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易》怎样对待形势

毛泽东和《周易》怎样对待形势　　

专论形势的文章，最早见于《管子.卷二.形势解》。但全文并没有对形势下一个完整的定义。　　

到了春秋末年，《孙子》问世 (实际成书时间是到三国时才由曹操整理而成)，该书对形和势分别下定义说：“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其实这都是在说，不论是水还是石，只要从高山之巅向下运动，都会出现形急势猛的力量。所以看不出形和势到底有什么不同。　　

然而《孙子》既然将形和势进行分述，就说明两者之间必有区别，那么这区别是指什么?《孙子》说：“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又说：“激水之急，至于漂石者，势也。”　　

由此看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说的是利用千仞之山这个条件，通过决积水这样的行为，使水的形状发生改变，即由积水形状变成溪水奔腾急下的形状，这里所强调的是水形的改变，故称之为形。但随着水形的改变，水就产生了“漂石”的力量，这就又称之为势，说明势在这里不是指别的内容，而是专指水形改变后所产生的力量。两者的关系是，势直接产生于形的变化，也就是说，形变是势产生的条件和手段，势是形变产生出的力量之体现。失去了形也就无法产生势，没有了势，也就体现不出形变所引起的后果。因此说，形和势是不能分开的，如同身和影是无法分开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两者的概念又完全不同。　　

《孙子》把形和势这样分开来讲，就是为了说明，随着在不同条件下能使形发生改变和变化，就会相应地产生不同的力量。这力量又会形成一种趋势或潮流，就像高山决水之后形成的水势那样，任何事物一旦被卷进这潮流之中，只有顺应，无法改变；也如高山滚石，所形成的力量也同样是无法阻挡。若要改变，只有等待产生这势的形发生了新变化，势才能随之而发生改变。如两军相对，谁都想造成压倒对方的态势，然而怎样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在战场上，主要就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条件，通过临阵布署改变军形来实现。也就是说，在每一次的战役或战斗中，谁能利用条件在阵形布置上高对方一招或几招，谁就能取得对己有利的态势。当处在不利态势之时，要改变被动局面，也只有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条件从改变军形做起，所谓出奇制胜，正是这种改变军形造成对已有利态势的具体表现和行为。　　

人常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就因为强将善于变形造势。所以《孙子》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　　

打仗如此，完成某项工作，某项任务或某项大的事业，也同样如此。　　

也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都应该先对形势做一番分析，有利则干，不利，则需要创造出有利的形势再干。明知形势不利，若要蛮干，往往事与愿违，造成不好的后果。　　

在这个问题上，《周易》并没有这样直接阐述，但从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完全可以看出《周易》中的这种思想。比如《周易》在坎卦的上六爻辞中说：“系用徽纆，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这里说的就是一个不看形势做事的人所遭受到的凶险下场。大意是，坎为水，就是说在洪水面前，大家必然争先恐后的都来抢险，顿时，抢险任务压倒一切，面对这样的形势，上六则逆势而行，结果让人们用大小不同的绳子给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而后置于荆棘丛生之地，三年过后都不得回来，这正是他逆势而行所造成的后果，以此说明对形势认识的重要性。　　

到了毛泽东时代，对形势看的更为重要，说的也更为明确，他说：“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限度上利于我，……”(注1）所以毛泽东每做一件较大的事，几乎都要先对造成有关形势的各个方面的条件作一番分析，在不利的形势下，总要让人们通过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改变这不利形势后再干，如在军事上，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他强调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法，这就是通过“运动”和“游击”这行为，在改变自己军形的同时，以影响或调动敌军的军形产生变动，一旦敌军的军形在局部给我造成高山“决水”、“转石”的有利条件，我就立刻“决水”、“转石”，在这局部上造成压倒对方的优势，把对方吃掉。这种局部造形创势的胜利积多了，全局对我不利的形势就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这也就成了弱者战胜强者的最好的绝妙办法，而且使强敌无法破解。　　

再如破除迷信这件事，毛泽东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注2）实际就是叫先做工作，创造条件，以造成破除迷信的有利形势，然后这项工作就等于水到渠成，好做多了。　　

以上所举，都是说在不利形势下，创造有利的形势问题。除此之外，对形势还有一个识别的问题，比如对当年的农民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面对这样的形势，通常人都认为“槽得很”，“太过分”，而毛泽东则认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发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这种“槽得很”、“太过分”的情形，正是农民“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的大好形势到来的表现，因此得出“好得很”(注3）的结论。由此看来，对形势问题，确实还有一个识别的问题。　　

总之，在毛泽东一生中，正因为他有着创造革命形势和识别革命形势的能力，所以他的一生成就也就最大。好像一切特大的困难，到了他的手中就会化为乌有。可见对形势分析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中所占地位的重要。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到，对形势重要性的认识，在《周易》中已经萌芽，到了毛泽东手中，不但发展成了大树，而且学会了驾驭办法，单从这点上讲，《周易》和毛泽东确实无法相比，但同时也说明，毛泽东的成就，却正是在以《周易》为代表的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就又反映出《周易》和毛泽东思想在形成中的某种程度上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积大成者。所以否定毛泽东，对中国文化也必将造成重创。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i 9 5 2年7月，北京第二版。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4—3 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l 9 5 2年7月，北京第二版。　　

（3)《毛泽东选第》第—卷，第l 3；1 7；1 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1 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