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解放干部  互相关心病情

毛泽东周恩来解放干部  邓小平陈云双双复出 

高卧故园

邓小平、陈云同志的复出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大事，他们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下，在解放干部的大形势下得以顺利复出的。

一、解放干部的整体形势

　　现在保存的毛泽东在1972年写有批语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 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 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人民日报》发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二、邓陈复出的个案经过

邓小平和陈云两人到江西已两年多（此处有不同意见，很多回忆录和谈话中认为是“下放”和“迫害”，还有一种可能是按照中央指示进行战备疏散的可能性也不小，或者兼而有之）。这年四月下旬，陈云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可以参加中央会议，可见陈云在江西的性质极有可能是疏散）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在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邓小平在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此句当有深意）。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和周恩来互相关心病情

高卧故园

一、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毛泽东休克，周恩来下车抬不动腿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见过上帝）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不小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去世后，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的追悼会，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八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当夜又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在悼词稿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陈毅追悼会，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会之一，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

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跟随他去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道：“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 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二、周恩来患膀胱癌，毛泽东认为开刀不如用中医控制病情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那场无谓的文字之争

高卧故园

一、建军节社论陈张之辩

1970年，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二、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向张放空炮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后来在庐山上使用了）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庐山会议之前的这两次文字之争都是无谓的，事隔多年回头看，当年的遣词造句是不是太严谨了，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的人很难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了，从这件无谓之争中也可见此类争论中的人物皆是小家子气，注定是历史的过客，匆匆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