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腐败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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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对腐败一定得冲破官官相护，向中纪委申诉　　

中央纪委:　　

去年7月，我寄给你们一份材料。材料内容是，我揭露原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系主任黄杏蓉等弄虚作假情况给《南方日报》的信，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我是想请你们评一评，是我坑害他人（原学院里有人想用行政权力，逼我承认“坑害他人”），还是我被他人坑害？因为我申诉了十多年，学院内无人理睬，直至去年5月，还不让我在会上发言。有少数人，始终沉迷于“一手遮天”、“官官相护”。正因如此，我才给上级纪委寄材料；材料寄出数月后，开始有了动静。　　

去年10月，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原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已并入该院）纪委，找我了解情况。不久，写出一份《关于张凤耀反映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给我看。我看后，觉得这个处理意见，基本思路与原经委办公室的调查报告相似。处理意见的主题意思是，全部事情应由我“负主要责任”。对于这样的结论，我确实有点不太理解。当时在场的有，学院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处处长、纪委办公室主任等。因为我不太理解，所以客气地问：我揭露弄虚作假、反对腐败，有错吗？处长大概觉察出我有不同意见，马上说他们再向领导汇报，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只要求搞清真相，到底谁坑害谁？是我坑害他人，还是我被他人坑害？这之后，他们又多次向我作了一些了解，好像也向另外一些人作过调查。　　

11月下旬，学院纪委书记等又与我作交谈，书记说：“上面很重视，省教工委、省直工委和我们（学院纪委）一起研究过你反映的问题。”这一说，我明白了。一定是上级纪委出面，不然，不可能这样三个单位会坐到一起，而且我又没有向省教工委和省直工委反映过。这样三个单位一起研究，确实是很重视。于是，我很坦率地告诉他们：对于原学院内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我确实很不理解，也难以接受。譬如教学腐败，全球教育界都是反对的，我们还挂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招牌，怎么可以在考试中成规模、公开地弄虚作假？人事部门，怎么能要人家送钱物“意思意思”？学院似乎成了一个没有道德规范和法纪的世外桃源。交谈中，处长提出，“因时间较久，要查得很细，较为困难，但基本轮廓一定会搞清，该替你争回来的，譬如副教授职称及相应待遇，帮你争回来。”书记还说：“11票中，我们（指纪委）只有1票。”说到此，我已明白了个大概。学院纪委能做到的，可能与我的要求难以完全吻合。所以我再次表明：经济方面的要求，不是我的目的。如果要补偿，也不仅仅是工资，涉及的太多了。譬如，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排挤、打击，我升教授没有问题；十多年精神上（包括名誉）的损伤，又怎么补偿；退休前几年，黄杏蓉强行不发给我一切奖金、福利，又由谁补？仅就工资而言，十年前的一元，也不同于眼前的一元，等等。这些帐，无法算。所以，我的基本要求是，搞清真相，维护公道，反对腐败。如果是我坑害了他人，我愿意道歉，并赔偿损失；反之，若是我被他人坑害，要求组织对坑害我的人，按党纪国法，作适当处置。　　

12月中旬，学院纪委又拿出新的处理意见给我看。新处理意见，与第一次比，基调有了改变。虽对原人事处那几个人的所作所为，一字未提；但对“黄杏蓉的做法是错误的”，已有明确表述。这一表述，基本可以说明，我没有坑害他人。至于未提蔡锦锋等，我理解。因为我退休后，蔡锦锋、江雪英等，又升了官。蔡锦锋不仅是处长，还升为学院纪委书记（副厅级），江雪英等，也升为处长、系党总支书记（正处级），他们分别与现在学院纪委正、副书记同级。我认为，党员干部自己腐败，又打击、坑害反对腐败的人，是不该原谅的，更不应该宽容让他们逍遥法外。如果对搞教学腐败和人事腐败的党员干部宽容，甚至包容，会使已经被他们抹黑了的党的形象，变得更黑。原学院中，某些人对我搞打击报复、坑害，很多教职工早有察觉；虽有暗中鸣不平的，但没有人（退休前）敢公开说，因那里存有一股不叫黑恶势力的黑恶势力。这股黑恶势力的骨干，就是人事处的处、科长。谁要是不给他们好处，“意思意思”，他们就跟谁过不去；如有人反对给他们好处“意思意思”，他们就镇压——打击、坑害。直至今日，一提起那一小股黑恶势力，人们就咬牙切齿。且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江雪英，从一般工作人员到处长，都在人事处。她仅在文革期间读过几年中学，没有专业知识，也无职业技能，唯一有的是极强的贪欲。她的经济收入和学历，很多人都怀疑有问题。从我看见时起，江就是一个目无法纪、不知羞耻、上串下跳、不择手段地捞油水的人，小如糖果鱼蟹，贵至港币美钞，无所不要。例如，她曾用假话，就一次从我这里骗得相当于她七、八年工资的经济利益。我曾在众人面前听到一位退休副教授大声说：“江雪英这个人太坏，应该喂狗！”一位还在职的主办会计，当江雪英被调离人事处长职位时，她大声高呼：“上天有眼，报应！报应！”。江雪英两次被偷，群众不但不同情，还拍手称快，说“小偷有眼”。等等。教法律的某教授（长期是学院考评委委员、系总支书记），听到我的退休工资被他们搞到比讲师还低9元时，气愤地说：“张老师应是优先升教授的，不升，反而变成了助教（工资低于讲师），岂有此理！法纪还有何用？”如今，只是不声不响、暗暗地给我作部分（绝不是全部）经济补偿，丝毫不触动既腐败又打击、坑害他人的黑恶成员，实际是官官相护，难说有公正，难以平民愤，更不可能改善党的形象。所以，我建议上级纪委，到原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离退休和还在职的人员中去听听，调查调查，对打击、坑害我的人作适当处置，起马让他们当众赔礼道歉，以维护公正，教育大家。另外，假学历应撤销，并依法追缴一切非法所得。不要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同时建议，对少数仍沉迷于“一手遮天”、“官官相护”的人，敲敲警钟：互联网时代，还怎么遮得住、护得了！？现时互联网上群众自发开展的所谓“人肉搜索”，正是针对这类现象，是对社会不公、大小黑恶势力和各式官痞的挑战。　　

     张凤耀      　2008-7-19

(二)事情由来,致省经贸委的信

省经贸委：　　

现寄一份从　1988年11月8日　《南方日报》上复印下来的材料给你们。该复印件含三个材料：一是我给《南方日报》的信（《一起弄虚作假的培训考试》）；二是省经委办公室的调查答复；三是报社编后语。事实本来不复杂，也比较清楚，但因省经委办公室“调查答复”的不合常理的作为，造成了严重的、无法估量的后果。　　

1984年起，我到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任教，讲授企业经营管理类课程，教学效果公认比较好。但在某些课程的监考中，却发现相当多学生违纪带笔记本进考场，我责令他们把带入的笔记本交出，集中放在试室前面的讲台或试室后面的空桌上。对学生违纪带笔记本入考场，我有疑惑，于是翻开看一看。有的笔记本有一些听课笔记，还有“复习提纲”；有的除“复习提纲”，无其它内容。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复习提纲”中的题与考题一字不差。这就是说，有的授课教师在考前已把闭卷考试题以“复习提纲”名义给了学生，学生在考前已做好答案，考试时带入考场抄到正式考卷上。这种情况，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所以，有点少见多怪，考完就反映给教务处。次数多了以后，不仅反映给教务处，还把复习提纲与考题复印送给院长。但他们都无动于衷。我认为，考试如此成规模、公开化弄虚作假，是一种教学腐败，难以培养出人才，倒有可能制造出腐败分子的毛坯，社会成本高昂。这就促使我，找一个涉及人数最少、波及面较小的个案反映给南方日报社，以求通过媒体，给学院领导提个醒。　　

后来，据报社有关负责人告诉我，开始他们把我的信刊于《南方内参》，接到省经委办公室的“调查答复”后，他们觉得有打击报复可能，于是再次公开刊发于《南方日报》。这样一来，事情就公开了，我也见到了这个“调查答复”。公开见报后，学院内气氛有点紧张，有人要系的教工党支部组织对我开批斗会。（由于支部书记等不支持，才未搞成。）　　

省经委办公室的“调查答复”，是否客观真实，只有我最清楚。应该说，有些是客观、真实的，如“第一期　3月28日　开学，　5月28日　结业”，“调查答复”中“我们的意见”第4点（这一点与我的信无关）等。但并非全部客观、真实，主要有如下两方面：一是该说的没有说，或者说，回避了不该回避的情节；二是虚构了，或者说，捏造了一些事实。　　

该说清而未说清的有：1、五学员为何很晚来插班？我当时就问过他们，他们齐声说：“我们与黄（杏蓉）主任、X处长说好了的”。这就说明，他们原本就打算，只是来意思意思学一下。2、与正式考试相同的，已经公开的闭卷考卷从何处来？全体学员正式考试，是我监考。临考前，没有见到班主任送考卷来试室，是我请服务员打开班主任租住的房间（海军职工大学招待所）门，发现考卷摊在桌子上，我取走全部考卷；考完后，多余的空白卷也无外流。见到五学员的考卷后，我还以为是打印室重新打印了，去问他们时，他们说没有重新打印。所以，五份考卷的唯一来源，是预留的。正式考试的考卷，我评完卷，登下分后，就交给班长，请他发还给大家，若有评分不当，提出来我再考虑。就是说，从我发还考卷给他们那一天起，全卷的考题都已公开了，再拿这样的考卷作“闭卷”考试，还有意义吗？实际上，所谓“考试”，也只是意思意思而已。3、既然是调查，而我是重要一方，为何要避开我，不同我接触、交流？我是当《南方日报》公开发表时，才知道有调查一事。　　

“调查答复”中，虚构或捏造的情节有：1、班主任监考。班主任叫陈列。据最后发卷的人告知我，　5月19日　陈列不在广州，他事先把考卷交给班长，班长因家里有事也回了家，把考卷给了第三人。第三人说，“我把卷子给他们后，做我自己的事去了，估计他们已经知道题目”。实际是无人监考。大家都明白，用一份早已公开的闭卷考试考卷进行所谓考试，还要监考吗？2、考试分开卷和闭卷考试两种。考试，确实可有开卷、闭卷等形式，但这个班的企业管理课，只有闭卷一种，“调查答复”又“无中生有”了“开卷考试”部分。　　

“调查答复”所以要回避、虚构，无非是想否定“有计划、有组织的舞弊”，然后，给我扣上“反映失真”。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事先“说好了”，然后去意思意思“学习”，预留起考卷，等闭卷考试考题公开后，再用原卷意思意思“考试”，末了，又找一个不具有评分资格的人阅卷评分，这不是“一起有计划、有组织的舞弊”，而仅仅是“管理制度不健全”？　　

“调查答复”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以假掩假，颠倒是非，为打击报复制造理据。“调查答复”见报后不久，原经委副主任（分管理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何顺民约我去他办公室。他对我说：“我们（？）原想各打五十板，现在看来不妥，你的问题，我一定给你解决（他大概已知道学院有关人开始对我打击报复）”。我反问他：“我什么问题？我揭发弄虚作假，为何要打五十板？”他只是强调“问题我一定解决。”出何的办公室时，却在门外遇到一位处长，他问我何事？（报纸大家都见到了）我说了一下我与何的对话，他瞪大眼问我：“你相信何顺民吗？”当时，我不知该信不该信；事后来看，确实不可信。何顺民背后设黑计坑人，当面又说漂亮假话蒙人。在对待我的态度上，何顺民似乎没有反映出有一点高级干部应有的气质，倒像是一个活脱脱的西方政客。　　

“调查答复”，给黄杏蓉等提供了救命稻草。“调查答复”中说：“不属于有意的弄虚作假，更不属于有计划，有组织的舞弊行为”，“张凤耀同志反映失真”。黄杏蓉以此官方材料为依据，以系负责人身份宣布，不准我在管理系讲课，停发由系发放的一切福利待遇，并在对我的考评中写上“无中生有，坑害他人”。暗中支持黄杏蓉的学院人事处的蔡锦锋（副处长，处长空缺）、江雪英（师资科长）、潘利红（劳资科长），也趁机兴风作浪。从1991年至1993年，他们多次用诱骗的手法，不让我看见黄杏蓉代表系写的“无中生有，坑害他人”，而要我签名认可黄的结论；当被我识破他们的骗局后，他们就图穷匕首见，蔡拍着枱站起身，手指着我吼叫，“不签名就不聘你！”企图胁迫我签名。此时我已认无可认，也站起身说，“聘不聘，我无权发言，这是组织的事。签不签名，我有权决定。只要你说出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手段，坑害了谁，我马上签名。如果你老是说不知道，这个名我不能签，你也休想我签。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你可能把我的姓搞错了，我姓张，不姓杨，不是杨白劳”。从此，倒也太平，没有人再找我的麻烦。不过，太平只是表面现象，蔡锦锋、江雪英等人，暗中大做手脚。后来，原人事处的一个人告诉我，1993年（我11月退休）10月套改工资时，应给我调三级，只给我调一级；1997年换发公费医疗证时，又把我的医疗证由“速诊证”，换成了一般证；最近，官方证实，从1993年12月起，他们把我的工资福　利由副　教授降为讲师，工资额“比按国家规定核发的讲师应发退休费每月少9元”（实际降为助教级）；且至今也不发给我退休证。而这一切，都是偷偷干的，既不通知我本人，也未向教职工宣布。人事干部如此肆意妄为，违法乱纪，侵犯权益，暗箱操作，几近黑恶势力，这绝非常见。这些人，如果用早几年《人民日报》评论员《论流氓》一文去对照的话，真是名符其实的流氓和流氓团伙了。　　

至今，仍有一个问题，难以使我明白。考试弄虚作假，本是黄杏蓉等人的事，与学院人事处、经委办公室无关，更不要说经委副主任何顺民。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捆在一起，共施毒手呢？如果学院人事处蔡锦锋、江雪英、潘利红之流是收了黄杏蓉等送的“奖金”（实际是贿赂），而充当打手，大使拳脚；那么经委办公室的有关人又是为什么呢？设黑计给揭露弄虚作假（实际是反腐败）的人打五十板的何顺民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何顺民蓄意要反对民主、实施黑暗、推行腐败？　　

我清楚，省经贸委与省经委之间，不能划等号，只是有一些联系。所以要把此材料给现省经贸委的同志们看，是考虑经贸委有相当多人员来自原经委，或许还有人认识我，不知刘焕权、温国辉两位副主任还记不记得我的姓名。　　

总之，我希望有更多人知道事实真相（如果原经委还在，我一定会要求他们从新在《南方日报》上澄清事实，并向我道歉。）；也希望有更多人来议一议，究竟谁坑害谁，是我“坑害他人”，还是我被他人坑害？更希望那些黑了良心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堕落成政客或者流氓）能够自省、自责。　　

                                        张凤耀

                   　2007年12月7日　整理写成　　

                                    2008年元旦修改　　

(三)缺德少才的系主任

                    系主任的德才　　

系主任，是指原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管理系主任。严格讲，是系的第一副主任。但因系主任空缺，系第一副主任执掌的是系主任的职权。正因如此，上下都称第一副主任为主任。这位主任是中年女性，叫黄某某。与黄主任搭档的，还有一位系副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　　

黄主任有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表现，大概是其个性使然。　　

1、黄主任总以“复习提纲”的名义，把闭卷考试用考题，在考前给予学生。考前给复习提纲的老师，到后来，虽不只黄主任一人，而有一定普遍性；但黄主任是，所给复习提纲与考题几乎一字不差的始作俑者，带头人。有时，黄主任连“标准答案”也先给予学生。　　

2、黄主任把系创收分成所得收入（按学院当时规定，创收收入院、系两级分成），分两个账户存入银行。其中一个账户叫“官理溪”（管理系的谐音），另一个就是“黄某某”。创收收入，按学院当时规定，主要用于教职工奖金、福利。管理系创收分成所得，在学院各系中，是最多的，每学期有十多万至二十多万元；而管理系总共只三十多人，在当时工资水平不高（副教授月工资100多元）情况下，是一笔可观收入。按我国早已有了的制度，集体所有的资财，收支应公开；但黄主任却不让公开，而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私分、私占和私送。所谓私分，就是分给系里领导、个别教研室主任等少数几个人。私送，就是送给学院有关领导和职能部门（如人事处）的相关人。私占，自然是黄主任自己占有了，如黄主任儿子家用电话的初装费、通话费，都用系的公款支付。至于如何分、送、占，主要取决于黄主任的意愿。　　

3、黄主任还有超人的讲课精力。她一学期能授课700多学时，这相当于一年365天每天授课4学时（即4节课）。按学院规定，教师完成课时定额后的课时，发给超课时酬金（相当于加班费）。所以，黄主任所得超课时酬金总是全系第一，远远多于其工资。黄主任完成的课时多得使人难以想象！怎么能完成那么多课时呢？其实很简单——虚构。因系里教师授课计划由黄主任安排，实际完成课时由黄主任审定。所以，黄主任自己想要多少课时，就可以有多少课时。　　

4、黄主任的又一特点是，说一不二，顺者畅，逆者亡。某老师在监考时，把几个作弊的学生按规定捉了出来，黄主任在系教职工会上拍着枱子怒斥：“不要以为你捉了几个作弊的，算你有本事，我是不高兴的。”系里开教研室主任会议时，几个教研室主任要求公开创收的收支，黄主任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公开！”有个教研室主任几次拒收私分给他的钱，又在会上提出不能私分、私送；对考前泄题多次反对无效后，又百里挑一在《南方日报》上作了揭露。黄主任就此恨之入骨，利用一切手段，动员所有力量，对他实施排挤、打击。相反，一个完全学黄主任（讲课不写讲稿照书念，考前先给学生与考题一样的“复习提纲”）的讲师，黄主任力荐先让他做教研室主任，后做她的接班人——系主任。　　

5、黄主任又一特长是，可以在学科之间轻易跨越。有人说，隔行如隔山，但对黄主任来说，不存在任何“山”。黄主任进入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之前，是湖南省某高校的一名《铸造学》讲师，而进入广东后，即刻成为《工业经济管理》讲师，还是工业经济管理教研室主任；不久，又是管理系第一副主任。由于黄主任本身缺乏工业经济管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只能在学生面前使怪招——念教科书、考前泄题。有学生反映说：“黄主任不错，没有读错过一个字。”怪不得一位会计学老师说：“当高校老师不难，只要有一本《新华字典》就行了。”　　

6、偷逃个人所得税。黄主任收入较多，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分文未缴。　　

由于黄主任完成课时多，学生反映好（不学习可以得高分），主要领导（黄主任给他们发“奖金”）印象好，年年被评为“先进”，获得工资升级奖励。　　

黄主任的所作所为，在高校系主任中并不多见。所以，只能认为是黄主任的个性，而非系主任的共性。　　

黄主任的个性，从教师职业道德方面看，是严重违背了。她的教学，实际是“误人子弟”。从党纪国法看，也是违背了，有的还已构成刑事犯罪。如私分、私占，构成贪污罪；私送，实际是贿赂；虚报课时，多领酬金，按我国现有刑法，属于诈骗；逃税、打击报复，同样也是违法犯罪。　　

我们的干部政策，历来都是要求德才兼备，而黄主任这样的系主任，难说有德有才，或许倒可以说是缺德少才。　　

                　2008年2月20日　整理　　

(四)钱权交易,系主任的后台与打手

               陷阱 诱骗 胁迫 坑害　　

1991年某日，学院人事处副处长蔡锦锋叫我去他办公室，拿出一张32开的小纸片，中间写着没头没尾的几行字，说是学院对我的考评意见，叫我看一看，若没有意见就签个名。我觉得有点怪，怎么不是正式考评表，而是一张既无盖章也无签名的小纸片。于是问副处长：为何不拿考评表给我看？他回答说是“一样的”，而且连说几扁。这就更让我觉得怪，所以没有在小纸片上签名；还要求看正式考评表，他未同意。就这样，没有签名而结束。　　

 几个月后，蔡副处长又把我叫去他办公室。这一次他拿出了正式考评表，并翻开了应有学院签写考评意见的那一页。我知道，前一页是系的考评意见，于是顺手翻到前一页，他即刻又翻回来，并说：“不要看那一个，看这一个（意思叫我不要看系的意见，只看学院的意见）。”我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又翻到前一页，他又翻回来，两人像开玩笑一样，我翻过去，他又翻回来，不停地翻来覆去好几次。这时我意识到，蔡副处长是不想让我见到系的考评意见。于是，我停下手，严肃地对蔡说：“如果你让我看，我要先看系的，再看院的；如果你不让我看，我可以不看，但我也不能签名。”说完，我又翻到系的那一页。这一次，蔡没有再阻止。系的意见，由黄杏蓉签名，其中有两点十分刺眼，一点说我“利用课堂发牢骚”，另一点说“无中生有，坑害他人”，但都没有说出事实或例子；而且还没有考评应有的内容，即履行教师职责的情况（按当时学院的规定，教师履行职责的情况，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4个等级）和建议聘任的职务。学院的意见中，既没有同意或否定系意见的字样，同样也没有上述应有的考评内容，且还没有人签名。我看完两级意见后，就心想：我工作四十多年，一直兢兢业业，堂堂正正，奉公守法，怎么可能会课堂上发牢骚，课堂下坑害他人？尤其是“坑害他人”，轻则违法，重则犯罪，我极不可能干这种事。所以，一定得问问清楚。于是，就问蔡副处长：“我在课堂上发过什么牢骚？我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手段，坑害了谁？”蔡说：“不知道，是下面搞的。”我反复问，他重复说“不知道”。自然，我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签名。于是，我对蔡副处长说：“你有权知道下面搞的内容，也有义务向我解释清楚；既然你现在不知道，等你知道了，我再来签名。”第二次，我又没有签名。　　

这之后，我先后找过系党总支书记张金华和系的另一副主任李天生，问他们系考评意见的依据。张金华说：“听说过有那样的内容，但没有讨论过。”李天生说：“不知道黄杏蓉写了什么，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讨论过。”后来，我又去问几位学院考评委委员，他们都说不知道系和学院的考评意见，也没有参加过讨论；甚至学院院长黄学，也说“不知道”。至此，事情清楚了。所谓系的意见，只是黄杏蓉盗用系的名义的个人随意意见；所谓学院的意见，是人事处蔡锦锋、江雪英等私下搞出来的“私生子”，难怪学院考评委委员和院长都说“不知道”，以致连学院考评意见也没有人（照理应是院长）签名。　　

 又过了几个月，蔡副处长第三次叫我去他办公室签名。这一次，他大方地拿出考评表让我看。自然，我还是先看系的意见，再看学院的意见。系的意见，基本未变，只是最后加了“基本称职”几字，而且这几个字的笔迹明显不同于黄杏蓉的笔迹，估计是张金华加的。学院的意见，多处用涂改液作过涂改，最后也加了“拟聘副教授”字样，但仍然没有人签名。当时我想，考评意见既然可以随意加加减减、涂涂改改（加减涂改处均无盖章。从笔迹看，涂改前后的学院意见，似乎全是师资科长江雪英的杰作），那同本人见面，还有多大意义？等我签名后，他们不是又可以减减加加、改改涂涂，想怎么改，就可以怎么改；不管他们最后改成什么样，别人看了都会信是真的，因本人已签名认可。况且，“基本称职”的评价，极不公正。学院内，上下都知道，不管是学历教学的学生，还是参加岗位培训的企业领导人，对我评价都相当高，甚至一位教务处长在会上都说了过于极端的话：“讲管理课，没有人能同张凤耀比。”如果我只是“基本称职”，那系主任黄杏蓉、院长黄学，又该评为何等？虽然当时大家都是副教授，而他们的教学效果，根本无法同我比。学院几次要求参加岗位培训的企业高管人员，对授课教师作书面评价时，都给我评了“优”，但却没有给他们“优”，这绝不是意外。不过，不公正的“基本称职”评价，与违法犯罪的“坑害他人”比，就次要得多，所以我还是问主要问题——坑害他人的问题。蔡副处长仍然说“不知道”。等我多问几次，他就发怒，拍着桌子站起身，手指着我吼叫：“不签名，就不聘你！”蔡当时的形像，出于我的意外，在我几十年工作经历中，从未见过我们队伍中有这等人，活像西方电影中的黑社会打手。此时，我已忍无可忍，也站起身大声说：“聘不聘，我无权发言，这是组织的事。签不签名，我有权决定。只要你说出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手段，坑害了谁，我马上签名。如果你老是说不知道，这个名我不能签，你也休想我签。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你可能把我的姓搞错了，我姓张，不姓杨，不是杨白劳。”显然，蔡副处长企图诱骗、胁迫一起来，逼我在诬陷的黑材料上签名认可。但他们估计错了。一个淡薄名利的人，不会怕威胁、逼迫，怎么可能在一件诬陷的黑材料上签名？！当时，我们两人的声音都比较大，好像门外还站有人。我出他办公室门后，原学院党办主任问我：“你是杨白劳，他是王世仁？”我说：“我不是杨白劳，他也不是王世仁。王世仁是地主，他是中共党员；不过，他像混进党内的流氓恶棍！”我讲这些话时，都较大声，估计蔡副处长听清楚了。　　

 上述事实表明，黄杏蓉与人事处几个人联手（联手的工具是钞票——“奖金”，以及人事处某些人自身的可疑学历），先由黄杏蓉以系的名义写上对我诬陷的黑材料，设下一个陷阱；再由人事处诱骗我进入这个陷阱；诱骗不成，又转为胁迫，甚至诱骗、胁迫一起来。但当我始终未能进入他们预设的陷阱时，他们只好躲入暗室，偷偷摸摸地用最隐蔽的手法对我实施打击、坑害。如果我进入了他们预设的陷阱，他们就可以公开地、堂而皇之地，用完全合法的手段，对我实施打击、坑害了。可以设想，一个课堂上发牢骚讲怪话，课堂下又坑害他人的人，怎么可以做副教授？不要说做副教授不够格，就是做助教也不应该。所以，那时，他们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考评表上，一开始，院、系两级都未写履职等级和拟聘职务，而一直有“发牢骚”、“坑害他人”等用语，也可反映出他们的初始打算。正因为我没有上当进入陷阱，他们最终也没有敢把我的考评表与学院全体考评委委员见面。这充分证明，他们做贼心虚，见不得阳光。　　

　2008年2月 20　日整理重写　　

(五)不明不暗不痛不痒的处理结果

李书记：　　

您好！　　

2007年12月初，你们——学院纪委要求有关部门对我的工资、福利作更正的通知发出后，有关事项落实情况现汇报如下。　　

工资，人事处核发。学院人事处去年12月给我的材料表明，原来发给我的退休工资是“比讲师还低9元”，而根据1993年10月工资套改的规定，我的工资级　别是副　教授四档。人事处按“比讲师还低9元”与副教授四档的差额，于今年1、2月全数补发到我的工资帐号上。从今年1月起，已按副教授四档发给退休工资。另外，今年5月，我在查阅省人事厅编的工资文件时，意外发现有人在我退休前已把我的工资压低了2级，随即向你们报告，经人事处核实，确实如此，其少发的工资，又于6月补发给我。　　

退休证和医疗证，离退办办理。去年12月初，院纪委发出通知后，离退办有关人迟迟未动。经纪委办公室多次催促，离退办有关人于3月份帮我更换了医疗证；6月底通知我领退休证。我的退休证可说是“难产”。退休后近15年，院纪委发出通知后又过了近7个月，才发退休证。除了我，不知国内还有没有第二人？！医疗证虽更换了，与政策仍有距离。按财政部历来规定，工资级　别达到　教授工资最低级以上的副教授，福利待遇（含医疗）与教授相同。从实际看，我们院内几位现已退休的副教授前同事，他们参加工作比我晚，工龄比我短，退休时的工资级别没有超过我，他们的医疗证是81系列。而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达此级别。照理，当时就应把我的医疗证由82系列换成81系列，但1997年（江雪英任人事处长）却换成了83系列，今年3月更换的也仍是82系列，而非81系列。　　

从上述结果看，人事处劳资科更正工资，快而细致；离退办似乎有点人为阻力。　　

去年5月，宣布离退休人员增加工资的会上，按会议主持人的宣布，我属“中级以下”。结束时，主持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举手发言：请帮忙问一问，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我变为“中级以下”？刚说到此，坐在我后面的蔡锦锋（原人事处长）、黄杏蓉（原系主任）异口同声喊：个别问题，不要说了。主持人——离退办的邓科长，也立即不让我说了。他们就这样后呼前应，阻止我当众说话。正因他们压制我发言，事后我才把一些材料寄给省纪委和中纪委，作为书面发言。院内不让说，只得向院外说，向上级说。　　

纪委同志们为我的事花了不少心血，做了不少工作，克服了不少阻力，在此深表谢意。　　

谢谢。　　

                 顺致　　

敬意！　　

 张凤耀　　

 200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