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孔孟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的反动性　　

探素者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3·22》）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荀子·宥坐》）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予何？”（《论语·述而·7·23》）　　

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9·5》）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14·21》）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7·31》）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13·18》）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17·5》）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17·7》）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6·9》）　　

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中庸·28》）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7·1》）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9·15》）

孔子对于季氏的“八佾舞于庭”，称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于“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14·16》）、“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14·17》），称作“之器小哉！”对于“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称“焉得俭？”对于“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对于“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的少正卯（王充《论衡·讲瑞》），则“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之，其后捏造其罪“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在记载孔子的这段“光辉”历史时，前者也是被其徒“隐”、“讳”去的。孔子自称“知天命”、“受天命”，招摇过市，谋图“天子”之位的野心昭然若揭。孔子对于“弑简公”的陈成子，则沐浴而朝，告于哀公、“三子”“请讨之。”“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而孔子对于自己“公山弗扰以费畔”的“召”，不仅不“告君，以讨之”、“诛”之，而且“欲往”，并且对于自己的“欲往”，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对于“佛肸［以中牟畔］”的“召”，不仅不“告君，以讨之”、“诛”之，而且“欲往”，并且对于自己的“欲往”，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是一个在己则“隐”之，在他则“讨之”、“诛”之的角色。非但如此，更绝的是孔子其本是“公山弗扰以费畔”的帮凶，反而使季氏误认为其是帮助他粉碎“公山弗扰以费畔”的“功臣”，而念念不忘其“功德”。孔子对于“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诅咒其“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而对自己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却洋洋得意、沾沾自喜而“窃比于我老彭”。孔子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却自赏“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明知“《春秋》，天子之事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还是要妄“作《春秋》”！　　

孔子自称“知天命”、“受天命”，谋图“天子”之位；到处鼓吹“文武之道”，“劝下乱上，教臣弑君”（《墨子·非儒下》）；孟子到处鼓吹“文武之道”，煽动诸侯取代周之天下，其罪都远远大于孔子强加给少正卯的罪名，其罪更该当诛！十恶不赦！其一，足以当诛！　　

孔子称“君而知礼，孰不知礼”的“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的昭公“知礼”，当陈司败戳穿孔子对昭公的“隐”时，孔子竟然恬不知耻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通常人们认为“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是“直躬者”，而孔子的“直躬者”却“异于是”与人不同，他认为的“直躬者”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其父攘羊”，“而子”不是“证之”而是“隐”之。对“尊者”、“贤者”、“亲者”的丑事、错误、罪恶的袒护、隐瞒是孔子行为的一个准则。　　

由上，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四点：其一，孔子是一个把自己所有坏事都掩盖、隐瞒起来，经过乔装打扮起来的一个伪君子，柳下跖称其为“巧伪人”，是量其头戴其帽，正合适；其二，孔子所指的一些观念与人们一般所指不同，都有着其特殊相反的含义。我们必须由这些最基本的特征来对待孔子及其儒者说教。其三，《大学·7》：“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1》：“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千万不要相信孔子的这种“慎独”工夫。其四，在当时鲁“君取于吴，为同姓”，违“礼”，路人皆知，犹如秃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事，这种情况下孔子仍然为其隐瞒。睁眼说瞎话，得蒙则蒙，得欺则欺，得骗则骗，实在不行，就或装死躺下，或削尖脑袋，或脚下擦油，或变换脸谱，或装模作样，或伺机反扑，或蒙混过关，溜之乎也等等是孔子的诸多本领。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继承，是其结党营私、互相包庇、狼狈为奸、欺骗视听，愚弄被统治阶级的信条。《左传·隐公四年》载：石厚参与州吁弑其君桓公，其父石碏（què）杀了石厚。对此，孔子称赞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可见“大义灭亲”重于“父子相隐”；“忠”大于“孝”，“君”重于“亲”；鼓吹“孝亲”是为了“忠君”；鼓吹“子为父隐”是为了“臣为君隐”。孔子是一个专给权势者捧臭脚者。　　

墨家反对儒家的亲亲尊尊，主张天下同义，并身体力行之。据《吕氏春秋·去私》记载：战国时墨家巨子腹（tūn）力行墨家主张，其子杀人，秦惠王念其只此一子，“已令吏弗诛”，而他坚持“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者之法”，仍处子以死刑。对此，书中赞之曰：“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3·9》）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2·23》）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3·14》）　　

孔子说他对于夏礼和殷礼，如果文献“足”，则他“能征之”，既然“文献不足也”，当然他孔子亦就不“能征之”。孔子对夏礼和殷礼的“不能征之”与杞人宋人的“不足征之”有何差别？！实际上没有差别！既然他孔子因“文献不足故”，当然也就会如同杞人和宋人一样因“文献不足故”而“不能征之”，那么孔子在前面所说的两个“吾能言之”就是虚晃一枪，故弄玄虚。其实：他孔子对夏礼和殷礼的“不能征之”要比杞人和宋人对夏礼和殷礼的“不足征之”与对夏礼和殷礼的“能征之”相距更远。然而，孔子对杞对夏礼、对宋对殷礼却都以“不足征也”相贬，而对己则皆以“吾能言之”相褒。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15·23》）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4·6》）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火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15·35》）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15·9》）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6·26》）　　

孔子自诩“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但由其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可见其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的荒谬绝伦；由其称“吾见蹈［火］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可见其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耸人听闻；而由其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见宰我的“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之问的合理性。然而，孔子对己之荒谬之言持肯定态度，而对宰我合理之问却持否定态度。这不仅是对其“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自我否定，也是对其施教霸道，不许问难的写照。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4》）　　

孔子是一个不断吹牛，牛皮不断吹爆，又继而吹之者！孔子自吹他“知天命”（《论语·为政·2·4》）！以“志于道”（《论语·述而·7·6》）自居！“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7·23》）！“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9·5》）！现在，“道之不行也”，又是他孔子“知之矣”！并且还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不是“过犹不及”（《论语·先进·11·16》）吗？对别人“过”就是大大的“愚者”，而对他孔子“过”却是大大的“知者”！“道之不明也”，也是他孔子“知之矣”！并且还是“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对别人“过”就是大大的“不肖者”，对他孔子却是大大的“贤者”！完全是双重标准。既然“过犹不及”，那么“知者”就不会“过之”，“过之”者非“知者”也；“贤者”更不会“过之”，“过之”者非“贤者”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别人饮食皆“莫”“能知味也”，而只有他孔子“知味也”！惟我独尊，一付恶霸嘴脸。然而，孔子的“知味”也很有限，甚至于“闻《韶》”，也能使他“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7·14》)!既然“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他孔子都已知道，而其徒子徒孙为何仍要不断地吹捧孔子“譬如天地”，“譬如日月”，“聪明圣知达天德者”；鼓吹其道为“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呢？只有一个原因，其目的就在于欺骗权势者、统治者对其赏识，愚弄被压迫者、被统治者对其敬畏。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12·21》）　　

实际上孔子不仅不“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而专攻“人之恶”，对“人之恶”不仅“攻”之还“诛”之，而对“其恶”则“文”之，“隐”之！　　

孟子也是这种人物。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离娄上·7·26》）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孟子·告子下·12·1》）　　

孟子对于“舜不告而娶”，认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既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舜可以“不告而娶”，那么对于任人“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和“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之问的答案应该是“为活命也，小人以为犹无紾也”，“则将紾之乎”和“为无后也，小人以为犹不搂也”，“则将搂之乎”！为何“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离娄上·7·26》），冠冕堂皇，而“小人”为“得妻”，“则搂之乎”，“小人”不可“以为犹‘不搂’也”？就是“钻穴隙之类”，“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6·3》）？既然“礼义由贤者出”（《孟子·梁惠王下·2·16》），那么，圣人、君子更应作出表率，“民”、“小人”犹可谅解。不是“不能正己焉能正人”（《论语·子路·13·13》）吗？不是“君子之德是风，小人之德是草”（《论语·颜渊·12·19》）吗？其实，“贤者”“所出”的“礼义”是帮助统治者给被统治者身上套的枷锁，让被统治者受其罪，并非“贤者”和统治者也要自受，他们是不会钻进自己给被统治者所设的圈套之中的。若谁不信，您就去查查中国的历史，孔孟两位鼓吹“忠孝”的“圣人”和中国的诸位帝王，哪一个是“忠孝”的楷模？没有一个！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曰：“事道也。”“事道奚猎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仕也。”（《孟子·万章下·10·4》）　　

孟子对于“杀越人于货”的“小人”、“民”，主张“不待教而诛者也”；而对于“取之于民的诸侯”，则反对“不待教而诛者也”，而主张“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孟子把诸侯的“取之于民”比作“鲁人猎较”。“猎较”是当时在鲁国贵族中流行的一种竞技游戏。孟子把“取之于民的诸侯”，视为“猎较”的贵族；把“诸侯”的“取之于民”比作“鲁人猎较”。既然如此，“诸侯”的“取之于民”，竞技游戏而已，焉有“罪过”，甚至于对“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也大可不必！孟子把孔子“滥竽充数”的“奚不去也”，美化成孔子的“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仕也。”说明孟子的脑子有病。　　

“杀越人于货”者，小“盗”也，根据孟子的主张“是不待教而诛者也”；“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者，大“盗”也，根据孟子的主张反要对“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这是什么逻辑？再则，“诸侯取之于民也”，是“窃国”、“夺民”、“杀民”；而“鲁人猎较”，只是一种竞技。“诸侯取之于民也”与“鲁人猎较”可相比较吗？正如《庄子·胠箧》所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就是因为如此，故才虽有“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也！孟子偷换概念，实行双重标准。“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仕也。”说明孔子“之仕”“非”全是“事道与”！其中有“行”——为行道，有“际”——为私情，有“公养”——为吃喝。例如：“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乃为行“道”；“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乃为私情；“于卫孝公，公养仕也”，乃为吃喝。须知季桓子乃执鲁国“国命”之大夫也，是使鲁国“无道”者也，孔子为其仕，是“克己复礼”，让鲁国“有道”乎？是“助纣为虐”，使鲁国“无道”乎？是使鲁国“无道”乎也！是“助纣为虐”也！同样一事，他孔孟做了，就是行“礼”、“有道”；别人做了，就是悖“礼”，“无道”！孔子自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7·12》），孟子也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试想这样一个人物，他会“去”吗！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10·5》）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孔子不是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15·32》）吗？“孔子尝为委吏矣”，是属于“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吗？非也。并非人家请孔子做大官，他不干！是因“吾少也贱”（《论语·子罕·9·6》），为生计不得而为之也。对此，孟子不知吗？知也，为吹捧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孔子一介草民，四处游说诸侯，言平治天下，乃“位卑而言高，罪也”！孔子曾身为鲁“司空”，后又升为大司寇，“摄”宰相“职”，而让季氏等“三桓”“执国命”，“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zōng）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yīn）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13·35》）　　

万章闻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gǔ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9·3》）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这真活脱脱地描述了所谓“正人君子”、“圣君”大舜一副欺骗视听，包庇杀人凶犯，假清高的虚伪丑恶嘴脸。“仁义”是权势者杀人的帮凶。　　

共工、三苗、鲧有何罪？被“流”、被“放”、被“杀”，至今不明！“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15·5》）孔子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而天下咸服”。孟子也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必说“天下咸服”，万章之问“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说明万章就不“服”！“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天下咸服”，这真是对“仁人”绝妙讽刺。“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绝不会使“天下咸服”。而孟子却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这纯粹是无耻之谈。“诛不仁”，是指对与自己无血统关系者；而对于与自己有血统关系者，则无论其如何“不仁”，也是要使其“富之”、“贵之”。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任人唯亲”所以横行肆虐之根源所在。所以被统治阶级千万不要被孔孟之道的善词美语迷惑住了，什么“仁”呀！“爱”呀！这不过是裹在外面的一层糖衣，其里面包着的却是致人死命的毒药。“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仁人固如是乎”！这就是孔孟所鼓吹的“仁政”和“爱人”之真意。“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利用职务之便，假公济私，在中国起码自大舜有之，可见其源远流长。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孟子·万章上·9·2》）　　

象“郁陶思君尔”，“彼以爱兄之道来”，假也；而彼“象往入舜宫”，以占“干戈”、“琴”、“弤”、“二嫂”而来，真也。舜不知！不知，何以治天下！知也！故舜“诚信喜之”，实“伪”也！此乃孟子以小人之心揣君子之腹矣？《孟子·告子下·13·3》：“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如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舜不仅“亲之过大而不怨”，反而“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舜是一个大大的伪善者！大大的不孝者！大大的“小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13·13》）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12·19》）　　

实际上，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独裁专制的历史，就是不“正其身”，而“正人”的历史！“克己复礼”就是！其中，对孔子本人来说，他自己不“克己复礼”，却让别人“克己复礼”就是一例。《孟子·滕文公下·6·9》：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就是孔子食言之一例。《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符之泽。大叔……兴徒兵以攻萑符之盗，尽杀之，……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子系中山狼，得势便猖狂。孔子为鲁大司寇七日，即利用职权，捏造罪名杀害政治、学术上的对手少正卯，皆是其“子为政，焉用杀”的注脚。“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不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吗？“君子”有何“德”，“小人”亦就有何“德”。既然如此，孔子对“小人”的一切不满和指责，皆是“君子”造成的。根据“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15·21》），那么孔子对“小人”的一切不满和指责是对象的错误，不满和指责的应该是“君子”，而不应该是“小人”。“小人”的“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皆是由于“君子”的“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小人求诸人”（同上）是由于“君子”的“求诸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它把“君子”定位作“小人”天生的主宰，“小人”定位作“君子”天生的附庸。“君子”是“小人”的天然统治者，“小人”是“君子”的天然被统治者。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孔孟对于上者、贵者、亲者、己者与下者、贱者、疏者、异己者的道德要求绝然不同，对前者是袒护的、褒高的，而对后者是苛刻的、贬低的。孔孟“君子”之流是“求诸人”，并非“求诸己”！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大学·7》）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试问鼓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者，是君子哉？小人哉？《论语·述而·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孔子当着众人，尚且胡说八道，更况且在“其独”时，则其更不能“慎”了！《孟子·尽心上·13·35》：“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这是“天子”大舜的“慎独”，也是孔孟所赞赏的“君子”光辉典范之“慎独”。舜的鬼把戏甚至于连皋陶都识不破，这就是“天子”大舜的“诚于中，形于外”，也是孔孟所赞赏的“君子”光辉典范的“诚于中，形于外”。“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那些大腹便便的“君子”，绝对不是由于“必诚其意”，“心广体胖”，“德润身”的结果，而是吮吸民血民膏，“恶”“润身”的结果。《庄子·列御寇》：“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懁（xuān）而达，有坚而缦（màn），有缓而钎（hàn）。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何有简单的“诚于中，形于外”？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大学·9》）　　

说之所以“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是因为“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人”会为此诸多之“辟”，故需“修身”。“修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诸如对其“所亲爱”者、“所贱恶”者、“所畏敬”者、“所哀矜”者、“所敖惰”者有所“辟”，使之不要对“所亲爱”者、“所贱恶”者、“所畏敬”者、“所哀矜”者、“所敖惰”者有所“辟”。然而，孔孟“修身”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越“修”越“邪”,越“修”越“辟”——就是为了“辟”！“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孟子·滕文公上·5·5》）、“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13·45》），“爱有差等，施由亲始”。诸如，孔子硬是把“君而知礼，孰不知礼”之“君”说成“知礼”，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认为是“直在其中”，把“亲亲之杀，尊贤之等”（《中庸·20》）视为“中庸之道”，对自己则称之，对少正卯则诛之。这是“圣人”孔子的“心正”！也是“圣人”孔子的“辟”！“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13·45》）、“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6·9》），这是“亚圣人”孟子的“心正”！也是“亚圣人”孟子的“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儒者的“心正”！也是儒者的“辟”！“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万章上·9·3》）、“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执之而已矣……禁之……然则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这是“天子”大舜的“心正”！也是“天子”大舜之“辟”！“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孔子的“辟”，也是孔子的心术“不正”；“爱有差等，施由亲始”，这是孟子的“辟”，也是孟子的心术“不正”；“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儒者的“辟”，也是儒者的心术“不正”；“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这是大舜的“辟”，也是大舜的心术“不正”！“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看来，孔子当是“知”“君”之“好”者，然而，孔子可“知”“君”之“恶”吗？《论语·阳货·17·25》：“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看来，孔子当是“知”“小人与女子”之“恶”者，然而，孔子可“知”“小人与女子”之“美”者吗？“‘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人莫知其子之恶”，难道他孔子“知其子之恶”吗？“莫知其苗之硕”，难道他孔子“知其苗之硕”吗？《论语·子路·13·4》：“樊迟问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既然如此，孔子何必在农圃之前卖弄稼穑！既然“‘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那么孔子所鼓吹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隐”何？“隐”“恶”、“隐”“丑”，这不仅否定了其“人莫知其子之恶”的胡说，而且说甚至于明知其恶也要为之隐瞒，是明“知”其“恶”、“丑”，才为其“隐”！这是什么“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何？当然是“讳”“恶”、“讳”“丑”了！这说明儒家就是要明知其“尊者”、“贤者”、“亲者”的“恶”、“丑”，而要为其“讳”！为其“隐”！什么“诚”？儒家的“尊者”、“贤者”、“亲者”，是一些被其经过多重美化包装而杜撰出来的假货。这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精神环境、情感环境下生活，再加上君子的竭力盘剥，衣食无着，整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真可谓水深火热！是如何熬过来的，今人是难以想象的！孔孟之道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海山苦难，罄竹难书！中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孔孟之道的血海深仇！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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