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多少生命换取社会进步

  　看到国务院组织专家研究“拆迁条例”的修改问题，大家可能都会为唐福珍女士没有白死而感到庆幸。她用她最惨烈的行动，和北京市另一例自焚阻拆的续篇，共同书写着新中国法治文明进步折的最悲壮的篇章。
　　而在唐福珍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用悲壮和惨烈换取的社会进步
　　——孙中界用血淋淋的断指，为“钓鱼式执法”画上句号；
　　——张海超用剖开着的胸腔，给民工职业病确认撕开口子；
　　——数十万做手术的儿童肾，把不良商和渎职官送上法庭；
　　——上万豆腐校舍的受害者，将幸存者的安全进行了加固；
　　——孙志刚用活鲜鲜的生命，替更多的弱者结束收容恶梦；
　　……他们不幸成为社会进步似乎必不可少的牺牲；
　　……我们有幸享受他们牺牲带给我们的难得幸运。
　　悲哀在于:难道他们的牺牲真的是走向文明进步所必须交付的代价么？
　　——如果是，我们难道能够把这样的时代称为盛世？
　　——如果是，我们又能够让哪些同胞继续付出代价？
　　——如果不是，那么这一切悲壮和惨烈是如何发生？
　　——如果不是，谁又来保证这一切不会再继续发生！
　　该回答的人们，请不要再继续忽悠和自欺欺人了！
　　试问现代文明之中，凭什么还要用公民生命换取一些他们早该得到的进步？
　　试问究竟还需要多少生命，才能让我们的盛世走向公平正义的法治文明？
　　这个已经被问过无数次的问题，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个不再特别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