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忧中国之六：传统伦理的流失
文/吕伟明
据5月14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戴长澜先生的文章，“目前，长幼矛盾已成为‘啃老族80后’的离婚导火索。一项调查显示，在离婚的‘80后’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啃老族’：有八成家庭在双方父母家‘蹭饭’，30%的年轻父母把自己的脏衣服拿到父母家里洗。更有一些彻底的‘啃老族80后’，他们从学校毕业后就没有就业，更没有独立住房，与其中一方父母共同居住。由于经济不独立，又是‘家务低能’，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父母。当年轻夫妇中的一方不能与对方长辈和谐相处时，双方便会争吵不休，加之相互间缺乏宽容和理解，矛盾难以调和，当愤怒冤屈之情难抑时，双方会轻率地甩出‘离婚’底牌。离婚在这些年轻夫妻看来，似乎理直气壮。……数据显示，在‘80后’离婚案件中，有70%的夫妻是自行相识组成家庭的，其中通过网络相识的占20%。他们都有着以下共同点：婚前，都对现实生活怀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婚前浪漫，婚后烦恼，因对美好婚姻的幻想破灭，最终走进婚姻死胡同。”
读到这里，我不免困惑，或许像我这样的“70后”也会有类似的困惑。“闪婚”这个概念不知不觉地闯进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却没有招架的余地。我们困惑的是：对在少年时期构筑了信仰和道德防线的一代人来说，“闪婚”意味着道德的崩溃和对爱情的背叛。当一个时代不再相信天荒地老，那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人群是不是都会失去归宿感？
毫无征兆地，中国已经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渐渐长大成人。突然之间，人们发现领退休金的老人渐渐多了起来，也发现已经长大的一代人对一切都显得无所谓。上一代人笃信集体的力量，生活有规律而且有节制；新一代人标榜自我，生活漫无目标。上一代人相信爱情是地久天长，新一代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感觉，感觉没了，爱情就不再新鲜。当处女膜都能修补，当离婚成为家常便饭，当儿童在一个没有任何价值观念的人生观里长大，中国古老的传统伦理就像河水一样慢慢流失了。
中国现在的社会乱相和民国时期的上海颇有相似之处。中国的物质文明进入了21世纪，而精神文明却倒退到了1946年。狗仔队风行，网络色情泛滥，偷窥、乱伦、谋杀、婚外情，充斥着街头小报的版面，当一个民族以赚钱为己任，那么在欲望中成长的一代人必然会倾向于感官刺激，世情攘攘，一切都浮于表面化，包括情感。新一代人就在一种猎奇的心理下偏离了正常的心理发展之路。
提起“闪婚”，我不得不想起1953-1957年的“艾森豪威尔假寐期”。当时，美国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比二战结束时翻了一番，每个家庭平均收入已由四十年代后期的3000美元上升到6000美元，享乐主义潮流开始蔓延，五毛钱的《花花公子》发行量超过700万。那时，“大手大脚”成为一句流行的赞美，而女大学生不断转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称心如意的男士，甚至厂家声称已发明能诱人强奸的香水来引诱马路上的独身男子。这是一个枯燥无味、苟安自得、无节制的纵情物质享受的时代，整个社会离经叛道，随俗从流，个性泯灭，精神空虚，到处充满无聊的厌烦情绪和低级趣味的粗鄙行为。与此同时，这是一种传统价值崩溃之后的无所适从的社会心态。当代美国人的新价值观念和人生观的形成从此开始。于是，美国有了“颓废的一代”。
历史在轮回吗？不是。中国当前也是在经济起飞阶段，自然会产生许多富裕的副产品，发挥一些副作用。但是中国和处于“艾森豪威尔假寐期”的美国还不能相提并论，不仅是社会背景，还是宗教背景。首先，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中产阶级，而中国目前还处在一个发展失衡的时期，贫富悬殊更为明显；其次，美国有悠久的宗教传统，宗教构成了美国传统伦理的主流因子，在“颓废的一代”和“性解放”之后，美国重新皈依传统伦理，不仅“性解放”被边缘化，甚至连“嬉皮士”群体都被边缘化了。而在中国，构成传统伦理的儒学并未受到应有的尊崇。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中国传统伦理所描绘的完美画卷，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一个儒生的毕生理想。当代人的价值观被物质化之后，所有的伦理要素也全部随之被物质化，因此所有的家庭教育以适应社会竞争为重，而忽略了传统伦理的培养。比如孔融七岁让梨在当代人眼中会被视为迂腐，因此谦让的概念会在孩子的思维模式中被清除，相反地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竟成为衡量价值观的标准。在当代许多影视作品被重新诠释，许多名著也被重新解读，而许多历史也都重新被估量，悲哀的是，所有的重新诠释和解读不可避免地加上了当代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子。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婚姻是一个最稳妥的人生归宿。婚姻不仅是繁衍后代的家园，更是一个避风港。修身之后，必然齐家。但在我们这一代的末尾，婚姻家庭开始显现解体的趋势，先是那句著名的“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开始流行，再是AA制、“丁克家庭”的出现，到现在已经是闪电结婚、闪电离婚的“闪婚”了。中国的传统伦理立足于婚姻家庭，婚姻家庭是中国文化的内核，也是人生理想的繁育地。而今，当新一代人仅仅出于感官刺激的需要，而视婚姻家庭若无物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一代人已经放弃了人生理想。
中国是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当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就说明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年轻人来赡养，但是新一代人对传统的鄙弃、对伦理的漠视很难让人相信他们会负起社会责任。中国社会会因传统伦理的流失而变得分崩离析吗？中国是不是也会产生“颓废的一代”？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颓废的一代”会有多少人，影响会有多少年？毫无疑问的是，颓废的新一代会用好多年的时间重新找到传统，重新皈依传统，在此期间，中国会因为传统伦理的流失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此一忧也。
2007年5月19日午夜
十忧中国之七：边疆格局的暗流
文/吕伟明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近日，距离祖国大陆上千公里的中国领土最南端——南沙群岛风云再起。日前，越南政府突然宣布，将在其强占的南沙群岛部分岛屿举行所谓“国会代表”选举，同时还与英国合修天然气管道。越南的行动，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而且还使南沙问题更加复杂。
南沙群岛，古称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是南海诸岛中岛礁最多，散布范围最广的一椭圆形珊瑚礁群。位于北纬3°40'至11°55'，东经109°33'至117°50'，水域面积约82万平方公里，约占南中国海传统海域面积的五分之二。周边毗邻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由550多个岛、洲、礁、沙、滩组成。南沙群岛属热带季风气候，是我国海洋渔业最大的热带渔场，有浮藻植物155种，浮游动物200多种，贝壳66种。海域蕴藏着大量的矿藏资源，其中油气资源尤为丰富，地质储量约为350亿吨，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主要分布在曾母暗沙、万安西和北乐滩等十几个盆地，总面积约41万平方公里，仅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质储量约有126至137亿吨。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明、清时代，中国政府明确将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省）管辖。19世纪中国国势衰微以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垂涎南沙群岛，曾多次派舰调查勘测。1933年，南沙群岛被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侵占，并非法划归巴地省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于1939年3月侵占南沙群岛。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派员接收了南沙群岛，并立碑纪念和派兵驻守。1947年又重新命名东沙、西沙、中沙、南沙4个群岛及各岛、礁、沙、滩的名称，再度划归广东省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申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外长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指出：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
但是，南沙群岛因为距离大陆遥远，难以遥制，再加上历史原因，主权归属未能及时体现而长期存在争议，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与越南三方目前声称拥有该群岛完整的主权外，马来西亚、菲律宾也宣称拥有部分岛屿的主权，并且皆在此地区部署军力确保自身权益，文莱与印度尼西亚则是宣称拥有此区海域的主权而间接包含了南沙群岛，但却没有任何实际驻兵。原本各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主要是集中在航道通行权方面，但在1970年代南沙海域发现丰富的海底石油蕴藏之后，遂引发更激烈的领土主权争夺战。南沙群岛的战略价值也使协商解决争议变得越来越艰难。目前围绕南沙群岛主权发生争议的是“五国六方”，除中国和中国台湾外，其他国家以“先占”为原则，抢先在已控制岛屿上兴建机场和要塞，力图采取“生米煮成熟饭”的战略来形成既定事实。越南向南沙移民就是一例。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国目前只能采取忍耐，因为向侵犯主权的任何一方示以武力威胁，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再者，中国国力并未强盛到能够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的程度，所以不得不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不过中国的示好并未引起多大反响，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依然我行我素，不仅咬着主权不放，而且他们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年采石油量超过5000万吨，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开发热”。1981年至2002年，越南更是从南沙海域的油田中开采了1亿吨石油、15亿多立方米的天然气，获利250亿美元，南海石油已成为越南国民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
那么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被侵犯能够容忍到几时呢？众所周知，越南是在1975年4月26日从南越手中接管了所占的6个岛屿，菲律宾，马来西亚分别是在1970年9月和1983年8月起侵占我南沙领土的，按照国际法50年的期限，在2020年9月前，如果我国再不收复这些岛屿，将意味着主动地陆续放弃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时，邓小平曾对铁娘子说出掷地有声的话：“如果1997年收不回香港，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而到了2020年，谁敢保证不做出维护领土主权的最后一步——兵戎相见？
南沙群岛错在于在历史面前，中国拖延太久。中国韬光养晦，专心发展经济，专心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回避了风云世界里几乎所有的锋芒。是的，能引起冲突的事件我们只有谴责，少了血气之勇。我们赢得了一大段和平发展的机会，中国因此呈现和平崛起之象，但是，形成我们民族气节的尚武精神却也在层层地被剥离了。
南沙群岛只是一个被公开的领土争端，另一个历史真相却被喜马拉雅山的积雪覆盖着。那就是“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藏南地区，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不丹以东、喜马拉雅山以南仅仅分布着寥寥无几的几个城镇，给人以极端荒凉的“无人区”印象。其实不然，这片地区目前在印度占领之下，并于1987年宣布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同时向该地区大量移民，目前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多两倍。中国与印度之间曾在1962年为边界争端开战，印度失地千里，中国军队到达传统边界线后却做了一个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举动：重新返回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驻防。现在判断，此举无非向世人宣示：中国军队不具有侵略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翻越喜马拉雅山后军事补给线的漫长和艰难。因此，此战之后中国虽胜犹败，印度虽败犹胜，中国与印度依然对峙在“麦克马洪线”两侧。不仅如此，印度从此视中国为最大威胁，不惜国力发展军事力量，在跻身核俱乐部之后，在太空领域也在拼命追赶中国。藏南地区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无法回避的难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在领土被侵犯之后，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与侵略国发展关系。在此基础上的任何友好往来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当所有的牌都出尽的时候，总要最终摊牌。
中国数百年积贫积弱，从清中期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中如履薄冰。1913年，俄国强夺了外蒙；1944年，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与此同时，英国则不断向我西藏、云南蚕食，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单方面划下了“麦克马洪线”，并在其后连抢带骗的强占了江心坡和藏南地区。当时处于内战时期的中国，不论是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只能是提出口头抗议而无力收复。但是，除了蒙古几度易手终于无奈分离之外，其余被占领土，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从未放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分别与各邻国确认了国家边界。1960年代中缅划界时确认江心坡地区（约5万多平方公里）已不再属于中国，象征性地收回了片马三城，却把本来只是租出去的南坎划给了缅甸；1960年代中蒙划界时确认原本属于新疆的阿尔泰-科布多一部（1万多平方公里）和原属于内蒙的纳兰-哈勒赞地区（3万多平方公里）成为蒙古国的一部分。面对历史，谁是最后的胜者？关键不在于领土的尺寸之争，关键在于边界确认之后能否换来永久的和平。我们站在黑龙江南岸眺望北方的时候，也肯定回忆起康熙时期的雅克萨之战，回忆起康熙帝时期的北部边界远在外兴安岭，回忆起库页岛也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但回忆总是回忆，现实总是现实。历史并不总是给人志得意满的感受，更多的是怅惘和嗟叹。历史是现实政治的基础，但不能用来做帝国的白日梦。如果翻历史旧账，在宋代以前，越南尚且属于中国，莫非还要穷追到唐史收回越南不成？那是荒谬的。
今天的中俄边界在分割黑瞎子岛之后已然确定下来，而中朝边界也早已被确定，当年送给朝鲜的薪岛也已成为朝鲜的永久领土；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帕米尔地区归属谈判进展也十分顺利。北方边疆基本稳定，才使中国有余力面向海洋。海洋权益才是世纪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必须冲破太平洋岛链，“蛟龙出海”；但一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的国家，就组织起北起韩国、南到菲律宾的岛链防御，企图困蛟龙于浅滩。在中国采取守势之际，他们步步紧逼，日本人敢在钓鱼岛建造灯塔，韩国人敢窃据东海苏岩(离於岛/鲤鱼岛)。
其实，说到底，中国最大的边疆危机在于台湾。中国一日不统一，中华民族就永远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台湾就永远成为霸权主义国家手中的一个砝码，让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发展失衡。因此，中国不得不树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但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能够促进国家统一，也能产生狭隘的民族分离主义。如果中国标榜“大中华”意识，不仅台独分子害怕，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会害怕。但若听任台湾不统不独，也非国民之所望。台湾政治，颇多异数。台海之战，在所难免。
中国人走发财致富的路走得太久了，从“八零后”起算的少年都生活得非常快乐，历史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分量已经越来越轻。希望新一代的中国青年，能够从对奢侈品的崇拜中清醒过来，能像130年前的林则徐一样做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希望中国的精英人物，从以金钱衡量个人价值的人生观中挣脱出来，真正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希望广大对分数孜孜以求的学生，不为功名而为中国崛起而读书；希望这一代被西方文化俘获的年轻人，在未来的战争硝烟面前不会得了软骨病，丢了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又能听得见几句盛世危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一忧也。
2007年6月17日凌晨
十忧中国之八：生态环境的恶化
文/吕伟明
据《法制日报》报道，自6月下旬以来，洞庭湖区约20亿只东方田鼠随着水位上涨部分内迁。它们四处打洞，啃食庄稼，严重威胁湖南22个县市区沿湖防洪大堤和近800万亩稻田。从6月20日开始，鼠患严重的北洲子镇镇政府便在全镇紧急动员，全镇组织了近2000名劳力进入临战状态，仅6月23日当晚，被捕杀老鼠便达10吨之多。在防鼠墙和防鼠沟前，有的村民干脆戴着手套直接将成堆的老鼠双手捧着往纤维袋里装，几分钟，便能装满一袋。据大通湖区粗略统计，从6月21日至24日，全区共捕杀90多吨老鼠，约225万只。
洞庭湖区何以形成如此严重的鼠害？较为直观的看法是：随着洞庭湖蓄水面积的减少，湖滩裸露时间增多而给鼠类提供了急剧繁殖的良机，同时天敌猫头鹰、老鹰、蛇等数量急剧减少，最终导致田鼠大量繁殖，以致于湖区水位上涨之后因鼠类自然迁徙酿成生态灾难。那么天敌到哪里去了呢？原因无非有两个：第一，1990年代以来，毒鼠强等剧毒、急性杀鼠剂的大量使用，猫、狐、猫头鹰等大量鼠类天敌因二次中毒死亡，造成了东方田鼠种群数量快速增长；第二，这些天敌被做为美味而入了食客的肚腹。
中华大地，由南到北，已是一个被饕餮觊觎的国度。口腹之欲使人短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美味食物正是自然界生物链中断裂的那一环。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说白了就是：活着是为了吃饭！从茹毛饮血到火食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不时出现“人相食”，每逢凶年，饿殍遍野。当生产力极度低下，人并没有对抗天灾的能力，为了发展生产，维持种族繁衍，不得不把吃饱肚子作为生存的第一信条。因此，中国有史以来，无论飞禽走兽，无论草木虫鱼，大到巨象，小到跳蚤，国人无所不吃，暴殄天物的程度简直匪夷所思。祖先们把珍禽猛兽几乎全部吃光，北方几乎无熊，南方几乎无雁。所幸的是，中国千年以来屡经战乱，人口忽增忽减，在清以前，始终停留在地广人稀的水平上，所以中国大地上的物种资源能够经得起祖先沉溺于口腔快感，能够置备得齐“满汉全席”的佐料。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十三亿，而且近二十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为中国人的吃提供了日趋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民以食为天”的大旗召唤之下，中国的饮食业所向披靡，无论是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还是作为自然界生物链中的鼠害众天敌，一律照单全收，照吃不误。于是，“非典”、“甲肝”、“禽流感”等等与餐桌伴生的疾病纷纷成为天谴，但警钟敲响过后，国人是否收敛？现在有些地方，果子狸仍然是餐馆的招牌菜，食客犹如自告奋勇吃河豚的莽汉，明知食有毒，偏要吞下肚。生未必是人杰，却敢做饱死之馋鬼。
国人钟情于吃或许源于对历史灾荒的恐惧，但十亿人的口腹之欲形成的破坏力如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例如，发菜产于戈壁滩，食疗价值很高，且与“发财”谐音，因此在东南沿海城市成为名菜，也因此形成了高额利润，所以十万人涌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安营扎寨，砍伐灌木，疯狂采挖，使脆弱的荒漠草原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国务院虽然早有禁令，但是否能够对抗饕餮们的贪欲尚属未知数。这种短视的行为不胜枚举，最近一个相似的短视例子，是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在周边的草原上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揭取草皮，用于广场和街道绿化，又不采取任何恢复措施，致使当地数千亩优良草场被破坏，短期内很难恢复。人们满足于吃，满足于暂时的美观，却毫不畏惧将来身处荒漠之中。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多壮观的城市、多美丽的草坪，都抵挡不住近在咫尺的流动沙丘。
在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元凶是国人自己。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不用一次性筷子，那么我们能够保住多少森林？我们既然不愿看见我们的国家完全沙漠化，不愿继续承受沙尘暴的肆虐，那就不要再毁灭森林。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暴雨和洪涝灾害使中国频频出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归根结底是这些山地丘陵地区的植被已经所剩无几，而山地的森林已经变成我们手中的筷子，一转身就扔进了垃圾筒里。十三亿人人手一双筷子，就是一百三十万棵树，这些树能够阻止多少水土流失啊！再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不用塑料袋，能够消灭多少白色污染？废旧塑料袋的降解需要上百年，无论是填埋还是焚化都会破坏环境。数百年后，假如地球人进行考古，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地层里，会发现整整一层都密布着有毒的化学成分，那是今天我们使用塑料制品的功劳。我们再继续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不吃野生动物，像欧洲的人与鸽子一般与动物和平共处，那么能够保留住多么和谐的生物链？若当代中国人用食客的眼光看着所有的飞禽走兽，那么下一代的中国人将只能在历史照片中揣摩狮子、老虎的形状。更为残酷的是，生物链的断裂，将会使居于生物链终端的人类面临自然界的报复和灭绝的威胁。
目前，洞庭湖的鼠害已经得以有效控制，人类掌握了科学的技能，似乎不再需要鼠类天敌的帮助。但我们是否了解鼠类的真正威胁？老鼠天天以惊人的等比级数的速度生育它们的后代，一代鼠一年产仔15000个。埃及的老鼠，一年能繁殖8次，平均产仔鼠20只，一个半月就长成成鼠，鼠的寿命可达4岁多。如此惊人的繁殖力使鼠类在失去天敌的情况下，终有一日会成为人类的惟一天敌。鼠类成为人类天敌的事例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比如中世纪由鼠类传播的“黑死病”。1348年，佛罗伦萨大部分人病死，当时教皇格勒孟六世住在亚威农，提倡到罗马朝圣，参加者有100万，生还者仅有10万人。到十四世纪末，丧生于“黑死病”的人已经达到2500万，是当时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再向上追溯，542年，一场毁灭性的鼠疫从埃及沿着各贸易线路蔓延，经小亚细亚传到中欧，猖獗了25年，死亡超过一亿人，转变了历史的进程。
说到底，生态环境是人类能够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一代人的尽情挥霍，换来的是后代的痛苦，又何必呢？孩子永远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当然给予他们最美的祝福，希望他们有更快乐的生活，并为此投入尽可能多的精力和金钱，给予他们最充裕的物质保障和最完整的教育。可是，为什么不首先考虑为他们将来创造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呢？你愿意自己的孩子将来在花园里生活，还是在窑洞里生活呢？我猜测不到太遥远的未来，但我知道当中国大地上普降酸雨，而不是甘霖的时候，整整一个世纪的华丽建筑都会黯然失色。
中国因为人口基数过大，早已称不上地大物博。但是在当代，无论是否富裕，都会把生活欲望的满足视为第一需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会从对华服美屋的占有欲渐渐扩大到对山珍海味和私家车辆的占有欲，可是根据《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提供的数字，中国地表水监测断面中，四五类、劣五类水质比例高达60%，如果环境继续恶化，那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享用着华服美屋，志得意满地开着私家车、大快朵颐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城市却突然断了电力和水源，那我们能否在黑暗和干渴中生存？没有电力和水源，那么我们的城市将是一个死亡的城市，我们所有的成就感都会被一笔勾销。
全球变暖的趋势，使地表水蒸发量增加，从而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加剧，同时水蒸气的过度集中也造成部分地区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中国致力于经济建设，占用土地已经接近18亿亩耕地的最后底线，但这仅剩的耕地减去自然灾害损失还剩下多少收成？“谁来养活中国”的警告尚未冷却，十三亿人的饥馑已经如梦景一般逼近了。中国人竭泽而渔的生活思维和饮食习惯，会在这一轮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处处显得被动，就像极难使一个贪吃者转化成素食主义者一样，十三亿人的整体欲求将使中国生态环境万劫不复。此一忧也。
2007年7月18日夜
十忧中国之九：行政成本的膨胀
文/吕伟明
2007年1月，《香港文汇报》刊载耿法的《历史与空间：宋代冗官成灾的史鉴》一文，文中引用了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的原话，他说：“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
张全景部长的忧虑事出有因。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官员之多也堪称世界之最。据1997年出版的《第七次革命》所述，中国有“吃皇粮”的干部4000多万人，官民之比为1：30。十年之后，2007年，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指出：我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官民比”达到1∶18。1997年，中国官员总额堪比波兰人口，十年之后已经超过法国人口。庞大的官员数量造就了无比庞大且捉襟见肘的财政，也造就了日渐奢华的世风。
回顾中国历史，西汉时期崇尚黄老，清静无为，“官民比”是1：7945；唐高宗永徽年间，贞观政风犹存，“官民比”是1：3927；清康熙年间，四方平定，人口骤增，在册人口2459万，官员27000人，“官民比”骤增为1：911，为此康熙帝雷霆大怒，诘问大臣不知“食众田寡”。而今，中国人口是康熙年间的近六十倍，而官员数量却同比增加了二百五十倍！究竟是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需要这么多的官员呢，还是当代中国的官员效率远远落后于封建社会呢？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公务员热”似乎说明：庞大的官员队伍成为中国最安逸、最舒适的“销金窟”。精兵简政难以实行，官本位观念积重难返。
官多自然靡费也多。中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职务消费快速膨胀，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曾有报道，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十一名，冗官现象可见一斑。有人指出，中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五分之一以上是用来养官的。更有人说，中国目前是“公务员财政”，官员平均占有的可分配财富比民众高35-40倍，养官的费用已经掏空了国家全部财政收入。与此伴生的权力奢侈化、骄横化，使公务和行政性支出成为最容易膨胀的财政开支项目，公务人员侵夺公共资金为自身牟利享受的冲动难以遏止，除了正规的财税收入，各种行政性的政府收费居高不下。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就曾指出，“几乎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不收费”，“一些行政执法机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罚款”。衮衮诸公，空耗民脂民膏人人有份。
当前中国的官员数量之多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官已成患，又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如何减少应酬和事务？同为官员，义结金兰，互相关照，集体腐败。黎民百姓受了欺负要申诉，甲部门推给乙部门，乙部门推给丙部门，丙部门又转回甲部门。申诉人求助无门，民心益寒，不得不越级上访。而官既成网，纲举目张，环环相扣，官官相护，官有“护官符”，民无“包青天”，官员最终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享受特殊利益的官僚阶层。
官员之多，相互纠结，相当一部分机构重复、职能重复，除了斤斤计较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互相扯皮外，工作效率日渐低下。衡量官员工作的标尺，也被众多条件和利益所扭曲，政治文明让位于“潜规则”。一些地方一到班子换届，干部任免、调整、调动、升迁之时，买官卖官歪风就猖獗起来，这和官员臃肿的体制直接相关，这种体制为贪污枉法、权钱交易提供了相当大的空子可钻，加上对主要领导缺乏有效监督，买官卖官遂成了腐蚀国家肌体的一颗毒瘤。长此以往，在当代中国位高爵显者之列，未必不会出现再世和珅！
买官卖官之风一起，权力阶层自然欲壑难填。机关林立，犹嫌宦海太小；年年升迁，仍恨职位不高。时有官员雇凶杀人的新闻见诸报端，官场的勾心斗角发展到相砍相杀，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司法机构是不是形同虚设？但话说回来，到底有什么利益促使千军万马争抢公务员这一座独木桥？国家对官员的控制是不是进入了一个误区？官与民在国家的政治天平上到底谁重谁轻？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官员掌握的权力太奢侈、太自由。
通过近年来各地公布的权力清单，便不难得出一个直观而深刻的印象：官员阶层掌握的权力数量和规模都太大。比如，在河北邯郸，“权力清单”显示，该市政府部门拥有的行政权力共计2515项；再如四川成都，“清单”揭示的权力数量高达5602项，而在北京，65个市属行政机关共有行政执法职权8735项。一个城市，公共权力动辄成千上万，那么多的事情都必须仰仗着政府来管理、裁度、审批、处罚，即使不考虑其中的腐败因素，如果把这些权力都“用足”，其对应所需的权力运行成本，显然不会多么低廉节俭，也实在节俭不了。在此基础上，掌握权力的官员阶层稍有一点“寻租”行为，就可以累计成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为相当一部分官员的信条，在当代中国说一个人会不会做官并不是说他能不能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而是说他是否精通官场潜规则，能否官场通达、一路顺遂。
官员掌握权力，权力阶层的膨胀完全可以吞噬掉改革开放的成果。权力阶层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官场文化”和道德标准。上级领导检查工作，如封建王公一般出警入跸，一路警车开道，下级官吏守候辖境边界，所有执法部门分路段监控，以免不测。所谓不测，不是害怕刺客，而是害怕有上访的草头百姓“告御状”罢了。如此检查离事实真相有多远？领导干部对下级安排的接见、视察唯有点头称善，连总结发言都是秘书代拟，所有的一切都成为程式化的惯例，所有的成绩都浓缩成几个数字。可悲的是，连数字都不是真实的。官位成了官员奋斗的目标，连一个荣誉职务都可以成为弄权者手中的绣球。每一个官员都身在权力圈的链条之中，团结协作的目的是为了继续保有权力，而所有的政绩无非是为了个人升迁，攫取更大的权力。无论这个政绩是否是污染项目，是否属于“建功一时，贻害一世。”
官员之多，使国家财政绝无高薪养廉之力。即使高薪，官场积弊也无法控制“寻租”规模如雪球一般越来越大。国家渐富，买官行情自然看涨，但一旦得手必然会加倍讨回投资，由此造成恶性循环。吏治日非，法纪乏力，廉耻公卖，正气不张，官多因此成患。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严厉批评各级官员“奢侈之风盛行”，中纪委也一再重申限制公款出国，但每年耗费公帑数千亿之巨的“三公”（即公款出国、公务接待、公车消费）究竟能不能销声匿迹呢？国家的宏观决策是好的，中央的大政方针也确实是为老百姓所谋的，但在中南海之外，庞大的官员阶层已经被划分成一个个的利益集团，形成根深蒂固的强大势力，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官民比”失控的局面，中国的GDP根本无法满足饕餮们的贪欲，而中央为民所谋的大政方针也永远出不了中南海。
以史为鉴，宋代之后官员冗滥现象愈演愈烈，官场越来越臃肿，几成灾难。《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宋代的冗官、冗兵、冗费状况极其突出，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为5060万，但开支也达5060万，国库竟然完全空虚。有宋一代，冗官的现象一直未能克服，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也一直没有改观，因此无力对付强敌西夏和辽，不得不连年纳贡求和，终被金国灭亡。
中国已经逐步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国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也在逐步增强，权力阶层的膨胀与民主化的诉求必然势不两立。官员数量和行政成本的快速增长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耗着国家财力，“官场文化”对政治文明的威胁使社会底层的民众变得手无缚鸡之力。国家借什么来遏制权力阶层的膨胀呢？当年毛泽东杀刘青山、张子善换来吏治一清，而今国家能否起用重典来对付集体腐败？只凭白细胞能不能扑灭癌变？官多成患，尾大不掉，此一忧也。
2007年8月13日凌晨
十忧中国之十：世情真相的扭曲
文/吕伟明
据报载，2007年8月12日凌晨，“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的谣言无端生起，在狂风骤雨的湛江市各县、区不胫而走，造成大范围的民众恐慌。为平息谣言，气象部门不得不向湛江140万手机用户紧急发送了280万条辟谣短信，从而使谣言引起的混乱渐次平息。
湛江谣言事件充分暴露了社会公众对消息来源缺乏正确的判断，对难辨真假的谣言宁愿信其有，往往跟风，以讹传讹，因此民间得以不断重演“曾子处费”的故事：“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自古以来，三人可以成虎，流言真可畏也。
我们不禁要有疑问：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每到非常时期，总是小道消息满天飞呢？为什么我们不再相信我们看到的报纸、杂志呢？为什么我们对电视上的医疗广告不再有丝毫信任呢？归根结底，导致民众对信息来源极端不信任的根源在于各路传媒本身。在网络时代日趋激烈的新闻竞争中，新闻媒体对时效性、可读性的考虑往往超过了对真实性的重视，因为一个夺目的大标题能够提高报纸销量或点击率，虚假报道、虚假信息于是应运而生。为赚取一个噱头，刘德华被枪杀、盖茨遇害、小布什在加拿大被逮捕。中国的各路传媒仅为经济利益，就敢把每一天都当做愚人节，玩弄全国公众于股掌之上。当广大社会受众对媒体传播的信息半信半疑的时候，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显得更为有效，因为媒体已经失去真实性，而绘声绘色的面对面传播更有切肤的体会，这样即使是谣言，在民间传播到第一百个人的耳中时，就成了真理。
虚假新闻的另一个根源在于媒体的工具化。媒体是政府的喉舌，不仅政策执行需要宣传推动，日常政务也需要媒体的鼓吹，媒体的从属地位决定了新闻和消息来源的单一性，也由此决定了新闻炒作与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的灰色联系。例如，某地突击提拔干部数百名，被记者曝光，但迫于各方面压力，经过暗箱操作，记者便出来辟谣，再刊登一篇“深度报道”，论证该地面临的人事困境，笔锋一转，突击提拔虽理无可恕却显得情有可原。不妨在此试问：如此的媒体还有没有独立性？还有没有胆量去起到惩恶扬善的监督作用？如此造就的新闻、信息还有没有实际价值？如果一些虚假的政绩数字影响到了国家决策，那有没有可能再度出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浮夸风”、“共产风”？还会不会出现亩产十几万斤的水稻田？虚假新闻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媒体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削弱了新闻的公信力，而且影响了媒体新闻服务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这一基本职能的履行。
与中国相比，瑞典的新闻制度堪称完美无瑕。瑞典的报纸大多由私营公司经营，广播和电视由政府投资，其电视和广播新闻分为商业新闻和非商业新闻，两者绝然分开。在非商业新闻中，绝对不允许播放商业广告，也不准接受企业赞助，此举是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独立性。而在中国，有多少新闻不是买来的？有哪个电视频道不是广告泛滥？又有哪个报纸不曾开辟过整版的广告专栏？
瑞典的《新闻法》为了保障新闻自由，规定了几项具体措施。首要一项，即总编负责制，按此制度要求，任何一种年出版四次以上的刊物都必须指定一位新闻负责人（总编），他一个人独立承担该刊物全部责任，即使该刊物违反了新闻法，也由他一人负责，记者和编辑不承担任何责任；其次，确立了消息源保护制度，法律禁止透露和调查提供消息的人。任何人，包括编辑、主编在内，谁都无权要求记者透露消息源的姓名，以保证人们敢于讲出事情的真相和他们真实的感受；此外，法律还明文规定了查阅公文的自由，这一制度不仅适用于新闻工作者，也适用于普通的公民。每一位瑞典人都有权查阅国家和地方政府保存的文件，只有《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机密文件除外。在瑞典，与新闻法同时起作用的，还有职业道德、职业规则等等。瑞典记者协会对记者的管理非常严格，如果有人在报道中作弊，一旦公之于众，这名记者不仅将被解雇，而且会被开除出记者协会，这意味着他再也不可能做记者。
瑞典的新闻制度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我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出现了客观公正的媒体，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无冕之王”。在中国，若能实现媒体的相对独立，那于国于民都是大有裨益，有媒体的盯梢，腐败分子必然会敛声屏息。不然，谁来监督成克杰、陈良宇、段义和们？让民众监督？那不现实。民众根本不知道书记、市长们在做什么。让纪委监督？纪委是体制内机构，陈良宇是市委书记，纪委还要向他汇报工作。可以说，权力失去制约之时，也是心理防线最松弛的时刻。当高官们基本上处于不受监督的状态，谁能经得住形形色色的诱惑？如果中国的媒体能够独立，能够像日本媒体一样敢于捋老虎须，使安倍内阁垮台，那么所有的中国官员都将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因此，面对中国的现状，我有一个疑惑：中国的新闻到底是给谁看的？这个读者群的定位是不是要重新评估？传媒的自由度是不是要放宽一些？美国的“南方小鸡”乐团敢唱歌讥讽布什总统，在中国只被当做笑柄。可几乎没有负面新闻的媒体对社会公众还有多少影响力？天下一色，反而失色。当民众对政策有隔膜，不理解、不支持的时候，应该及时通过媒体曝光，这样中央决策层才能即使掌握民情，即使完善和补充各项措施。如果媒体一味粉饰太平，转而靠花边和噱头来吸引读者眼球，那这么使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享受者之间断绝了所有联系，上不知下情，下不知上意，上下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群众之间，失去了必要的对话空间。这时，若再有利益驱动的虚假新闻推波助澜的话，必然会出现信息与真相完全相反的情况。比如，1961年，当中国饿殍遍野的时候，全国形势依然“一片大好”。
《国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古人尚知阻止人民批评的危害，远甚于江河壅塞的威胁。在网络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是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堵塞言论的。如今在BBS发言时，一代伟人的名讳时常被更换成“***”，我不知出于何意，但我知道伟人在民间是享有崇高威望的，借伟人之名哗众取宠的只是极少数不知天高地厚的愤青。但是，不难想象，如果新一代青少年在网络上随处浏览的是“***宣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之类的内容，他们肯定要问“***”是谁。我们该怎么回答？又该怎么回答他们网站屏蔽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无论我们怎么解释，都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一颗疑忌的种子。假如把媒体比做一面镜子的话，我不希望下一代人在对着哈哈镜正衣冠、求得失，因为扭曲的镜子里有扭曲的价值观，也有一个扭曲的未来。
其实，媒体的真实信息无论正面也好，负面也罢，只要客观公正地公布出来，都能给广大社会民众一个辨别、分析的机会，民众通过辩论来检验政府施政成绩，来拨正道德风向，是非曲直自然会有公论。网络时代，国家对传媒的有效利用是能够事半功倍的。但是，在一个讳莫如深的禁忌之国，即使构筑起各路媒体的铜墙铁壁，也无法遏止小道消息的愈演愈烈。二十一世纪是一个龙争虎斗的风云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综合国力方面你追我赶，但我们究竟是要把青少年们培养成风驰电掣的猎豹呢？还是要培养成“莫谈国事”的鸵鸟呢？而鸵鸟安能与猎豹争锋？
春秋战国之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从而衍生了儒家、道家源流，诸子学说历久弥新，每一部都是千年经典。康乾盛世之时，文网密布，冤狱频起，人人自危，斯文扫地，当清末列强环伺，中国已是“万马齐喑”、人才凋零。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百年之后，行近实远，此一忧也。
2007年9月14日晨作，9月17日凌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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