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政治

人民民主政治　　

(二○○九年十月)　　

一．　　

新中国六十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总结新中国六十年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的建立。　　

新中国的国家本质，就是社会主义政权，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样的政治，被称为人民民主政治。　　

毛泽东对人民民主政治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　　

一九四五年他在延安和黄炎培有过一次著名的交谈。 　　

黄炎培说：“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　诸　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深刻的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专门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人，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自己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力。　　

但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难免是要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这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人民对人民民主政治的思想认识还含糊不清，二是因为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内部的官僚主义还从中作祟。　　

为此，宣传人民民主政治，提高中国人民对人民民主政治的思想认识，提高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能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内部的官僚主义，就成为毛泽东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一个材料的按语中指出：“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两种领导方法》中指出：“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由群众自己起来斗争，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的各项计划，从根本上说来，都不过是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要使我们的政策规定得正确，任务提得适当，既不右，也不‘左；，就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深入地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整风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提高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能力，是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人民民主政治，说到底，就是人民要广泛的参与政治，管理国家。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能力，直接决定着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的成效。　　

为了提高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能力，毛泽东甚至想到了“大字报”这种特殊的形式。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指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想当年，连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都要拿着宪法和党章才能开会，才能讲话，可见当时中国的官僚主义造成的“沉闷空气”是何等的严重。　　

中国的官僚主义者都说毛泽东不民主，但正是这些官僚主义者不想给毛泽东民主，不想给人民民主。　　

是毛泽东给人民于民主。　　

在人民实行自己的民主时，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有对个别人不民主的地方，甚至有人从中浑水摸鱼，制造事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很多历史的真象，还有待更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但在中国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些缺点和不足只能在大力提高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能力的基础上逐步解决。　　

毛泽东始终都想着人民的民主。　　

据人回忆，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毛泽东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所以，现在看来，即使是毛泽东倡导的“大字报”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取得实质的成功，但这也是毛泽东开创的推动中国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一个不朽的先河，这个历史意义仍然是十分伟大的。　　

而到现今，因为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中国人民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民主的形式，更好的把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政治”的思想付之于实践。　　

以网络民主的到来为标志，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能力正在迅速的提高，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正在产生一个新的质的飞跃。　　

随着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的这个质的飞跃，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能再是旧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旧改革开放”必然要被中国的“新改革开放”所取代。　　

中国的“新改革开放”的时代正在到来。　　

我们要大力推进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　　

二．　　

新中国的六十年，大概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的人民民主政治，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偏“左”的味道；后三十年的人民民主政治，又多多少少有一点偏右的味道。但无论是有一点偏“左”还是有一点偏右的味道，新中国六十年的政治，始终都是社会主义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治。离开这个判断，就有可能成为极右分子或极“左”分子。　　

极右分子和极“左”分子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对象。因为极右分子和极“左”分子都是极力反对人民民主政治的顽固派。一般的右派或“左”派，大多都可以通过辩论和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观点，因为人民民主政治，从根本上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我们要大力发展人民民主政治，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没有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人民民主政治。　　

人民民主政治，就是社会主义政权，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如果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什么人民民主政治可言。　　

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总结。但社会主义道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就是在经济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第二就是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国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管理国家，国家的一切法律、政策和措施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曾经有一个问题，叫做“不要问姓资姓社”。“不要问姓资姓社”的要害就是反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两条不同的道路正摆在中国的面前。一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奴隶社会的道路和封建社会的道路是有人想走的，黑奴工、包身工和那些跪拜儿戏，就是这些人的杰作。但在现实中，中国要走的道路只有两条。　　

“不要问姓资姓社”，就是想叫中国人民闭着眼睛乱闯。而闭着眼睛乱闯的结果，就只有一种，也就是最终只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新社会，即使是睁大眼睛来走，都有可能象苏联一样走错路，更何况要闭着眼睛乱闯。所以，“不要问姓资姓社”的可恶用心是可想而知的。苏联的覆灭和分裂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所以中国要想不象苏联一样覆灭和分裂，就必须学会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对重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决策必须问个一清二楚，来不得半点含糊。　　

邓小平是要问“姓资姓社”的。如果邓小平都不问“姓资姓社”，中国早就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了。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九年初，有两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风潮，甚至发展到政治动乱，正因为邓小平要问“姓资姓社”，所以动乱才得于平息。否则，中国也会象苏联一样覆灭和分裂。　　

邓小平是怎样问“姓资姓社”的？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中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中指出：“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中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中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公有制是主体”。显然，邓小平始终都是要问“姓资姓社”的。如果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他强调这个“判断的标准”干什么？他强调这个“公有制是主体”干什么？　　

所以，那些“不要问姓资姓社”的人，就是反对邓小平理论的人，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企图，就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然，我们在现实中不可能凡事都问个“姓资姓社”，如果我们在那些无关大局的小事上也总是问个不停，就有可能陷入极“左”的局面。　　

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人民民主政治，就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中国，是有人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这些人，一是来自极右派，还有就是来自极“左”派。　　

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人民民主政治，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行。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极有可能象苏联一样覆灭和分裂。　　

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人民民主政治，还必须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我们愿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积极有益的争论求得更大的共识。　　

三．　　

我们所要的民主，与资本主义自由化所要的民主，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所要的民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主，是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民主，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民主。而资本主义自由化所要的民主，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民主。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民主，同时又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发展人民民主政治。只有人民民主政治，才是破解中国当代困局的唯一有效的法宝。

共产阶级，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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