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访者”国庆日志

“缠访者”国庆日志

阿黄女

为了国庆安全，我们可以违规

——“截访者”言

“缠访”这个词，我是最近才听说。就在举国上下欢度国庆的日子里，我接到好几起“缠访者”发来的信息：

“我被强制送到一个湖中的孤岛上，我跳到水里，他们把我捞起来了……”

“我现在被关在家里，门被反锁，还有人在外边看守，连买菜也不许出门……”

“街道，社区领导上门来，要我出去“旅游”。说是松散型‘法教班’；否则，就办封闭型的‘法教班’。我不知犯了什么法？……”

……。

过了国庆长假，这些人相继“自由”了。其中一位女人，给了我一沓《国庆日志》。写得很乱，我费力地整理了一番。对《日志》的背景，也就是这位女人“缠访”的经历，我在此也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好让读者看个明白：

叫她“阿黄女”吧，退休工人，今年五十六岁，右腿三级肢残，现孤身一人。上访已经好几年了，只为两件事：第一是房产，她家的房产在拆迁中突然失去了产权；第二是与她相依为命的女儿，七前年，正当十五花季之龄突然失踪。最近，公安部门说已经找到，但不能与她见面团聚。

为这两件事，她从社区一直诉到北京，没有人为她解决，却反被监控、跟踪、追捕、关押，有家不能归，四处流浪，吃尽苦头。国庆前后26天的《日志》，只是她漫漫上访路的一段艰苦历程。

九月十四日

上午十点多钟，我租了一辆自行车去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突然碰到武汉市江岸区来京的“截访”干部小吴，我赶紧避开，但来不及了。他拦住我，递给我烟，要带我去吃饭。我说，这自行车是租的，我要还给人家。我想跨上自行车逃走，他把我拉住。我问他：“你是来抓人的吧！”他笑了笑说：“还是跟着我们回武汉去解决问题吧！”我说：“武汉能解决问题我不会来北京”。他就拉扯住我。这时，有一些过路人围了上来。我就当众演说，讲自己为什么来北京上访。有人就指责小吴说：“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道理把她带走！”小吴也不吭声，只是盯住我、打手机。不一会，一辆“子弹头”车开过来了，我认识这是江岸区驻京办的车。H主任（区驻京办主任）下了车，很客气地对我笑：“黄师傅，还好吧？我们回去谈吧！”我说：“我不能跟你走，我要报警”。我掏出手机，拨110，H主任示意跟着他的几个人说：“搞走！搞走！快一点！”就这样，连推带拉，把我塞进车里。

车子一直开到泽丽路车管头石头庄，我一看，这地方好熟悉，2008年我曾关到这里，他们称为“法教班”，其实是个关人的地方。我不肯下车，把车窗门拉开，对着围观的人群，我大喊着：“我是访民，我到北京来是要我房产、要我女儿”。他们怕影响不好，连人带车，一直开进铁门里。四个男人把我从车里抬下来，关进一个狭窄的房间，整个房间只有走道宽，刚可放下一张折叠床，他们把我放在一张小铁床上。房间里没有窗，门一关上，就透不过气来。我喊着：“我要透气！打开门，让我透气！”没有人理睬。我掏出手机，想打110求救，可这里全没有信号，房顶和墙角都装上了监控器，我一头倒在床上，昏昏沉沉……。

九月十五日

上午，我所在的街道办的王主任来北京了，他一见面，就热情地招呼：“你还好吧，黄大姐！”这简直是白问，难道你看不见吗？他说：“走、走，我们一起吃饭去”。车子开到一家饭店，他们几人大吃大喝，我二十多小时未进食，也不饿，只“陪”着他们吃了一小碗米饭。顿时，胸口闷得慌，憋不过气来，我求他们：“让我到大门口去透口气！”刚一跨出大门，我眼一黑，就倒在地上。

九月十六日

早上五点多钟，我甦醒过来，睁开眼，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一打听，才知这里是北大附属医院。天亮了，医生来查房，指着送我来的两位主任说：“谁是你的家属？”他们两位都面面相觑，医生看着我，我也沉默不语。医生拿着住院单，在空中摇晃：“你们谁也不签字，按医院规定，这样的病人我们不能收。”我们只好回到宾馆，由两个年轻人住进了我的房间。晚上九点多钟，我被江岸区的一个警官和街道办的主任一起押上火车，返回武汉。

在车厢里，街道办主任安慰我说：你的两个诉求都有了结果了。房屋已经确权（空话，确到谁手里了？）女儿也找到了，我还同她握了手，录像已经制成了碟子，回去放给你看（为什么只能看录像，为什么不能母女团圆？）。这哪是安慰，又是一场骗局。

从火车窗里望出去，迎接国庆大典的北京，真是灿烂辉煌。主任赞叹道：“北京多美啊！”我说“被人弄丑了”；他又说：“祖国多好！”我说：“被人糟踏了！”

九月十七日

早上六点多钟到达武汉，我被送到街道办事处。八点多钟，街办主任带来了一个心理医生，对我进行“心理分析”。

医生问：“你有什么欲望？”

我说：“我的上访诉求就是我的欲望：还我房产，还我女儿！”

医生问：“你是不是感觉到有黑社会在跟着你？”

我说：“是政府和警察老是在跟着我。”

医生问：“你是不是总感觉得在做惊恐的梦？”

我说：“不是梦，是真正的现实生活”。

我很讨厌医生这样提问，他是想把我问成一个“幻觉者”。我受到的待遇本来很好，很仁爱，只是我觉得恐怖而已。这样，就可把我当成神经病。

九点多钟，说要开我的“听证会”。参加“听证”的有区、街道、社区三级领导人，加上派出所的所长和管段户籍。

我满以为这个“听证会”，首先要听听我的申诉，我的委曲，我的请求……。但区领导却先开口问我：“你到北京去干什么？”

我说：“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么？要我从头说起么？把我从北京押回来的人没有向你报告么？……”

街道办副书记连忙把话岔开：“你现在必须回到你家里去住！”这是“听证”，还是“审判”？

我说：“我的家是个什么样子？阳台上装着强光灯，两边墙上安上监控器，门口还有警卫。我一出门，就被你们派来的无赖拦住，把我打倒在地，反诬我为‘法轮功’，要送到‘法教班’，这是我的家么？活活的一座牢房！”

“听证会”开得这样僵，派出所长想打破僵局，他站起来说：“我给你传达一下好消息：你的女儿已经找到了。”我问：“在哪？你给我带来。”所长说：“一会带你到派出所去看碟子”。我说：“看碟子有什么用，我要看到人，让我们母女见面。”派出所长作出失望的表情说：“我还以为你会感谢我哩！”我说：当然要感谢，等你把我女儿带到我身边来，我向您嗑头”。所长说：“你女儿很忙，这几年你不要去骚扰她。”这话讲的真荒唐，不合人情。失踪了七年的女儿和娘见面，再忙也得见啊！说这几年不能去骚扰她，也就是说，不能见面团圆。母女相聚，就会“骚扰”，这是什么屁话。

我起身想走，一个民警拦住我，要我在一张纸上签字。我说：“签什么字啊？”他说：“表示你已经参加了听证会”。我气愤地说：“这叫什么听证会啊，是欺骗！是侮辱！是恐吓！”我起身就走。街道书记说：“你去哪儿？”我说“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她说：“那不行，你不回家，我们就给你租一个房子，派人看护你”我说：“是看护还是监护？我不去！”她说：“不去也不行。”

下午，街书记指挥人把我送到一家小旅店内，我住二楼，上下楼梯口都有人守着，还有一男一女，同我住在一起。

晚上，我又感到胸口闷的慌，透不过气来。他们慌忙把我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医生看了我的病说：“你的病很严重啊！要住院。”他问陪同我来的两个人：“你们谁是她的家属，是姐姐，还是妹妹赶紧去办住院手续”。要她们在住院通知单上签字，她们谁也不愿签。医生也莫明其妙。我轻声地告诉医生：“她们是派来监视我的，我是访民，国庆快到了，要把我关起来。”医生有些愤慨，对护士说：“把住院通知单退掉，我们不能收这样的病人！”街办主任安慰我说：“黄大姐，你再坚持几个小时，等天亮了领导上了班我们请示他们。再说，我们也没带钱啊！”我们只好回到旅店。

九月十八日

今天中午，我要下楼去走走，看守的人不许我出门，我和他们争吵起来。一个青年人说：“黄大姐啊，你莫搞得我们为难，我们无怨无仇，只是拿了别人的钱，混口饭吃，替别人‘消灾’。你就配合我们一点好不好。”我不理睬他们，冲出大门拼命往街上跑，他们在后追赶，我跑到电话亭，想打个电话报警，他们不许，我拦个“的士”想逃走，他们也不许。我只有边走边喊：“街坊们，你们都来看啊，我是访民，我有冤要伸啊，他们是腐败分子派来的黑打手，他们非法关押我……”街上一些行人见了，莫不摇头，有人还大喊：“这黑了天啊！”

我一口气跑到街道办事处要见主任，一些人把我拦着，不许我上楼。就这样拉拉扯扯，我精疲力竭，就一屁股坐在街办的大门口的地上。

到了晚上，街信访办主任来了，这人长得蛮横，见我坐在地上，就大喊：“给我拖进去？”我死命抱着铁栏杆，信访办主任就骂骂咧咧：“老子在部队里没有摆不平的案子，对你这个缠访的疯子，老子自有办法收拾你”。

一会，有人喊：“区领导来了，区领导来了”。我一看，是区信访局局长。街信访办主任见上级来了，看到了这个场面，丢了他的面子，就冲着我又骂起来：“你这个疯婆子，以疯装邪！”我就要当领导的面再来丢他的面子，趁他不防，我给了他一耳光，一时，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怎办。区领导摇了摇头：“这太不像话，搞的是么明堂！”这话我不知是对谁说的。领导开了口，几个人就扯的扯，拉的拉，抬的抬，想把我推到门里去锁起来。

我寡不敌众，倒在了地上。

九月十九日

一早，我看到街政府门前停了三辆车，其中有一辆是警车，我想，这大概是来押送我的。

不一会，有人来对我说：王主任（街办主任）在一个别墅等你，我们送你去他那儿。车子一开就是两个多小时，王主任的别墅远啊！到了目的地，我一下车，看到“木兰湖”的牌楼，他们把我送到黄陂木兰山风景区来干什么？我问王主任在哪里？他们说，在那个八仙岛上。汽艇把我们送到一个湖中孤岛上，我又问：“王主任呢？”他们都不答话，我一看，这地方实在荒野，我又受骗了，在跨过一条小河时，我一下子跳到水里。一时，船上的人，岸上的人都乱成一团，喊着，叫着。押送我的一男一女，一下子跳进水中，把我捞起来。上了岸，他们拧着湿漉漉的衣服，惊魂未定地说：“我的妈呀，把我们吓死了”。又对我喊道：“你淹死了，我们也不好交差啊！”

我躺在湖边草地上，一点劲也没有了。

九月二十二日

到了这个孤岛已经三天了，我不愿住那个别墅式的8号楼，白天，我就躺到湖边的草地上，看看湖水青山，看着蓝天白云。

我想起女儿，就掏出她的照片，放到我的心窝。“孩子啊，你知不知道，娘为着你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你知道吗，娘现在躺在一个孤岛上的草地上，想着你，看着你：多么天真，多么纯洁，多么聪明玲俐，什么时候我能把你搂到怀里？人常说‘以泪洗面’，你能看到妈妈的泪、妈妈的泪……。”

街办的主任终于在“别墅”露面了。区信访局的一位副局长和区房地局的一位负责人也来了。他们要和我谈问题。我说：我现在是囚犯，双方地位就不平等，请你们先把“关人”的问题解决了再谈问题，才能公平对待。他们不回答，房地局那位先生抢先就把谈判堵死。他说：“房屋产权你没戏了。你妈妈和别人早签过协议。”我一听就火了：“你闭嘴好了。我妈妈死了这多年，你以为死无对证了；我妈妈生前为房子就急成了神经病。你知不知道，诱骗无行为能力的人签协议是什么行为？这笔账你们不算我一定要算！”他脸红通了，坐在一边不说话。

多么聪明伶俐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三好学生，少先队干部、美术奖、音乐奖、季季都有。花季之年，被人拐骗，沦落烟花风尘。相距咫尺，天涯海角，怎不叫相依为命的寡母柔肠寸断。

九月二十三日

我终于盼到一个旅游团队上岛来了。我一下冲进大厅，对他们演讲：

“我是访民，他们把我从北京抓回来，押到这个岛上关押，监视我的人是黑社会分子，我孤身一人，没人来救我，一个女儿失踪了七年，找到了不让她和我见面，请你们向外边报案：有一个女人囚禁在这个岛上，也请你们作个见证……。”

没等我讲完，他们一下涌过来，连拖带拉，把我关进房里。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别看有人表面对我狠，却充满了同情心。我在大厅里徘徊，有人用眼神向我暗示：值班不在，快到值班室打电话。她走开了，我终于把囚禁地点传到武汉的朋友。消息一传到武汉，领导人就恐慌了，对我的看管更严了，真可说是“寸步不离”。

九月二十五日

今天中午，由派出所派了五个男女来八仙岛换班，原来看我的这班人撑不住了，有的病了，有的发牢骚：“这是个么鬼差事啊！”新来的这班人穿得花里胡俏，背着色彩鲜艳的背包，兴高采烈，像是来八仙岛度假的。那个骂我被我搧了一巴掌的街信访主任也来了。我听他对这班人说：“对这个疯子，我们要以毒攻毒。”我是“毒”，这班人中也一定有“毒”。我仔细观察，发觉他们中有一个叫“队长”的人，活动异常，他撑麻将桌、搬饮料、上水果。招呼大家吃喝玩乐。一打听，原来他是街道的“安保队长”，进过宫，难怪主任说“以毒攻毒”哩！

不一会，他们打麻将，吃东西，看风景……好像把我忘了。这也是，四边是水，一个肢残女人跑得了吗？

我悄悄地溜出门，在湖边转了一会，看到杂草丛中，有一小间破旧工房，我推开摇晃的门，里面黑洞的，霉味扑鼻。我钻了进去，靠在一堆柴草上，上面结了好多蜘蛛网，我也不顾这些了，觉得这地方倒比“别墅”里安静。

天黑了，一会，听到那个“队长”带着新班子人的喊声：“黄大姐，你在哪？”“黄师傅，你在哪？”我一声不吭，静静地靠在柴草堆上。门呀呀地被推开了，趁着月光，我看清是老板娘，她用手翻动着柴草，看我是不是藏在草堆里，她的脚差点碰到我身上，我一动也不动，蚁子叮咬我也不管。没有动静，她走了。

夜深了，外面又喊叫起来，手电筒的光亮在墙缝里闪动，我越发缩紧身子。一会，老板娘又进来了，这次她带着手电筒，终于发现了我，她有些恼恨，又有些埋怨：“你就不怕蛇咬死你！”我说：“蟒也不怕，我就讨厌和那群狗在一起”。

那个“队长”也来了。老板娘一见他们，就大吵大闹。

“我这笔生意简直做亏了啊！这女人又跳河，又冲着游客演讲，把客户都吓跑了。有人还说政府随便关人是犯法，这不，我成了窝藏犯。我真是‘老鼠进了风箱’，两头受罪。你们做个好事吧，快把她弄走，要不，我也要把她丢过河去，死在这里我也脱不了乎啊！”

“队长”等人，一齐动手，把我抬进“别墅”，我听到他们也在大发牢骚：

“队长”说：“我指望来这里可以打野鸡，吃野味，哪晓得是这个味口啊？”

又有人说：“快给武汉打电话，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只有我黄某人该死，受了这些罪，连个诉苦的地方也没有。

九月二十七日

第二批人上了岛才两天，也撑不住了。

武汉派出所来了一辆警车，要把我们拖回去，我已经昏睡了两天，不愿坐车，他们把我推上去，一路上昏迷不醒。

到了汉口，我仍然昏迷，只听到有人叫“扁担、扁担”。当我醒来时，发觉自己睡在一张小铁床上，房间又黑又闷，我爬到门边，想把门拉开。新来的社区主任对我说：“不许开门，不许开窗，要保密”。我向她乞求：“求求你们，让我透气”，她仍然是那句话。我一下子瘫倒在地，隐约感到有人把我拖去拖来，可能她们也感到难受，才把窗子打开，我也开始缓和过来。

九月二十八日

早上醒来，从窗子里望出去，这房子，这街道，好熟悉啊。原来，我已经回到了社区，这里离我家才三十多米，关我的房子原来是公安局关人的地方，后来改成街道法庭，我正关在法庭的楼上。我成了犯人么？我犯了什么罪？从我的房门到楼梯口，有人看守；从上楼梯口到下楼梯口，有人看守；从下楼梯口到法庭门前，有人看守。我只好拉着窗上的铁栏杆，对着我家的方向——“望乡啊，望乡！”

“还我房产！还我女儿！还我自由！”国庆期间，阿黄女被囚在法庭楼上。

十月一日

我要求看祖国60周年大庆的电视，治安主任说：“你没有必要看”。我同他争论起来，我说：“你们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我要控告的”。可能他们以为这样做太背理，允许我到邻近的社区办公室去看。

从关押我的法庭二楼，到社区办公室，用人拉成了一道警戒线。有生以来，我还从没有受到如此严密的“保护”。

当我看到胡锦涛主席严肃的面孔阅兵时，街道两侧，严密地警卫着，我真想对胡主席大喊一声：“胡主席啊，你知道吗，我这里也是戒备森严啊？救救我吧！”

十月五日

国庆过了，天下太平了，还关我做什么呢？

我要下楼去走一走，他们还不让我走，我同他们撕打起来。我拼命地向街上呼喊：“乡亲们，左邻右舍们，我还关在这里，大家快来看呀！还我自由！还我自由！”居民都认识我，用愤怒的眼光看着他们。怕影响不好，还是让我出外溜达，只是后边跟着人。看来，过完国庆，他们也开始松动了。

十月十日

街办主任来“看”我了，他笑容可掬，还掏出香烟，递给我一支：“黄大姐，还好唦！”这场面，我看得出来，要放人了。

他开门见山地说：两个方案：一个是你回到自己家中，带两个人去陪着你，一个哩，给你做饭；一个哩，给你做卫生。下一步呢，给半个月时间，区领导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看来，又是遥遥无期，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花钱买平安，据说，为对付我，每天开支是八百元，多慷慨啊！他们得到的是“国庆平安”，我得到的是“又一场灾难”。

我站起来向他们“告别”。有人拦住我，问我到哪里去，我还是那句话：爱到哪就到哪。居委会主任说：“黄大姐，还是回家吧”。我苦笑了一下：“那是个家吗？强光灯照着，电子眼看着，大门口狗守着，你们各位有这样一个家吗？”

街办主任说：“我们好找你解决问题啊！”

我说，“这话我听过无数遍了，房子还是空中楼阁，女儿还是天涯海角。我现在是失望又失望，就这26天的囚禁，我心里就窝着一团火。”

“拜拜！26天，又演出了一幕。”

我浏览了她的一沓日志，天擦黑了，我留他吃晚饭，她谢绝了，送她出了大门，我想拦一辆车送她，她也谢绝了。这时，东湖大道上，车水马龙，流光溢彩。阿黄女穿梭在车流中，她一瘸一拐的身影，在霓虹灯的闪烁里，逐渐消失。

我心茫然，是怜悯，悲伤还是愤怒，我自己也说不清，我穿过幽静的林荫道，漫步在东湖边。月色皎洁，粼波浩淼，水天一线，亭台笼纱。多美好的人间，但阿黄女一瘸一拐的身影，如泣如诉的叙述，在宝马香车流中的漂浮，在孤岛工房中的躲藏……。一幕一幕，挥之不去。

对她的诉求，对她的境遇，没人去组织调查，协调、干预；对她的上访，却阻、堵、拦、截。直至跟踪追捕，动员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花了那么多的钱财精力，对付一个孤苦伶仃的肢残弱女，我们究竟是在为谁辛苦为谁忙？

（丑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