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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人”、“现实”所在、马克思的实践转向

火烧 2009-10-26 00:00:00 网友杂谈 1025
文章探讨马克思视角下现实人的本质,强调其社会关系与交往过程,分析从原始社会到工业文明的三个历史阶段,突出生产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关联。

“现实的人”的“现实”所在 ——无处不在的交往

从社会历史行动中去考察人,我们会发现,人不只是自然和实践的存在物,而且还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形态》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的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Ⅰ卷,第80页)因此,凡是现实的人都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个体,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处在交往过程中的人;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现实的人的本质。[①]  

现实的人为了实现本身现实的存在所进行的生产活动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的群体性和社会性表现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三个历史阶段中:  

第一阶段,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意识止于蓄群意识,此时的人不是以个体而是以群居的形式出现的,人也没有自我意识,而只有群体意识,此时的交往是由于人的本能的缺失和改造自然能力差。  

第二阶段,进入农业文明后,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同质个体之间的机械结合,人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但由于需要和功能上的自给性和独立性,所以在很少程度上需要与他人合作,此时的人们之间的一些简单协作,也不是因为需要和功能而与他人结成的横向的契约关系(如哈贝马斯提出的“契约”),而是通过简单的伦理规则或是政治统治的约束而达成的纵向的联系(如孔子对与“小康社会”社会的描述,是不同于大同社会的,有“礼义”等人为的约束而形成的关系。)  

第三阶段,工业文明到来之后,社会成为异质个体之间的有机结合,但此时的人仍是“偶然的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伴随着由于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分工成为分工协作的关系。分工扩大,具体到狭小的领域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需要,从而产生人们之间的协作,最终形成横向契约关系,同时产生有竞争、机会均等的交往关系。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文明社会再到工业文明社会,人一直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人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的创造者,但离开社会人只是自然物。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它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构成一个具体的社会。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而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且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3页)  

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它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又称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关系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形式的基本概念。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使用生产关系概念。  

在这里,生产关系社会构成论的观点,体现出“经济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形态》首次系统的阐明了“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明现实的生产过程,八通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就能够完整的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2页)[②]  

从十九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性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国家脱政治的领域”。市民是平等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财产所有者。黑格尓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市民活动的基础,也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认为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  

这其中作为交往两大内容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存乎其中的不能忽视的内容。交往概念具有多学科性,也是在各不同学科内部研究中都不能跨越和忽视的问题。心理学上,交往是指人与人的心理沟通、心灵接触;社会学上,交往是指有目的地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语言学上,交往是指人们之间表达信息交流的方式;哲学上,交往是指人所特有的相互往来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就是一个人与其他人的联系中的存在方式。可以看出,在几乎涵盖所有基础人文学科中,“交往”概念都是作为研究“人”,尤其是“现实的人”的无须质疑的一项主要内容,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此概念且从未真正远离过。  

交往还具有层次性,广义的交往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次广义的交往仅仅是指人与人的交往,其中包括个人与个人、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狭义的交往是指与生产相对应的,生产交往或物质交往;次狭义上的交往是指劳动产品的交往。  

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交往是次广义的交往,此时强调的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人是交往的主体,交往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交往产生于物质生产但又不限制与其中,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交往的总和。  

交往作为上帝赐予人类的难以抑制的禀性,由传统社会中得自然交往,人对人的依赖性发展到更高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交往,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普遍的自由交往达到最高阶段。交往的社会作用也不容小视,交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改善;有利于人自身的发展;交往也是科学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人接受社会留下的文化成果,在社会中继续发展自己,从而实现由自然物变成主体,由自然存在变成社会存在,即把社会文化成果内在于人自己的力量,在人对于社会文化成果遗产的作为中以及在创造当下社会文化成果的进程中,交往一直体现着它的存在及其作用。  

所有上述论说,似乎都指向一点,那就是在社会文化成果的继承中,在经济决定论中,在生产关系中,在市民社会中,在所有“现实的人”存在着并发生作用展现着他的“现实性”的领域,交往也都存乎其中并且发生作用,似乎是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交往就不可避免得要发生,并且所有名为“关系”与人的存在,都打上了“交往”的烙印,那是不是可以说语言学意义上的“关系”就等于“交往”呢,我认为更合理的是“关系”是“交往”的静态名词性表达形式,它只在表述一种既以存在的在人开始作为之前要考虑的前提,它包括了某种预设与限制,而“交往”则是完全动态的,一直是处于进行时中的,充满活力一直在发展着的万物的本性。“交往”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存在于“现实的一切”中,所有能够远离“交往”的都不是真正现实地存在着的。一句话,你是人决定了你要交往,你交往才决定了你是人。  



[①]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深入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    叶汝贤

[②]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深入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    叶汝贤

从两极到中介——论马克思的实践转向

近代哲学一直处于主客体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理论的笼罩下,此时主体与客体处于一种抽象的对立状态。以精神为世界本源,用精神活动解释自然,认为自然还原于精神的唯物论者与以自然为世界本源,用物质解释精神,认为精神还原于物质的唯心主义论者处于对立的“两极”,他们僵持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和精神本体的对立,以单一的绝对不相容的主体性原则或客体性原则的思维方式,持还原论观点,认为要不是精神还原于物质,要不就是物质还原于精神。黑格尔引入中介(vermittlung),取居间联系,介绍,连接的意思,把对立着的两极通过概念的中介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主体与客体统一于概念的世界,进而走向了本体中介化的道路。黑格尔认为一般所说的客观是被人揭示的存在,一般所说的主观是人对存在的揭示。而自然具有客观性,精神具有主观性,所以可以说自然与精神不可能处于隔绝的两极存在。黑格尔所说的“中介”,就是指处于“存在”和“理念”之间,而为直接认识论所忽视或抹煞的那些联系环节,作为不同范畴之居间联系环节的中介,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的内在的必然阶段。与直接知识论者相反,黑格尔认为,主体,即他所谓“知”或“知识”,不可能一下子直接地把握无限,而要以对无限之外部规定性的认识为前提。“知”与“理念”之间必然通过“存在”而间接联系。作为反映无限之外部规定性的“存在”和作为标志无限本身的范畴的“理念”也是通过一系列联系作用着的中间环节而间接联系的,这就决定了,关于无限和绝对的知识,即绝对理念,可以也必须从“存在”出发,经历一系列中间范畴的中介而推论出来。他认为“对立”是差别关系中最发展的形式,用他的话说,即它是本质的差别。对立面互为中介而连成一体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对立范畴的互相融合”,这一观点贯穿于黑格尔的著作。  

然而黑格尔把对立范畴互为中介仅仅理解为对立范畴和作为它们的“真理”的第三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即他只在主观逻辑范围里理解对立面的互为中介;黑格尔把他的逻辑学体系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自我发展的过程,因此所谓“中介”,不过是无人身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过是纯粹虚无缥缈的东西。而且黑格尔还把对立面的互相融合普遍化、绝对化了。  

马克思辨证地发展了黑格尔的“中介”理论,主张从主体活动出发去体认自然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阐发其间的辨证转化。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中介归结为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的环节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及黑格尔没有从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出发,而是以虚构的“国家理念”作为根据的作法。马克思对黑格尔所说的这种作为理念环节的虚构的中介及其作用,坚决持否定的态度。马克思把中介的客观性提到首位,摒弃了黑格尔中介理论的唯心主义的外壳,把关于中介的观点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其次,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对立面的相互融合普遍化、绝对化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必须限定中介的调节作用和对立面的互相融合的适用范围,而不能赋予它以普遍性。马克思以他特有的方式——实践——实现了从对立的两极到中介的道路,即我们所说的“实践转向”。  

“实践转向”是以人的存在方式——实践——为中介去解决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问题,更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的道路。[①]而不是一种纯粹概念似的转向。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马克思认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的哲学不“只是”揭示世界,更重要的是诉诸实践活动,以改变世界,即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的实践转向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实现人类的解放。实现被压迫的人,无产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作为问题被提了出来。他说:“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是世界的哲学化。”[③]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说是实践的哲学,不如说是哲学的实践。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④]只在思辨的,抽象的层面上探寻解放以及如何解放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即从现实的人出发,在“人的高度”上去实践哲学,让理想与应当成为真正的现实。在这个方面说来,实践可以说成为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马克思肯定了实践的客观实在性,又肯定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哲学中的两种抽象本体长期对立的状态,使它们在实践中达到统一。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⑤]马克思还把“共产主义”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因为只有发动共产主义的中坚力量无产阶级,发动他们用能够摧毁一切旧事物的神物——实践,来改造现今的社会,整个社会才会发展为更新更合理的状态。也就是说打通了由思想到实践的壁垒,任何思维上的死结就会不攻自破,任何唯心主义的欺骗就会不打自招。  

                                        

   

   

   

   



①《哲学通论》孙正聿

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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