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距母亲走了二百八十一天后父亲也走了，在“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也是带着遗憾走的，和母亲一样临行前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不过父亲最大的遗憾还是两个儿子至今未入党，尤其是曾为人师还在市委研究室工作过的大儿子，居然不是党员，直至离去老人家仍无法释怀。　　
　　母亲去世不久，家还在悲伤笼罩中，后楼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同志来坐。老人当年曾被打成“右派”，至今耿耿于怀，一坐下就翻陈年旧账骂开了。父亲忍住不快，端茶递水苦口婆心地劝说：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共产党为你平了反，让你享受离休待遇，每月几千元工资，看病不花钱，衣食无忧，你还想怎样?可是，老人不买账不依不饶骂声越升越高。终于，父亲火了，一掌拍在桌子上：“妈的!吃着娘的骂娘，真不是东西，给我滚!”一声怒吼，老头吓得差点晕过去，拄着拐杖仆仆跌跌夺门而逃。从此，再没见老人从门前经过。事后父亲后悔当时太冲动，总想找机会致歉，可惜这机会不再有了。
　　这也是父亲带走的一个遗憾。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张家幸福的今天，不能忘本，要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父亲一生坚守同时也要求子女坚守的信念。　　
　　父亲出生在一赤贫的家庭里，童年时的悲惨遭遇令这位曾出生入死、历尽沧桑的硬汉每每忆起都禁不住落泪，而每一次聆听父亲痛说“家史”的兄弟俩也免不了一场唏嘘。　　
　　尤其是发生在严冬里的一幕：　　
　　奶奶在产下小叔叔(父亲最小的弟弟)时患重病。当时一家五口在地主菜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茅棚居住，地主怕人死在他地里不吉利，将这可怜的一家驱逐。(据说这地主还是个亲伯父，难怪父亲常感慨：我们张家没亲戚。)无奈的一家只好到破败不堪的“城隍庙”暂避。天寒地冻家已断炊，婴儿在奄奄一息的母亲怀里几天只靠点水维持，爷爷将气撒在这无辜的小生命上，说他是一个“讨命鬼”。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爷爷用破棉絮将／乙子裹好，趁天刚亮行人少　　
　　悄悄放在集市口一户人家的屋檐下，婴儿凄厉的哭声打破清晨的宁谧。然而，奶奶的命还是没保住，三天后便撒手人寰，破席一卷埋了。　　
　　往后的日子：八岁的姑姑当了“童养媳”换回五块大洋；父亲顶替别人当“壮丁”换回二十块大洋。而爷爷则带着六岁大的叔叔继续在苦日子里煎熬。　　
　　国民党的军队不是人民的军队，父亲呆不住开溜了。后来找到共产党领导下要让普天下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光荣地加入。　　
　　苦大仇深的父亲在这革命大家庭里如鱼得水，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凭两年小学的基础和刻苦自学，当年入了党，第二年学医当卫生员，从此，医疗战线上奋斗了一生。　　
　　在淮海战役，父亲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由于表现突出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　　
　　当喜报送达家乡却无法找到认领的亲人。因父亲原名单字叫“栓”，当兵前爷爷才给他起了现在这个名字也只有爷爷一个人知道。几个当兵的牵着马满街喊了几天无功而返。爷爷是清楚的，只是不知祸福心存疑虑罢了。听说部队首长对有名有姓有地址都找不到人这事大为光火，还下了死命令；“再找不着，军法论处”!苦了几个小兵，最终也触动了爷爷，他问：“什么事呀，找这个人那么急?”兵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立了大功，我们是送喜报来的”。爷爷心里悬看的　　
　　石头才放下，他平静地说：“给我，巴，我是他爹。”　　
　　接着就是全县欢天喜地的庆典，彩旗、彩楼、鞭炮，锣鼓喧天，县长亲自为爷爷戴花牵马。　　
　　每谈至此，父亲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而后，大军南下，解放广州，广西剿匪，最后整个师在雷州半岛的徐海地区安营扎寨开垦农场种橡胶。时值公元一九五三年。　　
　　在海康县城到徐闻县城海安之间有一小镇叫“龙门”，负责组建和管理十几个农场的“粤西垦殖局”就设在那里。　　
　　这是一块荒凉贫脊、瘟疫横行的古流放地。防疫是当时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一个个被瘟疫灭绝了的无人村令父亲印象深刻，那凄凉正如毛泽东诗词描述的那样“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在破败的茅草屋里，偶尔会见一两具尸骨横陈床上，木履摆放床前，那是无人掩埋的最后死者。　　
　　麻风病也是当地流行的传染病，人人谈病色变。部队协同当地政府建麻风病医院，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松林港医院”，将麻风病患者隔离起来治疗。还辟出一块土地让病较轻尚有劳动能力的患者种点水稻、甘蔗、瓜果、蔬菜补充供给。　　
　　父亲说麻风病院附近的水果蔬菜长势都好，而且最困难时也没人敢偷。从旁经过人们要将裤腿放下，以免被路边的小草划破，清晨草叶上盛着露珠时尤其小心，生怕麻风病患者经过时腿上伤口的病毒留在了草叶上。    　　
　　一次，一位被确诊染病的工人临住院前到家里坐，事后父亲才与母亲说，母亲吓得把工人喝过的杯子和椅子都扔了。父亲说母亲的恐惧是因为对麻风病缺乏认识导致的。　　
　　可悲的是，一些女患者听信只要通过性交把“风”卖出去，卖一次轻一次慢慢病会好的传言。千方百计勾引男人卖“风”。她们通常会在阴雨天或傍晚溜出医院(天热太阳晒，她们会痒得难受)，打扮得花枝招展。病较重的还用花手帕或挽着个竹篮掩饰已经弯曲变形的手，在树林里狩猎独行的男人。　　
　　一位在附近生产队食堂拾柴火的工人，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每天独自驾着牛车进山拾柴，干柴烈火的一次邂逅几乎葬送了小伙子的一生。父亲对这青年人给予极大的同情。病愈后，设法做通机耕队领导的工作，让他成为一名拖拉机手。一个有麻风病史的人，婚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热心肠的父亲通过不问断与麻风病院保持联系，终于找到一位患病较轻而且彻底治愈了的善良女孩。共同的命运让两个年青人渐渐靠近终成眷属。　　
　　五十年代，从农场到垦殖局，医疗条件极其恶劣缺医少药。父亲凭着无私奉献的信念，靠坚毅；靠胆人心细；靠经验；靠一把银针，不知挽救了多少性命与我同龄的职工子弟中不少还是父亲亲自接生的。　　
　　由于母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体质弱加上营养不良，剖腹生下的我只有三点二市斤和只小猫差不多，父亲用一只手掂着，比手掌长不了多少，幸亏香港的舅舅寄来“炼奶”喂养，还占医院的便利吃了许多胎盆，头胎而且没污染的胎盆，营养一定很好，才有我后来比父亲高大的长势。这近水楼台这胎盆或许就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以权谋私”。　　
　　文革来了，问心无愧把整个身心献给党和人民的父亲，也没能逃脱被  “打倒”的厄运，毕竟这是一次全民族卑劣本性的大溃堤，  所有的亲情、友情、爱情通通被无情的巨浪卷走。　　
　　曾经顶替壮丁在国民党军队一年半载的经历让父亲一夜间成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母亲来自大城市，旧社会读得起书自然就是“资产阶级臭小姐”，而在日本《朝日新闻社广东分社》当过几天文员又让她平添一顶“混入革命队伍的‘日本间谍”’的帽子。父亲被关进“牛棚”每天都要戴着将近一米高的高帽。挂着“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一前一后两个牛鬼蛇神扛着铁犁，一边敲一边跟着红卫兵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天天送饭到“午棚”，而父亲的嘱咐总是那几句：你妈身体不好，要多帮着做事，不要惹她生气。学校虽然停课了，但学习千万不能丢，每天坚持写写日记，别把心玩散了。　　
　　奇怪的是，事后几十年直至临终都没能听到父亲对这段长达十年的遭遇有哪怕半句的怨言。凭这一份信念就值得共产党自豪，只是不知随着这群体所剩不多的一员谢世，是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如前所述，父亲是带着对儿子的遗憾离去的，回想父亲的期望，除加入共产党外就是希望我从政。当兵和从医一是保家卫国，二是救死扶伤都是好事，而且也是他一生的经历。但父亲却没有让我兄弟俩承继的意思，理由父亲一直没说，如今又成一无法解开的谜。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我没学好做人，但他丰富的医疗卫生知识以及对疾病、健康独到的见解却让我受益匪浅。　　
　　父亲认为疾病大多由心而生，庸人自扰者居多，心理暗示能让人无病找病、小病变大、大病不治。加上人类对自身疾病的认识只是皮毛，一种症状有许多成因，但我们的医务人员受水平所限只略知一二，而人群中最自负的又都是医生。因此，经常没等病人讲完医生的药方就已开好。对症下药的机会很少。之所以多数病症还能消除，原因往往是进医院了、找个教授看了、吃药打针了的心理暗示起作用；这就是医院和医生的侥幸。　　
　　父亲目睹了许多无中生有自己把自己吓死的案例：　　
　　七十年代末，一女工到医院看病，说自己有感觉肚子里长瘤了，经检验一切正常，女工不信非要找出长瘤的结果才心甘，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不敢怠慢，只有往上一级医院送直到“广州中山医学院”，结果一样查无此瘤。女工仍旧不信，埋怨医院不负责任拿人命当儿戏要告状。无奈之下，父亲导演了一出戏，让女工上手术台动一刀把阑尾取出，凭这次假手术居然摘除了女工心里悬着的肿瘤，女工恢复了常态，从此愉快并健康地工作和生活着。　　
　　二十多年后，女工退休回到了东莞老家，凑巧的是当年参与手术的一名护士也退休回到离女工不远同属东莞的一个镇，在一次场友聚会中，护士解密了当年那场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手术，护士的语调轻松、神秘夹着几分得意。想不到这尘封二十多年的往事却让那肿瘤重回女工心中，刹时间女工崩溃了。从此，她闷闷不乐终日关门闭户在家不与外人交往，茶饭不思、长吁短叹、  日渐消瘦，久而久之，腹腔里真憋出了个瘤来还《艮快恶化，不到一年女工便呜呼哀哉了。　　
　　父亲常举此例，是要我建立一种对待病痛的正确心态。身体不适时，首先要冷静面对，不要肝的部位痛就想到肝病，动不动上医院，身体偶尔出现的一些不适往往静养三两天，早些睡吃几顿白粥清清肠胃，症状就会自动消失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尤其是在亲朋好友关爱的包围里，如果没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和判断力，一次体检一次住院都有可能是一个恶梦的开始。当然，前提是要有医学常识，知识丰富判断才有可能正确；再就是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即使遇上基因带来的疾病躲不过，但正确的防预以及健康的生活导向，也能让病发的时间和程度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对待身体如此，为人处世何尝不是如此？！知天命后细数父亲的遗留，让我受益最深并且还将在剩下的日子里一直受益的，就是这些因疾病而发实质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教诲。　　
　　当两个儿子靠自己努力离家在外闯荡时，父亲也退休了(母亲早几年退了)。两老掺扶着度过了二十多年的退休岁月，并不孤独。　　
　　父亲小时候，一位算命先生算他只有五十岁的寿命，算命先生安慰说多做善事命或许会长些。这番话让父亲牢记一辈子。父亲的一生中记不清做了多少好事，而命也比算命先生的预测长了三十五年。　　
　　父亲退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气功，也许因为从医多年，尤其精通针灸熟悉经络，所以学起来得心应手，几年时间已是功力深厚。自己强身健体的同时还帮人治病。据说有手到病除的神奇。几个中风瘫痪多年的患者，甚至还有已成植物人的一例，都让父亲用气功治好了。我虽没目睹，但陪伴在旁的母亲能证实。在当地，父亲的气功治病颇有点名气。“气功协会”、“易经研究会”都聘父亲当理事或顾问。　　
　　父亲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病重入院前仍手不释卷。退休的二十多年里，他阅读的内容主要围绕保健养生，除自身旺盛的求生欲趋使，更重要的是为了身边相濡以沫几十年的爱人。母亲体弱多病，如果没有父亲的医疗水平和经验；没有父亲丰富的保健知识和气功造诣以及悉心的照料，一定不会有八十二岁高龄。她只比父亲早走二百八十一天。　　
　　二十多年来，作为儿子基本上没能与父母有超过一个月连续的相处。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实有后有这样的后又如何?孝在哪里?　　
　　父母几十年的婚姻还让我深切体会命运对婚姻的主宰无人可以抗拒。一个南方大城市旧官宦人家的千金，一个北方乡下农民，居然可以一起生死与共几十年。生命的DNA、文化的DNA形成性格、生活习惯、语言等无数的差异，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两老依旧是你说国语我说粤语；你吃面我吃饭尤如鸡鸭同笼。然而，两颗心是相通的，脉搏在一起跳动。　　
　　只有到了生命的黄昏，夕阳余晖下回首自己的事别人的事，才会发现其实谁都没有被命运捉弄。人生就是如此!　　
　　转眼又到农历七月十四民间的烧衣时节，托青烟寄去相思，愿重聚天国的父母延续爱、不再苦。我想天堂应该比人间快乐。　　
　　写了首诗《烧衣》，并以此诗作结：　　
　　又到烧衣时节你在他乡还好吗?　　
　　缺什么记得托梦告诉我；　　
　　匆匆的你走了不知牵着的思念有多长，　　
　　暂托青烟寄相思天上人间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