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唐叔叔

唐叔叔生前，我见过他四次。我不敢奢望仅仅依此就能勾勒他的一生，那实在太不合情理。我之所以想讲述他的故事，也许是由于他的那句话——在弥留恍惚之中，他竟还提到我的父亲，说父亲和他在工作上是合作最好的。他显然指的是在战争年代，他们曾在一个部队里生死与共，唐叔叔当政委，父亲是团长。我说不出来那些久远故事的全貌，可静下心来，眼前总会站着一个活生生的唐叔叔，是我所见过的人里，最为率性赤诚，襟怀坦荡，大爱大恨，矢志不渝。

一九七六年夏天，我从部队回京探家。一天外出，父母说要顺道去看望一个老战友。车子转来转去，到了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里。那是个大四合院，若在旧时，肯定也是大户人家的宅子，但当时，已经有了好多户住家，变成了大杂院。大热的天，唐叔叔着装随意，一身短打扮，混在人群里，象个传达室的大叔。不过一开口，沙哑的嗓音和恣肆的神态，让人立刻感到些许隐忍不发的块垒和饱经风雨的气度。至于其它的，我印象不深了，只记得还见到了他的夫人王阿姨，喝了阿姨备的茶。　　

回到家里，父母又说起了唐叔叔。说他是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创建时的副院长，文革中象所有‘当权派’一样，受了大罪，吃了大苦，弄得家破人亡，原配夫人也去世了；而他自己，几年前才恢复了工作，在中联部上班；王阿姨的家也是在文革中也受到重创，于是这两个不幸的家庭合成了一个。父亲特别提到，唐叔叔少年时曾跟随别人去过法国，在国外谋生几年，也是吃过洋饭的人。我不由在脑子里开始描摹起他的人生的历程，一个穷孩子，为了生存到了国外，然后回国参加革命，解放后从事与外语有关的工作，直到文革……，他和我过去见过的那些前辈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这无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再次见到唐叔叔是将近十年之后。我从部队转业，痴迷英语，参加了几个社会上的业余英语班，总还是不大满意。无意中从父母那里得知唐叔叔重回二外当院长有几年了，尽管刚离休，还是有可能帮上忙的。八五年春节前一个周末，我如约赶到他家。没有任何寒喧，他开门见山就问我，你想学英语？你现在是什么水平？想跟几年级？得知我要从头学起，他随手拿起电话，对英语系主任简单讲了两句，放下电话，回身对我说，你现在去系主任家，具体情况跟主任谈就行了。我转身出来，前后不到五分钟，高兴的好象连谢谢也忘了说。正是这个学习机会，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道路。　　

唐叔叔的直率是天性，他不会虚与委蛇，也很少考虑后果，如同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他曾因此命运多舛。解放初期他在总政治部当研究员，想回上海工作，好照顾自己的两个妹妹；因为他出去革命时，父母都不在了，两个妹妹年纪尚小，受了很多苦，他是想弥补兄长的责任吧。可是组织没批，于是和组织上大吵，意气之下，他要求转业，离开了部队。走之前，总政副主任傅钟同志[i][①]曾和他谈过话，说他遇事‘太激动，将来要吃亏的’。　　

一九五八年，他响应党的号召，以工作队长的身份，带领二百五十个文化部系统的干部，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吉林省通化县。他还兼通化县委书记。这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到‘大跃进’时农村的真实情况。在后来的‘反右倾’中，他仗义执言，为彭德怀同志叫屈，因而被定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想到，这些遭遇使她美丽文静的前妻深受打击，精神失常，受了十五年磨难，七五年溺水而亡。其间，前妻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曾屡次向组织上提出离婚，组织上派人找到唐叔叔，劝他离了算了。唐叔叔说，她现在生活上不能离开别人的照顾，如果组织上能照顾她，我愿意离，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解脱。那人无言以对。　　

文革开始后，学生‘造反’，唐叔叔挨尽批斗。可他从不低头弯腰，总是昂首挺胸。一次，冬天，他又和‘造反派’学生吵了起来，一激动，把头上的毡帽也甩掉了，真可谓怒发冲冠！他也因此赢得了很多人的敬佩。　　

对于过于直率的个性，唐叔叔在晚年也反思过，曾流露出深深的遗憾。　　

第三次见到他是一九八九年夏，当时‘动乱’刚过，听说他心情激动，我特意去看望他。进了家门，唐叔叔正伏案埋头忙着什么，他说，在写有关巴黎公社的著述；接着话题一转，说到了国家大事，说了很多。看着他偶而挥一下手，在房间里踱上几步，我的思想仿佛飘到很远，试图远远地观照一个老战士的精神世界；他话中深深的忧虑和坚韧，让我触到一个革命者心中澎湃的大海，只要一息尚存，绝对不会止歇。　　

唐叔叔的晚年，性格变得尤为激烈，可能是由于英雄迟暮，对世事不公深感痛苦，却又回天无力吧。可他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停止过斗争。他与著名作家魏巍[ii][②]关系很好，经常往来，只要魏巍来看他，两个人总是要兴高彩烈地在屋中高声谈论，嘻笑怒骂，酣畅淋漓。有段时间，魏巍因为不同意党内高层出现的谬论，诸如资本家可以入党之类的胡言乱语，正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行动都有所限制。魏巍劝唐叔叔暂不要去他家，以免受牵连。唐叔叔说：我不怕；照样上门叩访。他们之间是可以一敞胸怀、毫无顾忌的，他们是真正的同志。　　

为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唐叔叔花了很多时间，用法文写下了长篇自传，后经他的一位忘年之交译成中文。在自传里，他记述得很详细，甚至包括当年在法国的初恋。可他竟然漏掉了一件极为特殊的个人经历——　　

一九四三年夏，党内的整风运动也涉及到了八路军总部，唐叔叔当时正在总部机关工作。他也被关押审查，理由之一，是他当年从法国回到上海后，曾经办过一个小杂志，有人说那是个‘托派’的杂志。在巨大的压力下，唐叔叔坚决维护自己的政治生命，绝不屈服。为了一表自己的赤诚，他跳井自杀，以证清白。所幸时值冬季，身上的棉衣还有浮力，没有死成。被救上来后，日夜有人看管，怕他再出事。据说，后来潘汉年同志[iii][③]作证，指出那是党的外围杂志，唐叔叔这才有了重新工作的可能。多年以后，唐叔叔离休了，他携夫人重返故地，来到山西省左权县的麻田，参观八路军总部纪念馆。院中那口水井依旧，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乡还记得他的名字，说他跳井时还是个小青年。唐叔叔站在纪念馆院子中间，面对着彭德怀元帅的雕象，一时老泪纵横……　　

生前，王阿姨曾问过他，自传里为什么不提这件事，唐叔叔说，我不能写这件事，我不能给党抹黑。　　

最后一次见唐叔叔，是在医院。我拿了一束花，放在他的床头。他的苍老使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我已经辩认不出他原有的模样，生命正在悄悄离他远去。他的神智不是很清楚了，只是当我提了父亲的名字，他眼中一闪，表示认出了我。在弥留的日子里，他曾吃力地举起自己的手，比划着，口中含混地重复着：驾鹤西去，驾鹤西去……。后来，他拒绝了任何治疗。

二OO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唐叔叔停止了呼息，享年九十岁。他走的无所畏惧，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

今天，只要我回首往事，就能看见唐叔叔闪耀着倔强光亮的生命轨迹——

他幼年进入上海的一家法国教会学校，中学毕业后为了生计远走法国，并在那里接受了最初的共产主义启蒙；回国后开始投身进步事业，进而参加革命；在八路軍总部工作时，龚澎同志[iv][④]象是他的大姐，曾与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他：你将来就是新中国第一位驻法国大使；他曾在外文出版社、对外文委、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中联部和社科院工作过；六十年代初，他是中央《毛泽东选集》法文版七人翻译小组中的一员，负责在政治上对法语译文定稿；他的经历曾被一位法国导演选中，拟拍成电影，为此，他与夫人在晚年重返法国，可惜此事止于缺少投资，但是仍然做成了一部纪录片，在法国电视上播出过；胡耀邦同志曾说过‘他是我党最好的法语专家’[v][⑤]。

然而，唐叔叔对自己一生另有评价。

前不久，我去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看望他的夫人王阿姨。安静的房间里，王阿姨平和地说着正在被人们忘却的往事；窗外，殘冬的阴云吐着最后一丝寒意，莘莘学子欢快的话语随着初春的脚步四处飘散，生命永无止境地延续着。王阿姨递给我一张纸，是唐叔叔去世的十年前亲笔写下的遗嘱。看着苍老的笔迹，读着率性张扬的文字，我不禁用手掩住脸，泪水从指缝间溢了出来——

我入党五十八年。在工作中有不少错误、缺点，有负党的教诲。但我对党忠诚，为人民尽力，问心无愧。我死后不举行任何仪式，只通知几位老朋友。骨灰不进八宝山，由国华商子女，埋掉拉倒。

富贵如糞土

理想无比高

若为共产死

丹心照九霄

共产主义万岁！

唐  恺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八十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