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知识分子
----还毛泽东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清白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六周年
再过几天,神州中华就将迎来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六周年的纪念日了。这些年来,每逢毛泽东的诞辰纪念日和逝世的忌日,以普通工农大众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主,就会在神州大地上掀起怀念毛泽东的滚滚热潮。尤其是在今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三十三周年的忌日期间,人民群众掀起的怀念毛泽东的热潮,在神州大地上又一次以势不可挡之势滚滚地出现了,终于形成了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群众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思想方阵。毛泽东思想方阵的出现,是人民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的热潮,是对一小撮卑鄙至极的小人靠编造各种谎言来污蔑毛泽东的这种无耻行为的坚决反击,是对目前仍在遭受的这种残酷剥削的坚决反抗,是对腐败官员用尽各种卑鄙手段瓜分毛泽东时代创造的大量国有资产的这种恶劣行为的坚决抵制。
文革被否定之后的三十年来,几个政治野心家和那些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被改造好的卑鄙小人以及大量的腐败官员在否定毛泽东这个共同需要的驱使之下紧密地勾结在了一起,并精心编造出了各种无耻的谎言来污蔑毛泽东。在他们精心编造的这些谎言中,颇有些“杀伤力”、在人民群众中也很有些欺骗力、而又引发了其后连锁反应的,则当属是“毛泽东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规律,不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还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谎言了。“毛泽东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规律,不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还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谎言,不仅使对知识、对知识分子有着一贯极为尊重、甚至是极其崇拜且又生性善良的中华民族对毛泽东时代受到了“伤害”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深的怜悯和同情,使一些人对毛泽东产生了无端的怀疑、厌恶和憎恨,从而为彻底否定毛泽东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还为后来继续编造“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经济建设”、“毛泽东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耽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二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样污蔑毛泽东的谎言,提供了逻辑上的前提条件。有点分析能力的人都会知道,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毛泽东不仅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规律,不尊重知识分子,而且还发动反右斗争,把五十五万多名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那中国又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这样不就能够证明“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经济建设”了吗?不搞经济建设,那不就是“耽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二十年”了吗?不搞经济建设,国民经济还能不濒临崩溃的边缘吗?政治野心家和卑鄙小人编造谎言的行为虽然无耻,但编造谎言的水准却非常专业。从这些人编造谎言的能力上就不难看出,他们真不愧是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他们的这些谎言编造得不仅非常连贯,而且逻辑性也十分严密,只要前面的谎言不被戳穿,就能成为后面谎言的事实依据。卑鄙小人精心编造出这样无耻的谎言来污蔑毛泽东,一是为了发泄他们对毛泽东的仇恨。二是为了重占他们在毛泽东时代被剥夺的靠愚弄工农大众来骗人混饭吃的权利;腐败官员精心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污蔑毛泽东,一是为了恢复和维护他们在毛泽东时代被取消的几千年来一直流传下来的官员特权。二是可以将毛泽东时代创造出来的大量国有资产一笔勾销,以便收入自己的囊中;政治野心家精心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污蔑毛泽东,一是通过抹煞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所做出的巨大功绩来贬低毛泽东,进而通过贬低毛泽东来显示自己比毛泽东英明,以便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切。二是即使不能将毛泽东时代创造出来的大量国有资产一笔勾销,从而据为己有,那么也可以被人当做是自己的政绩而“载入史册”。确实,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四·三方案”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后来转产民用品的大批原军工企业等等,不就被许多人都误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了吗?就是在这些精心编造的无耻谎言的欺骗下,还真的有不少人相信了“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经济建设”、“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二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真的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唯一途径,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有力保障,是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根本出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早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新中国刚一成立,毛泽东就急切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现代化的建设。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仅仅经过短短的二十七年的时间,新中国就在现代化的进程上走完了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用一、二百年的时间才走完的现代化历程,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农业、国防工业、高端科学技术领域和几项主要的工业品产量等方面,基本赶上了苏联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无以伦比。这些,都不是靠编造谎言就能抹煞的。
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知识,更离不开知识分子。新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之后,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现代化的建设之中。但原先在许多人的眼中也同样是知识分子,而且他们自己也一贯是以知识分子自居的那些读孔孟之书的人,很快就在出现了政治失落感的同时,在经济生活上也产生了危机感。几千年来一直以脑力劳动谋生并且还成为了社会中坚和精英的读孔孟之书的人,在新中国开始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却再也无处发挥他们的脑力劳动了,而他们又一贯地鄙视体力劳动,不肯以自己的体力来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一点力。于是,他们曾经的社会中坚和精英的政治地位不仅不再,而且就连个人的经济生活也都将要发生危机。因此,这些读孔孟之书的人便打着为民请命,特别是打着为农民请命的旗号,恶毒地攻击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他们的这种举动,在我国这个正处在由几千年私有制下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国度里产生了一定的共鸣。毛泽东原以为中华民族百年挨打的屈辱经历,会使这些人从中自觉认识到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并通过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使思想能够得以转变,成为新时代的新人。而且毛泽东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现代社会科学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所以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希望在中国能够开展一场现代科学意识的教育与普及运动,清除掉人们思想中的封建落后意识,解放思想,从而树立起现代的科学意识。但是,毛泽东太轻信这些人了,太低估这些人了,也太善良了,因此后来他自己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毛泽东原本为树立现代科学意识而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成了这些人攻击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演武场”。于是,浸透了孔孟之道腐朽汁液的中华大地非但百花没有齐放,不仅百家没有争鸣,反而竟出现了毒草遍地,浊水横流,孔孟一家之言在大放厥词。为了保证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毛泽东不得不发动了对这些人的反击。于是,新中国的历史上就有了反右斗争。反右斗争后来被几个政治野心家和那些卑鄙小人编造成了是毛泽东“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第一步,是“毛泽东犯了二十年左倾错误,耽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二十年”的开端。反右斗争如今不管在哪个方面的人看来,都只是要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都只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都只是涉及到毛泽东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其实,反右斗争不仅仅是毛泽东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更深的层次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要依靠什么人的问题。直到今天,许多在反右问题上为毛泽东鸣不平的人在反驳那些政治野心家和卑鄙小人时,多数都认为当年反右斗争没有错,而是错在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而扩大化的责任并不在毛泽东。这样的反驳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所以,只能是越驳越乱,越驳越无力。反右斗争不管是扩大也好,还是缩小也罢,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必须要负第一责任。如果以全国抓了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分子作为扩大化的标志,那么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能不知道斗争扩大了吗?知道之后不采取措施,能没有责任吗?连斗争是否扩大了都不知道或分不清,还能是一贯正确、一贯英明伟大吗?事实却是反右斗争根本就没有错,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扩大化问题。所谓的“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始作俑者,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为了嫁祸于毛泽东。有人说反右斗争在全国共计抓了五十五万多名“知识分子”,全部都划成右派分子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从而“耽误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十年”。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看,这真是一个十分低级加无耻的谎言。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中国当时有多少知识分子?又都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的那些人算不算是知识分子?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都进行了那些的“残酷迫害?又是如何进行的“残酷的迫害”?从今天仍然保留右派头衔的六名大右派分子的情况看,这些人虽然是受过一定的现代教育,但是从骨子里来说,他们还是读孔孟之书的人,如果他们勉强还能算得上是知识分子的话,而那些只读过孔孟之书,一点现代教育都没有接受过的中小右派分子,也能算是知识分子?是谁把他们算成了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耀眼光环又是如何被戴到了他们的头上的?当年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就是为了阻挡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为什么要阻挡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他们阻挡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行为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才是解开反右斗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开毛泽东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而要搞清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就必须要搞清楚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性词汇的来历和含义。
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词汇,是在二十世纪初从日语中直接引入到汉语词汇里来的。在古代,无论是汉语还是日语,都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词汇,而日语在当时则多数是直接使用汉字来书写。到了近代以后,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方面,走在了中国的前头。在向西方学习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词汇,但原来的汉语和日语里都没有这些词汇,于是日本就直接借用汉字自己创造了这些词汇,这其中就包括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词汇。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当时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为了寻找拯救中华民族的良方,纷纷东渡日本求学,在学成之后,他们把所学到的许多东西都带回了国内,这其中就有包括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词汇在内的许多我们今天仍在大量使用的词汇。
从日语里的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词汇的产生过程和时间来分析,知识在当时应该是专指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知识分子就是掌握了这些内容的人。当包括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词汇在内的大量日语词汇传入我国的时候,由于当时汉语和日语的书写方法和表意基本一致,而汉语里又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汇,所以这些词汇未经翻译便直接就被引用到了汉语里。而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词汇作为概念性的词汇,就必须要有具体的所指内容。但是当时传入中国的无论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内容,还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内容都不是很多,也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而掌握这些现代科学基本内容的人更是十分稀少,而且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也并没有真正弄懂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于是,许多人仅凭着直觉就感觉到,既然知识是记载在书籍这个媒介中的,那么凡是书籍中所记载的内容当然就是知识了,那么凡是了解书中内容的读书人当然也就是知识分子了。由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与现代科学内容混在一起,都被当成了是知识;包括读孔孟之书在内的所有读书人与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内容的人混在一起,都被当成了是知识分子,现代科学知识与传统文化从此便混为了一谈。虽然当时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分清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那个是知识,但是通过中外对比,尤其是通过对传统的中国在抵抗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日本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每战必败的惨痛结局的了解,也还是多少能够认识到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作用的。于是便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无比、甚至是盲目的尊重和崇拜。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看到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如此地受人尊重和崇拜,而且自己也被人误认为了是知识分子,于是便将错就错,从此深深地混迹于知识分子之中,滥竽充数起来。
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现代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但同时也更离不开现代的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但是现代自然科学与现代社会科学是相辅相成的,是互为促进的。现代的自然科学技术在推动了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人类之间征服与反征服能力的发展,并使之有了质的改变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之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增添新的内容;现代社会科学在开启人的智慧,解放人的思想,强化人的精神,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引导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也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向更深更广的领域里的发展,并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布鲁诺的惨死,不知使天文学的发展滞后了多少年?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在乾隆皇帝的眼中则变成了是“奇巧淫技”,所以遭到了理所应当地拒绝;而慈禧太后则更干脆,把外国人在中国修筑的铁路,高价收回之后直接扒掉。这样的社会环境,自然科学技术不用说发展,就连存在下去几乎都不可能。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所能够面临的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只有在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和中国的孔孟之道统治之下才会出现。因此,如果把孔孟之道也归结为是社会科学的话,那么这种专门愚塞人的智慧、禁锢人的思想、麻醉人的精神的古老的社会科学,已经与中国迫切需要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极为不适应,不仅不能完成推动中国的传统社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历史重任,反而还成了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巨大的思想和精神上的阻碍。
中国最早的现代化进程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从“洋务运动”兴起的时间、过程和最初的“强兵”和“自强”的这些目的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被迫的开始,是为了防止挨打。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华民族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还尚未完成。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挨打的屈辱经历告诉了每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上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成了是天条的欧美等国家和日本都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的情况下,中国如果不能实现现代化,而且如果不能在尽短的时间里实现现代化,那么就只有走向殖民化。
当年,推动了“洋务运动”兴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虽然从中华民族不断挨打的痛苦经历中认识到了自然科学技术对实现“强兵”,实现民族“自强”的重要作用。但是却由于没有认识到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不懂得开启人的智慧和解放人的思想以及强化人的精神对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没有认识到现代社会科学同样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因此才把是否掌握了现代的自然科学技术当成了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志,才把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当作是“洋务运动”的唯一内容。但是,没有先进思想和强大精神力量作支撑的军队,即使是拥有了再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算不上是“强兵”。于是,虽然拥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思想和精神却仍在孔孟之道统摄下的北洋舰队,甲午一战,便被物质实力比自己还逊色不少的日军打得灰飞烟灭。从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战争结局的比较中不难看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一个现代化的民族、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要拥有现代化的自然科学,同样也必须要拥有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现代化不仅是物质上的现代化,同样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现代化。
知识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驱动力,掌握这些知识的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有力推动者。中国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先进的知识,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但是像孔孟之道这样的假冒伪劣知识,像现在的某些顶着什么国学大师头衔的假冒伪劣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过程中,还是在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都起到了什么作用?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回答这个问题,衡量这样的“知识”和这样的“知识分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用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俗语来回答和评价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年三十晚上死头驴,有它过年,没有它也过年。”
凡是只要一涉及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中的糟粕或不足,必然就要遭到几个持历史虚妄主义观点的人的攻讦,对此等冥顽不化之辈,本已无需再为之多费唇舌,但有时也应该再告诫他们几句,免得真的要指斥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像是“皮球掉进了汤锅里,你说他是个混蛋,他还一肚子气”似地不满和抱怨。只借用那些反毛丑类的“你愿意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吗?”这样一句经常责问怀念毛泽东的人民群众的话来问你:“你愿意回到孔孟之道的时代吗?”不管你怎样回答,但即使是你想回到孔孟之道的时代,那你也得首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然后才能回到你理想中的孔孟之道的时代。没有毛泽东的时代,中华民族能够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吗?孔孟之道不仅不能将中华民族从深重的民族危难中拯救出来,而且中华民族不正是在孔孟之道的时代才逐步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的吗?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孔孟之道每在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候,往往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孔孟的传人在国家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往往又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就像如今又受到了一些人大肆吹捧的号称“新儒家三圣”的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那样,抗日战争时期,当无数大字不识的普通工农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他们却跑到大后方潜心研究他们热衷的传统文化去了,而且其中有一位还经常光着屁股忘情于山水之间,不停地吟唱着“之乎者也”。身为传统社会的中坚和精英的读书人,在国土遭到践踏,人民惨遭蹂躏的时候,不能以自己的热血之勇驱逐敌寇出中国;作为统摄中国人思想二千多年的孔孟之道,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却不能提供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思想武器。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生于天地之间,又有何用?在民族遭受苦难的时候,孔孟之道唯一能发挥出的功效,就是为在敌寇铁蹄践踏惨遭蹂躏的人民,提供一点能够减轻些痛苦的“精神麻醉剂”。如是中国人,醉心这样的文化;不知何意?如是中国人,推崇这样的“之道”,岂不怪哉?但好在他们几个比明末清初的大儒钱谦益和吴伟业等人还强一些,还知道有时为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同胞们不幸的凄惨命运哭上一哭,而没有像钱谦益和吴伟业那样却凭借着深厚的儒学功底给夷狄当大官去了。靠这样的“知识”,靠这样的人,中华民族能够实现独立自主?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能够走向现代化?能够走向富强?今天儒学的再次繁盛,不也是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为中华民族争取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后,才出现的吗?
当年反右斗争抓的那五十五万多名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知识分子,只能算是识些字的旧式读书人,或是熟读《四书》和《五经》的知道分子。这样的人有与没有,与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的人无论是受到了怎样的“残酷迫害”,与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分子,并且对知识分子还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都扯不上丝毫的联系。这些人之所要拼命地阻挡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因为他们所识的那些字,他们所尊崇的那条“道”,对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起不到任何的积极作用,他们也因此面临着将被时代所淘汰。但是由于那条“道”不仅曾经给他们带来了社会中坚和精英的政治地位,而且也是他们以前唯一的谋生手段。新中国一旦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那么他们必然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不仅会失去当年的社会中坚和精英的政治地位,而且就连一贯靠“坑、崩、拐、骗、蒙”的方法来为生也将难以为继了。所以他们才要拼命地阻挡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把现代化进程当成是了离经叛道,试图来阻止中华民族的前行,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对这样的人如果不进行思想改造,以减少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阻力,那么就只能进行清除,或是中华民族放弃现代化。放弃现代化,甚至是延缓现代化的进程,那么中华民族就可能再次挨打,就有可能亡国灭种;对这种人采取肉体清除的办法,也不是一贯有着善良传统的中国人、尤其是以善良为天性的毛泽东能够做出的。所以在这三种选择中,唯有进行思想改造使之转化为时代新人的方法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因为这些人不愿进行自觉的思想改造,那么就只有强迫其接受思想改造了。反右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被迫出现的,五十五万多名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才被划成右派分子交由群众监督进行思想改造的。从今天“控诉”毛泽东、污蔑毛泽东、“控诉”那个时代、污蔑那个时代最起劲的人不是什么“伤痕文学”或者苦情戏的作者、编导,就是满身带着霉味的什么专门研究外国的那些早已死去多年了的古文字的“专家”,再不就是“半为江山半美人”的老流氓这种现象上,就能窥见当年那些右派分子的身份的一斑。如果把这样的人也算是知识分子,那简直就是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侮辱。
反右斗争不仅保证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对那些被划为了右派分子的人自身来说,也是为了从灵魂到肉体来挽救他们的一项积极措施。如果不是思想改造使他们成了时代的新人,那么他们必然就会被时代的发展所自然淘汰掉。当年他们只不过是被迫地接受了一些思想改造,其命运总比今天的工人被迫接受失业、农民被迫接受失地的命运强得多吧?总比被时代自然淘汰好得多吧?毛泽东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其目的是为了变废为宝。但由于他们拒绝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于是不得不被迫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这才变成了废物利用。从这个过程来看,反右斗争和思想改造,到底是“残酷迫害”?还是全力挽救?
毛泽东和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不是尊重知识?是不是尊重知识分子?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必须弄清什么才是知识?什么人才是知识分子?哪一类的知识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哪一类的知识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推动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化的建设?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推动中华民族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看一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如何取得的那些辉煌知识成就,感触一下当时不同类别的知识分子的心理感受,对比一下同时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回想一下新旧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变化,相信每个人自会从中找到答案。
从中华民族长期挨打的经历中,毛泽东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不仅不能完成引领中华民族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重任,而且还是导致中华民族挨打的祸首。以此,依据现代的标准,孔孟之道算不上是知识;读孔孟之书的读书人不仅推动中华民族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而只能实现自己先富起来。所以,读孔孟之书的那些读书人也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才要彻底抛弃孔孟之道,另寻道路来实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而且这条道路毛泽东也已经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但是,孔孟之道虽然完不成实现引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重任,可孔孟之道却能满足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需要,而且孔孟之道也就是由于能使少数人先富起来,所以才受到了一些人拼命地追捧的。孔孟之道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观念为少数人实现先富起来、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能够实现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武器。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当年的反右斗争和文革中的“批林批孔”,也都是紧紧围绕着是实现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富裕还是实现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两条道路之争进行的。实现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富裕必须首先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少数人先富起来则不需要这样的前提条件,殖民统治下为主子效劳的汉奸走狗,同样也有富得流油的。
衡量一个时代是否尊重知识,是否尊重知识分子,唯一的标准就是看这个时代是否能够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提供和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社会环境?能否为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提供全力的支持?能否让知识分子发挥出他们的最大作用?能否让知识发挥出它的最大功效?能否取得显著的成就?在“毛泽东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还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的年代里,钱学森、邓稼先等人搞出了“两弹一星”;李四光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原理指导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油田;华罗庚创立了“统筹法”和“优选法”;袁隆平、李振声完成了他们的杂交水稻和杂交小麦的培育;马凤山、程不时等人完成了“运十”的设计和制造;陈景润解开了神秘的“哥德巴赫猜想”; 被誉为了“当代毕昇”的王选则发明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这些成就的取得,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特别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与整个社会的全力支持,能做得到吗?如果没有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地发挥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新中国短短二十七年的现代化建设历程,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吗?如果广大知识分子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和信任,并且还受到了“残酷的迫害”?那他们还能发挥出如此聪明的才智吗?如果通过对比就更能看出,到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科学的春天”里,中国又培育出几个像钱学森、华罗庚、陈景润、王选那样的科技大师?我们的知识分子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际遇?马凤山郁郁而终;程不时虽然“不死”,却再什么也“不是”。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时代。广大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做了些什么?又取得了哪些成就?他们难道真的是像《春天里》的那首歌唱的那样,都只能“啷里格啷,啷里格啷”去了吗?这场“科学的春天”,对于中国的科技事业来说,不啻为是一场真正的严冬;对于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则从此走进了漫长的冬眠期,有的竟还从此“一睡不醒”。这样的“春天”,对于那些滥竽充数的假冒伪劣知识分子,则才是一个真正的春天,是一个魑魅魍魉和蚊虫虱虮尽情繁衍、肆意猖獗的春天。
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冯友兰、周谷城、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等人,包括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都留下了大量并且已经公开发表的对毛泽东以及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和评价的文章与谈话。从他们的文章与谈话中,不仅能够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对待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真正态度和方法,而且更能反映出郭沫若、冯友兰、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杨振宁等人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真正的认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代表广大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真正的认识和客观公正评价,才是真正的历史。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周谷城说:“毛泽东主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全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新中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人民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后来在回忆毛泽东的时候,周谷城又说到:“回忆过去(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宛如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的眼前。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对百家争鸣的倡导,以及他学识的渊博,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周谷城传略》第九十六页)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也说过:“一九六四三月十八日,毛主席亲自写信教导我要树雄心、立壮志、绝旧缘、走新路。这一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一改旧习,写出了《统筹方法平话》。”(《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就连著名的旅美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都说:“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的领导,他对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识和启示,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把一个山穷水尽丧失了自尊心的国家变成今日的自足自信、有理想的、前途光明的新中国,这是怎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艰难的道路上,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巨大的牺牲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取得辉煌成果的每一个过程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是中国的明灯,是中国的舵手。(《人类历史的一位巨人------在纽约追悼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在这些著名的科学家、著名的学者对毛泽东的评价中,以钱学森所说的最具有代表性,他于二00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回忆到:“回国后我同毛主席有过多次接触,他也问过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他的智慧主要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修养,来自革命战争的锻炼,很了不起。他对科学问题也十分关注,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他的理论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篇章。我回国后曾反复学习,深受教益。我在美国搞的那些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和工程控制论等等,都属技术科学,而科学技术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写的那些论文选题都是从航空工程和火箭技术的实际工作中提炼出来的。而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又要与实验数据对照,接收实践的检验。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多次,一个课题才能完成,其成果在工程上才能应用。这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的道理。”钱学森的回忆,不仅清晰而真实地反映出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关怀,而且也证明了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钱学森在回忆中对毛主席的评价有很多,他还曾经回忆说:“毛主席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
上述提到的这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和著名的学者,不仅在我国,就是在世界上都是顶级的大师,他们以自己的真实回忆再一次告诉了人们,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科研成果,大多数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在他们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创造的时候,毛泽东曾经给了他们莫大的支持和鼓励,为他们提供和创造了最好的从事学术研究和科研创造的外部环境。他们以对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以自己辉煌的科研成就和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事实告诉了后人,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是一个中华民族展翅腾飞的时代,是一个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无私奉献的时代,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春天。他们的文章和谈话,不仅无情地戳穿了那些政治野心家和假冒伪劣知识分子精心编造的“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经济建设”、“毛泽东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耽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二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毛泽东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规律,不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还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等纯粹是不折不扣的无耻谎言,而且也证明了当年开展的反右斗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行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仅要看其物质条件是否达到了现代化的程度,而且更要看其国民的思想和精神是否达到了现代化的程度。否则就会像北洋水师那样,虽然拥有了现代化的物质条件,但是由于官兵的思想和精神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程度,其结局就只能是不堪一击,这样的现代化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对待中华民族所有的人,特别是对待作为民族精华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是站在全民族利益的广度、放眼未来的高度考虑来要求的,就是要求他们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要具有现代化的思想,具有现代的国家和民族的意识观念,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专”,就是要具有超强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只有做到“红”,才能产生报效祖国、报效民族、报效人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有做到“专”,才能学会、才能具有更多更强的报效祖国、报效民族、报效人民的能力。只有做到又红又专,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报效民族、报效人民。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全国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只有两万多人,而且这两万多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都是在旧中国时代接受的教育。在旧中国能够接受教育、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上都是出生于剥削阶级的家庭,家庭出身的原因,无不为他们打上了一定的阶级烙印。而且这些人在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同时,或多或少的也接受了一些孔孟之道的教育。在他们中,像钱学森、邓稼先那样具有强烈的民族感、责任感,早年出国留学,新中国一成立,便立即回国,把自己的一切、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贡献给了民族、贡献给了人民的人有;像杨振宁那样把自己早年的一切、把自己早年的精力和能力都贡献给了异国、贡献给了异族,晚年却回来享受祖国、享受民族、享受女人的人也有。所以毛泽东才要在对那些读孔孟之书的假冒伪劣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也对某些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些思想教育,希望他们都能变成像钱学森和邓稼先等那样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
在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奋斗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建设过程中,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很早地就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很早地就分清了混杂在知识中的像“孔孟之道”那样的假冒伪劣知识和隐身于知识分子之中的读孔孟之书的假冒伪劣知识分子,认清了他们对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危害。所以,“五四”运动的先贤们才坚定地发出了“打倒孔家店”怒吼。对“孔孟之道”那样的假冒伪劣知识,毛泽东则是要坚决地批倒;对读孔孟之书的假冒伪劣知识分子则是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在孔孟之道已经严重地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并且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情况下,读孔孟之书的那些人,要么自觉地转变思想,要么被动地接受思想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新人,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者或参与者,要么则等待着被时代所淘汰。但是,许多读孔孟之书的人却由于早已习惯了靠愚塞民智来骗取社会地位,习惯了靠“坑、崩、拐、骗、蒙”来诈财吃饭,于是便采取各种手段来拒绝思想改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了后来的带有一些强制性的“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这样的从“触及皮肉”到“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才有了后来“牛棚”与“残酷迫害”之说。直到今天,有些冥顽不化的假冒伪劣知识分子仍旧顽固地认为毛泽东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是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所以才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今天编造出了大量的无耻谎言来污蔑毛泽东的,也多是他们。这些人编造谎言来污蔑毛泽东,本不足为奇,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像小岗村的“十八条好汉”那样本是承受了毛泽东巨大恩泽的普通工农群众,却由于利己之心的驱使,竟然还把那些假冒伪劣的知识分子当成是正品,竟然还在相信他们编造的无耻谎言,有的竟然还成了他们的帮凶。
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时代,有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也确实是受到了一些不应受到伤害。但是,造成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应受到的伤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极其复杂的。这其中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而为造成的,也有当时掌握了对假冒伪劣知识分子进行监督其思想改造权利的人民群众由于一时难以区别真假知识分子才造成的。人民群众之所以一时难以区别真假知识分子,就是由于那些假冒伪劣的知识分子长期混迹于知识分子的队伍中,结果造成了在对假冒伪劣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使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一些伤害。这就像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打了老鼠,同时也砸坏了几件瓷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假冒伪劣的知识分子为了保护自己,便拼命地将水搅浑,更加起劲地把本属于他们自己专有的“臭老九”的帽子,张冠李戴地扣在了所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头上,因此让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他们背了黑锅。
真正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应受到的伤害的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因此,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发现历史的细节,找出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决不能把这个帐决简单地算在人民群众的头上,更不能把这个帐都笼统地算到毛泽东的头上。文革结束之后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假冒伪劣的知识分子使出了他们“人堆里放屁看别人”的这种惯常使用的嫁祸于人的看家手段,编造出了各种无耻的谎言,把责任完全推到了人民群众和毛泽东的头上,把自己应负的历史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而某人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总结文革经验教训的原则,就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相。只有笼统地总结,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只有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才能把罪责扣到毛泽东的头上。因此,后人在书写新中国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细致,一定要抓住历史的细节。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涉及到毛泽东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决不仅仅是关系到毛泽东的个人清白和声誉的问题,也决不是简单地关系到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巨大历史功绩的归属问题。在毛泽东如何对待知识和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这个问题上,关系到什么是知识、什么人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将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走向和什么是发展的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是走向生存还是走向毁灭的这个根本问题。
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于每一个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拥有不同的知识,拥有不同的知识分子,也就意味着拥有不同的现实和未来。
有些假冒伪劣的知识分子,通过编造污蔑毛泽东谎言,竟然都把自己造就成了什么“国学大师”。由于有些人到现在还没有弄清真假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因此才让这些人钻了空子,骗取了无数的利益和荣誉不说,而且还受到了一些不辨真假的人的崇敬。这些假冒伪劣之辈就是这样盗用知识分子的名义,顶着“国学大师”的光环,欺骗了一些善良的国人许多年。直到临死之前,或为千夫所指的缘故,或是由于忽然的良心发现,有个假冒伪劣的国学大师竟力辞“大师”的头衔,这可能也总算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而另一位假冒“大师”多年的无耻之尤,则干脆直接就用这句话为自己做了最后的了结,全无过去长期趾高气昂的翩翩风度,而完全是一副低眉顺眼的癞皮狗模样,以求人们最后的一点怜悯。
其实对那些假冒伪劣之辈的“大师”,已大可不必再大动干戈,在人民群众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批驳和揭露之下,戴在他们头上的知识分子和大师的假面具早已被揭去,假冒伪劣的本质早已被曝光,再也难以发挥骗人的功效。这些年来,在这些反面教员仿佛耐心地教育之下,人民群众早已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看清了野心家和卑鄙小人的真面目,不会再轻易地上当受骗了。但是,“大虱”虽然已原形毕露,从此躲进了阴暗的角落,可还有几个“小虮”却不时地跳出来,还想继续往毛泽东身上再泼些脏水。因此,人民群众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除恶务尽,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在掐“大虱”的同时,也要对那些“小虮”做一下必要的清理。如果“小虮”胆敢试图负隅顽抗,那对他们就只能采取与对待那些“大虱”同样的方法,像阿Q和王胡那样,捉来,“啪!”的一声,掐死!只恐怕这些“小虮”由于还没有“大虱”那样的“丰满”,所以掐起来的时候,也许就只能听到“噼”的一声罢了。
真正的知识是科学,是真理,是造福于人类的,因此也是敢于展示给人们看的。而且由于真正的知识是要不断地发展的,所以真正的知识是敢于争论的,并且还必须要不断地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的;而假冒伪劣的知识是迷信,是谎言,是造福于自己的,所以才要把它深深地包裹起来,并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弄得玄而又玄。真正的知识分子由于是凭真才实学说服人、教育人来吃饭的,所以才敢于与任何人进行争论,进行探讨和研究;而那些假冒伪劣的知识分子由于是靠“坑、崩、拐、骗、蒙”来诈财的,所以才不敢进行探讨和研究,所以才不争论。
三十多年来,几个政治野心家和那些卑鄙无耻的小人以及众多的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虽是经过了他们精心编造但却是漏洞百出的谎言。他们的这种拙劣手法,不仅没有蒙骗住广大的人民群众,反而倒使人民群众警醒过来,从他们不断重复的无耻谎言中看到了历史的真相,从而对毛泽东产生了更新更高的认识,并形成了怀念毛泽东、纪念毛泽东的滚滚热潮。这种结果,倒是那几个政治野心家和那些卑鄙小人以及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们所始料未及的,这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几个政治野心家和那些卑鄙小人以及腐败官员们的无耻龌龊加阴险恶毒,反而更加衬托出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和高尚善良。虽然经过了野心家和卑鄙小人三十多年来的反复污蔑,但是毛泽东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抛弃,没有为人民所抛弃,反而更加受到了人民的爱戴,受到了人民的怀念。而被历史所抛弃的,为人民所抛弃、所唾弃的反倒是那些野心家和卑鄙小人他们自己,他们早已被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作为无耻的典范,卑鄙的标本,历史早已给这些人找好了位置,这些人剩下的唯一作用,就是未来跪在“纪念堂”周围的某个地方以供后人借鉴,就是永远地做中华民族今后历史上都超越了秦桧的反面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