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了路的“减震器”

短了路的“减震器”　　

改革之初，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解除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神州大地到处是一派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景象。然而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腐败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各地群众纷纷上访，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各级政府设立了信访局（专家们把信访机构称为“减震器”）。群众开始以为，个人有了冤屈，从此有了申诉的地方；政府也认为，把无序的上访纳入了正常秩序，社会从此就可以安定了。但从十几年的实践看，社会不但没有稳定，反而民众上访的规模日益扩大，情节不断升级，频次越来越多。看来由“精英们”设置的这个”减震器”根本就不管用!　　

那么，它是在哪里短的路呢？　　

涉及到国家政策的事，信访部门不能管。由于这个时期正处在两种经济形式的转换阶段，市场经济不健全，政府管理不到位，旧的制度废除了，新的规章未出台，尤其是破产、转制企业的职工干了大半辈子下岗没得到任何补偿，突然中断了生活来源，无法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在加上房改不合理，医改教改增加了群众负担，过度开发侵害了农民利益，安排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遭到剥夺等。当群众反应这些问题时，接访人员既无法讲清道理，又不能给政策，只是说：“没办法，上头的事，政策的事”，“你们反应的这些问题该解决，想解决，没有政策不好解决”。　　

涉及到本地区本单位的问题，信访部门无权管。信访部门是个什么事都得问，什么权力都没有，任何事都办不了的部门。当群众反应本地区的问题时，他们只能说：“向领导报告”；当群众反应所在单位的问题时，他们只能说：“同你们单位领导说说”。事后群众天天盼回话，一等数月无会音！再去上访的时候，接访人员只能说：“你们上次反应的问题，我们已经向领导报告了”，“同你们单位领导打招呼了”。群众说：“一直未解决，连个话也未说过！”信访人员说：“他们不解决，我们有什么办法?”看着群众不愿离去，信访人员只好说：“不行，我们再说说”？　　

涉及到国家政策的事不能管，遇到本地区的事无权管，即使是一个满心想为群众办事的信访干部也无能为力！可也遇到不少根本没有正义感、没有同情心的信访干部。他们看到上访群众就心烦，动不动就叫来公安助威，说出话来呛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群众反应分配不公，他们说：“怎麽，还想吃大锅饭”？群众反应生活困难活不下去，他们说：“改革就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群众反应腐败太严重，他们说：“哪个朝代没有腐败？哪个国家没有腐败”？　　

我们经历了、听说了很多地方政府应该办、能够办、容易办而不办的事。　　

前些年报纸上曾有这样一篇报道：“一个刚到任的领导干部，打了一个电话就解决了群众上访了8年的问题”。这说明群众反应的这个问题不仅应该解决而且很容易解决。那么，为什么让老百姓上访了8年呢？这个8年，他们要付出多少心血？要承受多少痛苦？前面接访的这些干部为什么不解决呢？　　

    某市日报上，纪委发了这样一篇报道：“一个村的村民因村干部集体贪污问题到市委集体上访了3次，经查实，处罚并法办了村干部”。我想村民们一开始一定写过不少举报信，而且到乡、到区反应过多次。那么这些领导为什么不理睬呢？第一次到市委集体上访为什么不处理，集体上访了3次才不得不解决呢？不说给村民造成的损害，就是这多次集体上访给社会造成的不安定，给党和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该由谁负责呢?　　

众所周知的张海超，如果不是媒体的呼吁，如果不是网民的呐喊，他即使开了胸也白搭！　　

这些都是厉尽千难有了结果的例子，算是幸运的，还有更多说干了嘴，跑断了腿，打了多年官司，背了一身债，一直没有结果的。在中国，弱势群体维权，难啊！　　

有关专家把信访部门比喻成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然而，接访人员遇到国家政策的问题不能问，遇到本地区的问题无权问，又有更多不负责任的干部不想问，这样就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减震器”不起作用，势必会造成社会的“震荡”！　　

既然是涉及到国家政策的事地方政府接访人员不能问，各地上访民众就纷纷涌向北京，找中央、找制定政策的人！十几年来，国家信访局和相关部门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有的访民啃方便面、睡桥洞，坐地上访，一呆数月。上面觉得影响不好，就给下面施加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截访、接访。截回来的，接回来的，上访信件转回来的，仍然得不到解决。年复一年，积淀了群众的不满情绪。满腔怨气，一触即发，群体事件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弄得官员们草木皆兵，风声鹤戾，丑态百出!　　

既然是接访人员对本地区的问题无权管，群众上访就指名道姓地要求一二把手接访。然而，无畏的权力根本就不理睬墙外的呼喊，这就更激怒了在烈日下寒风中的民众！他们打标语、呼口号、唱歌，拖得时间越久，社会影响就越大。僵持到最后，一般都是副秘书长出来，说几句打哈哈的话，哄走访民了事。　　

长期以来，群众维权，写信无回音，上访人少了不理睬，就迫使群众来大的，人越多越好，规模越大越有气势，情节越严重越有刺激，以至围堵党政办公大楼、堵截公路、卧轨，为了促使问题解决，有意给政府施加压力。“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不是群众的不良心理，而是在漫长的上访路上得出来的感受！　　

就这样，小事变大，大事闹崩，日积月累，形成了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其结果两败俱伤。　　

对于群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利益受损、心情郁闷，还有受到公安抄家、监视居住、取保侯审、拘留、坐牢的危险，甚至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被作为政治问题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对于政府，不仅维稳成本不断增加，而且造成了官民对立，危及到政权的安全。这些年国家举办大型活动，保卫工作压力大、成本高，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政府为了制止群体上访、越级上访，采取了压制打击的办法，结果激化了矛盾；后来上面又要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一是涉及到国家政策的问题地方政府无法解决，二是在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还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心系群众，事实证明，这是个舍本求末、事倍功半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制度上、政策上解决。　　

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上访的？因为他们是民管官；古巴为什么没有上访的？因为那里分配公平；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为什么勒紧裤腰带拥护政府？因为那时上下同甘共苦；刚粉碎“四人帮”时，矛盾成堆、问题成山，为什么改革不久不仅风平浪静而且万众一心？因为党中央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反冤假错案、知青返城、落实部分转业干部政策，开放市场、土地承包等）；16大以来，为什么农民转忧为乐？因为党中央对“三农”问题解决得好！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决定因素！　　

谁都明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之所以社会不稳定，都是腐败和分配不公惹的祸！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下决心从制度和政策上解决这两个问题。　　

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政务公开、官员财产申报等制度，把公权置入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使党政官员不敢、也没有机会以权谋私。　　

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坚决制止腐败现象，把政策上形成的不合理的过高收入降下来，把多年吃亏受损收入过低的提上来，让生活在这个国度、这个制度下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公平的幸福感。这几年对“三农”问题的不断改革，不仅农民高兴，全党全国人民都拥护，对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大张旗鼓连涨了6年却不甚满意。机关人员涨工资不声不响，每次都是企业职工的6、7倍，公务员一次涨的阳光工资也比职工6次涨的总和多，他们还有更多的福利收入。这些年，在缩小分配差距的口号下，实施中差距反而扩大了。一个当了二三十兵的营团职企业转业干部，解困后的收入比当了两年兵有关系安排在机关的复员战士相差数倍；一个早年大学毕业、出了大半子力的工程师的收入，比机关编制的锅炉工、打扫卫生的文盲老太太相差好几倍！对于分配不公的问题，专家早就指出，社会上反应强烈，中央也认账，应该解决了！　　

另外，为了不积压矛盾，避免爆发群体事件，要敞开言路，让人民讲话。毛主席那么伟大，计划经济时期还走了不少弯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也不可能没有失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当面不让说，背后就会发牢骚；如果平时不让说，就会积压矛盾；如果现在不让说，后人就会算总账！国家的政策是否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只让制定政策的人自我标榜，要让人民评判！政府应该欢迎群众批评，政府应该害怕群众忍气吞声。　　

干部廉洁了，分配公平了，言论自由了，就没有上访的了，“减震器”也就不需要了。　　　

  齐军　　

  200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