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地，四代人

一亩地，四代人

私营企业员工王觉菊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见证中国60年”征文撰稿

很感谢FT中文网的征文活动，可以让我把这么多年来一直经历的写出来。写出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努力挣脱的束缚——土地和农民身份。
我是80后一员，也是“穷二代”，不，应该是“穷三代”中的一员。所以，要凑够60年，故事得从我外祖父说起。
解放初年，我外祖父是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现在是县城）某工厂的一位普通工人，是刚刚翻身做主的工人阶级——当然，准确的说，他是由农民进城做了工人的。
然而，他的工人生涯并不是很长。在解放初一段时间，受法币影响，市场并不稳定，物价疯长。据说，当时他的收入，甚至都抵不上一个种萝卜的农民，因为当时农产品很贵。所以，我那农民出生的外祖父，看准了商机，决定放弃在镇上工厂的工作，就这么回乡下务农去，据我外祖母说他就是想回去种萝卜。
从县城到我们那个小村子的路不远不近，现在乘巴士，大概两个小时就能到村里的简易车站，然后再步行半个小时，即可到家。我外祖父就从县城回到了这个小村子，重新种起了他那一亩地的萝卜来。
不久，金融市场就被人民政府稳稳控制了，农产品价格降了下来。后来得益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农产品一直到没有卖过好价。不久，人民公社办了起来，土地和各种生产资料都归公，大家都为公社干活，挣工分。工人也挣工分，农民也挣工分。我外公轰轰烈烈的萝卜大计，就这么贡献给了红红火火的人民公社。
我父亲是50后，正好是在人民公社时候生长起来的。据说人民公社第一年吃得很好，第二年开始就吃不饱，第三年就主要吃红薯（就是现在我们在北京可以看到的街边小摊贩卖的烤地瓜）了。营养不良是他记忆中的永恒，我父亲16岁“完小”（就是小学加初中）毕业时，身高137cm，而我母亲身高是145cm，直到现在。
父亲还是幸运的，因为当时我们村子后面的山后开了一座磷矿，他完小毕业后被村里派到矿上做矿工。农民矿工有两个好处，其一是工分比在公社种地要高，而且关键是吃饭可以吃饱。于是他在矿上挣高工分的两年，一下子呼呼地长到了170cm。
不过，也仅此而已。两年后，矿上要征召一批农民转正成为工人，但我父亲并没有转正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据说是当初我爷爷舍不得给村支书送2斤腊肉和两担谷子。所以，父亲又回来务农了。但是务农工分低，所以他给自己找了一份在村里工程队做泥水匠的活。那时候还没有包工头这么一说的，村里的工程队，为乡村修建学校、政府办公楼等设施。
我来到世界的那一年，我们村也学习小岗村分田到户了。我们一家四口人，共分得了2亩8分地。工程队也解散了，工程队的头儿转身成了包工头。地不多，平时的农活我母亲一个人打理就够了。所以，我父亲仍然得以继续做他的农民工，平时在外面打工，农忙时候回家帮忙。听他说80年代中期，已经一天赚2元钱，应该算当地农民工中比较不错的收入了。1987年我读小学一年级，一个学期的学费才25元呢，所以算起来他确是赚得不少了。不像后来我上大学，他不吃不喝两年才能赚够我一年的花销。
外祖母和孩子对外祖父当初那个决定的悔恨，我父亲没有做成工人而沦落成一名农民工的失意，都让他们不停的激励我要努力读书，进城去，做一个吃国家粮的工人。一位年长我约12岁的堂叔，90年代读完大学就被分配到市招商局工作，吃国家粮，很是激励人。
为了断绝我做农民工的念头，父亲自有高招。在我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他带我到了当时已经是县城的易俗河镇做了一个月的小工。当时建设的是后来很豪华的邮电大厦，虽然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荒草地。在1997年的7月到8月之间，我在烈日下和工友们一起挖土挑土，为大厦打基础。我自己那个月一共赚了1500元。老板特意把我的工资调到了比其他成年工友还高的50元/天，目的是激励我再也不要去那里干那种苦力了。
我揣着自己赚的1500元去了易俗河镇的湘潭县第一中学上高中，开始向我的大学梦进发。虽然县一中的花费是县里其他中学的两倍以上，父亲还是同意了我当初报考的意愿。我的打工工资抵了我大约10个月的生活费。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邮电大厦已经开业了。而我，终于考上了岭南名校中山大学。
2000年入学时，我的户口和关系都迁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这在乡下叫做迁粮，真的是很形象也甚得吾心。我终于不再是吃农业粮的了！我是吃商品粮的大学生了！虽然因为招生并轨，我要自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但毕竟我不再吃农业粮了。18年的奋斗，一朝实现。记得那时候看着老师在我的材料上盖上了红章的时候，我想，我的命运，就这么改变了。
确实，就这么改变了。大学即将毕业时，我碰上了自由择业的大好时机。国家粮是吃不成了，也就是国家不包分配，自己找自己的工作。大四一年除了做毕业论文，其他时间全部用来找工作了。寻寻觅觅，总算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广州某化工公司做销售，试用期薪水是1800元，比我7年前作为一位年轻农民工的薪水只多了300元。
而我户口和档案问题，当时还困扰了我一阵。多亏了暂缓就业的政策，我一边工作，一边申报了暂缓就业，把户口和档案留在了中山大学集体户上，节省了2年的托管费大概是1500元。后来，我又把户口和关系转到了一位在广州的同事的户头上。终于可以彻底地做一回城市无产阶级，靠出卖脑力劳动谋生——媒体称之为白领，官方给的称呼是职工。
期间我母亲为了能在乡下多分7分地，甚至鼓动过我把户口迁回去。出于对农民工身份打心底里的恐惧，我严辞拒绝了。当时我跟她提到了我外祖父那个错误的决定，她就不再说什么。
故事本来已经可以终结。但是，昨天我查找有关大学生就业的资料时发现，《人民日报》2008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山东省已经出台政策允许大学毕业生重新落户回到农村，并且可以分得土地。想想现在炙手可热的小产权房，和国家不允许城里人去乡下购置宅基地（但是宅基地可以在农民之间流转）的政策，我又在寻思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了一个决定呢。若是当时听我母亲的话，把户口迁回去，我现在大概也可以去抢先购置两块宅基地呢。或者，还可以去承包几十亩地过回新农民的瘾。
前年我父亲还说起村里一位做包工头的人进城后留在乡下的一栋烂房子没人买，放在那里日晒雨淋好不可惜！不过，谁知道呢。要真的去买地做新农民，只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父母亲年纪大了，总是催我要孩子，我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脱了，当然房子和钱是最主要的问题。还好我姐姐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部分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共和国还有一个月就要迎来60大寿，从我外祖父算起，到我那正上小学一年级的外甥，他当初不愿做工人而回家种萝卜的堪称经典的决定，整整影响了四代人。
我，正在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把户口迁回农村去重新做农民。这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希望FT网上众多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政策的专家给我指点一条明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