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化

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化

郭春孚

打着各式各样的幌子启动和推进的私有化改革，实质上就是要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建立由特殊利益集团掌控、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利的私有化社会。这是一种将广大的劳动人民排斥在体制之外的独裁社会。

最早是处于权力顶端的个别人利用了一些自以为是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读过不少书、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知识分子，自视有学识、有思想、有理论造诣，其实不然。这倒不是说他们的肚子里是空的，没装多少知识，而是说他们对中国的实际了解不多、研究不深、看得不透，主要是立场不正确，因而他们的观点是脱离实际的，多半是短视的、片面的、浅显的、零碎的，因而是不正确的、缺乏系统性的、没有可操作性的，运用到实践中很容易发生偏差，还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真理是已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认识，不需要检验，只有未经过实践检验、未被证明正确与否的认识，才需要检验。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第一宇宙速度等等，早已被科学实验证明是真理，不需要我们再证明了，我们尽管放心运用就是了。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鞍钢宪法是来自于实践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这一理论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一些人称为丰田模式。中国有人去日本考察学习，来到丰田公司虚心请教，结果被告知我们就是从你们中国学来的，就是毛泽东概括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著名的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被反复证明的真理，不需要再检验了，我们在企业管理中运用就是了，结果被以改革的名义废除了。这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恶果。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是毛泽东早在1937年7月所著的《实践论》中阐明了的理论问题。这篇著名的理论文章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说明毛泽东对有关的理论是有权威性认知的。然而，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出于对新中国历史的误读、对主要领导人的误解、对当时形势的误判、对真理的误识，在1977年10月写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到光明日报社。这篇文章，后由马沛文、王强华前后修改了5次，于1978年4月编发。《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审阅大样时看到这篇文章，觉得不满意，决定先撤下来，进行修改后再发。到4月27日，这篇由胡福明起草初稿，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孙长江最后执笔完成的文章，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经过10次较大修改后最终定稿，送胡耀邦审阅……从此，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提倡冲破禁区，主张解放思想。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错误的，再加上“唯一”就更错了。陈景润证明了1＋2＝3，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他所发表的成果也被称为陈氏定理。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烈·韦伊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陈氏定理还需要实践检验吗？证明认识是不是真理，除了实践，至少还有逻辑推理的方法。

这次被称为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发起人的初衷是好的，胡福明、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等人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出发点是好的，对这篇文章能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不仅被个别人利用了，最后还被个别人出卖了。他们的下场也是中国大多数善良的、天真的、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的下场。

其后发生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冲破了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禁区”，将中国一步步推向私有化的深渊，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瓜分国民财富的盛宴。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国家代表人民经营）名存实亡，不仅名称改为国有企业，而且即使少数企业仍然叫国有企业，实际上早已成为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大权由少数人掌控，利润由少数人支配和占有。特别是在个别对金融知识一无所知的亲美派领导人的主导下，中国跟在美国的屁股后边亦步亦趋，将国家银行私有化、市场化，全体劳动者数十年的血汗积累，不仅被特殊利益集团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装入腰包，而且在美国政治流氓与金融骗子的联合操纵下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本来应该由中国人享用，却被恭手送给了美国。近20年美国人超级富裕的生活，主要是由中国的财富维持的。更让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发展经济所需的几乎所有的紧缺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都在上涨，而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却在不断减少，而且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越快，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下降的也越快。在繁华的大城市，大批工人被赶出工厂，经过十几年寒窗苦读，从大学校门走出来的莘莘学子，一毕业就失业，前仆后继地加入打工者行列，成为中国最廉价的劳动者，大多数人可怜到用一生的积蓄都买不起一套房子。而那些丧尽天良的房地产商自己拥有数套豪宅别墅，却公开宣称“中国不需要人人都买得起房”。国土部本来是替人民管土地和房产的部门，说话办事理应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可是以权威自居的副司长束克欣却说：“国家应调整目前鼓励全民买房的住房政策导向，引导城镇居民健康合理消费，鼓励租房住。”被收买的文人更加无耻，竟然说什么“不是房地产商推高了房价，而是中国人太有钱”。在中国广大的北方农村， 30年，只有少数勤劳节俭的家庭盖起了价值两三万元的砖瓦房，而大多数家庭连两三万元都赚不下，连这样的房子也盖不起，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生活。看了农村落后凋敝的现状令人心寒。

私有化不仅是经济私有化，而且更主要的是权力私有化，对经济私有化起决定作用的是权力私有化。权力决定着经济的性质、发展和分配。在中国首先完成的是权力私有化，之后才开始经济私有化。

我多次讲过，江泽民不仅发展了中国，而且挽救了中国。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与《共产党宣言》一脉相承，可以说，既坚持了共产党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根据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有所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坚持真理与发展真理相统一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与创新精神，回答了困扰我们党多年的重大理论问题，对我们党的性质作出了科学定位，为我们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江泽民虚怀若谷，海纳百川，集中全党的智慧，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还提出了“两个为主体”思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要素参考分配），再次回答了困扰全党全国人民的关于所有制与分配体制的重大理论问题。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创新，囊括在《江泽民文选》中。如果这些科学理论能够在全党全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我们的工作就能够做得更好，就能够见到更大的实效，就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打败了来自东南西北的外国侵略者，赢得了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南战争、中苏战争的胜利，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在世界上树立了威武之军和大国形象；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消灭了卖淫、吸毒、黑社会，控制住了严重刑事犯罪，维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给人民营造了一个平安祥和的社会环境；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集体化的艰巨任务，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目标，治理了黄河、海河等河流湖泊，极大的改善了水利灌溉设施，农业稳产高产，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生产出了汽车、火车、坦克、飞机，制造出了万吨远洋货轮，研制出了核武器和卫星，取得了一批震撼世界的尖端科技成果，不仅改善了我国的工业、交通、水利、城建等基本条件，而且提高了我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找到了大油田，一举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大炼钢铁，不仅炼出了位居世界前列的钢铁产量，而且炼出了钢铁般的信心和百折不挠的中国精神，总结出了影响日本与世界的鞍钢宪法……而这一切，只用了30年时间。而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起和推动的大众民主、大众政治、大众文化的方式，贯彻在许多的具体实践中，虽然未能上升到制度体系，但在艰难的探索中也获得了丰收。鞍钢宪法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对他的这些富有前瞻性的实践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研究的人还很少，对其具有的社会价值还没有认识到，而且由于受到政治误导，个别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一些人对武斗的更多关注是死了多少人，目的是全面否定文革和毛泽东。其实能开展武斗也是大众民主的一种体现，尽管这种民主表达方式不妥。毛泽东多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还印在《人民日报》上，说明他反对武斗。可是一些造反派不听，互相打了起来。不过只是这一派与另一派打，并没有将枪口对准老百姓。解决的办法主要是劝说，只是对最后仅剩的几个地方坚持武斗的造反派采取了强硬措施，但被抓的也只是极个别造反派的头子。现在有资格开展枪战的是黑社会，不可能是工人、学生之类的老百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演进，他领导的这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对人民极富包容性的、有时是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实践活动，必将因需要而引起重视，并产生出一批又一批多视角研究的理论成果，从而因后人的发掘使其价值得到体现和提升。

毛泽东是极其伟大的，伟大到不容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这样的伟人不多，在20世纪全世界只有几个。但我们不能重复前人，希望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不仅没有任何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且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是十分愚蠢的、虚幻的、可笑的想法。希望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就是开历史的倒车，这种思潮正在一些老年人、大学生和受挫折的青年人中蔓延。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使毛泽东活着也坚决不答应。试想，如果开历史倒车的话，能有毛泽东吗？例如，清朝建立后，有许多人提出“反清复明”，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可有一个成功的吗？再比方说，在孙中山时期，让中国退回到康乾盛世，再重新开始建设资本主义；在蒋介石开始镇压共产党后，让中国退回到“三民主义”时期，再重新开始中国革命，可能吗？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就是完成孙中山的使命。新民主主义就是对“三民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他实际上用的是“二杆子”，一个是枪杆子，另一个是笔杆子（现在就是电脑），一文一武，文武双全，相得益彰。

朱毛会师后，对如何建军、政治和军事的关系等问题，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其实就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即军队主要由谁领导的问题。他让朱德扛枪，自己紧握笔杆子；让朱德任总司令，自己当书记。然后，他对红军指战员说：“我们是朱毛红军，朱毛不分家。”又提高嗓门说：“红军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朱德不服，陈毅和稀泥，结果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被中央派来的刘安恭夺了（从苏联回来后，被中央派往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甚至传达说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只给毛泽东保留了一个师长的头衔。于是军队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朱德手里。彭德怀（曾用名彭得华）也想夺军权，将红军的恩人、毛泽东的左膀右臂王佐和袁文财杀害，可没有夺成，但他从井冈山根据地撤退了，于是井冈山根据地落入敌人手中，直到全国解放才又回到共产党的怀抱。1930年，项英成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1931年4月、6月，中央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实在呆不下去了，加之一些中央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苏区工作的重要性，于是继1931年3月初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代表团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周恩来于同年12月间只身一人极其秘密地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1933年初秦邦宪（又名博古，为俄语“上帝”的音译）率领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临走时指定由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领导上海中央局，从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仅一年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6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先后叛变，整个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破坏殆尽，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应该说这块根据地主要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领导下打出来的，毛泽东理应成为中央红军的领导人，理由是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临时中央连个立脚之地都没有。然而，秦邦宪、张闻天、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李德等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学生帮，加上周恩来等新来的中央领导人，都要掌控军权，于是毛泽东又一次被排除在对军队的领导之外。朱德的军权之所以没有被剥夺，主要是因为周恩来保他。对夺毛泽东的军权的动议，如果朱德站出来坚决反对的话，结果可能就不会这么惨，但朱德默认了。最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创建的中国红军的指挥权，竟被苏联派来的一个奥地利人以军事顾问的名义掌控了，结果红军差点被蒋介石消灭，只好逃跑。“长征”是毛泽东给这次大逃亡取的名称。湘江一战血流成河，到长征结束，中央红军由30万锐减到3000人。毛泽东就说，没有周哪有朱，没有朱哪有毛，言外之意是周朱毛是一体的。失败和鲜血终于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提出召开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从此，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是最讲政治信用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够哥们儿，在他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后，中国政坛上就一直稳立着三巨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管政、朱德管军、毛泽东管党，但党领导一切。这个铁三角无人能撼动，即使有再大的风浪也稳如泰山。

由此可见，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人民军队；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毛泽东提倡和支持的“反潮流”，是反开倒车的潮流，而不是反前进的潮流。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是反对私有化，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反开历史的倒车吗？我也反对私有化，反对全盘西化，但我还反对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让历史退回到某一个点上重新开始，这不是齐人说梦吗？让时空倒转，让历史倒退，谁有这个本事？

固然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是空前的历史奇迹，让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毛泽东时代是十分宝贵的、令人留恋的、值得纪念的伟大时代，但毛泽东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精神。我们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现实的基础上创新，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够科学发展的道路。“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架设了牢固的阶梯。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一定要有毛泽东精神。毛泽东精神，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始、经过千锤百炼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用世界最新文明成果武装起来、在血与火电的洗礼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世界精神。这种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的。

中国现阶段存在的许多问题，根源在于我们没有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精神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三个代表思想”和“两个为主体”思想，以及江泽民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也没有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党内党外普遍存在着迷信私有化、迷信市场化的现象，不少人坠入了由形形色色的精英粗制滥造的思想误区和理论黑洞，事实上形成了信奉美元经济拜物教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由他们领导的用欺骗手段调戏人民、鱼肉人民、专政人民的畸型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的政治现状是，地方权力极度膨胀，中央被架空，劳动人民成为专政对象。汪洋在广东搞一套，薄熙来在重庆搞一套，王珉在吉林搞另一套。撇开谁对谁错不谈，这些从表面看上去并不相关的现象，却说明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中央权力受到地方挑战，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也是一种分裂局面。

权力私有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一把手”负责制、“一支笔”批了算、设立特区、特事特办等等。从国营企业看得最清楚，实行厂长负责制（后来叫经理负责制）后，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成了摆设，只剩下了参加大会时在主席台就坐和陪不重要的客人吃喝的权利。我发现党委书记都很能喝酒，而且不怕喝醉，起初我对这种现象很不理解，后来终于明白了，这是他仅剩的一点实惠了。“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白吃谁不吃，白喝谁不喝”，这句话当时在被边缘化的领导人中非常流行。现在，国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实惠比过去多了，总经理贪污1000万，可能会找个名堂让出纳给他发几万或几十万。后来，在瓜分国有资产的切蛋糕运动中，有的党委书记也分到了一小块，成了股东。

在“反对一刀切”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情况下，经济私有化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而且这种全面私有化从一开始就是以极端的形式出现的，个别农村希望坚持人民公社体制、继续走集体化道路都不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就是分田单干，而分田单干实质就是农业经济私有化，这是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为了避开分田单干这个已经臭名昭著的概念，挖空心思臆造出的一个欺骗中国人民的新名词，然而无论怎么变化，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那一套把戏，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掩耳盗铃的把戏。南街村、大寨村等都被迫分田单干，是后来在当地农民的一再要求下才重新组织起来的。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被称为“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可他们承受着来自上面的巨大压力，只能将人民公社的牌子藏起来，在门口挂乡政府的牌子。

集体企业基本上被消灭了。包括银行在内的国营企业，在权力和资本的联手操纵下，被以改制、破产重组、股份制改造等名义，渐进私有化了。私有化的过程是以威迫利诱、不择手段、官商勾结为特征的。

劳动者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既没有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管理权，也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官员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瓜分国民财富，被视为是合理的；资本用权力剥削劳动者，参与瓜分国民财富，也被视为是合理的；而劳动者用体力获得财富，就被视为抢劫、盗窃，是非法的。

特殊利益集团不仅霸占权力、霸占财富，还霸占女人。也就是说人与人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还表现在对女人的占有上。官员看上哪个女人都可以随便睡，因为他手中有权，如果这个女人从政，只要跟他睡觉，他就会把官帽安在这个“宝贝”的头上，这被视为是合法的；富人睡女人就像老牛吃嫩草，因为他手中有钱，只要他看上的女人就一定要睡，不让睡不行，也被视为是合法的；劳动者睡女人除了娶老婆之外都是非法的，睡小姐说你是嫖娼，可以抓起来罚款，也可以判刑，如果你胆敢用体力强行睡女人，那就是强奸。

蒋介石杀人无数，现在有人替蒋介石“正名”，实则是翻案，因为蒋介石杀的是穷人，所以不仅无罪，反而有功；毛泽东改造了一批地主、资本家、右派，就被无情地否定，因为毛泽东改造的是富人，所以有罪。红卫兵批斗了一些当权派的头子，就被控诉了30年，有的还被判刑，因为红卫兵批斗的是官僚；而后来个别人又把地主、资本家、右派解放出来，还将一大批由农民、工人成长起来的、包括陈永贵在内的人民政治家至上而下地打下去，却被称为改革的先驱者，因为个别人保护的是官僚。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都将包括封建皇帝在内的统治者杀了，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没有这样做，而是由广大的劳动人民对极少数旧社会的统治者、剥削者、压迫者等反动分子进行改造，竟将最后一个皇帝傅仪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却被指责为独裁、暴君，因为他触动的是官僚阶层；后来个别人又把他们请出来，重新掌权，这些人上台后贪赃枉法，将人民视为专政对象，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少数民族地区重新上台的封建王公贵族还煽动民族分裂，却被誉为推进民主化进程。

回顾中国近30年来的历史发现，权力私有化必然带来经济私有化，权力私有化是经济私有化的先导，经济私有化是权力私有化的结果；权力私有化对经济私有化起决定作用，经济私有化达到一定程度又会反过来对权力私有化起决定作用。二者是互相决定、互相推动、互相支撑的。

私有化的结果就是贫富分化，如果国家对分配调节的力度不够，甚至极其微弱或反调节时，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表现为贫富县殊。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远远超过0．4的安全界限，高达0．5。所以人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小，甚至没有幸福感。国家为房地产商提供贷款，维持和推拉高房价，就是一种反调节，房价怎能不高企？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是新时期最大的欺骗。

知识分子被收买，依附于权力和资本，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是中国后30年最大的不幸。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收买了，而是私欲极强、牢骚满腹、天真善良、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被收买了。中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与他们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就是官僚、资本家和少数被收买的知识分子统治着国家，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而官员、资本家和少数被收买的知识分子被称为精英，他们实行的是精英专政，建立的是精英统治。

支撑国家的主要是权力、资本、金融、劳动力、自然资源、知识、军队和警察等，这一切要素都可以称为资源。权力、资本、金融是支撑政治经济运行的基本力量，自然资源是进行生产、开展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原材料要素，知识是为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提供理论、方案、科技、文化等服务的软生产力要素，军队和警察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武装力量，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者。但中国的劳动者都是穷人，处在社会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