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谍报：中国已经全民腐败！

日本谍报：中国已经全民腐败！

《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   2009-12-06

“大清全民都腐败”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

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艰。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

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得最为深刻，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 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 “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

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挥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

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

【本文摘自雪珥新著《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出版】

看日本企业家如此爱国：自费当间谍

《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

私营老板支撑谍报网

甲午战争期间活跃在中国的日本间谍网，主要是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体系。这一耗资巨大的谍报系统，却几乎没有拿过日本政府或军方的钱，不仅没有享受 “机关”待遇，甚至连“事业单位”都算不上，纯粹是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而且只“烧钱”，不产出。

与此相仿，甲午战争时期的大多数日本间谍，只是在战争爆发后才被纳入军队系统，而此前，都不属于国家“公派”，同样没有“公务员”待遇，只从所赞助的企业这里领取微薄的生活津贴，是“间谍志愿者”。

在背后支撑这个庞大的间谍网的，是一家日本的民营企业，它通过卓有成效的在华商业经营，以商养谍，商谍结合，既节省了日本的军费开支，也拓宽了谍报渠道，提高了谍报效率。这家“尽忠报国”的企业，名唤“乐善堂”,这位“无私爱国”的企业家，名叫岸田吟香。

妓院里的“名记”

岸田吟香（1833-1905）是日本第一代成功的企业家，声望甚至与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并称。如果说福泽是西方文明的引进者，岸田则是一个最成功的移植者和消化者。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官方的红人，年轻时曾因写文而惹恼了军方，不得不躲到江户的妓院做龟奴维生。

岸田为冈山县人，本名国华，自号“银次”，后以更为书卷气的谐音词“吟香”自号。岸田自幼便有神通之称，学习汉学，造诣不浅，这为他日后发家的汉籍出版及中国事业打下坚实基础。二十二岁时他前往大阪，于汉学之外开始学习“兰学”（即西学，因首自荷兰传入，日本人通称兰学），与木户孝勇、西乡隆盛等一干后来的维新志士结交。

年轻人接触了如此多的新思想，自然就看不惯保守、颟顸的幕府官僚们，加上本就汉学深厚，落笔成文，并开始抨击时政、指点江山了。如此，自然触犯了当权者的忌讳，下令要抓获这个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岸田只有落荒而逃，隐姓埋名，最艰难的时候，只好到妓院里做仆人，伺候嫖客们。

但笔杆子还是有用途的，几经周折，经过好友介绍，岸田认识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1851-1911）。赫本博士在日本先后生活三十三年，培养了不少一流人才，在该国朝野影响甚大。他有个孙女叫凯瑟琳，日后比爷爷的名气还大，曾四度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影星。赫本博士当时在横滨，边行医、边传教，还边编辑日本第一本英文词典《和英辞林集成》。为了编辑词典，他需要一位精通日文的专家，岸田是当然的人选。于是，岸天就住到赫本博士在横滨的住所内，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而且开始更系统地学习英文，并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报业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一年他已经31岁。

1866年9月，赫本博士偕岸田同来上海，着手词典的印刷事务，直到次年5月印刷完毕。在繁华的东方第一都市上海生活了九个月，大大拓展了岸田的视野。

回到日本后，岸田重操笔耕旧业，办起自己的报纸《海外新闻》，每旬出版，充分发挥自己擅长英文的长处，摘编世界各地新闻，类似日本的《参考消息》。之后，又出版《横滨新报》。期间也多次尝试下海经商，但都不是十分成功。1872年，岸田担任了《东京日日新闻》（Tokyo Nichinichi Shinbun）的主笔，这给他一个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岸田笔力雄厚，纵谈时事，一时声誉雀起，被称为四大“名记”之一。1874年，西乡从道率军侵略台湾，颇有文名的岸田获得了军方的谅解，得以成为日本第一位随军记者。他的战地报道深受欢迎，令《东京日日新闻》发行量大增。

就在岸田新闻事业将至顶峰时，他却突然弃笔下海，开始经商。原来，为酬谢他在词典编撰中的努力，赫本博士将其研制的一种水溶性眼药配方送给了岸田，岸田将其命名为“精锜水”（Seikisui），大为畅销。

1877年，“名记”岸田正式办起了公司，名唤乐善堂，地点就在东京的银座。除了眼药水这一独门看家产品外，他还经营别的药品，以及书生最爱的生意：卖书，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上海滩闻人

日本的生意稳定后，岸田便来到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开拓业务。在英租界河南路开设了乐善堂上海分堂。精通中文的岸田撰写了《卫生宝函》，为他经营的药品大做宣传，其中国业务迅速开展起来。

岸田心思灵敏，富于创造性，他发明了岸田式铜版活字，翻印中文典籍。当时中国的主流出版物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但这些著作多为木刻印刷，开本巨大，卷帙浩繁，不便携带，及至岸田用铜版活字，印刷小字袖珍本之后，因携带便利，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购买狂潮，给上海乐善堂带来滚滚财源。

岸田在中国的生意经，并不只局限在赚钱，而是名利双收。他的出版业余，不只在技术上创新，更是在普及文化方面下了大功夫，其出版的书籍，面向中下层阶级，用意很深。

根据中日两国所收藏的《乐善堂精刻铜版缩印书目》及《乐善堂发兑铜板石印书籍地图画谱》统计，《四书五经》解说书、科举考试参考书、试题集及辞书、韵书、类书、尺犊和一般的学习参考书，共占其出版总数将近一半。

而且，乐善堂的出版物中，还有大量的外国历史地理书籍和地图，其中包括当时风靡一时的丁题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富国策》，及合信(Hobson, Benjamin)的《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博物新编》等。为了让更多的平民能买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乐善堂还将《海国图志》拆开，分成《筹海篇》、《英吉利国志》、《俄罗斯国志》、《欧北五国志》等小小的单行本, 每本仅售几角钱，而全本《海国图志》定价12元。

岸田还积极介入中国的文化界，与相当多的文人们过从甚密，是《申报》乐于报道的上海滩“明星”。《申报》(1888年3月23日)曾说：“东瀛岸吟香先生风雅士也。兹以寓楼对面玉兰大放瑶芷,娟娟相对,不禁诗兴勃发……招致海内名流,开筵小饮,拟设诗社,日凡两举,沪江为文人才士所萃,能诗者辈出,惟创设诗社者,未之闻也。吟香先生风雅好事,实能开其先声矣! ”就这样，他成立了一个“玉兰吟社”，吸纳了不少沪上文化名流，《申报》公开报道过的就有著名的思想家王韬（天南遯叟），以及前后担任过《申报》主笔的何桂笙（高昌寒食主）、黄式权（梦畹生秋山）、蔡尔康（缕馨仙史、钱昕伯（雾里看花客）等。

乐善堂还经常向平民免费发放药品等，为岸田赢得了大善人的称号。

在中国牢牢扎根后，岸田便不再满足于只做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和上海滩闻人，一直深埋其心中的政治抱负便开始寻机崭露。

爱赔钱的老板

岸田的“报国”方式十分独特：一方面，他为日本国内撰写大量文章，介绍中国市场，鼓励日本政府和企业，到中国与列强进行“商战”、厚植国力；另一方面，他亲自游历中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报告，成为日本政界和军方的重要情报来源；更为重要的是，他效仿中国古人孟尝君的做法，收留了大量到中国前来寻找机会的日本浪人或学生，管吃管住还管出路。

当荒尾精奉命到中国建立谍报网时，首先拜见了岸田，并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岸田建议荒尾精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到交通最为便利的汉口设立乐善堂分堂，经营药品和书籍，所得货款可以全部用于谍报工作。乐善堂的间谍如果有大行动，一般都是带着其经销的药品和书籍出发，边走边卖，一是作为很好的掩护，二是从贩卖中获取利润，减少谍报开支。他们的行动计划，往往包括在目的地考察经商办企业的可能，以便能扎根当地，这与古代的“屯垦”思路十分相似。

以商养谍、走谍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几乎是那时日谍的共识。乐善堂的间谍们收集各地情报，并不局限于军事政治方面，也大量涉及到经济情报，其所编辑的资料最后多达数千万字，对日本在华的“商战”也帮助很大。那些年轻的间谍，也有很强的商战意识，如藤岛武彦，就曾经回到日本，从家乡鹿儿岛筹集了资本，在大阪兴办起了纸草制造所，以所得利润贴补中国的间谍活动；而石川伍一在考察中国西南地区时，就提出应到西藏经营牧场，为谍报工作筹集经费。

以商养谍的思路，后来进一步发扬光大，乐善堂在甲午战争前干脆在上海成立了间谍学校，命名为日清贸易研究所，全力培养“商战”和“兵战”的两栖谍报人员，为日本赢得甲午战争立下了巨大功勋。荒尾精与岸田吟香对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间谍学员们，就期望他们“为实业家之模范、为扫除积弊之创业家、为兴复亚洲之志士，为开创日本富强之俊杰”，将商战与谍战完全结合在一起。战后，乐善堂及其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不少间谍都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爱国企业家”岸田吟香则获得了“勋六等”和“瑞宝奖章”。

【本文摘自雪珥新著《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出版】

大清国抓日谍 美国总统险下台

《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

大清国抓获并处决了两名躲藏在美国领事馆的日本间谍，在美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党借此猛烈攻击向中国“妥协软弱”的总统和国务卿……

上海“间谍门”夹伤美国总统

 
1894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发表记者拉尔夫（Julian Ralph）的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American Helplessness in China)，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也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尖锐地攻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起因就是美国政府居然将跑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避难的两名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当局。

文章详细地描写了这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受到的“非人折磨”：

“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天----有的说是3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的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文章指责，软弱的美国政府，正是造成这两名日本青年被中国“杀害”的帮凶。

在野的美国共和党如获至宝，抓住这一事件，对克里夫兰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猛烈攻击。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鼓动议员们发起弹劾。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随即要求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公开所有相关文件，被后者拒绝，支持政府的参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护架，议会内爆发激烈斗争。

引起华盛顿巨大政治风波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间谍事件”，或者“上海间谍丑闻”。这两名成为中、美、日三国外交关注焦点的日本人，一名楠内有次郎（Kusunchi，1865-1894），一名福原林平(Fukuhara，1868-1894)。

楠内有次郎的家乡是以陶器闻名的九州佐贺县，他原姓青木，过继给楠内家为嗣，遂移居到鹿儿岛。因视力不合格，在报考陆军军校时没通过体检。这和“三崎”中藤崎秀（也是鹿儿岛人氏）报考军校未果相似。楠内随后到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改学法律、英语。1890年，受荒尾精鼓动，他前往上海就读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毕业后他加入了上海日清商品陈列所，回到日本，在九州、中国（日本地名）、大阪等地调查海产品。1894年，他陪同横滨贸易新闻社社长，到中国内地调查了数月，因病留在上海直到战争爆发。在此期间，他开始实际从事间谍活动。

福原林平是冈山县人，就读于历史悠久的藩校闲谷黉。在黉长（校长）、著名维新人物西毅一教诲下，年轻的福原慨然以国士自许。他第一次报考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未中，竟径直找到负责人荒尾精，慷慨陈词，感动了荒尾精，被破格录取。毕业后，他回到了日本，在冈山县名刹国清寺随海晏法师参禅。1893年11月，他与同学高见武夫一道回到上海，临行前，海晏法师还给他们赠送了宝刀。

战争爆发后，楠内、福原两人都在上海潜伏下来，以商人名义从事间谍工作。随即奉命到满洲内地侦察军情。预定的计划是，先乘船到营口，经辽阳抵奉天，再去辽阳，返回奉天后将情报以电报发到上海，然后再前往凤凰城，将沿途所见军情随时报告；之后向鸭绿江行进，调查入朝清军数量及沿途军情，提供给已经在朝鲜境内的日本第一军，然后为该军带路。布置这一任务的日本武官根津一也坦陈，这一任务实在很艰难。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们原定的8月11日的班船被取消，下一班要到14日才能开行。考虑到两人同时从日清商品陈列所出发会引起怀疑，遂决定假冒湖北商人住到法租界的同福客栈去。福原先在12日搬进客栈，楠内则于13日搬进，另一刚从满洲回到上海、准备与他们同行的间谍景山则住进了全安客栈，三人装作互不认识。

8月14日半夜，楠内、福原两人在同福客栈被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弁抓获，随身搜出关东地图和清军军官名录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国租界内抓获，只能交由法国巡捕房，而法国方面则干脆将两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因此惹出件轰动世界的惊天大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担负起“调停人”（Good Office）角色，为两国在对方国家中照顾侨民及利益。根据“调停人”原则，法租界当局将日本人交由美国外交官处理，倒也还在理上。

两名日本间谍向美国总领事佐尼干（Jernigan）宣称受到中国政府诬告，并要求获得庇护。佐尼干很快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小田贝（Jenior Denby）提出严正交涉，小田贝的父亲老田贝是驻华公使，此时回国休养，由其子代办。同时，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是律师出身，一切行为讲究法治和条理。他闻报大惊，立即指示小田贝，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小田贝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既然美国充当了“调停人”，则在华日本人自然获得美国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两名日本间谍不应被引渡给中国，而应接受领事裁判。两人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电文往来十分频繁。

在法理上难以说服葛礼山后，小田贝又诉诸道义，认为如果接受中国的引渡要求，则两名日本人必然会被中国刑讯折磨并最终残酷处决。

葛礼山不为所动，在他的强硬命令下，小田贝只好下令佐尼干，于9月3日下午5点在大东门外将日本间谍移交给上海道台（根据宗方当天日记）。但同时，葛礼山与杨儒在华盛顿达成君子协议，中国政府承诺给日本间谍公正的审判，并在老田贝返回北京任上之前，不作出任何终审判决。

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方后，中国十分重视，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下令将人犯押到南京审讯。同时，在天津和浙江也先后破获了石川伍一案、藤岛武彦/高见武夫间谍案，都受到美国领事的强烈干预，美国军舰甚至应其驻宁波领事福乐（Fowler）之要求而前往示威。

美国国务院明确了美国处理此类事务中的界限后，天津和浙江的间谍案也很快审理完毕。随后，这五名日本间谍分别在南京、天津、杭州被斩首处决，但并未事先通知美国方面。宗方小太郎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道：“研究所之学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亦自上海槛送至南京，上月二十四日被处斩首云。嗟，痛哉！”

小田贝对其上司的指令耿耿于怀，继续写信与葛礼山辩论法律问题，尤其是指出在上海有着十分复杂的、相互纠缠的中西审判体系，完全不必将日本人引渡给中国，他认为葛礼山向中国政府妥协的举动，将会破坏西方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其实正是问题的本质，在华的西方人社会普遍对葛礼山感到不满，正是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大长了华人的威风、大伤了洋人的面子。

同样被葛礼山激怒的还有驻宁波领事福乐，他是一名著名的扩张主义者，他将这些事件通报给了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洛奇，后者随即在国会对葛礼山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在议员的鼓动下，美国报章开始连篇累牍报道上海间谍事件，攻击葛礼山和现政府，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两名日本青年的生命。其中，《哈泼斯周刊》的报道因直接采访了佐尼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甚至公开质问“葛礼山脑子是否正常？”，认为“一个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这么做的”。亲政府的报刊则在葛礼山协调下，展开了微弱的还击，为政府的行为辩护。

上海间谍事件演变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国务卿葛礼山严厉指责了小田贝和佐尼干。小田贝和佐尼干见到事件已经危及到现政府的稳定，随即改变口径，承认了这两名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确凿。在亲政府的议员帮助下，葛礼山最终抵抗住了国会中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葛礼山指责中国公使杨儒没有遵守双方约定，中国政府擅自处决了两名日本人，杨儒一开始还推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实施处决，随后则辩护说，他从未向葛礼山承诺过不处决日本人，是葛礼山误解了他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间谍风波中，日本的外交机构并没有在前台大肆活动，而日本外交文件显示，他们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后，也认为美国政府的确没有权利干预中国对日本间谍的审判和处置。这成为美国支持民主党的报刊为政府辩护的重要理由。

心力交悴的葛礼山随后猝死在办公室内，成为少数殉职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政治家之一。

《哈泼斯周刊》对两名日本人的“勇敢”表示了敬意，报道说他们宣称：“你们可以杀我，但我的天皇会以我为荣”，报道认为这“更能体现日本人的精神” 。楠内曾在家书中道：“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而福原曾在乘船侦察长江时作了六十多首七律汉诗，其中有云：“欲试长江万里游，飘然来投月明舟。把杯堪笑人间事，越水吴山使我愁”,颇有豪情。据日本史料记载，他的未婚恋人山本幸子，读到了他写给她的另一首七律：“卿在瀛洲北海天，余游万里蜀吴川。此江月营此真影，写出往时奇遇缘”，大泪滂沱，立誓终身不嫁，致力女子教育。

这一轰动美国的上海间谍事件，不仅谱写了中、日、美之间的“三国演义”，更引爆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美国国务院与其派驻在中国的使节之间所爆发的激烈分歧，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纷争。抱持扩张主义的驻华使节们希望利用此事，在东亚为美国攫取更大的利益空间。而美国国会的强力介入，则不仅有政见上的分歧，更有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上海间谍门事件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焦点问题，轰动一时，在大量的报道中，中国野蛮、落后、背信的形象被进一步宣扬，为日后的大规模排华运动积累了相当的民意基础。

甲午战争是刚刚走出内战的美国第一次介入国际事务，是其主动“睁眼看世界”和“伸手管世界”的开始。上海间谍门事件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次献演，从此美国东亚政策被彻底修改，不干预主义让位于炮舰政策，跟在狮子后面拣骨头吃的“豺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被放弃，美国越来越深地开始主动卷入东亚事务。

上海间谍门事件也是满清最后一次得到西方大国的平等对待，此后，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满清的虚弱，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强国给予中国平等待遇，如何瓜分中国成为东亚国际政治主流。

【本文摘自雪珥新著《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出版】

破译密电码：日本战胜中国的秘诀

《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

“钓鱼”密码

日本外务省的"周到服务"，显然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有点意外：他拿到手的那份长长的文件，居然已经一反常态地翻译成了中文。

这是1894 年6 月22 日，为了从朝鲜共同撤军的事宜，双方已经来回折冲了近20 天。日本政府不仅不撤退军队，反而决定增兵。汪凤藻手上拿的，就是这一"决不撤军"的照会，甲午战争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

被谈判搞得焦头烂额的汪凤藻，显然无暇多考虑这一反常的"周到服务"，朝鲜那边，日本军队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占尽优势，北京的总理衙门和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日本方面的消息呢。

汪凤藻将"绝交书"交给了译电员，用密码电报赶紧拍发。这次可以比以往效率高多了，毕竟省下了一道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程序。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密电都是各自译成密码后交电报局拍发，各国皆然。当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密码电报送交电报局时，日本照例抄录了一份副本。但这一次，日本人再也不用为破译密码伤脑筋了，他们拿出了自己写的中文版的"绝交书"，略加比对，中国使馆的密电便显出了原型。

日本政府只不过主动花了点日语翻译成中文的功夫，中国使馆就主动将密电码全盘交出。主持"绝交书"中文翻译和密电破译的，正是日本外务省的中田敬义，因此功劳，他后来官居外务省政务局长。

日本人获得了密码，汪凤藻自6 月6 日至8 月4 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电均被破译。日本人不动声色，从此不仅掌握了中国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而且，还从中截获了大量军事情报。而清廷却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 以致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件也被全部破译。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差无几，但日本舰队总是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集结优势兵力，除了陆上的情报人员之外，应该也与此密码的泄露有相当关系。

直到1938 年中田敬义本人披露此消息之前，中国方面对此都懵然无知。而中田敬义揭秘时，大清国早已灭亡了27 年，日军的铁蹄也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具体负责破译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后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出席1907 年6 月的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鉴于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偷袭行为，全面修改了国际法。佐藤爱麿此后又担任过驻美大使。其子佐藤尚武担任过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期任日本驻苏联大使，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日本人，未知他在这样的晴天霹雳下，是否还有心情回味父亲破译中国密码的昔日荣光？

百多年来，多如过江之鲫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对此细节多未重视，而美国人却似乎受到了启发。这一用"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方式，后来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十分频繁出现的"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为了进一步查实，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无线电报，报告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以后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自此，美军便对日军动向了如指掌，太平洋战局大为改观。

日本间谍险将李鸿章拉下马

《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

 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

1894年9月8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引发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

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向以敢言著称的张仲炘，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并在日本还开了一家洋行。张仲炘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

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

此名上达天听的日本间谍就是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66-1894），日本国秋田县人氏，时年二十八岁。在甲午战争中被捕的众多日本间谍中，石川伍一的影响力非常大，除了被中国官场作为政争武器外，他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和重庆号事件，与中-日-英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都有瓜葛。

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史中最为著名的日本间谍之一，原因就是他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引爆战争的高升号事件的罪魁。

英国商船高升号被中国租用运兵，当时中日并未宣战，该船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却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打沉，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震惊世界。据受雇于日本信义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

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就是石川伍一。

其实，也有研究质疑石川在高升号事件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其实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泄露了高升号的开航时间等情报，但这一说法缺乏直接证据，而且电报生其实并不掌握密码，而电讯本身日军完全可以监听截获，不需要收买内奸获得。

另有研究者认为，日本早已下定决定在海上攻击中国船只了，实际上在随机选择攻击目标，无须等待运输船的具体情报，遭遇战是必然的，但何舰遭遇何船，却是偶然的。时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在发给驻中国兼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的电令中，表示：“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 并在口讯中明确表示：“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根据相关史料分析，当时拦截高升号的东乡平八郎，并不知道这是运兵船，至少其并没有一个根据谍报伏击高升号的计划，否则，高升号之前的爱仁与飞鲸两艘同样运兵的商船亦不会平安到达了。

石川伍一是秋田县人，幼读私塾，入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年十八岁时来华，在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带领精研汉语，随后加入设在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

他曾受命与另一间谍松田满雄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松田满雄是熊本县人，他后来在战争中充当翻译，战后还参与了盛宣怀大冶铁矿的合作事宜。他们两人的任务，一是调查全川情况，二是了解川南的苗族，三是调查西藏的牧场。他们以成都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而甚至曾被捕下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

他当时设想到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作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

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在关文炳死后，他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测量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

在天津期间，他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

石川的暴露，则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搬到刘棻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在搬进刘棻家的次日清晨（1894年8月4日），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汇报此事。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坚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

而受托为中日两国分别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死战时间谍。

石川被捕后第十天（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人随即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两天后（8月15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为关键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

美国插手的三个案件，石川的情节并不复杂，却牵扯更深。除了中美关系外，还卷入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反对李鸿章的一派，拼命想利用此事，连章弹片，指责或影射李鸿章等。而李鸿章也确有难言之隐，因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外甥张士珩。

张士珩的母亲是李鸿章的长妹，这张士珩其实还算是一位能吏。在他任内，每得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穷幽洞微。他一生都在从事军火生产，自己也成了一名军火专家。但因为是李鸿章的外甥，成为李鸿章政敌们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仕途上颇有点蹉跎。

在沉默了十二天后，李鸿章于8月15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

至此，石川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感叹道：“潜伏于天津之石川伍一终于被官府捕获。终死于豚奴之毒刃，亦不失为一世之快男儿也。足以愧死肉食苟安之惰夫矣。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

石川伍一案件迅速引起光绪皇帝的亲自关注。8月28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次日，美国外交机构直接插手，其驻天津领事根据驻华公使田贝指令，发函李鸿章，要求将石川释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

李鸿章命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严词驳斥：

“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密访确情，彻底根究，未便遽行开释。”

9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就石川一案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朝廷坚定了彻查此案的决心，天津的办案取得了明显进展。9月17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结案报告：“前获倭人石川伍一，饬县屡讯，供词狡展。须将间隙确证予以死罪，始无碍在倭华民。八月初四日（9月3日），饬津海关道盛宣怀严密根究，传到崔姓等，曾在倭武员处服役。人证确凿，即提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刘棻质讯，无可狡辩，始均供认：前驻津之倭海军武员井上敏夫等曾嘱石川伍一转托刘棻，私抄中国海军炮兵数清单，给过谢礼。宣战后，倭员回国，留探军情，改装华服，以七月初四日（8月4日）潜行至刘棻家藏匿，当日即被军械局会同官弁获住等语。严讯王大，并无知情同谋。初九日（9月8日），奉电旨，复审石川伍一等，供均如前。……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毙击毙；刘棻即行正法。”

9月20日，石川伍一及刘棻在天津被处决，轰动全国，报章均有报道。《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两人的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10月8日及27日，美国干预的另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

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捕的所有日本间谍中，最先被处决的石川伍一是唯一执行枪决的，其余均被斩首，或许这与李鸿章希望给美国留点面子有关。美国朝野对中国“酷刑逼供”和“残忍处决”日本间谍广泛表示不满。但当时外界谣传石川伍一被处最残酷的凌迟，宗方日记中记载道：“被拘禁于天津之同志石川伍一于九月二十人在天津城西门外被处磔刑，军械局之刘某亦同时被斩首云。不堪痛恨惋惜之至！”

与石川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折腾十年后以中国赔偿船费而告终；另一重庆号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响礼炮的最隆重军礼向重庆号道歉而结束；美国国会则因政府在间谍案处理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软弱”，而险些启动弹劾案。

至于御史因此案借题发挥，指控李鸿章腐败通敌一事，在弹章上奏的次日，军机处便拿出了处理意见，除了需对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查证外，其余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 张士珩最好以玩忽防务而被革职。李鸿章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石川伍一若知晓他的案件居然引发如此剧烈反响，不知会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