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讲述马共放下武装的经过

和平之门打开(一)
陈平

我们真正要和平，不过依然必须是在光荣不辱下达致的和平

我们决意以华玲会谈的教训作为指导。从1955年开始，马共誓言，假如要向敌人投降或者接受任何形式的屈服，我们决不寻求和平。我与政治局和中委会委员都对此坚定不移。现在，1980年代末，与华玲会谈那个时候一样，我们真正要和平，不过依然必须是在光荣不辱下达致的和平。这种和平必须有尊严，这是33年前我与东姑和马绍尔会谈中被拒绝的。我们的同志经受了40多年的磨难之后，想得到的还是一样。

我们决不把武器交给敌人，不管是在公开的正式仪式上或者私底下进行

我们的总部坐落在勿洞北部，由陆路前往大约50公里，从大路进入腹地还有一段的路程。1987年初，分裂派系投降之后，泰国军方向在那里的我们伸出和平触须。他们要我们同意分裂出去的与造反派先前接受的那些条款。我们断然拒绝了这些建议。马列派和革命派追随者已经缴械投降。我们不会这么做。华玲会谈后的部分决议，包括如何处理我们的武器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决不把武器交给敌人，不管是在公开的正式仪式上或者私底下进行。我们坚决认为，两者都是投降的表现。不过，我们同意在监察下加以销毁。即使这样，我们还附有某些条件，例如成立一个监察机构。

泰方的南部军团展开了搜索与摧毁的行动，目的是追剿我们还保留下来的战斗队伍，强迫我们就范

我们拒绝了泰方之后，他们的南部军团便即刻展开了可能扩大为搜索与摧毁的行动，目的是追剿我们还保留下来的战斗队伍，强迫我们就范。那个时候，我们有五支主力游击队。在勿洞北部森林里的总部随时可以转移。我们的勿洞东部的同志也可以随时转移，在勿洞南部突角地区展开战斗。在陶公府东部我们有三支马来游击队，一支正向马来西亚北部边境的深山老林移动。西部，我们有一支华巫联合部队在也拉地区活动。我们总共有大约1千300名游击队员。

从1987年中开始，泰国重兵逼近，并一直延续到1988年

从1987年中开始，泰国重兵逼近，并一直延续到1988年。我们配备现代化的枪子，在重重陷阱的保护下，以自制的迫击炮还击，战果辉煌。泰军对我们狂轰烂炸，海军炮兵也加入战斗，甚至连他们的精锐海军突击队也来了。在长达一年的战斗里，我们损失了四名队员。泰方伤亡较惨重。

马共有能力打一场森林持久战，造成进一步的伤亡，消耗泰国的国防预算

我们的游击队当然不可能打败泰军，取得最终的胜利。马共的政治领袖与司令都认识到这一点。泰方也不例外。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双方都心照不宣，马共有能力打一场森林持久战。如有需要，我们能继续战斗下去多十年或者更久，造成进一步的伤亡，消耗泰国的国防预算，政府也因此失去开发边境富饶州府的机会。

1988年泰方又主动建议和谈，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的政府与我们的马来部队接触

在1988年夏天的北京，我第一次接到报告，说泰方又主动建议和谈，我即刻下达指示，授权小章全权代表马共展开谈判。在所有问题谈妥之后我才露面。小章与我都知道我们可以谈判的范围——尤其是有关“不投降”的基本原则。小章与李安东都认为泰方开始表示善意是非常初始的表态。接着，双管齐下的和平主动开始酝酿。第二管道来自马来西亚，相当明显，是曼谷与吉隆坡之间经过协调的结果。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的政府与我们的马来部队接触，但是层次相对较低。这些交流也是试探性质的。我们受邀派出马来同志代表团到槟城，最后安排一架直升机从马方边界的某个双方同意的地点把他们接走。

马方有点失望，因为我们派出的是被视为低层的代表团，他们无权谈判

这一次我们的马来游击队派出中级干部与吉隆坡代表会谈。在槟城，我们的人员与马来西亚政治部官员见面。一些来自联邦警察总部。其他是槟城当地的官员。结果是马方有点失望，因为我们派出的是被视为低层的代表团，他们无权谈判。他们急于要向马共展示半岛的繁荣昌盛。假如我们的代表团有更高的权力，槟城只不过是游览观光的第一站，可能还会包括其他城市。这是1988年末。

泰方一名高级军官向我们的代表团建议，马共的总书记也许应当参加在内

我们的马来同志与马来西亚官员的第二次初谈在合艾举行，同样，没有什么进展。感到和平努力漫无目标，泰方介入了。一名高级军官向我们的代表团建议，马共的总书记也许应当参加在内。他甚至承诺协助派遣一名马共特使到中国会见我。接到泰方的建议之后，小章即刻致电北京通知我。当时我正在医院作体检。我同意随时会见任何人。至此，交流管道是由泰国军方直接向马共总部，而初步谈判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小章同意冒险从总部到合艾去会见泰国军方。他们为我们的五人代表团安排了一间特别的平房。由于小章病倒，他由一名护士陪伴。在场的还有我们的一名能说流利泰语的翻译。小章携带一个无线电发送机与总部保持联系。

北京当局谨慎从事，他们不要在会谈中扮演任何角色，以免会谈失败

讨论顺利进行，一直到小章觉得似乎有必要亲自与我见面，讨论泰方向我们提出的各种献议。我们迅速作出决定，安排小章乘飞机，先到曼谷，再到香港，转飞中国。无论如何，北京当局谨慎从事。他们坚持，小章与我之间无论什么会谈，都得在中国境外进行。他们不要在会谈中扮演任何角色，以免会谈失败。因此，小章和我在澳门安排了一个秘密地点，详情不让泰方知道。北京的立场非常严格，以致他们拒绝给我签发正当的旅游证件，以让我到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去。我只好采取非常手段，以假名取得一本真正的菲律宾护照。这是通过菲律宾共产党一名驻北京党员的马尼拉联系员办理的。

我和小章在一座旧式殖民地房屋中的一间无电梯的私人公寓三楼见面

那是1988年9月。小章在澳门一家宾馆，离开由泰方安排的警察上校护送员，假装要到中国去会见我。我在一座旧式殖民地房屋中的一间无电梯的私人公寓三楼等候。我们已经25年没见面了。我们相互拥抱。激动不已。他显得非常疲惫和虚弱，叫我大吃一惊。他脸色苍白，无精打采。起初我以为他患上疟疾。经过第一天的讨论之后，我才了解，他病得实在很重。显然不只是疟疾那么简单。第二天，我劝他去看当地的一名中医。他需要劝服。他坚持说，他正在接受合艾的一名专科医生的治疗。最后，小章听从了我的劝告。不过，那名澳门医师没有给他作全面的检查。医师只是给他更多的药物控制发烧。

我用词谨慎的告诉小章，我们处理敌奸危机导致肃反扩大化

我们要谈的事情很多。我们可以检讨别后25年的情况。不过没有时间了。对同志们，谁还健在，谁已经牺牲，我们只是简短地交换了意见。我提起了1970年代的肃反事件。我记得骇人听闻的审判和处决，但是我也知道我必须小心翼翼面对我脆弱的同志。用词谨慎，我告诉他，我们处理敌奸危机导致肃反扩大化。小章听了我的评论后，显得十分焦虑。于是我便即刻转换话题。我也决定把所有往事和闲谈留到一起用午餐或者晚餐的时候。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讨论和平的前途。

小章开始向我简报泰方和马方提出的各种途径

小章开始向我简报泰方和马方提出的各种途径。他坚信，他们双方都真正希望对悬而未决的马共问题找寻解决方案。他向我保证，他的谈判对手都是能全权作出决定的泰国官员。他特别提到一位泰国很高级的军官，陆军少将吉蒂(Major General Kitti Rattanachaya)，他当时是泰国南部第四军区的副司令。他是泰方主动和谈的实际推动力。

我告诉小章有关较早时在香港开拓的另一个和谈管道的一些最新情况

接着，我告诉小章有关今年较早时在香港开拓的另一个和谈管道的一些最新情况。马哈迪已经发出绿灯，允许与中国政府机构有来往的香港商业机构和在中国的我们联系。从这些管道传来的信息是马来西亚渴望认真谈判。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的代表通过商业管道飞往香港与马共接触

当时担任马来西亚警察政治部主任的拉欣诺带领他的一位前副手姚光耀，肩负起一个特别任务。那位经验特别丰富的华族官员负责在香港的事项并充当协调员。在向我转达消息的时候，北京的中国负责人没有透露马方负责人的身份。他们只是说，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的代表通过商业管道飞往香港与马共接触。通过这种途径传达的这些消息最初都没有提及我个人的名字。

我提出要吸取缅甸会谈失败的教训，因为缅共坚持仰光正式承认他们

小章与我谈到深夜。我提出的其中一点，就是有关缅甸共产党和尼温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性质。马共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根据缅共领袖德钦巴登顶(Thakin Ba Thien Tin)的说法，缅甸会谈失败是因为缅共坚持仰光正式承认他们。

联络部向我明确表示，中国对马共的武装斗争的经援不能无限期地支付下去

我向小章透露，邓小平自1981年以来，就鼓励我寻求和平方案。这是中国向世界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后，联络部向我明确表示，中国对马共的武装斗争的经援不能无限期地支付下去。事实上，从此中国对我们的经援已有计划地递减。

中国强调毛泽东提出的维持国际联系的双层政策

当然，我早已密切注意北京与吉隆坡关系的发展。当邓小平1978年访问吉隆坡的期间，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就宣称，从今以后，中国把她与马共的关系视为历史的事实——必须搁置一旁。接下来的数月，中国强调毛泽东提出的维持国际联系的双层政策。一个是与兄弟党之间的党对党的层次，另一个是国对国的层次。后者是优先关系。中国总理赵紫阳1981年2月访问泰国期间对这种双层举措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胡先翁首相表示，吉隆坡有权对这种双层政策安排作出自己的解释

但是到了1980年3月，胡先翁首相领导的马来西亚政府以最鲜明的态度表示，假如中国坚持她对马共的‘党对党’和革命之声继续广播的支持，那么，吉隆坡便有权对这种双层政策安排作出自己的解释。3月14日，马来西亚以国对国层次欢迎中国外长黄华官访几个小时之前，吊死了三名已经扣留了三年的华族共产党员。

林文昌和黄福南因为谋杀霹雳州警察总长古传光而被判死刑

有两个在吉隆坡半山芭监狱被处决。他们是林文昌和黄福南，都是23岁。他们在1978年3月，因为谋杀霹雳州警察总长古传光而被判死刑。这名退休警官1975年11月在怡保被杀。行刑的时候才揭露，林文昌还面对另一项指控，即在1974年6月谋杀马来西亚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拉曼哈欣。那天第三位被送上绞台的是25岁的李洪泰(译音)，他在3年前被定罪，罪名是拥有2支左轮手枪、一支手枪和27发子弹。这三名被处决的均属于勿洞西区二区自称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的分裂集团。

取自《我方的历史》第二十九章

和平之门打开（二）
陈平

我们对和平的先决条件依然不变——不缴械、不投降

我告诉小章，只要我们谨慎谈判，我有信心，这一次会成功。从华玲会谈到现在，我们对和平的先决条件依然不变。不缴械。不投降。

中方给我的意见是把谈判交给前线同志。只在一切谈妥，准备签定协议的时候我才公开露面。鉴于在华玲会谈上的种种问题，我同意这意见并且照办了。我因此向小章强调，我将不牵涉谈判。他必须在中委会前线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处理一切。他完全同意。因此，我们抱着积极的期待分手。我们都觉得，溜走了将近40年的和平现在已经指日可待。

马来西亚电台在广播中引述到泰南访问查猜上将的谈话

虽然身体欠佳，当小章抵达曼谷受邀为泰国陆军总长兼代最高统帅查哇力上将(General Chavalit Yongchaiyudh)的嘉宾的时候，都是精神焕发。我们认为，查哇力这一次的表态，证明了泰国的诚意。当时泰国的总理是查猜上将(General Chartchai Choonhawan)。在曼谷呆了几天之后，小章前往合艾，住进了一个泰方提供我们使用的别墅，这个时候他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由于病弱不堪，不能回返森林，他请求中委会的几个成员前来与他会合。李安东当时实际上已经在去合艾的途中，正抵达森林的边缘，听到马来西亚电台在广播中引述到泰南访问查猜上将的谈话。根据报道，泰国总理说，与马共展开的投降谈判进行顺利。一听到“投降”这个字眼，李安东一行便即刻调头回返他们的营地。泰方迅速澄清了报道中的谈话。他们向小章保证，总理没有提到马共投降的事情。

小章传达了我的要求，就是所有谈判都必须公开透明，但建议立即被拒绝

小章回返合艾之后，拉欣诺从吉隆坡前来进行初步讨论。他想知道我是否给我的副手发下任何特别指示。小章告诉他，陈平希望谈判能顺利进行。交谈当中，小章传达了我的要求，就是，不像华玲会谈那样，所有谈判都必须公开透明。这样，记者便能列席并逐字报道。我们认为胸怀坦荡，没有什么可以隐瞒，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立场能够受到公众的公开审查。这个建议立即被拒绝。对方争辩说，这样的安排对谈判的顺利进行没有好处。我们接受了这一点。不过，对我们的第二个意见大家都同意了，就是，任何达致协议的最后签订必须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进行，面对世界报章。

我们主张，假如达致任何协议，都全面地公开向公众宣布，马方不同意这么做

我们主张，假如达致任何协议，都全面地公开向公众宣布。马方不同意这么做，并提出坚决的主张，认为某些方面必须保密。他们坚持有些问题太敏感了，不能公开。我们最后勉强同意对部分协议保密。

小章向拉欣诺保证，只要谈判进行顺利，将会找出一个能被接受的方法来处理棘手的武器问题

接着，拉欣诺问小章，马共是否准备放下武器。小章深知我在这方面的主张，早已作好准备回答他。他向拉欣诺保证，只要谈判进行顺利，将会找出一个能被接受的方法来处理棘手的武器问题。拉欣诺似乎对这个答复感到满意，而通往和平的大门最终打开了。大家同意，谈判将在泰国的旅游胜地普吉岛进行。

我安排政治局委员再润(Zainon) 担任我的代表

他们要求我们提呈马共代表团的名单，眼前即刻又浮现过去的沟通困扰。由于某种缘故 — 小章的病情加重 — 中委会提呈了我、陈田和拉昔迈丁的名字。华玲会谈的名单再现，由于这个缘故，不大能被接受。基于我已决定留在幕后，除非一些较敏感的课题已经达致协议，因此我即刻改正了这个错误，我安排政治局委员再润(Zainon) — 在党内她称为阿焰 — 担任我的代表。驻北京的阿焰将前往泰国参加每一轮的谈判，然后回来直接向我汇报。事实上，她不单是我的特使，同时是代表团的顾问。

我们不想过度强化我们的代表团而重复华玲会谈的错误

我们故意把李安东排除在谈判之外。我们不想过度强化我们的代表团而重复华玲会谈的错误。1955年12月，东姑占尽宣传的优势，宣称我的出席表示我渴望寻求和平。尽管犯了一些错误，但要在1955年达致一项合理安排，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我更加灵活，我相信，英国也会寻找藉口，阻挠我提出的一切建议。不过，这一次，我感觉到了一股真诚，这是华玲会谈中对方所欠缺的。

我们将正式遣散我们的军队并要求他们支付遣散费给所有复员的军人

又一次我们确立起最高和最低的讨价还价地位。我们的最高要求是承认马共是一个合法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要求的成功希望甚微。我们要求释放所有拘留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犯。我们估计，在半岛各扣留营里有大约100名共产党员。与释放政治犯问题相互关联的是要求取消内安法令。同样，这也是一项我们不敢寄以厚望的最高要求。我们进一步要求拆除吉隆坡国家纪念碑。纪念碑上是马来西亚和英联邦军人脚踩一位倒下的马共游击队员的造型。我们要他们承认我们对独立作出的贡献。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将正式遣散我们的军队并要求他们支付遣散费给所有复员的军人。我们建议，允许那些愿意回返马来西亚家园的队员回国的自由，不得拘留或者改造他们。

五轮分开的谈判将在普吉岛的卡隆滩(Karon Beach)的塔湾棕榈海滩酒店(Thavorn Palm Beach)举行

总而言之，五轮分开的谈判将在普吉岛的卡隆滩(Karon Beach)的塔湾棕榈海滩酒店(Thavorn Palm Beach)举行。泰方选择这个环境清幽的会谈地点，用意可能是给谈判营造一种庄严肃穆，成功有望的氛围。

会议桌呈U形。马来西亚和马共代表在平行的桌子两旁面对面而坐。泰方代表团，像是调停者，坐在两者之间的一端。一张顾问桌摆在U形桌敞开的一端，坐着退休的马来西亚政治部官员姚光耀。他的旁边坐着阿焰。

泰方代表团总共有四个成员，由陆军少将吉蒂率领。马方也有四个成员，由拉欣诺率领。小章是我们的首席谈判员，由拉昔•迈丁协助。

我促请小章不要让泰方或者马方侮辱我们的党

我只给我们的谈判代表团传达一个主要指示。通过阿焰，我告诉小章，第一轮谈判开始之前，他必须避免我在华玲会谈期间所掉进的陷阱，就是我让马绍尔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专断独行。那个时候，我退让因为我害怕会谈会陷入我自己与新加坡首席部长之间的摊牌。我促请小章不要让泰方或者马方侮辱我们的党。我们要和平，但是不接受抹黑和侮辱。假如他们出言不逊攻击我们，我们就得以牙还牙。假如他们骂我们“恐怖分子”，我们决不允许。我们将以相同的力度还击，决不口软。

第一轮谈判中，拉欣诺致开场白，立场强硬

在1989年2月2日到2月4日的第一轮谈判中，拉欣诺致开场白，立场强硬，马络尔当年就是这么气焰嚣张。马方代表的领袖要我们负起1957年独立之后继续与合法的马来亚政府对抗的责任。

小章虽然患病，他还能打起足够的精神，给予强烈的反驳

小章虽然患病，他还能打起足够的精神，给予强烈的反驳。他驳斥了拉欣诺的看法，就是指我们进行不必要的武装斗争。他在会上说，战争会在华玲会谈之后继续下去只是因为东姑和他的政府要求马共屈服于没有尊严的投降、监禁和盘问。事实上，小章 ─ 大抵由于他患病，讲得过火了。他形容马来西亚政府是“反动政权”。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拉欣诺已经有所节制，没有称呼我们为“恐怖分子”。这是我方的一个不幸的错误。当我接到小章的讲稿之后，便立即劝他语气温和一点

在马共的主动下，大家同意，今后将有两种谈判会议

在马方开始的强硬立场和我们过激的反应之后，显然有必要采取措施以确保会谈不至于在激烈的言词下破裂。在马共的主动下，大家同意，今后将有两种谈判会议。一种是经常性的三方聚会，另一种是私底下的一对一的会议，让马共会见泰马任何一方。这种安排也让马泰有机会在一起，不受马共审查。私底下的会谈既没有议程，也不加记录。另一方面，三方会谈将全部录音。录制好的录音带拷贝将分发给所有三方。

马方断然拒绝承认马共是一个合法政党，允许我们在联邦宪法下组织一个或者多个政党

在最初的两三轮会议中，马方断然拒绝承认马共是一个合法政党。在急速陷入僵局的时刻，感谢泰方及时介入了。他们向我们指出，除了越南和中国以外，没有任何区域性国家承认在本土建立共产党。他们说，我们的要求，完全不切实际。假如我们要会议继续下去，我们就应当停止这个要求。我们答应泰方的要求，但提出应当允许我们在未来的某个时期，组织一个在本质上不是共产党的政党。有人一度建议，我们可以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对我们来说，它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最后，让我们组织政党的问题获得解决了 ─ 允许我们在联邦宪法和马来西亚法律的框架下组织一个或者多个政党。

第2轮会谈中，小章发表开场白之后不久便昏倒了，诊断的结果是末期肝癌

在3月15日到17日的第2轮会谈中，小章发表开场白之后不久便昏倒了。他起初被空运至吉隆坡，送进医院的VIP特别病房，这种病房通常保留给部长。诊断的结果是末期肝癌。

当他的病情有点好转后，小章要求转到中国去

当他的病情有点好转后，小章要求转到中国去，他的两个儿子住在那里。他与我在澳门见面至今只有短短的6个月。他进了广州的陆军医院外宾部。

两个星期内他便告别了人间

那个时候我在广州。我的老友一到达我便前去看他。他骨瘦如柴。他一下子昏迷一下子清醒，口齿不清。我天天去探望他，看着他的生命逐渐离他而去。两个星期内他便告别了人间。

取自《我方的历史》第二十九章

三方和平会谈（一）
陈平

吴一石从第三轮谈判开始成为我们的正式首席谈判代表

正当一轮又一轮的会议进行之际，阿焰回返广州向我汇报。中国给我在广州安排了一个住所，十分方便。

在第二轮三方会谈上发表了开场白之后，小章告诉会议，他感到身体不适，拉昔•迈丁将替代他成为马共的首席谈判代表。阿焰负责闭门会谈。当我清楚小章不会再回到会议桌上之后，我向中委会建议由吴一石取代他。吴一石是政治局的成员，也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活动的非常敏感的地下网络行动总指挥。吴一石从1989年5月11日第三轮谈判开始成为我们的正式首席谈判代表。

我们把马方的善意看成真诚的人道主义表态

就是在第三轮的谈判中，我方和马方就不再无谓的摆姿势了。拉欣诺在他的开场白里提到小章的缺席，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谈判气氛。这位政治部主任说：“我们对他在先前的谈判中作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并记录在案。”马方已经为我们的同志尽心尽力了，我们把他们的善意看成真诚的人道主义表态。拉欣诺充分了解小章的病情，也跟我们一样知道，这位老者已经性命垂危。

我们放弃要求马共合法化也对谈判氛围的改善帮助不小

我们放弃要求马共合法化也对谈判氛围的改善帮助不小。我们接着要求马来西亚释放各党派政治拘留者。吉隆坡代表团否认他们扣留任何政治犯。不过，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他们宣布，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辩论下去。所有政治拘留者已经被释放。

我们重申各类的政治拘留者都必须释放

马方提出了15个穆斯林极端组织成员的问题，他们还在拘留中。他们被指责策划武装叛变，企图推翻联邦政府。他们与马共毫无关联，马方问，是不是也把他们列入我们的政治犯大释放要求之中。我们重申，各类的政治拘留者都必须释放。我们争论说，假如所谓极端分子必须被扣留，他们就应当被正式控上法庭。接下来的讨论不少，马共最后作出让步，不坚持释放穆斯林极端分子。

马来西亚不否定或者争议，马共对独立斗争的贡献

接着，对我们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环绕在马来西亚政府会不会承认，在促进独立的过程中马共所扮演的角色。假如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不是平衡双方的一股力量，英国会早在1957年便允许马来亚独立吗? 在私底下的谈判中，这个问题进行了冗长的讨论。最后，拉欣诺，按照讲稿在全程记录的会议中，用马来语宣读，马来西亚不否定或者争议，马共对独立斗争的贡献。至于贡献的程度，他继续说，没有必要在这个论坛上争论。这个问题就交给历史学家吧。

马共在独立过程的贡献最终能在一份历史文件里得到承认之后，我们应当感到满意

这个话题当时被认为是最敏感而不应公开的一个。但是它绝对是马共的一个基本问题。否则，我怎样向我的同志保证，我们，经过了这么持久的努力，已经达致了一个体面的解决? 鉴于当时马来西亚的政治敏感性，知道了马共在独立过程的贡献最终能在一份历史文件里得到承认之后，我们应当感到满意。载入史册，又亲耳听到，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这段话没被记录下来，但非常肯定有被录进录像带里。我持有一份拷贝，泰方和马方也一样。

在马来西亚境内，有一股相当的抗拒力量，全盘反对会谈的概念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方面，我们觉得不得不加以考虑。这直接关系到首相马哈迪和他的政治权力基础。我们无意把和平过程变成一个惹火的政治问题，让他的政府难受。很明显，在马来西亚境内，有一股相当的抗拒力量，全盘反对会谈的概念，无可否认的，也反对与我们和解的建议。东姑，已经退休，他公开对普吉岛正在进行的谈判和我个人表示轻蔑。“一旦成为共产党员，永远是共产党员，”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陈平的提问：“就是说，给予机会，他便会作乱。”相同的歪曲叫嚣也来自马来西亚反起义的保守军人，他们可能觉得已被边缘化。我现在提起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时所担心的敏感性，现在已经大为降低了。是历史学家开始探讨这个领域以及对历史记录进行透视的时候了 ─ 目前只是欠缺文本。

在我们的名单上有1千188名马共党员

和平谈判需要我们游击队实力的统计，很快我们便拿出来了。在我们的名单上有1千188名马共党员。其中694名在泰国出生，494名来自马来半岛。后者包括15名来自新加坡，但是回返故国的机会渺茫。那些源自边境南部的，有402名华人和77名马来人。

自始至终，马方拒绝把我们的游击部队定义为“军队”(army)

在谈判中，自始至终，马方拒绝把我们的游击部队定义为“军队”(army)。几经交锋，他们同意应用“武装单位” (armed units)这个术语。同时他们也拒绝使用“复员” (demobilization)这个字眼。因此，当我们的军队要复员的时候，就得把这个过程说成“遣散我们的武装单位” (disbanding our armed units)。我们的代表感到不愉快。他们断言，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时期，我们用了“复员”的字眼。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用? 最后他们向在广州的我请示。我得向我们的代表团解释，当我们解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时候，英国实际上把它翻译成disbandment(遣散)。中文报又把disbandment翻译成“复员”。我劝他们算了。

双方同意每名选择回马的被遣散游击队员将从联邦政府领到总额马币8千元

当讨论到给我们的“遣散武装单位”发“gratuities” (退伍金)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出现了。马方要用“monthly allowance” (每月津贴)的说法。双方同意每名选择回马的被遣散游击队员将从联邦政府领到总额马币8千元。这将分成两期支付。首3千元将在他们回到的时候即刻支付。剩余的5千元将在三年内支付。起初我们反对分期支付计划。我们都清楚措施背后的用意。它是双管齐下的策略，既要控制我们，又要试探我们的真诚和善意。据我所知，所有剩余的5千元都已付清，没有节外生枝。还有，回国游击队员每月领到300元津贴，为期3年。这些经费拨出来，协助他们在马来西亚的现代社会里重新自立。到现在为止，已有330名前马共党员回返马来西亚。

我们坚持所有文件必须在泰国境内办理

普吉岛谈判也处理了回国人员的文件办理程序问题。起初，马方坚持，回国人员必须在马来西亚境内集合办理手续。我们强烈反对，坚持所有文件必须在泰国境内办理。最后他们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因此，当文件完成以后，马方必须发给新身份证(Identity Card)，在他们到达南部之前分发给他们。一旦进入马来西亚，我们的前游击队员，持有新身份证，就可以自由直接前往他们各自的城市或者乡村。

泰国政府同意留在王国的前队员每名将获得2．4公顷的耕地供开垦，外加一块地皮建造住房

泰国政府同意，那些现在留在王国的前队员每名将获得2．4公顷的耕地供开垦，外加一块地皮建造住房。还有，每人每月津贴22美元，为期三年。耕地只限南部的也拉府(Yala)和陶公府。

马方要我们在签订协议之后马上关闭我们的《民主之声》电台，我们反对

马方要我们在签订协议之后马上关闭我们的《民主之声》电台。基于这个网络是我们与追随者联系的最佳途径，我们反对。我们要求给予三个月的广播时间，让我们对全泰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传达消息。泰方和马方限我们一个月，不过承认，并郑重声明，我们此时期广播的言词已经与会谈的精神一致。

吉隆坡坚决反对应用我们的电台向我们的追随者发出指示，要他们停止一切地下活动

马方要我们提供我们的地下人员的名单。基于不愿出卖我们的网络，我们献议通过我们自己的管道，联系所有我们的地下人员。我们负责终止所有马共活动。

我们向马方解释，我们的情报网络十分复杂，假如没有《民主之声》，就需要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与边远地区取得联系。假如他们允许我们应用我们的电台向我们的追随者发出指示，要他们停止一切地下活动，问题便会简单得多。吉隆坡坚决反对这样做。马来西亚觉得，让马共利用《民主之声》当成现成管道向我们的地下人员发出指示，会给联邦政府带来很坏的影响。

我们同意在一个月内关闭我们的电台，然后开始以其他管道联系我们的地下组织

因此我们又达致了另一项谅解。我们同意在一个月内关闭我们的电台，然后开始以其他管道联系我们的地下组织。在马来西亚方面，他们口头答应，避免逮捕在接获我们的指示之前进行非法活动的地下人员。假如侦查到，就私底下通知他们新的安排，叫他们停止了事。在这方面，这些安排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任何逮捕发生，而我们也完全停止了所有的运作。我能相当明确地这样声明。

我们反对吉隆坡国家纪念碑的争论毫无结果

我们反对吉隆坡国家纪念碑的争论毫无结果。他们问我们喜欢改换怎样的纪念碑。我们的代表团建议一个反映马来西亚三大民族 ─ 马来族、华族和淡米尔族，为独立而战斗在一起的纪念碑。把问题搞得一清二楚之后，马方争取时间向吉隆坡请示。复会之后，他们通知我们，纪念碑是国会通过竖立的，假如要满足马共的要求，就必须有另一项国会的决定，才能拆除。每个人都理解到，这样做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的。谈判可能因此永远停顿。马方劝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也许可能向国会提呈另一个议案，以进行考虑。假如通过了，就能改换。这不太可能。

取自《我方的历史》第三十章

三方和平会谈（二）
陈平

泰国陆军总司令查哇力上将亲自邀请我出席在普吉岛的第四轮会谈

在普吉岛第四轮会谈的最后阶段，所有主要问题都似乎已经原则上解决，这个时候，我在广州接到了吴一石的电话。他向我保证，这是我前往泰国的时候了。泰国陆军总司令查哇力上将亲自邀请我。我通知北京的中国领导有关事态的发展，并表示，我很快便会南下，需要旅游证件。这一回，中国当局效率很高，把证件快递急送到广州给我。我收到了一份新的“外国”旅游证件。国籍那一栏注明“马来西亚人”。

吉蒂将军想让正式的和平典礼在国王诞辰之前举行

泰国友善地，派来了一名陆军中校，把我接到泰国去，那里早已准备好了签证。1989年10月27日，我们抵达曼谷。吉蒂将军已经在贵宾室里等候迎接我。专车把我从廊曼(Don Muang)机场，沿着苏卡吡班(Sukhapiban) 3路，接到邦卡吡(Bangkapi)区去。原来我此刻是吉蒂将军的座上嘉宾。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泰国的这位将军和我长时间交谈，交换意见，以确保在卡隆滩举行的下一轮 ─ 第五轮会议，也是最后的三方会谈中，和平可早日实现。吉蒂希望最后一轮会谈从11月2日到11月4日召开。他想让正式的和平典礼在国王诞辰之前举行。国王诞辰在12月5日。东主说，我将受邀出席在11月3日召开的第五轮会谈。我将在没有宣布的情况下在普吉岛亮相。在这个阶段，马方还没有被通知我已经在泰国。

我在11月3日抵达普吉岛，接着便被拉欣诺邀请去进行密谈

吉蒂比我先到普吉岛。我们决定假如我留在曼谷一直到最后一刻是最好不过了。这将让泰方有时间通知我将前往普吉岛塔湾棕榈海滩酒店的意愿。我在11月3日抵达普吉岛，接着便被拉欣诺邀请去进行密谈。只是我们两个人。

拉欣诺对我能说流利的马来语大感吃惊

这位政治部主任对我能说流利的马来语大感吃惊。我告诉他，我经常与马来朋友交往，一向来都会说巴刹马来语。不过，华玲会谈之后，我下定决心学好马来语。我每天花上一个小时跟拉昔迈丁学习，一直到他宣布我的马来语已经不错为止。

拉欣诺问我是否还藏有武器，我不否认

闲谈之后，拉欣诺急切想解决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他直言不讳：“你是否还藏有武器，陈平? 我必须问你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想让日本投降后发生的事情重演。”

这个时候，隐瞒实在已经失去意义。假如我有所隐瞒，迟早马方会发现。因此我坦白告诉拉欣诺：“是的，拿督，我们还藏有武器。”

我们的武器问题依然没有全盘解决

他反驳：“为什么不把它们完全销毁?”经过4轮的谈判之后，我们的武器问题依然没有全盘解决。有了一些进展，无可否认，不过，还有重要的细节需要达致协议。我们建议武器由我们的游击队员私底下销毁。泰方和马方都拒绝了。折中的办法是：自行销毁1千188支枪械 ─ 代表一个游击队员一支枪械 ─ 在泰方和马方观察员见证下进行。不准拍照或录相。

针对武器的问题，我们还在讨价还价

针对武器的问题，我们还在讨价还价。我对拉欣诺晓之以理：“隐藏的武器是过剩的。要说服我的追随者放弃它们非常困难。它们被掩埋在地下。必须找到以后挖出来。我需要时间说服同志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找出埋藏处。给我一些时间。我需要最少两三年的时间。一切处理妥当以后便可以加以销毁。”

拉欣诺要我解释为什么积累了那么多的过剩枪支

这位高级警官很想知道确实的数目。我告诉他，党的记录是超过2千支(包括手枪)，埋在地下。这是1千188支根据协议要我们自行销毁以外的。拉欣诺要我解释为什么积累了那么多的过剩枪支。我还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在1970年代初收集了这些枪支，预期共产党会在印支大获全胜。当时我们把准备工作局限在囤积武器，建立秘密的军火库。”

我告诉拉欣诺，我们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很有利，因此继续购买武器

我告诉拉欣诺，虽然1970年代的前一半时间马共内部出现问题，中委会还是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很有利。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继续购买武器。我肯定政治部的情报，在20年前已经报告说，昔罗营是我们的一个大武器购买中心。黑市武器主要由陆路运来，从柬埔寨边界进入。有的则从海路运到一些不显眼的渔港，然后通过陆路运到我们的营地。

我建议把过剩武器卖回给黑市商人，拉欣诺却建议卖给马来西亚政府

我对拉欣诺直言不讳，觉得信心十足，能找到处置武器的非传统办法。我告诉他： “拿督，你们的政府打算给回国同志们的经济资助不足以让他们维持重新安顿下来的需要。我建议把我们的过剩武器卖回给黑市商人，是他们卖给我们的。”

拉欣诺即刻回应：“为什么你们不把它们卖给马来西亚政府?”

我表示我觉得这样做不明智。也许有一天，政府会把我售出的部分武器，扬言是从共产党缴获的战利品。

拉欣诺很快便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我们派商人直接向你们购买武器。”

我们将根据黑市商人或者由吉隆坡推荐的商人出的最好的价格成交

这还算言之有理。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指责直接售卖武器给政府。因此我告诉他，他的提议可以接受。我们将根据黑市商人或者由吉隆坡推荐的商人出的最好的价格成交。拉欣诺和我于是提议在三年的期限内马共的过剩武器问题将按这个方法解决。

正如合艾最初会议同意的那样，所有文件都在一个正式的公开典礼上签字

在第五轮也是最后一轮三方会谈中，和平的势头大好，只剩下小问题了。很容易解决。会议结束前，委任了一个秘书处，负责准备两项正式和平文件和一项联合公报。正如合艾最初会议同意的那样，所有文件都在一个正式的公开典礼上签字。不过，只有联合公报向世界传媒发布。其他两项和平文件 ─ 一项是马来西亚政府和马共之间的，另一项是泰国安全行动司令部和马共之间的 ─ 将保密。1989年12月2日，超过300名国内和国际记者到来参与和见证签字典礼，把合艾蠡园酒店(Lee Gardens Hotel)的大会议厅挤得满满。

我决定应当以马来语发言

我决定应当以马来语发言。除了注意到我穿着像商人一样，媒体还对我的流利国语议论纷纷。“作为马来西亚的公民，”我说：“我们向最高元首陛下和国家誓言效忠。我将遣散我们的武装单位以及销毁一切武器，以表明我们真诚终结武装斗争。”在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拒绝回答探寻我的私生活的提问。有人问，中国对这次和平协议的想法是什么? 我建议把问题直接向中国提出。我也借机会平息报章上所盛传的关于我将在马来西亚参加竞选的荒唐谣言。

取自《我方的历史》第三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