才买了个书记。”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突击提拔102名副厅级干部，获利750多万元。其子接受财物2049万，其情妇获利3000余万元。

　　三是“要想富，就动干部。”这已经成为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心目中成为敛财致富的最快的方法，人事任免权往往成为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摇钱树”，。当时有中国“卖官第一案”之称的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在王书记任职的4年间，全县共调动干部865人，其中提升445人，交流420人，在一次干部调整中，王书记挥手写出让全县287名干部调整变动的罕见大手笔，王新康利用手中职权收受40余名干部贿赂70余次，人民币金额365237元。

　　四是“曲线”卖官。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大权在握，找他办事的人很多，为了不引起他人注目，他在多种场合暗示找他办事的人：“有事不要直接找我”。很多人心领神会，就去找他的妻子。据后来李树春交待，所有其妻经手的钱，他都知道，有的钱甚至是他清点后，亲自用亲戚的名字存入银行的。山东省泰安市郊区检察院立案查处的37起领导干部受贿案中，竟有34名案犯的“夫人”参与了受贿活动，充当了夫君的“收银台”。

　　五是对下属罗列“罪名”，以此暗示、要要挟干部。戚火贵对一些“光跑不送”或“不跑不送”的干部，有两种办法：一是先给他加一点罪名，免掉其职务，待登门求情时厚礼相送后再恢复其职务；二是先找他的工作失误，提出“警告”，在威逼利诱下有些干部就不得不送钱。

　　六时钻制度的空子，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卖官买官之实。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值得注意的是，她卖官的时间从2000年直到2005年，正是大力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时期。张改萍本来就是陕西省干部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在干部异地交流中到商州任职，当时博得了“第一个女市长”等几个“第一”的名声。在任期间，她假借探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卖官之实。在卖官过程中，张改萍并不总是“一言堂”，她很善于“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区纪委副书记陈某想当教育局长，借了30多万元送给张改萍。张改萍经过盘算，认为陈某在区上人头熟，肯定会有人支持，于是就定下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她又带头投了陈某一票，最后让陈某如愿以偿。

　　有的腐败分子的卖官心计高，比较隐蔽，尽管自己贪欲旺盛，还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一般自己是不直接出面，就让自己的老婆出面，在日常工作真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可笑至极。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余万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达到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马德被审讯时很不服气，嚷道“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从而牵出该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涉案金额达几百万元的贪官赵洪彦是黑龙江买官卖官链条中被揪出的省级干部。人们不禁要问：赵洪彦又给钱送钱呢？

　　在这个以抗联英雄杨靖宇名字命名的英雄城里，原县委书记李铁成“批发”、“零售”干部，创下县内科局级以上干部“不留死角”的卖官纪录，全县100多个单位没一个不给他送钱，科局级以上干部没一人不向他行贿。李铁成为那么多向他行贿的人升官晋爵，仅从表面看，没有违反程序。在调整干部之前，他名正言顺地召开书记办公会，以那些“买主”的年龄、职务等情况为基本标准划出范围，让组织部门按照这个“范围”下去“找人”，组织部门端的“盘子”要合他的“意思”才上常委会讨论。如此这般，也考核，也票决，也公示，走了程序。实际上是走过场，程序成为他手中的玩物和掩人耳目的工具。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说：“普通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并使行贿、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江泽民同志指出：“用人方面存在的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外影响极坏，危害极大。必须严厉惩肃，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三）为什么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官市”会如此火爆？

　　那么，为什么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官市”会如此火爆？

　　第一，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当官的价值观念变了。权力本身意味着人的一种名望、地位和荣誉，它可以管人、影响人、支配人和约束人，因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吸引力，从这意义上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爱好当官的“天性”，就像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名著《权力论》中说的那样：“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多数人的行为发生的影响往往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1]霍布斯也说：“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2]

　　第二，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时兴的是一种“官本位”。《红楼梦》的“好了歌”：“世人皆说当官好”！在这一社会中“官”的“含金量”最高，它作为一种“权力资本”进行投资、经营，可以“一本万利”或“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其“利润”最大最丰厚，用股市中的一句话，它是收益最多最快的“绩优股”，其“升值”的潜力最大。在一些穷困县中广为流传这样一段话：“做生意会亏本，搞种养没市场，办企业无销路，只有当官最赚钱”。所以，舍得孩子就能套得住狼，出得起价钱就买得了官。人们削尖了脑袋往官场里钻，有这样一个“故事”：安徽省阜阳市蒙城县一乡长欲飞黄腾达，费尽心机摸清了买官这条屡试不爽的捷径。回家向妻子索要含辛茹苦积攒下的3万元养猪存款，不料妻子坚决不允，乡长承诺，3万元拿去买官后一定加倍偿还。无奈妻子不谙“官市”，就是不献存款。急红了眼的乡长文武相加，硬是取走了存款，又贷款2万元，果真如愿以偿买到了镇长官职。半年后，新镇长连本带息还给妻子5万元，还嘲讽妻子头发长、见识短，不会投资以钱生钱。

　　第三，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本是一无所有的人因为当了有权势的官，竟然靠卖官一个又一个地直发地发将起来，而且卖官的收益，何只是昔日的“十万雪花银”？那是小儿科的干活，如今，百万、千万都不是很稀奇的。譬如，小小的一个科级干部：浙江温州平阳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官当了四年，卖官暴发了171万。而那个肖作新，在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的17个月里，通过卖官等方式，与其妻共受贿人民币116﹒4651万元，港币5万元，而那些来历不明的钱，居然达到1223万元。此外，买官与卖官之间的差价亦是它兴盛的重要原因。原黑龙江省绥棱县县委书记李刚买官的花费(成本)折合人民币仅50万元，而他买到县委书记之位后，卖官所得竟高达200多万元，“收益”是“成本”的四倍多！面对如此“一本四利”的暴利，意志稍微薄弱的为官者，怎能不意乱心动？

　　第四，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的官场流行这样一套“官场真谛”：一些很有才华的干部，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苦干若干年，也很难上一个“台阶”；有些才能很一般，而且群众对其颇有微辞的人，却能官运亨通，官场本应当是“优胜劣汰”，现在却变成了“劣胜优汰”，什么原因？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 在副厅级的职位上干了８年，为此他感到自己很不得志。他对人说，“自已也曾是一个有志青年，能力不比别人差，文凭还要高，上得却没有别人快”，“有些不如我的人因为能送却已是副省级干部了，而我还是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觉得工作干得再好，不送还是上不去，”所以，他说自己“受贿也是为了送” 。大贪官四川省石油公司原党委书记赵甫安早在当秘书时就“体会”出问题的关键——“当官的也需要钱”，他的原话是：“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大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了。”而海南省原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说的就更明白：“因为这些局长、主任、书记们给我送，还得给市长、主管副市长和其他领导送”。河北巨鹿县原县委书记刘欣年就这样说：“你送我一点，我收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的确，谁若破解了这个最“朴实”的道理，谁能实践了这个“官场”所谓的“真谛”，那么，他就能当上他自己想当上的官。譬如，原河南省滑县“优秀后备干部”、城关镇党委书记郑佩尧。郑佩尧十几年前就被组织部门定为“县级后备干部”。据群众反映，其“工作成绩在同等地区还是比较突出的”，“一些与他经历相似，但工作能力和成绩远比不上他的人都当上了副县长，这对郑刺激很大”。于是，郑佩尧改变了“策略”，先后向县委书记王新康行贿6．3万元，结果，他很快被提拔为区委党委、组织部长。

　　第五，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的干部队伍中混入了不少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同路人”：这些人吃共产党的饭，拿共产党的钱，当共产党的官，戴共产党的帽，就是不办共产党的事。“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些人的世界观原来就是这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过精通市场经济的发财之道，将入党作为通向仕途的敲门砖，将做官作为发财之门，在他们认为，入党做官完全是一种市场的“投资行为”，对他们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不过是装装门面、说说而已，为什么在一些地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卖官鬻爵的现象那么盛行？原因就在此。

　　第六，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文化”和“粗俗的规矩”。谁按照这种“文化”和“规矩”办事，就能官运亨通，谁不按这种“文化”和“规矩”办事，就寸步难行。1996年雷州市委新任书记把退不了行贿者的10万元归公处理，陈同庆知道后立即批评他说：“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河北省鹿县原县委书记刘欣年的“三个一点点”理论，就是这种“文化”和“规矩”的产物：“你送我一点点，我收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正因为有了这种“恶性的文化”和“粗俗的规矩”，所以“当官花了多少钱”就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了。在丁仰宁掌权时的政和县，过年给领导拜年送红包简直成了例行公事。那个既买官又卖官的副县长钟昌瑞说：“我给书记送红包，人家给我送红包，你不收，别人还以为你是神经病。” “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你得滚蛋”。有些当官的就有这样的体会：“送钱的人没事，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于是，就像杂文家宋志坚先生所说的，在这些地方，“正常的变成不正常，不正常的变得正常；正派人举步维艰，搞歪门邪道的却如鱼得水”，可怕也就可怕在这里。

　　第七，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有些当官者的心态与旧社会的贪官污吏的心态一个样了。鲁迅先生曾经这样描述旧社会的贪官污吏的心态：这些当官者“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尽管时代快要过一个世纪，然而将鲁迅先生的这段话照搬到当代贪官污吏的身上，却发现非常适用，是一点错都没有的，这些贪官有哪一个是忠于共产党这个“朝庭” （“朝庭”：纯粹是为了借喻用，切莫“误会”——作者注）的？有哪一个是爱护共产党这个“衙署”（“衙署”：纯粹是为了借喻用，切莫“误会”——作者注）的？横联是“以钱开路”。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为官一任，敛财一方”。

　　第八，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干部选拔任用习惯于用“你办事，我放心”这一“六字方针”去选人，因而习惯于在“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习惯于在自己“最亲近的人”中去选人，因而人治的因素多，而公开、民主、竞争的因素少。再加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家长制”又重新复活，“班长”当成“家长”了，副职成了摆设了，“群言堂”变成“一言堂”了。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和部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严重扭曲变形，“一把手”手中的权力大的不得了，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都得听成“一把手”，通常是“书记一人提名，常委一致通过。” 有时，选人的程序很“正常”，用人的理由亦很“充分”，从程序上看都很“合法”，实际上却是以人划线、以人定范围，都是看着“一把手”的脸色去选人、用人。用一个“卖官”者自己的话说：“现在选拔任用干部，在一些地方是例行公事地考核一番，考核结论千篇一律，最后只要主要领导拍了板便可决定。总之，这种所谓的“程序正义”并不能够导致最后的“事实公正、公平”。

　　第九，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在权力的操作下，官职的买卖都可以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冒出的大贪官李铁成是这样说：“通常情况下，每次调整干部时，组织部都要先把符合条件的人进行考核，然后把被考核的人员名单和结果交给主管干部的副书记。这个过程，我们叫‘端盘子’’。副书记审核后，再把这个‘盘子’ 端给我，我认可后，再将‘盘子’端到常委会上讨论，这就是按正常程序走”。表面上看，这样的“程序”没什么问题呀。其实不然。请看：“但在每次干部考核之前，我会开书记办公会，先在会上定出个‘调子’……表面上理由充分，程序合法，实际上以人划线，以人定范围。对给我送礼的人，我都是用这个办法进行回报的”。如此一来，不合法的就变成了合法的了，你怎么查？又怎样查？

　　那么，面对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火爆的“官市”怎样治理呢？我想，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指出的必须认真学习、认真执行：即，要全面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扩大广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严格遵守干部选拔任用的规定和程序，不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要切实防止和纠正考察失真、“带病提拔”和跑官要官、卖官买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