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朽与神奇——人靠什么成长

——人靠什么成长　　

　2009-7-29　

一个人会自然地成长，婴儿靠喂奶，幼儿需游戏，少儿应识字学习，使之具有一种真正人性的东西：知书达理。正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在中国人勒紧裤带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几亿人民奋发图强，真正是毛泽东思想焕发出了中国人民积压在内心中的无限能量，投身到“当家作主”的建设当中。那时候，农村，生产队要求群众及时备耕，春节不休息，改土造田，“过年”当天还参加劳动。为什么？决不是仅仅为了那一个大劳动力10分只有几角钱的收入，那是一个时代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当人们生活好变好了后，人们心态又会如何变化呢？

先看一下美国。美国的二十世纪初，就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人气、士气都空前高涨。美国大兵作为世界的拯救者，荣归故里。很多人进入大学深造，工厂开始转型，从军事化体制改为消费经济。到五、六十年代，大批中产阶级家庭出现，人们开始多生孩子，搞娱乐，各种鼓励消费的高招一浪高过一浪。企业管理学说进入第三层，国家开发计划、登月计划都搞得轰轰烈烈。

但是，在美国人进入消费时代后，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主要是“性解放”、心理革命、“想干就干”成为时髦。各种个性化的乐队催肥着魔鬼一样的幻觉。当政治上不断被“反共、反苏”的偏执狂挤压下，麦卡锡主义使人们不得不走“政治正确”道路。人们被迫挤进了消费这一下小空间。消费的快乐变成了“虚无与颓废”，各种现代派意识、后现代派艺术充斥社会文化场所。美国人真正迷失了：没有政治的政治，就是各种个人主义的探索。

人的透明性探索，将人逼到了一个纯粹消费者的地位，人成为动物，而不再是神子。从人文主义退回到后现代消费主义。人真正是失落了真意：精神的支撑。这让我想到了杰克伦敦。尽管他是早些时候的作家，但具有现代性、后现代意义。

《马丁·伊甸》作为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半自传体小说，叙述了主人公马丁·伊甸因为爱上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从一个普通的水手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知名作家的历程。小说耐人寻味的是并没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尾，也不是一个痛斥负心人的道德剧，马丁·伊甸在贫苦、在受打击、受歧视，甚至是他唯一的希望——露丝离他而去，最孤独、最失意的时候都没有自杀，恰恰是在他成功之后，衣食无忧，名誉、荣耀和金钱伴随着他，露丝也来试图与他重归于好（虽然被他拒绝）的时候他却选择了死。　　

在马丁·伊甸成功之后很多人请他吃饭，很多杂志都高价向他约稿，这时候他发生了疑问并得出了结果：“他问自己。他自己并没有变，他还是那个马丁·伊甸，那么，这变化是怎么来的？是他写的那些东西已经在书本的封面与封底之间出现了么？可那些东西地当初就已经完成，而不是后来才完成的。在布朗特法官按一般人的意见嘲弄他的斯宾塞和他的智力时，那些成就便已经取得了。因此，布朗特法官清他吃饭并不是因为他任何真正的价值，而是因为一种完全虚幻的价值。”这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名誉的成就非但没有使社会真正认识他，相反使他真正的自我更难以得到证明！
    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就只能是社会兽、叫兽一类，靠私有制本能掠夺的兽类。这也是当时电影，将人分裂人格表现为“天使与魔鬼”交替出现的真实写照。

人是社会产物，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教育规范的成果，人啊，你是精神的塑造，不是本能堕落的满足。当人们有着美好的希望和榜样，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蒸蒸日上；当人们沉进私有制、私有观念的泥坑，就成为“猪猡”，猛兽，相互撕咬、屠杀，更没有什么“自律、自励”，因为那等同于“痴人说梦”，自毙。

通过比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是火红的年代，美国则是堕落的年代，根本就在于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只有共产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能使人成为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