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千古

七律  任继愈先生千古　　

天泣抹泪湿挽幛，中哲西典佛生长[1]。　　

记得那年寻书苦[2]，更是湘西感国荒[3]。　　

聆听恍然三教众[4]，精修憩焉大藏煌[5]。　　

犹闻病房儒宗是[6]，凤毛麟角誉流芳[7]。　　

[注释]　　

[1] 中哲西典佛生长：在任先生灵堂悬挂着巨幅挽幛，上书“中哲西典解佛喻老覃思妙理一代宗师风范  金匮石渠理册修书继往存绝百世馆员楷模”。　　

[2] 那年寻书苦：作者于1988年购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开始仅购得二至四卷，1992年才购得第一卷，故言“寻书苦”。　　

[3] 湘西感国荒：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在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任回忆说，湘西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但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4] 聆听恍然三教众：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1963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写给中央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据此，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5] 精修憩焉大藏煌：憩焉：任继愈小学毕业于济南 “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在那里，曹景黄先生为他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使他终生感念。有一次，曹景黄先生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阴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曹老师大为赞赏，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任先生一生学术辉煌益于后世恰似“植树”也。大藏：任继愈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唯独没有佛教道教典籍。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6] 病房儒宗是：病房：任先生晚年目疾日重，遵医嘱，适量工作，以治疗保护为主，他幽默地将书斋改名为“眼科病房”。 儒宗是：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儒教说”，认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此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　　

[7] 凤毛麟角誉流芳：毛泽东给予任继愈很高评介，说他的文章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