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开辟走向世界之路

《红星照耀中国》——　　

上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开辟走向外部世界之路　　

(书摘，摘自《毛泽东–美国》)　　

1927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地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毛泽东开辟了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央苏区，在中国南方大地上举起了百万工农革命的旗帜。蒋介石对苏区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同时实行铁桶般的严密封锁。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够进入苏区，毛泽东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找到南京几张残缺不齐的报纸。这时，中央和毛泽东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断了，对于美国的情况很难得到。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美国几乎没有发表什么具体评论，美国人民也几乎不知道他和他的那支叱咤风云的红军的真相。 　　

但是，封锁必须打破，真相必须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必须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这条道路怎样开辟？这是毛泽东长期反复思考的问题。然而，道路终于打通了。在开辟这条走向外部世界的道路中，毛泽东与美国的友好人士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一、打破反动新闻蒙蔽下的世界舆论　　

美国舆论界限中的中共和红军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但是，由于蒋介石的严密封锁和反动宣传，广大地区的中国民众不可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更加不能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苏维埃运动的真相。多年来，在江西红色根据地中只有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其他外国人在重重封锁下，根本不能进入苏区。 　　

打破蒋介石的封锁，把中共和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公布给全同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这是毛泽东反复探求如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立即面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促成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建立的任务，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更是十分必要。 　　

从大革命失败到1936 年期间，美国人民对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苏维埃运动的真相几乎一无所知。蒋介石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毛泽东和红军是一些“无法无天”的“赤匪”，并悬赏25 万元换取毛泽东的人头。美国人民耳朵里灌满了的，只是从蒋介石反动宣传中转载来的一些污蔑、不实之辞。 　　

这一时期，在中国的美国人，多达一万三千多人。他们对中国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了不少著作，但是几乎没有人对中共和红军有客观公正的报道，甚至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中大多数或者与蒋介石站在同一个立场，或者更关心他们在华的冒险事业，中共和红军的问题，在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美国报刊也很少刊登中国内部斗争的消息。1930年7月，美国出版的《太平洋事务》杂志，在“太平洋来讯”栏内，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是自1927 年以来的首次，完全采用蒋介石的口吻，把共产党和“土匪活动”相提并论。在之后的报道中，美国人民得到的消息是：“中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土匪活动”频繁；“共产党匪帮”的“普遍破坏和洗劫”；“持续不断的土匪及共产党骚动”等等①，重复的不过是蒋介石的反动宣传。《太平洋事务》上关于中共和红军的歪曲报道，给美国人民造成一种假象：中共和红军在给中国各地制造麻烦，他们的力量已受到政府的致命打击；南京政府只是偶尔才关心一下这些“赤匪”。　　

①〔美〕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 页。 　　

虽然美国一些有识之上对蒋介石的反动宣传也不无怀疑，但官方对他们却实行压制。1929 年春到达北平的美国青年外交人员柯乐布，在北平与汉口和中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之后，1932 年3 月出版了一本长达123 页、题名为《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报告。这位美国驻汉口的副领事，对中共的了解仍然是十分模糊和间接的，许多是错误的。他报告周恩来己于1931年6月23 日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他提醒美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人数虽然很少，但却是一支不可等闲视之的力量。他的报告所附的一张地图说明，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中国六分之一的领土。 　　

柯乐布的报告受到其他美国外交官员的蔑视。北平公使馆一位高级官员看后说：“我们不想再要这种报告了。”②尽管如此，柯乐布还是继续收集、分析和报告他所能了解到的中共的一切情况。他是第一个向美国报告毛泽东的情况的人。1934年4月，他向华盛顿报告了毛泽东在三月前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大会上发表的政策声明③。但是，国务院以一贯轻蔑的态度对待他关于中共的报告。华盛顿一位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把毛泽东的声明草草看了一眼后评论说：这是研究苏联宣传的人所关心的，但远东司并不感兴趣。①..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无条件支持，主宰了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们的头脑。他们相信中共己成为溃散和流窜在穷乡僻壤的“土匪”，并坚决相信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说法。在北京担任《领袖》杂志编辑的美国人克拉克不值一提地认为，中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所提供的“仅仅是一块极为贫脊而多石的土壤”。远东专家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冷漠无情的中国土壤”里生根是极不可能的事情。②因此，在中国供职的美国外交官，不愿意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个表面看来似乎并不很重要的运动。 　　

当然。象柯乐布那样的美国人也不是绝无仅有。美国人士中，也有力图弄清真象，对中共和红军作真实了解的人，1931 年，担任美国国家研究所助理所长的杨钦，对国民党围剿江西苏区时获得的一些中共文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共产党人是始终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心要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批评美国政府发布所谓“残匪已大部被歼”的新闻报道，是欺骗美国公众。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曾在汉口担任《人民论坛》编辑的美国人威廉·普罗梅也含蓄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土匪，他们的领袖是土地革命者，目前中国苏维埃的发展“仍然是某种不清楚、不确定的东西”，“看起来具有一种意识形态”。③《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利特·阿本德在《中国能够生存吗？》（1936 年纽约）的文章中，对蒋介石把红军的反抗说成是对“掠夺”的爱好深表怀疑。他认为，红军队伍以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生命力，抵挡了一支装备上占压倒优势的军队的大举进攻，这与红军是“土匪”组成的结论，显然是矛盾的。　　

②〔美〕伊·卡恩：《中国通》，新华出版社1980 年版，第59 页。 　　

③柯乐布所指可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 日。①〔美〕伊卡恩：《中国通》第59 页。 　　

②〔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4 页。 　　

③〔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9 页。 　　

在上海由美国人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英文），偶尔也对红军的行踪作一些较客观的报道。1934年10 月20 日，《密勒氏评论报》写道：　　

“两年前，一支数千人的红军队伍开入四川，随后不久，红军就对田颂尧将军统率的川军转入进攻，先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城，在四川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虽然田颂尧将军也收复了几座丢失的县城，但最后仍然被红军击溃，损失步枪一万支。一年不到的时间，红军兵力扩大为十倍。1933年9月，红军对杨森将军发起进攻。红军还攻击了刘文辉将军所部，占领了遂宁、中坝。省军的战败有力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使红军获得了许多装备，大大扩充了军队。遂宁兵工厂被用来武装红军。现在红军又开始进攻，力图夺占万县和重庆。” 　　

《密勒氏评论报》的这些报道，非常可怜地向美国人民透露了一些红军的情况。而著名的《纽约时报》1934 年10 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也没有一处说到红军。　11月9日　《纽约时报》在第六版上，用了四行字歪曲报道了红军的长征。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　一百英里　长，　十二英里　宽的地区大肆抢劫。三个星期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看来，歪曲的报道及宣传的目的，是要使全世界认为中国红军已微不足道，无碍大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已经奄奄一息。 　　

至于毛泽东，他的名字对于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此时更是鲜为人知。1935 年以前，除了蒋介石的污蔑宣传以外，外部世界不了解他的生平，也不了解他的奋斗精神。 　　

毛泽东的第一个传记是1935 年12 月13 日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由署名A·哈马丹撰写的。他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文中，叙述了毛泽东从中共“一大”到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经历。这个传记，只是根据间接收集得来的材料撰写的。作者企图勾画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形象”，但由于缺乏对毛泽东的真正了解和对事实的占有，作者使用的许多材料并不确实，过多的形容词，夸张的说法，一些凭想象的杜撰，反而损害了毛泽东本来的形象。严格说，这篇不够传记水平的简单传记，根本不能真正达到介绍红军领袖的作用。 　　

A 哈马丹撰写《司令员未德》①也是如此，虽然作者满腔热情地歌颂这位红军的司令员，但是他对朱德的事迹毕竟了解得太少了，因而不得不借助于民间传说。诸如：“他来自遥远偏僻的山区。身躯高过任何大树。他伸出双手，就能喷出团团烈火，烧死任何敌手，他的敌人就是人民的敌人。他眼观四方，能看到百里之外。任何东西都逃不出他锐利的眼睛。他的军队不计其数，全体人民都跟着他走。连外国人也怕送命，纷纷逃出中国。论力量、论勇敢和智慧，无人可与他较量，可他为人朴实，性格和善。他睡在山岭、旷野，全体人民都为他警戒。他一觉醒来，又率领人民前进、再前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住他。他走遍中国大地，给一切穷人、无家可归者、善良的人们带来解放。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的人民热爱他，到处都有人热爱他。他来自人民，人民给了他朴素而响亮的名字——朱德。”“朱德现在正向中国西北开辟战场。多年前他离开四川，现在他又回到四川。”“朱德正站在离军阀的堡垒成都（四川省会）不远的山岗上，用望远镜瞭望省会的城墙。正如民间传说那样，‘眼观四方，能看到百里之外’。”哈马丹对朱德的这些描写，使用了过分夸张的文学语言，缺乏客观事实的严肃叙述，无助于塑造朱德的真实形象，西方世界借此把这些传记说成是莫斯科的“宣传”。　　

①苏联《真理报》1935年12 月6 日．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526—531 页。　　

由于蒋介石的封锁，共产国际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也是抽象和肤浅的。1935 年11月14 日，曼努意斯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中，提到朱、毛和红军时说：“红军主力在朱德及毛泽东指挥之下的长途西征，从江西到四川三千余公里，为避免蒋介石飞机的轰炸起见，多半在夜间和山中行军，没有渡河的工具，没有必需的军需和车辆，渡过了许多深阔的河流，爬过了人迹不到的高山，这种传奇一般的西征，证明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觉悟性，超人的坚韧性与战斗精神。”①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共和红军的伟大长征的了解，还缺乏对大量事实的把握。 　　

看来，要冲破蒋介石罩在中共和红军周围的厚重铁幕，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伟大的革命运动的种种真相，戳穿蒋介石的种种污蔑和反动的宣传，就必须让外部世界亲眼看到根据地和红军的生活、战斗的真实场面，让事实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布真相。1935年10 月，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诗词《念奴娇·昆仑》中，心情澎湃地写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他的心中没有忘记美国。 　　

在美国人士中也有对中共和红军持客观立场的人毛泽东和中共了解到，在外部世界中，诸如在美国较有影响的人士中，仍然有对中共和红军抱着客观态度的人士。 　　

1928 年，以《法兰克福日报》特约记者身份来到中国的美国科罗拉多矿区工人的女儿史沫特莱小姐，在上海同共产党人相识。她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决心为帮助穷人的解放而奋斗牺牲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服务。她曾经把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周赤萍安置在自己的住处养伤，听他讲述激动人心的有关共产党人英雄主义的故事，从周那里得到共产党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据说她曾到过苏区，直接了解过红军。当时在上海和她有来往的苏共谍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回忆说，这位女性常常随随便便，毫不惋惜地放弃舒适的住宅，而去中国泥泞不堪的小路上艰苦跋涉。有时她突然消失，几个月不在上海露面，到什么地方去走走转转，甚至同红军士兵一起行军，去冒各种危险。回到上海时，皮肤晒得黝黑，但却有许多感受。一双明亮的眸子光彩熠熠。①.. 　　

1933 年史沫特莱在纽约出版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今日中国概述》；1934 年她在纽约出版了另一本她在苏联养伤期间完成的报道中国红军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这两本在美国出版的书，第一次向美国人民提供了一种代替国民党宣传的东西。奋发向上、富于理想、英勇善战的红军是她笔下的英雄；腐败无能、烧杀抢掠的蒋介石军队才是土匪。这两本书尽管被美国的权威人土称之为“十足的宣传”、“故事”，但是它的真实性却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史沫特莱遭到中国官方新闻界的猛列攻击，并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和经常的打扰。 　　

①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 册，第355 页。①〔苏〕■·M·科罗利科夫：《绝密行动》，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版，第86—87 页。 　　

这一时期还有另一个活跃在中国的美国新闻记者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1936 年以后闻名于世界的埃德加·斯诺。1933 年他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以对国民党政权的深刻观察和间接收集得来的材料，客观地评价了蒋介石政权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 　　

作为一个美国记者，他是一个敢于直率指出蒋介石政权反动本质的人。他写道：“南京政权已经堕落到比以前那些督军政府好不了多少的地位。”“无论北方和南方的农村，都由有势力的高利贷者和地主（包括许多官员）控制着；他们也通过鸦片买卖赚钱，这种买卖在半官方的经营之下扩大到极大的规模。资本、企业和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官员、军阀和银行家手里；敲诈、贿赂、贪污和裙带之风盛行。剥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和小贩来养活地方军阀和军队；工人处在饥饿线上。” 　　

斯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1927 年起在农村中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南方各省农民武装部队赶走或杀死国民党官僚和豪绅，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些地区共有农村人口五千万至七千万人，现在已经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它的热心而干练的领导人主要是五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毛泽东、贺龙、叶挺、朱德和彭德怀。 　　

斯诺公正地指出，红军决不是“赤匪”，而是穷苦人的救星。他们“连根拔掉剥削制度。地主、高利贷者和地方军阀被清除。废债务、撕地契，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和士兵。寺庙、祠堂地产、公共的设施和资源归政府管理。废重工、禁鸦片，废除娼妓和娶妾的制度，对所有的农民、工人和士兵给以公民权。”斯诺客观地看到，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从根本上合乎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士兵都是农民，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也多是农民出身。他们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① 　　

斯诺关于中共和红军的报道和评价，虽然根据的只是一些零碎事实和间接材料，他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但是他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态度，以及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他能够客观公正地报道他在中国见到的种种事实。这一时期，斯诺还在上海广泛接触了中国进步作家，1933 年，他出版了《活的中国》一书，收集了鲁迅、柔石、茅盾、巴金、沈从文、肖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沙汀等作家的短篇，这是向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最早选集之一。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中国进步势力的支持，使他成为有幸访问苏区的第一个美国人。　　

毛泽东和中共相信，凡是正义的事业就能打动人心。只要有客观态度的人，哪怕意识形态不同，他们也会尊重事实。毛泽东和中共决定，大胆地吸引外国记者到苏区来，让他们亲自看看事实，让他们向世界宣布真相，会比我们自己去说更加有力。这便是打破蒋介石的铁幕封锁，走向外部世界的道路。 　　

这样，在打通走向外部世界的道路的斗争中，毛泽东与美国、首先是与对中国抱着友好态度的美国进步记者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①以上参见《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 年版，第15—17 页。 　　

二、毛泽东、斯诺旋风：撕开新闻封锁的口子　　

毛泽东和斯诺的历史性会见1936 年夏天，在同民党对陕北苏区加紧严密封锁的时候，一个打破封锁缺口的行动正在无声地进行着。 　　

6 月，曾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担任助理主编，同时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其时正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离开北平乘上一列破旧的火车向陕甘宁边区进发。他要穿过蒋介石设置的铁幕，到毛泽东和红军那里去。他有数不清的问题需要解答，有数不清的疑问需要澄清。同时，他还肩负着美国兰登书屋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的重托，要为它们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虽然早在1934 年和1935 年，它们便向他提出了有关建议，并愿意为他去共产党根据地提供资助。但是，那时斯诺认为，进入苏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斯诺虽然仍满怀疑惧，脑子里总是萦绕着十年来的恐怖的宣传故事，但他毕竟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的旅行袋里装着中共华北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这使他踏实了许多。在郑州他将与另一个美国人马海德会合，马海德是受宋庆龄之托把埃德加·斯诺带到中国西北苏区去的，而宋庆龄此举则是受中共上海地下党之托。①看来，斯诺到西北苏区，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是中共和毛泽东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而进行的一次战略行动。毛泽东将通过斯诺刮起一股强劲的旋风，把封锁的铁幕撕开一个口子，从此以不可阻挡之势把中共和外部世界中断的联系建立起来。就这个意义来说，斯诺到西北苏区虽然有他个人的动机和目的，但对中共来说，突破新闻封锁，让美国记者向全世界公布真相，这无疑是对蒋介石的一次战略进攻。 　　

斯诺到达保安，迎接他和马海德的人中，有半数以上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几乎在保安的全部中共政治局委员。中英文书写的“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的大幅横标，鲜艳醒目。一切表明，毛泽东精心组织了这场突破蒋介石新闻封锁的战斗。 　　

斯诺与毛泽东的会面，是斯诺参观、调查苏区的重头戏。斯诺对毛泽东的印象，不是对个人的印象，从毛泽东那里，他得到了对中共和红军的实质性了解，也得到了他无数问题的答案。毛泽东则把与斯诺的会见，当作历史性的。因为这不仅是斯诺个人对中共与红军的一次了解，而是中美人民的一次相互了解，通过他来建立中美人民的友好关系。毛泽东和斯诺的这次历史性会见，开始了毛泽东与美国人士的直接接触。之后他越来越频繁地接见美国各界人士，并逐渐发展起与美国官方人士的接触，最终以中美关系的最后决策的权威人土的身份，把中美关系奠定在平等的基础上。 　　

斯诺到达保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来窑洞看望了他。简短的会见，使处于激动中的斯诺几乎没有记住毛泽东的样子。但很快他又见到了毛泽东。一天傍晚，他见到一个高个子在街上走，一边走，一边做着手势在和两个农民谈话，这就是毛泽东。斯诺感到十分惊奇，南京已悬赏25 万元要毛泽东的首级，而他却毫不介意地到处走动。毛泽东给斯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个子高于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 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①.. 　　

①邓力群主编：《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 年8 月版，第211 页。 　　

很快，斯诺和毛泽东便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谈话。据斯诺所写《毛施会见记》②记载：1936年7月15 日，与毛泽东谈外交问题。7月16 日，论日本帝国主义。7月18 日，谈内政问题。7月19 日，继续谈内政问题。7月23 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9 月23 日，论联合战线。9 月底至10 月初，谈个人的生平和红军的长征史。除去7 月下旬到9 月中旬，斯诺去前线采访不在保安这段时间外，斯诺几乎每天都和毛泽东会面；他们进行了极为广泛的谈话。这些谈话无疑是投向国民党的铁幕封锁的烈性重磅炸弹，从而粉碎了蒋介石的新闻宣传机构编织的种种谎言；这些谈话又是中共对世界的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共的奋斗目标和现阶段的种种政策。 　　

毛泽东无情地剥去蒋介石在中共和红军身上涂抹的“赤匪”的厚重油彩。他向斯诺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栽给中共和红军的种种罪名，什么“杀戮”、“奸淫”、“焚烧”、“吸毒”、“侵吞公款”、“贿赂”、“高利贷”、“卖淫”等等，完全是国民党自己的腐败现象的自供状，没有一条与中共、红军和苏区有什么联系。他对斯诺说：你自己去周围参观一下，你到任何地方去看看，你找任何人间问，请他们谈谈对中共和红军的看法。 　　

斯诺完全相信毛泽东的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他一踏上苏区的土地，事实就在不断地粉碎他过去所知的由国民党所制造的种种谎言。他首先见到的中共要人周恩来，“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他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①至于毛泽东这个被国民党宣传机器描绘成“十恶不赦”的“赤匪”头子，生活简朴得和普通老百姓一般。“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的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②.. 　　

斯诺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仅中共要人是那样淳朴可亲，富于理想和信念，红军战士也个个振奋、生龙活虎，和老百姓保持着如鱼似水的关系。他用激动的笔调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至于苏区，绝不存在外界想象的民生凋敝、饥民遍野的现象。斯诺看到的是“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在那里，鸦片烟是禁止的，贩卖儿童和妇女同样受禁止。权利平等如同男女平等已初步实现。妇女也可以分享一份土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普遍实行免费教育。”①“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②..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61 页。②《毛施会见记》，载《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37年11 月版。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7 页、第65 页。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7 页、第65 页。①《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1 卷、第21O－213 页。 　　

总之，所有这一切，使斯诺得出一个与国民党完全相反的结论：“凡我在西北所见到没有什么可称之为‘恐怖’的，而且我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恐怖’。”③斯诺以亲历的事实，证实了毛泽东对他的谈话。一年后，斯诺在向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的信中自信他说，对于南京政府官员们的反共宣传，实在是不值得“攻击”的，“虽然我有足够的材料可以用来这样做，如果我想这样做的话。”④.. 　　

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使斯诺感到最为吃惊的是：蒋介石此时还正在高唱“剿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便可以消灭共产党的调子；与此相反，中共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却以恢弘的气度，不计前嫌，宣布愿意和自1927 年以来一直处心积虑捕杀、围剿、诬蔑中共和红军的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毛泽东对斯诺说，日本侵略的严重性日益加剧，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的面前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和国民党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即使是在国民党内部，现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地区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如果这样的政府一旦建立，共产党将相应地调整政策，例如关于没收土地问题的法律将被废止。①.. 　　

毛泽东的话使斯诺震惊，他深刻地理解到，毛泽东发布的关于和他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和解的消息，不是为了个人和政府的利害，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世界和平的命运。毛泽东代表中共所表现出的这种广阔的胸怀、无私的境界和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忍辱负重的精神，使斯诺感受到中共党人和毛泽东理想高远、人格伟大。斯诺断定，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不是罗宾汉似的人物，他们比罗宾汉式的英雄好汉高出千百倍！他要把这个信息迅速传递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11月14 日，他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和他的这一次重要讲话。 　　

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通过斯诺向全世界公开阐述，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对美国的政策。这将有助于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 　　

毛泽东指出，今天中国人民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的对外政策受到这个总目标的制约。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同时也威胁到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不仅是中国人民和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同人民的敌人，而且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①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中同人民欢迎这种态度，并且愿意和他们组成一个反侵略、反 　　

              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220 页。③《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1卷、第210—213 页。④《斯诺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出版，第80 页。①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118—123 页。①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3O—131 页。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毛泽东指出，象美国、英国这样的同家，可以在援助中国抗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样的援助要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当南京政府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有益。否则，象过去一样，南京政府从美同、英国许多国家接受了援助，而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多用于消灭红军，这样的援助只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灾难。

              当斯诺问到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同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时，毛泽东发表了对美国的详细的外交评论。他说：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同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同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　　

              ②

毛泽东认为美国人民和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是指罗斯福政府有一定的反法西斯倾向，而在1936 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工人阶级投了罗斯福的赞成票，抵制了亲法西斯垄断集团执掌政权的阴谋，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也表现出了政治远见性。毛泽东对美国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和对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高度赞赏；对罗斯福政府寄托了殷切的希望，希望它能以世界和平及美国的根本利益为重，与中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德、日法西斯。 　　

毛泽东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将使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关系。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但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民主和独立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也只有在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对于影响中同独立和政治权利的外同投资，中同将一概不予承认。对于外国借款也是如此。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但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借款。总之，外国借款和外同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至于与外国的贸易，将会得到大的发展。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同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巨能够吸引许多国家。 　　

毛泽东阐明，在未来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中国将遵守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对外开放的原则，发展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维护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毛泽东与斯诺的上述谈话，不仅表明了中共现时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也表明了未来新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原则态度和立场。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已经确定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准则，这些基本原则和准则，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外交方针的基本组成部分。 　　

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虽然只是一个美国记者个人的访问，但是，斯诺认为这个访问关系美国和世界人民真实地了解中共和中共事业，有助于美国和世界人民澄清被种种歪曲宣传和报道包围，因而搞得十分混乱的认识；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前途。他要向中国人民表达美国人民的理解、支持之情。他在西北军民联欢会上的演说中激动他说：“我现在要报告你们几条消息：1.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同你们一样，力争取自由独立解放而斗争，如西班牙、比利时。2.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到处在罢工示威，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进展之下，使他们更加兴奋，斗争更加坚决。3.日本侵占中国，美国共产党领导广大　　

劳动大众起来反对日本的行动，来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们想各种办法来帮助你们。所以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是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今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更努力把中国革命的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的革命。”①.. 　　

②参见《毛泽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3O—131 页。　　

《西行漫记》——美国和全世界为之震动10 月12 日，斯诺在访问延安四个月之后，依依惜别，踏上了归程，10 月底回到北平家中。毛泽东的谈话和苏区的观闻，深深地使他激动，以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他要立即把在西北苏区的美好印象写出来，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写出来，向全世界公布真相。　　

斯诺苏区之行，轰动了北平、美国和世界新闻界。他在美国驻北平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上，发布了去西北苏区的重要消息。美国《纽约太阳报》、《时代报》、《星期六晚邮报》、《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先驱论坛报》、《生活》杂志等等，纷纷向斯诺约稿。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将斯诺提升为该报驻远东的首席记者。《纽约太阳报》和《时代报》，则为把斯诺的报道据为各自的独家新闻而争论不休。　　

斯诺日以继夜地撰写有关稿件，迅速发表。11月12 日起，美国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刊登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上海《大美晚报》立即予以转载。　1937年2月5日　，《大美晚报》发表斯诺演讲稿《红党与西北》。4月15 日，刚创办的英文刊物《民主》，发表了《苏维埃的台柱子》。接着美国《亚洲》杂志发表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毛泽东的自传》，以及有关长征的报告。《新共和》刊登了斯诺的《中国为何要长征》。《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生活画报》和《时代周刊》不仅刊载斯诺的有关报道，还以一千美元的高价购买了斯诺在苏区拍的25 张照片。《每日先驱报》除了头版头条连载斯诺的报道外，并配以大幅照片和有关的社论，而他单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三十篇报道。 　　

毛泽东为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所感动，这个美国人是中国人民的值得信赖的朋友。1937年3月10 日，毛泽东至书斯诺：斯洛（诺）先生：自从别去以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此问健康！毛泽东　三月十日　于延安①.. 　　

①《斯诺在中国》照片第4 页。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00 页。斯诺在收到毛泽东随信捎来的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后，迅速交给北平爱国青年学生王福时，由他编入由斯诺提供全部材料编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并于当月出版。 　　

与此同时，斯诺抓紧撰写《红星照耀中国》（我国翻译为《西行漫记》）这样一本全面报道中共、红军和苏区的专著。斯诺知道这本书一定会触怒同民党，但良心驱使着他。他说：“我作为一个美国记者有权报道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正如一个中国驻美记者有权这样做一样。对我来说，我只是想描写我所亲眼目睹的事，并且解释红军这个现象，这就够了。”②7月，这一杰作完成。10月，《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它一鸣惊人，短短几周就发行10 万册以上，一个月就销售了五版。　1938年1月3日　，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一月销售1万2千册，以后又连印数次。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不啻是毛泽东和斯诺刮起的一场世界性旋风，它引起了美国和世界的巨大震动。这是“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③，美国舆论界大震，各界人士纷纷指出，《西行漫记》成为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使斯诺成为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牢固地树立了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诠释者的声望。①.. 　　

美国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被《西行漫记》刮起的旋风所完全折倒。各种评论代表的社会反响简直使斯诺“大吃一惊”。一位知名的美国文学评论家，称赞斯诺完成了“本世纪任何一位记者都无以企及的最伟大壮举”。欧文·拉铁摩尔称《西行漫记》是多年来新闻工作的最大成功；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秘书长爱德华·G·卡特，评价这本书开辟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新时代。《大地》一书的作者，著名作家赛珍珠（玻尔·巴克）认为，斯诺非同一般的记述，每一页都是意义重大的。哈罗德·R·艾萨克斯指出，《西行漫记》是美国人对中国人产生印象的第一个重要来源。就象《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地认识了普通的中国人一样，《西行漫记》使美国人和西方人第一次真实地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由衷他说，对于他，读斯诺的书始终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体验”。一位远东问题专家赞许《西行漫记》是用英文写出的、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可靠的记述。另一位历史评论家指出，斯诺的著作“为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最好的原始资料”。 　　

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为一代美同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同时也是在打破形象。斯诺彻底推翻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土匪”的论点，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形象。他是第一个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正式提出问题，并得到答案的美国人和西方人。也是他第一次将对照鲜明的一幅图画，映人美国和西方人的脑海——质朴、爱国的中国共产党人，与腐败无能、背信弃义的中国国民党人。费正清认为，斯诺的报道对正义世界是巨大的鼓舞。“在全世界面临战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它给全世界人民带 　　

②《斯诺在中国》第80 页、第78 页。③《斯诺在中国》第80 页、第78 页。①费尔班克：《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剑桥、马萨诸塞，1967），第84—85页。 　　

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信心。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巴巴拉·拉奇曼用三个“首次”高度评价《西行漫记》的贡献：它“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划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 　　

斯诺的报道和《西行漫记》，不仅震动了美国舆论，也使美国官方和政府对中共、红军和毛泽东不得不刮目相看。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后来指出，《西行漫记》这本书，“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①美国总统罗斯福饶有兴趣地看完了《红星照耀中国》，后来他三次召见了斯诺，并受其一定的影响。　1942年2月24日　，罗斯福在华盛顿白宫总统办公室第一次召见斯诺时，他告诉斯诺，他是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和《星期六晚邮报》上有关报道认识斯诺的。在三次召见中，斯诺向罗斯福进一步介绍了中共的政策和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使罗斯福产生了和中共建立某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的想法。他对斯诺说：“我在同（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②不仅如此，斯诺夫人还指出，通过埃德的居中介绍，苏联领导人认识了毛泽东，欧洲和中国人也认识了毛泽东。在此之前，俄国人完全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蒋介石却估计高了。他们的代理人奥托·布劳恩向他们提供了错误的情报；他在中国没有经验，并且憎恨毛泽东及其政策。埃德的报道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使苏联更有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与美国结成联盟。①.. 　　

正如斯诺自己所说，《西行漫记》所以在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并不是这本书采用了什么惊人的艺术手法，而是事实本身征服了读者。正是事实给美国人民塑造了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宣传的、中共的崭新形象。在美国人民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所能出现的最优秀的人物。在一块缺少代替物的土地上，他们正在跨越难以想象的障碍，为一个新的、更好的、现代的中国打下基础。”②.. 　　

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是毛泽东借助美国记者打破蒋介石新闻舆论封锁、洗刷反动宣传泼在中共、红军和苏区身上的污泥浊水的一次成功的战役。毛泽东通过斯诺使美国和全世界对中共和红军有了真实的了解。毛泽东和中共领袖的名字也进入千百万美国人民的脑海中，中共对美国人民的美好感情为美国人民接受。通过斯诺，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架上了友谊的桥梁。美国人民知道了中国的巨人和他们的事业。 　　

①谢伟思；《斯诺是中美人民间活的桥梁》：《纪念埃德加·斯诺》第72 页。②《斯诺在中国》第175 页。①海伦·斯诺：《旅华岁月》第196 页。②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35 页。 　　

三、蜂涌而至延安的美国各界人士　　

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轰动了中国和世界新闻界，许多外国记者、包括一批美国记者都想步斯诺的后尘，试图赶上或超过斯诺的成功，更想象斯诺一样，有幸采访毛泽东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自斯诺离开西北苏区之后，1936年12 月，西安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人从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7月7日　芦沟桥事变之后，国共双方很快达成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中国国内的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放松对西北苏区的封锁，蒋介石的中央军队再次封锁了从西安到延安的通道。外国记者要穿过这个通道必须冒很大的危险。不过，西北苏区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他们，为了能看到这个全世界都感到神秘的地方，冒冒风险他们认为值得。这样，自斯诺之后，一批批勇敢的美国人，踏上了艰雄的去西北苏区之路。在苏区，他们耳闻目睹了那里的现实，其中大多数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些美国人眼中形成了各种印象。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印象，他们都共同地承认：毛泽东的智慧、力量、信念是中华民族的化身；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红军的理想、信念；看到了他们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思想源泉。这批美国记者用各种笔调把毛泽东介绍给美国人民，他们认为，美国人民将不仅仅认识的是毛泽东，而是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希望。 　　

第一个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的美国记者继斯诺之后，第一个到延安的美国记者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是在西安的唯一美国记者。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红军驻地距西安城北仅　35 英里　，她抓住机会，于　1937年1月12日　，搭上一辆开往延安的军用卡车，到达了延安。她是在延安第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美国记者。 　　

在史沫特莱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在他窑洞里会见了她。在史沫特莱的眼里，毛泽东穿着一件带补丁的大衣，个子很高，前额宽阔而突出，具有风流调悦的气质，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第一次会见之后，毛泽东便常到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住的窑洞中去，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每一次，他都向史沫特莱提出成堆的关于外国的问题。他们有时谈印度，有时谈文艺。有时，毛泽东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也低吟他自己所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杨开慧的悼亡诗，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史沫特莱发现，红军的领袖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人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史沫特莱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审美大师和幽默大师。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象是从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史沫特莱对毛泽东有这么一些印象：他思想深沉，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由于语言单调，听来沉闷不大入耳。 　　

史沫特莱根据她的观察指出，所有在延安的这些外国人，他们都喜欢毛泽东，都大谈大讲毛泽东的稀奇古怪的传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又瘦又长的英国爵士朋友，毛泽东狠狠地开这个英国瘦长个子的玩笑，甚至说他只要留在延安，就可以介绍一个中国姑娘和他结婚。这位英国爵士回到了汉口，他说他永世不忘毛泽东。①.. 　　

史沫特莱告诉美国人民，毛泽东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和常人一样，他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永世难忘的隐秘。他喜欢开玩笑，但是，他又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他没有到外国旅游过，也没有到国外留学过，但他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类似。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很少这样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把历史的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时刻为着他的人民而奋斗。史沫特莱以崇敬之情向美国人民介绍，毛泽东是当代中国的新人的领袖，她以能有幸见到他而感到自豪。 　　

1937年9月，史沫特菜离开延安。她还是平时那样，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和一条宽肥的裤子。不过在进入西安时，她换上了一身红军的军装，她完全知道这样做会引起轰动。她所以要穿这身红军的军装，目的是要鲜明地表明，她是站在毛泽东和红军一边的。她要人们注意，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受到了美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史沫特莱作为美国人民普通的一员，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一贯支持。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抗日战争期间，她凭借自己锐利有力的文章和亲自参加救护伤员的机会，帮助中共和军队从国外获得各种医疗用品。她的信件随毛泽东的信件一起寄到美国，使白求恩和其他几位西方医生来到中国。通过她个人和朱德向尼赫鲁的呼吁，使印度派来了五位医生并提供了医疗用品，她还为建立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工作。她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她在给朱德的信中说：“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①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　1950年5月6日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伦敦与世长辞，中国报纸以显要的版面刊登了丁玲、茅盾等纪念她的文章。遵照艾格尼斯的遗言，她的遗骨于1951 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朱德的亲笔题字：“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史沫特莱鼓动下来到延安的美国人毛泽东每一次在史沫特莱的窑洞中谈话时，在座的总是还有另一位外　国　女士，她就是中共党人王炳南的妻子、德国妇女王安娜。她是和美国有名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利夫于1937 年春夏进入延安的。在这之前，还有一名受艾格利斯·史沫特莱鼓励的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于1937 年春天悄悄溜过西安的边界哨卡，前往延安，在延安逗留了十天。基恩对共产党教育方面的纲领感到惊异。同时吃惊地发现，这个红色首都竟看不到一个乞丐。他在会见毛泽东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伏尔泰，是一位思想深邃、才智逸群的卓越人物。如同列宁斯大林一样，他能够写出熟练而笔锋犀利的政治宣言和中国文言文。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为共产主义理想的献身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①以上参见史沫特莱的回忆录《中国的战歌》。①史沫特莱：《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第2 页。 　　

现在，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厄尔·利夫和王安娜又来到了延安。仅在延安逗留一天就改变了厄尔·利夫过去得到的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是土匪的认识。这位美国摄影师发现，共产党人令人愉快地不拘礼节，他们奉行的是完全平等的原则。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知识要学，不允许懒汉的存在，但也有足够的机会去玩。毛泽东“奇异的个性”，迷住了厄尔·利夫。他被毛文雅的举止，会笑的眼睛、丰富的幽默、直率的谈吐及民主的作风深深吸引。他认为：“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① 　　

王安娜一行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她和史沫特莱住在一起，非常渴望见到毛泽东。很快，她便在剧场中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艾格尼丝向她指着一个坐在观众席上的男子说：“喂，你看见那个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堆里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在剧场看戏。”王安娜看见，那个男子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象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着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象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使王安娜立即感到，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王安娜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是她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带着一名“小鬼”，慢慢悠悠地踱到她和艾格尼丝住的院子。他们坐在一张破旧摇晃的桌子旁边。王安娜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样子，然而，面对着，却不能不为他的才智焕发而深感钦佩。这穿着满是皱折、不拘款式的衣服的瘦瘦的男子，由于他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使中共和红军都确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和王安娜谈起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苏联的情况，以辣椒粉做调味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王安娜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发现毛泽东这个有着严肃的理想的中共领袖，也会有孩子般的好胜心，在这种好胜心中蕴藏着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当艾格尼丝谈到王安娜的儿子时，毛泽东马上很认真地问：“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象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呢？”当王安娜稍有一点吃惊地告诉他，她的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时，毛泽东又余兴未尽地问：“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再次得知她的小孩的皮肤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时，毛泽东很得意地说：“你的同胞　李德的　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象比你们强呢！”这一番谈话，使王安娜感到，这个被德国人李德瞧不起的毛泽东，反击起李德来，会使李德无招架之功。 　　

王安娜去看毛泽东时，证实了毛泽东是一个博览群书，特别爱好研究哲学的人。毛泽东让她看他读的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他对这些书有时会连续三、四个晚上不停地看，直到深夜两、三点都还不睡。他向王安娜谈红军内战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内战中发展起来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各项行之有效的战略原则。他引用许多京剧里演过的、尽人皆知的故事，来说明这些战略战术。他几乎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常常引用诗歌和群众中流行的俗语来说明问题。外国人要很好地理解他的话是不大容易的。但从中国听众的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①《华北之星》　1937年6月5日　，第1卷，第8期。　　

毛泽东的谈话给这位德国妇女的印象是：他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充满了魅力，他一次也没有到过外国，也不象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他很富于幽默感，很爱说恢谐话。他谈起趣闻话时，能使人笑出泪来。他喜欢长时间的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他讲话说得很慢，倒不是拙于言辞，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即使是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得很准确。他有这样的习惯，在延安城内溜达时，不管碰到谁，小商贩、赶车人、农民、羊倌..都是详细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王安娜对毛泽东最深的感受是：这个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穿着满是皱折制服的人，他具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①.. 　　

她看到了发表“阿波罗神谕”的“崇高形象”继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达延安的，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她1907 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历史学有浓厚的兴趣。1931 年，她在犹他州大学毕业，通过了文职人员的考试，随后来到中国，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总领事埃德温·S·坎宁的私人秘书。1932年，海伦与埃德加·斯诺结婚。1933年和斯诺一起迁居北平。1934—1935 年，海伦在燕京大学攻读哲学。她对黑格尔哲学有浓厚兴趣，并取得了优异成绩。斯诺夫人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写出一本关于中国很有见地的著作。她认为，她是一个愿意作出真正努力，去探索一个新问题的典型的美国青年。 　　

埃德加·斯诺滞留保安期间，斯诺夫人于9 月到达西安，企图去保安与丈夫会合。驻西安红军联络员鉴于局势动荡不定，建议她最好等斯诺先生离开苏区后再说，于是她返回北平。1937 年4 月，斯诺夫人听说5 月将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人将在延安聚会，她认为这是一个访问红军将领的最好机会。于是她由北平进步青年、东北学生王福时等陪同，化名尼姆·韦尔斯由北平出发到陕北。　　

在西安，尼姆要去陕北简直困难重重。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国。西安特务横行，中央军控制、封锁了所有去陕北的通道。由于斯诺的成功报道，使西安的外国记者受到严密监视，任何外国人没有1937 年的护照签证，只能在西安停留24 小时。官方恨透了报道边区的美国记者斯诺，姓斯诺的外国人，在西安是最不受欢迎的人，尼姆在西安受到西安警察局的警告和跟踪，要她立即返回北平。西安红军办事处因国共之间正处在谈判之中，所以在帮助尼姆这个对方认为是有越轨行为的人的问题上，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办事处向延安发报请示：有一位美　国记者　夫人要赴延安访问，同意与否，请示。毛泽东得知电报后，立即想到是斯诺夫人，他回电询问是哪一位记者夫人，当得知是斯诺夫人后，同意让其到延安。 　　

这样，斯诺夫人就积极策划如何通过封锁线。她幸运地遇到一位愿意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骑士般的美国青年肯普顿·菲奇，他在西安为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经他介绍，尼姆结识了一位斯堪的那维亚冒险家埃弗雷姆·希尔。他们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行动方案，几经周折，在一天半夜里从西安宾馆逃走，神奇般地驱车三个小时，终于逃离了国民党统治区，驶到了三原红军驻地。尼姆成功地来到了陕北，但这段冒险生活却拖跨了她的身体。 　　

尼姆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和朱德便到她的窑洞里去拜访她。 　　

尼姆对毛泽东的印象，如同她丈夫斯诺一样。她是这样描写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的：“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军帽，让他那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他交叉着那美丽的、出奇的、强有力的、高贵的双手，好奇地看着我，甚至带着善意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力量，它一点也不象知识分子的普通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很魁梧，而且就一个中国人而言，体格很健壮，他的手和他的体格很相称。”①尼姆很快和毛泽东建立了友谊。她对毛泽东说：“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尽快把你的传记打出来了。”“这是一个杰作，会给每一个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于是我决定不惜任何代价访问你们的地区，我丈夫希望我从你这儿得到最后一章的材料”毛泽东亲切地点头。如同斯诺一样，尼姆给了毛泽东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毛泽东对她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其中有许多是要求解释看来似乎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呵呵地笑着说：“你知道，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在谈话中，毛泽东有时征询式地问尼姆：“你的意见怎样？”虽然使尼姆有些紧张，但她后来弄明白，这是毛泽东诚恳地想知道一个美国人的想法。 　　

尼姆是第一个和毛泽东谈论哲学的美国人和外国人。毛泽东知道尼姆在燕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并对黑格尔哲学深有兴趣时，便和她讨论哲学问题。毛泽东尽量通俗地向尼姆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一般的道理，并且同意和她合著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 　　

　7 月4　 日美国独立节那一天，毛泽东和尼姆进行了“中国革命性质”的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一个美国人系统阐述中国革命性质的谈话。毛泽东实际上通过尼姆，向全世界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系统主张。这次谈话的内容，是毛泽东自1926 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来，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所作的又一次系统分析。它表明了毛泽东的思想的连续性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如果说，毛泽东向斯诺着重介绍的是红军的历史，中共的奋斗目标等等，那么他与尼姆的谈话则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主题，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认识和根本主张。毛泽东是要力图通过与斯诺和他的夫人的谈话，让美国和全世界真正地、全面地了解中共党人。 　　

尼姆·韦尔斯在她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内幕》中，记下了毛泽东与她进行“中国社会性质”谈话的珍贵内容。这份谈话不仅使美国人和全世界人了解了毛泽东对中国性质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史料。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较之1939 年他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要早两年多的时间，证明了他的思想的一贯性。 　　

毛泽东向尼姆指出，就中国的性质而言，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而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以农村经济为主要基础的小商业经济。这种小商业经济，也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比资本主义落后，但比最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略有一些进步。不过，中国也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门槛。否认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明智的。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以下三种成份构成： 　　

①海伦·斯诺回忆录：《旅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 页。　　

1.民族资本；2.国营资本；3.外国资本。这三种成份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在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是与封建经济相冲突的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交通、工业、矿山等方面。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在中国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国营资本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实际上，外国资本在许多生产部门中都超过了中国资本，甚至铁路等国营企业的资本也属于帝国主义所有。不仅如此，中国的关税也处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同时，封建经济的存在，也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全面看，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而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占统治地位的是殖民地经济。这种殖民地经济决定了中国与帝国主义、私人资本的政治关系的性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毛泽东以深刻的理论分析，说明中国社会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毛泽东接着向尼姆指出，只要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不难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但是，托派不同意以上分析。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派认为，关税独立证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阶段业已过去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业已完成。后来他们进一步宣称，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封建主义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最近我看到托派的杂志。尽管他们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已经改变观点，承认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但就中国经济的性质而论，他们仍然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既承认中国社会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又一口咬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这真是矛盾百出的逻辑。托派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估计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决不赞成这种观点。毛泽东深刻说明，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实际上是要取消民主革命的战斗任务，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民主革命为基础和前提的，否定了民主革命，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托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说法只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向尼姆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他强调，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又有妥协动摇的可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为什么不由资产阶级而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呢？中国革命与过去历史上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区别呢？原因在于，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状况之中，因此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于资产阶级。操纵中国大工业的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大工业的工人加上中国国营工业和私营工业的工人，其力量之大足以领导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全国工人约二百万，与全国人口相比较这是一个极小的数目，但与资产阶级相比较却是一股较大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共同压迫下，中国无产阶级形成了最为坚定的革命性。同时，由于国际革命力量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并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创立起来了。我们可以说，尽管数量不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结合，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最强大的势力。 　　

毛泽东分析说，在革命中，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盟友，也就是中国的农民。中国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占80％以上，因为深受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下，中国的农民不得不缴纳占收成50％至80％的地租，和30％至100％的高利贷利息。获得自己所耕着的土地所有权，铲除帝国主义的剥削，也就是农民所面临的问题。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才有可能。中国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强有力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同盟军。中国革命的第三个动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包括广大的学生群众、文化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商人和各种自由职业者。这几种力量的大多数都是站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一方的。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着重分析其两面性。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他们既是革命的对象，又是革命的动力。他们有时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有时又动摇不定，甚至站在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方面。有时他们还站在地主方面，或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之所以如此，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兼有买办和封建的特性。当然，我们不能将买办包括在民族资产阶级之中。一般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资本，不过其资本与外国资本或地主土地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至于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完全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依赖于封建地主的。地主、买办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在某个帝国主义直接占领中国并直接危害地主、买办之利益的情况下，地主和买办均有可能不反对甚至拥护针对这一帝国主义的斗争。因而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全民族的，除卖国贼以外的全体人民。这就是民族战线与人民战线不同的特点。统一战线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发动、发展起来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它才可能完善自身的组织并完成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是中国唯一觉醒的坚强有力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则不能承担领导统一战线的重任。由于中国政治与经济条件的特殊性，当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一定胜利、达到一定阶段后，必有可能转化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共产党人是坚信这种可能性的。①..　　

尼姆记录的毛泽东上述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谈话的珍贵史料，成为中美人民相互了解的友谊见证。 　　

紧接着，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哲学讲演，这是他在读了尼姆长长的问题清单后，并同意对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后发表的。毛泽东给尼姆的答复是：不能用形式逻辑来理解中国革命，而只能用矛盾的观点。尼姆认为毛泽东是实际运用辩证法的大师。她写道：“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是的话，那中国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他是灵活的，愿意改革和研究的，最重要的是——忍耐——直到转折点。他等待最低点，然后在既不早也不晚的时刻，采取行动，扭转车轮，引导历史随之前进。”①.. 　　

①参见尼姆·威尔斯：《红色中国的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 年，第199—207页。 　　

8 月，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尼姆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把一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了她。尼姆表示离开延安后准备到前线去进行采访。毛泽东当即给她写了一封信给任弼时和邓小平，信中写道：“弼时、小平同志：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问题请为解决。”②时间是　1937年8月19日　。这封信斯诺夫人后来并没有用上。她离开延安后，本来想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去旅行一次，但在西安却碰上了她的丈夫埃德加·斯诺。他们坐快车到了青岛，这封信便一直没有用上。1979 年邓小平副总理作为贵宾出席华盛顿市为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正式招待会，海伦在42 年后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他，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短信，是中美人民深厚友谊的最好见证。 　　

尼姆·韦尔斯把她从　4月30日　到10月17 日在延安采访的所见所闻，写成另一本轰动美国和西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这是美国人第一本描写延安的书，也是由美国人记述的第一本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活动的书。她把这座“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古城，以及活跃在这一片古老大地上的最年青、最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人介绍给了美国人民。一个年轻的美国妇女成了延安故事的一部分。 　　

尼姆的《续西行漫记》，第一次记述了朱德的自传和一大批红军将领的自传，在数量方面，超过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斯诺夫人的热情也胜过她丈夫。”有时，她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描写达到了抒情的程度，她把红军描绘成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青年队伍，....最适的生存者，中国所曾产生的人物中最佳的典范”。“埃德加·斯诺基本上对中国共产党未加任何评论，而海伦·斯诺却尽情赞美她的共产党主人们。”①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成为受美国和西方人民欢迎的又一本披露红军、苏区和毛泽东真相的畅销书，成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 　　

几十年后，海伦·斯诺步入晚年，回忆起毛泽东在延安给她的深刻印象时，依然激动不已。她写道：毛泽东是一个有辩证头脑的复杂人物，他和他的事业是不能以西方的范畴来加以描述的，否则就不但不能说清，反而会搞得更加含糊不清，他是他同时代人中最乐观的人，但是他愤世嫉俗，不信任无能之辈。对于外界的影响，他比他同龄的中国人都更加开放——他以惊人的敏捷从谷物中挑出稗子，而又本能地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是巨形化的普通人，是中国的缩影，他是占他的国家人口80％的农民的化身，其余20％害怕他，但最后还是承认了他的权威，而且在毛泽东在世时也带着或多或少的崇拜心情跟随着。毛更象亚伯拉罕·林肯而不象其他西方人，甚至连他的高大、魁梧、自然的纯朴而高贵都相似。他也同样孜孜不倦、渴望学习，甚至1970 年他还学习英语，为人民树立了榜样。毛泽东的特点是大——在各方面都如此，他总是确定某项政策和某种理论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作为个人，他决不是微不足道的，也决不是自私平庸的，更不是有报复心理的，他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他是一个胜利者，并把胜利的进程作为享受，他的大部分胜利是思想上战胜别人而取得的。尼姆以激动人心的笔触回忆她在延安时，每次与毛泽东谈话后的心情时说：“我仿佛接受了阿波罗神谕”。①.. 　　

①海伦·斯诺回忆录：《旅华岁月》第285 页。②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第9 期，1984年。①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64 页。 　　

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海伦·斯诺深深感到，毛泽东对美国人民抱着美好的感情，如同每个红军战士也对美国人民抱着美好感情一样。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美同人民的友谊，信任他们，喜欢他们，这是悠久持续的中美友好关系的一部分，这样深的友谊从未在其他任何一些民族中存在过。②海伦·斯诺对毛泽东个人的总括性评价，当然是她个人观察后带有个人观感的色彩，完全准确与否另当别论。但是毛泽东通过海伦·斯诺这些美国朋友建立的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是生动而又感人的。诚如海伦·斯诺所说，这不是个人的友谊，而是两国人民的友谊的最好证明。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美人民的友谊，一定会世世代代继续下去。 　　

美国《亚洲》杂志的编辑们眼中的延安和毛泽东1937 年夏，海伦·斯诺在延安期间，还有几个美国人到达延安。他们中的A·比森、菲利普、J·贾菲和欧文·拉铁摩尔，是美国《亚洲》杂志编辑部成员；其他两个是《亚洲》杂志总编辑的妻了艾格尼丝·　贾菲　夫人和那位帮助海伦·斯诺逃出西安的西尔。西尔受雇把这些美国人送到延安。他们乘坐一辆破旧的老式雪佛兰汽车。　贾菲　先生扮成身患肾病到山区求医的美国富人，会讲汉语的拉铁摩尔给他当翻译，比森的身份则是搭车出去逛一圈的朋友。他们骗过了西安边卡的中央军军官，在崎岖的山路上和泛滥的河水中苦熬了四天，于6月21 日神奇般地到达了延安。 　　

《亚洲》杂志的几位美国编辑，在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用了很多时间和他们交谈。他们采访了许多红军的重要领袖。共产党的领导人，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持久不忘的印象。差不多每一个较有声望的共产党官员，都成为这位或那位记者好奇心的对象，但朱德和毛泽东却是众目所视的中心。T·A·比森写道，毛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而朱给人的印象“几乎同样深刻”。毛举止随和，谈吐老练，肯花时间和外国人交往，很讨记者们喜欢。这位一支接一支吸烟的湖南人，把记者的会见安排在乡土气息浓厚的黄土窑里。从晚间开始进行，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昏昏欲睡的记者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位精神抖擞的主人。《亚洲》杂志的编辑们，满怀激情，对延安拍了一系列照片，经过三天旋风式的活动，6 月24 日，这几个美国人怀着对延安的美好印象踏上了归途。 　　

这一次访问，是美国人士对中共、苏区和红军了解的又一次巨大成功。 　　

延安的精神感染了《亚洲》杂志总编辑贾菲，他认为延安是中国最生气勃勃的地方，特别使他感动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的陕北，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进步。比森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上，这位对外政策协会的远东问题权威人士从延安返回后，确信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弥合南京与他们的裂痕。欧文·拉铁摩尔根据事实认定，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既不是“掠夺社会的土匪”，也不是“为了夺权而夺权的军事冒险家”，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富于吸引力的革命者。这次成功的访问加深了美国人士对中共的了解，毛泽东稳步地推进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把中国人民正义而美好的事业不断展现给美国和世界人民，唤起了他们深刻的同情和支持。 　　

①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77 页。②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84 页。 　　

“7·　7”　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成立，抗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促进国际世界加深对中国抗战主张的了解，毛泽东和中共敞开延安的大门，欢迎美国和世界各国友人到延安访问，这便使更多的美国人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到毛泽东。 　　

毛泽东给休斯留下的印象是一瞬间见到了永恒武汉保卫战期间，在延安首先见到毛泽东的是美国一个宗教团体的人士。1938年2月，由美国驻汉口圣公会主教鲁茨的女儿弗朗西斯·鲁茨、女执事朱迪·克拉克，另外两位美国传教士约翰·福特斯和查尔斯·希金斯，瑞士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组成的西北游击队后援会友好代表团，从汉口出发，前往山西八路军总部。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八路军空前热烈的欢迎。之后，希金斯　和休斯　小姐到达延安，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地会见了她们，这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休斯在见到毛泽东时，感到自己“一瞬间见到了永恒”，她觉得毛泽东近乎神秘而难于理解，并写道：这位曾经是农民、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化身”。此外，她还狂热地写道：毛泽东有一副“我所见过的最奇妙的面孔”。①延安的短暂日子也使她难忘。休斯小姐在谈到她对这个共产党首都的最初印象时说：“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里看不到一个乞丐。”②..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1938年3月，还有一位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抗战的著名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他率领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医疗队，经由武汉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欢迎了白求恩，在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去时，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毛泽东对白求恩的谈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后，对聂荣臻谈起毛泽东的话，很认真地对聂荣臻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寺庙。②白求恩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内战中的西班牙保守党政治、军事领袖的渊博知识，令他惊讶无比。得知白求恩打算建立一个流动医院，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白求恩觉得他坚信人民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无论打多久，他们都会最终取得胜利。“他是一位伟人”，会见后白求恩写道：“他是当代英豪”。白求恩为在延安和晋察冀看见的一切无比激动，惊喜若狂。他发现共产党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形成鲜明对照。“在汉口，我只看见困惑、犹豫等表现衙门气和无能的现象。而延安行政界则充满了信心，显得很有目的。在大城市，我一路上只看见半封建社会的景观——凋敝污陋的住宅、肮脏的街道、衣着褴褛的行人。在延安，整洁的街道分割古旧的建筑，行人似乎都清楚自己去向何方。”①.. 　　

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以不知疲倦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战斗在山西、河 　　

              ①伊洛娜·拉尔夫·休斯：《鲨鱼翅与小米饭》（波土顿1944）第283—284 页。　　

              ②伊洛娜·拉尔夫·休斯：《鲨鱼翅与小米饭》（波土顿1944）第283—284 页。　　

              ②《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487 页。

              ①〔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 年，第217—218 页。　　

北地区。他担任晋察冀边区的医疗顾问和八路军的战地医生，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大量抢救中国同志的生命，自己却在1939 年11 月12 日，因抢救伤员而被感染中毒逝世。毛泽东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逝世深感悲痛，他挥毫撰写了传之后世，并使广大革命群众深受教育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毛泽东高度称赞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以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拓展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毛泽东号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学习他。 　　

一个把毛泽东介绍给美国人民的新英格兰人“7·7”事变之后，有一个新英格兰人詹姆斯·贝特兰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这个人虽然不是美国人，却有两方面的理由值得提到他。1937 年夏，当欧文·拉铁摩尔在延安时，毛泽东曾经向他表示，欢迎所有国家的人士前来考察中共的政策。詹姆斯·贝特兰便是籍着这个机会，第一个前来延安的非美籍记者。而他访问解放区和毛泽东之后，所写的一部著作《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1939 年首先在美国纽约出版，这本书在美国人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年美国旧金山的一位先生，为了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从万里重洋之外，寄送了一册给当时的燕京大学孑民图书馆。詹姆斯·贝特兰虽然不是美国人，但是他在促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他用客观公允的笔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声音，把中国人民英勇而艰苦的抗战情形，真实地介绍给了美国、英国和世界人民。 　　

詹姆斯·贝特兰到达延安，也有一段有趣的经历。1937 年9 月初，他同埃德加·斯诺和邓颖超一道，离开了日本人占领的北平。贝特兰和斯诺将邓颖超以保姆的名义偷偷带过日本人的封锁线，便向西安进发。9月中旬，他们在西安会合。贝特兰为了躲过西安当局的检查，藏在八路军卡车后面的大米袋下离开了西安。十天后，他兴奋地到达了延安。 　　

詹姆斯·贝特兰对毛泽东的印象又有一番不同。在他的笔下，一个栩栩如生、极具个性的毛泽东活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恰逢抗日军政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和开学典礼。贝特兰接到正式邀请，并告知毛泽东将在典礼上讲话。当会议尚未开始时，贝特兰被带到前排坐到一个木板凳上。这时，在他的身旁，一个个子高高的、身体微微弯曲的人站起来，向他伸出了手。在褪了色的蓝军帽的帽沿下，他看到了一双眉头微微皱起而又敏锐的眼睛。 　　

毛泽东给贝特兰的第一个印象是如此鲜明，在见面的瞬间，便把过去因受各种奇怪说法影响而造成的印象，从头脑中一扫而光。他写道：“过去，一些外国作家根据一些传闻，很不负责地把这位最出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描写成一个头脑疯狂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狂热病人等等，也许是由于听信了有关毛泽东的一些传闻的缘故，同他给我的这个初次印象相比，使我颇觉意外。毛那丰润、没有皱纹的脸庞，依然年轻的体态，象书生似的微微驼着的背，尤其是他那孩子气的、顽皮而极富感染力的愉快心情，同我听到的有关他是‘铁的布尔什维克’和红军作战统帅等等传闻相去甚远。”①坐在这位英国记者旁边的毛泽东，既不是一个狂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感情丰富的人。 　　

①（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求实出版社1988 年版，第103 页。 　　

在后来和毛泽东的谈话中，这位友好的英国记者，决心以公正的笔触向全世界公众还以毛泽东的真实形象。他写道：“只要同这个人有最简短的接触，他丰富的人情味和幽默感，便足以推翻人们种种奇怪的猜想。毛泽东是中国头脑最冷静、最有条不紊的人。与他谈话，你马上会意识到他头脑灵活、思路清晰，意识到一种巨大的知识和力量。除了渊博的知识外，他处理任何问题都非常实际，而且对自己的同胞有深刻的了解。毛泽东的演说中并没有使用什么技巧，相反，他说话操着乡音，不断表现出农民那种生动的幽默，使用的是连12 岁的“小鬼”都能听懂的直截了当的、实实在在的话语。他讲话中的“土话”和“习惯表达方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毛泽东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在生活中尽可能紧密地与人民打成一片，特别是与中国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对政治理论的掌握——无疑是要归功于大自然的恩赐———个有过良好训练的大脑和惊人的记忆。他博览群书、兴趣广泛。他那种敏锐性、灵活性，代表了中国人智慧的精华。主宰和控制这个头脑的是经过锻炼的、雄心勃勃的人的意志。 　　

与海伦·斯诺的印象不同的是，贝兰特不认为毛泽东只是抓大的方面，而把细节留给其他人的人。他认为，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或者至少不同于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非常好地抓住细节，他是一个对细节并不放松的人。他既能集中从事眼前的工作，又不忘记最终的目标。这位英国记者肯定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他是中国人中有着“无以伦比的冷静和稳定思想的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力量和沿条理清晰的思路自由而准确运转的大脑。他由衷地赞美道：“中国革命没有列宁，但如果说有谁同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就象列宁一生同欧洲工人的关系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毛泽东”。①10月25 日，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一系列问题和贝兰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个对抗战初期情况和抗战发展前景作精辟分析的谈话，很快被贝兰特传到世界人民之中，以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略运用到美军训练和实战中的美国军官——卡尔逊如果说贝兰特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的非美记者，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便是美国军方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的现职人员。 　　

埃文斯·卡尔逊是美国一个公理会教长的儿子，1912 年加入美国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退伍，被授予上尉军衔。1922年他加入海军陆战队当志愿兵，从1927年到1929 年，后来又从1933 年到1935 年，卡尔逊作为美国一名情报军官在中国供职。那时，他是一位对游击战争略有所知的职业军人。1937年6月15 日，卡尔逊启程赴远东之前，应约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一次长谈，罗斯福要求卡尔逊直接写信给他本人，向他通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总统提出，他们两人之间的通讯必须绝对保密。从1937 年起，卡尔逊便定期向白宫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 　　

早在1933 年，卡尔逊与斯诺在上海期间就有很频繁的交往。1937年，他再次到中国后，就向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提出到延安考察的申请。斯诺为他来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要求拍发一封电报给毛泽东，接着，卡尔逊便到达西安。在那里，卡尔逊以美军观察员的身份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的身份，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再次向毛泽东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 　　

①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第114东。 　　

　12 月10　 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通知卡尔逊，毛泽东已批准他去山西的八路军前线部队，同时回电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欢迎卡尔逊到延安。卡尔逊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去山西的征途。卡尔逊在山西会见了彭德怀、朱德、任弼时、林彪、左权。接着又在前线会见了刘伯承、薄一波、徐向前、张浩、陈赓、陈锡联，在阜平会见了聂荣臻。最后，在会见了贺龙之后，他在山西临汾结束了这次印象深刻的旅行。其时间是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历时51天，行程1000 英里。这次旅行会见了八路军几乎全部的高级将领，亲自领略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他对红军总司令的喜爱竟达到“敬之如父”①..的程度。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几乎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示他对这位红军总司令员的仰慕之情。卡尔逊认为，朱德具有罗伯特·E·李式的慈样，亚伯拉罕·林肯式的谦恭，U·S·格兰特式的坚韧。①..朱德和红军的游击战术，对　　

他一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八路军和他们的战术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1938年5月，卡尔逊再次到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会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对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观察家访问延安的计划给予热心支持，亲自为他给毛泽东和延安其他中共领导人写了介绍信。同时，国民党方面蒋鼎文也给他写了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城，去内蒙古见马占山、傅作义、何柱国、门炳岳的介绍信。因此，可以说卡尔逊此行，既具有美国官方派遣的意义，又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 　　

　5月5日　，卡尔逊到了延安。在延安逗留期间，卡尔逊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长谈。毛泽东和他的谈话，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向一个具有官方身份的美国人进行的谈话，而且这个人有定期向美国总统报告中国情况的任务。卡尔逊对毛泽东的印象，是美国官方人士对毛泽东形成的第一次直接的印象。 　　

毛泽东与卡尔逊的第一次会见，是在一个晚上。毛泽东的工作室里点着一支蜡烛，卡尔逊一进屋，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很健美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卡尔逊。这是卡尔逊形成的第一印象。毛泽东和他紧紧地握手，脸上满是热情的笑容。毛泽东以柔和的低声调向他表示欢迎：“我听说你跟我们的部队一起活动了，我很高兴在这里欢迎你。” 　　

卡尔逊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追忆当时的情景说：“黯淡的烛光，极简陋的陈设——一铺炕，一张木桌，几架书籍，也许最主要的，毛本人高深莫测的气氛，使我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面前就是这位伟人，他提供了中国现代的自由思想的基础，他非凡的组织能力建立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机构的基础。同朱德一起，他领导了艰苦的　六千英里　的长征、到达了比较安全的黄土高原。他的卓越的洞察力，使山西、河北的抗战方式如此有效地抵销了日本现代武器的优势。”①毛泽东和卡尔逊就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畅谈，内容涉及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一个成功的世界组织的成员们等等。毛泽东向卡尔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抗战的战略战术，以及未来的中国应当奉行的外交政策。卡尔逊惊奇地看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具有很扎实的面向实际的一面。他把建立一个廉洁的、民主的政府作为中共近期的奋斗目标：“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除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卡尔逊在毛泽东坚定的理想中看到了毛泽东脚踏实地、从容不迫的奋斗精神。 　　

①迈克尔·布兰克福特：《受欢迎的美国佬：海军陆战队近战兵卡尔逊生平》，波击顿1947 年版，第199 页。①罗伯特·E·李：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总司令；U·S·格兰特：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北军总司令。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50 页。 　　

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一席谈话，毛泽东给这位美国军方观察家留下了这样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①毛泽东坚韧不拔，理想高远、脚踏实地、乐观自信以及艰苦朴素的品质感动了他。他看到这位红军战士拥戴的领袖，象农民一样，在他的旧烟斗里装上长长的、多筋的中国黄烟叶，以致心中为之难受。他默默记在心中，要送他一个新烟斗和一些美国烟草。 　　

　1938年8月7日　，卡尔逊重返汉口时，他简直不能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缄默不语了。”他不顾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欣然与麇集汉口的美国及欧洲记者们进行广泛的交谈，他盛赞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机构和制度。他精神抖擞地把他在游击区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美国和欧洲记者。“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他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他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地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发言的记者们满怀热情地说明情况。”②使记者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有问必答，并且毫不介意他们在电讯稿中提到他的名字。 　　

卡尔逊的看法与美国海军部的看法大相径庭。特别是卡尔逊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具有危险性，这使华盛顿方面颇不满意。他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作典范来加以宣扬，在华盛顿方面看来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卡尔逊接到不准在公开场合下发表谈话的命令。1938年9月17 日，卡尔逊的上级通报说，要严厉追究他对这些活动的责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劝他谨慎从事，但是卡尔逊却坚持他看到的都是事实，他讲的也是事实，没有讳言的必要。接着卡尔逊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他辞去了军职。他解释说：“我希望能够根据我自己的意愿自由他讲话和写作。”1938年12 月末，卡尔逊回到美国，他被良心驱使着“象一个着了魔似的人”那样去说、去写。 　　

卡尔逊不仅向公众发表演说，还为好几家杂志撰稿，并且出版了《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双星》两本书，他的后一本书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由于他是当时目睹共产党军队以及游击战线的第一个美国军人和官方人土；他两次巡游北方，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以及一大批八路军高级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53 页。②〔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219 页。 　　

将领进行过深入访谈；他的脚迹遍布五个省、行程不下三、四千公里，因而他的《中国的双星》成为少数几本着重介绍八路军和敌后游击队著作中的一本。这本书出自一个具有军事眼光的美国军人之手，应时在美国出版，使抗战中的毛泽东、共产党、八路军为美国人民所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卡尔逊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表达的深厚的友谊，也使美国人民深受感动。他对霍尔东·汉森介绍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他所遇到过的“最无私的人”，“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他介绍延安说：“这里的同志友爱同八路军一样。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一新。每一个人都对你直视，不妄自尊大，也不胆小怯懦。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大家平等，人们很快乐满意。”①在以后的三年中，他在美国不断地就他在华北敌后的经历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即使是讥笑、批评和攻击都不能使他屈服，要他停止发表他所相信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卡尔逊的行动代表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以后，他又参加了美国的进步民间组织“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并担任它的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争取美中人民的友谊发展。　　

在卡尔逊受美国海军部攻击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对他的言论极感兴趣。罗斯福阅读他从中国战区转来的一切报告，虽然这些报告并没有对罗斯福的政策发生什么重大影响，但罗斯福对卡尔逊是抱信任态度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支持卡尔逊提出的计划，建立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样一种类似八路军游击队的一种特种部队。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曾是卡尔逊特种部队的主任参谋。他后来成为第二突击营营长。卡尔逊把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同八路军中的官兵一致的战友关系结合在一起进行训练，取得很大的成功，罗斯福将他提升为准将。之后，他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来的经验，袭击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取得了出色战绩，以卓越战功三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使他成为太平洋海战中的传奇英雄。 　　

美联社记者汉森说，毛泽东是一位完全无私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与卡尔逊同时深入山西前线的另一位美联社的年轻记者霍尔多·汉森。1937年7月，他骑自行车从北平来到河北农村，在共产党的游击区考察了两个月之后，返回北平。1938 年夏，他又受美联社委派，对山西、陕西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访问。在延安，他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毛泽东，这是第一个美联社记者与毛泽东发生的直接接触。汉森和卡尔逊的看法一样，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谦逊的、“完全无私的人”；毛泽东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①毛泽东告诉他：“我们要创造历史，而不是重复历史。”②这种宏伟气魄使他惊叹不已，他从中认识到中共的长远目标和中共的奋斗精神。汉森撰写的《人道主义的努力》和卡尔逊所著《中国的双星》一样齐名。1939 年12 月24 日，纽约《时报》发表书评，称这两本书为描写战火中的中国和敌后的中国的两本互相补充的新书。 　　

美国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记者会见毛泽东1939 年共有9 位外国人到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39 年春，由一位曾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年轻的美　国　教授安德鲁·T·罗伊和罗伯特·布朗博士，以及从教派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47 页。①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O—161 页。②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O—161 页。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新闻记者身份来到中国的乔伊·　霍默　小姐访问了延安。　霍默　小姐在重庆时曾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盛大欢迎，国民党铺开红地毯隆重地欢迎这位美国客人。佳肴之丰盛，使她“总是消化不良”。她在与共产党接触之前是亲国民党的，她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与设想也是明确的、反共的。她满以为在延安会看到凶恶的俄国代理人和冷酷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但是，当他们这个三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延安时，竟然大失所望。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给她的印象，与她头脑中的印象一点也不同。她描述说，这位共产党主席相当幽默，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这位中国的列宁的头脑，却“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　　

              ①乔伊·霍默的结论是：毛泽东和中国的红军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有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①..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访问毛泽东1939 年夏，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一位在中国居留了30 多年的美国人访问了延安，他就是乔治·A·菲奇，这位长老会牧师陕甘宁之行所抱的特殊目的，就是要用事实驳斥那种说中国红军对总司令（指蒋介石——引者。）不忠的“洪水般的恶意宣传”。经过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之后，菲奇毫无疑问地坚信，中共和红军具有“绝对的爱国主义”精神。 　　

斯诺再次访问毛泽东1939年9月，正当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再次实施严密封锁的时候，斯诺以一名得到政府承认的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代表的身份到西北旅行。他的官方任务是视察工业合作社在延安的仓库。他顺利地通过西安的关卡到达延安。 　　

在延安，他看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共产党的军队扩大了三、四倍，现在防守着几千英里的新地区。共产党在延安有了整块不大的根据地，在这里除了轰炸打扰以外，可以安稳地培训成千名新的军政干部，建立起自己的机构。物质条件改善了，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新的机构设在窑洞里或隐蔽在山沟里的新建楼房里。毛泽东问斯诺：“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从1936 年你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给你看一点成绩了。”①在斯诺眼里，整个延安都是新的，他在听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与毛泽东一齐走出剧场。毛问他：“你觉得怎样？”“好极了，在燕京大学听唱《弥赛亚》以后，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毛泽东坚定地回答他：“是的，这跟我们在保安的演出大不相同了。” 　　

　9 月23　 日和26 日，斯诺对毛泽东进行了两次访问。毛泽东给斯诺的印象是，这位中共领袖，在日寇占领中国半壁河山，蒋介石重新祭起反共法宝所造成的种种困难面前，没有一丝惊慌失措的表现。相反，他表现出不寻常的安详，好象什么事情也不会使他烦恼。他日见宽宏大量，与蒋介石的日益暴躁，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他发现毛仍然住在窑洞里，不过陈设较保安时稍有改进。他住的是三间：一间书房，一间寝室、一间客房。墙上抹了白灰， 　　

①乔伊·霍默：《中国的曙光》，波士顿、l941 年，第253 页。①转见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1 页。①埃德加·斯诺：《一九三九年重访陕甘宁边区印象》，《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第100—101 页。铺了砖，略有一点装饰。但除此之外，还是很俭朴。毛仍然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之外，他真是身无长物，他象以前那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夜为这个目的工作。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了解着世界大事，分析着政治形势，他在晚上处理工作之前，总要读完附近军用无线电台抄收的一大叠新闻，从山西前线来的，从全国来的，和从外国来的消息。 　　

　9 月23　 日，毛泽东就各种问题同斯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意见交换。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歧，中国的工业合作社，统一战线中的新问题，苏联对欧洲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当天报纸上的新闻等等，都是他们谈话的内容。　　

在和斯诺深入探讨美国的国际政策时，毛泽东认为罗斯福将使美国参加这场“纯粹帝国主义战争”。他指出，在苏联未参战的情况下，在张伯伦把英国拖入战争之前，这场战争或许还是“进步的”，现在它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美国的共产党人过去支持罗斯福，但是如果他决定美国参战，共产党人就不会支持他了。 　　

毛泽东认真地探讨了美国两党对待战争的态度。他很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执政的民主党的参战主张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次战争又是民主党执政，罗斯福正在呼吁改变美同的中立政策，希望率领美国参战。但是共和党人却始终强烈地支持孤立主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共和党不是代表大金融资本吗？他们不是能从战争中发横财吗？斯诺回答毛泽东：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中，各类资本的势力都可以找到，“大金融集团”的魔手伸进了两党内部。公众舆论的变化（包括劳工界的意见），能够导致共和党改变原来的立场。例如，在废除美日通商条约时，舆论便对共和党人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接着指出美国政策的矛盾，他指出，尽管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美国商人仍然继续把原料卖给日本，而且数量比以前更多。斯诺则认为，苏联在这方面也毫不例外，毛泽东笑着回答他：斯大林是从罗斯福那里学到这一些的。 　　

斯诺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即“工合”）的原委，从上海的发初时期，经国际委员会确认，直到海外的基金筹备委员会，并强调了“工会”对游击区的价值。毛泽东声明，他非常支持美国友人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中国搞“工合”运动，并发表了支持“工合”的声明，同意斯诺将他的声明在美国和海外华侨中广泛传播。之后，毛泽东和斯诺对美国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了天南海北的闲谈。 　　

斯诺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谈话的特征。在谈话时，毛泽东善于把复杂的问题讲得连没文化的人也听得懂。他惯用俗语和家常作比喻；他从不向听者说大话，而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人谈话。他和人民是交心的；他和群众的思想从来都是通的。毛说话一长，总要说些家常的俏皮话，或者简练的警句。他似乎是靠在所有辩论中取胜，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的。他有广博的学识，在辩论中熟练地运用辩证法。他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极少从正面攻击对手。他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打跨。他喜爱和人们接触，使人们欢笑，同各色各样的人在一起都很自在。　　

　9 月26　 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主要是对统一战线问题、国际问题作了回答，毛泽东允许斯诺将他的谈话内容向全世界公布。　1940 年1 月1　3 日和20 日，斯诺将毛泽东这个具有科学预见性的谈话，全文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斯诺这次访问延安大约10 天功夫，　9月28 　日，延安各界召开了欢迎斯诺等人的大会，毛泽东以“欢迎久以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开始他的演说。他指出：“民国廿五年斯诺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通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①毛泽东通过对斯诺的欢迎和期望，表达了发展中美人民亲密友谊的愿望。 　　

1941 年斯诺在美国出版《为亚洲而战》一书，详细报道了他1939 年重返西北抗日根据地和会见毛泽东的见闻。在这本书中，他把“大部分的篇幅和同情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国民党独裁的、半封建专制的统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酸洗”。这本书再次在美国人民中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T·A·比森称此书的部分章节为“必读之物”。《基督教世纪》周刊总编辑保尔·哈钦森认为，任何一个美国人，只有在读过斯诺这本杰作之后，才有权谈论美国的远东政策。①.. 　　

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大概是至1944 年前最后一位美国人对毛泽东和延安的访问。国民党对陕北边区的严密封锁，使延安几乎又回到1936 年前的铁桶合围状态。与1936 年不同的是，共产党人可以通过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外发布一些消息。 　　

1937 年至1939 年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和中共大大拓展了与美国各界人士的关系，太平洋两岸中美人民的友谊日益密切，并通过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而不断加深，美国各界人十对毛泽东和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把对他们的印象传遍全世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及红军的勇士们，以传奇英雄的形象被美国人民所广泛接受，美国官方也不得不注意到毛泽东和红军的存在及影响。这一时期，毛泽东和美国的交往虽然总的还处在民间交往的阶段，但是它已为实现官方间的接触准备了条件。 　　

①《新中华报》1939年9月29 日。①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02 页。

200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