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落霞如血》连载第五章 于更斯谈文革（一）

五 于更斯谈文革（一）

冯子路不甘心让女儿就这样丧失高考的机会，望女成凤的梦想在他心里很难就此泯灭。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已经就这样了，不能再让下一代过他这样的苦日子。一整夜他也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吃罢早饭，他去上班。说是上班，其实是想借此机会到乌龙中学找校长谈一谈。

谈什么，他心里也没有什么底儿，因为是女儿自己不上学的，不是学校里逼着退学的，所以不好找学校的直接原因，但是是那个班主任的恶劣行为让女儿退学的，他不能不向校长说一说。

他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出了门。

走不多远，便见一老一少的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过来了。

冯子路看出两人好像要到他家来的，便迎了上去。他觉得那老人有点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老人是个胖老头子，满脸花白的络腮胡子，童头苍颜，但目光炯炯有神，精神矍铄。那年轻人十八九岁的样子，高个子，四肢匀称，身材魁梧，很有点武士的派头。

“你们是……”冯子路迟疑道。

“你是冯腊梅的父亲吧？”老人扶住车把问道。

“我是，你们是县城来的吧？”

老人笑了笑说：“老弟，你忘记了，那年我们曾经见过面呢。”

“噢，你是于更斯！”冯子路激动地说，急忙调转车头，把两人带到家里。

三人将自行车插在一棵栗子树下。冯子路把客人让到屋里，

立刻叫妻子沏茶。

张海英一边向客人打招呼，叫他们坐下，一边沏茶倒水。

“你们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名不虚传，水美，人也善良，刚才问了几个人，都热情地告诉我们你住的地方。”于更斯一面热情地跟主人说话，一面取过一个高一点的马扎儿坐下。

“你看中了这地方？可是我家多年没人来了，今天你来了，别提我多高兴了——这青年是……”冯子路说，一面端详着青年人。

“我是于腊梅的同学，叫齐珊松。于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青年自我介绍说。

“我去叫腊梅来，她到河边洗衣裳去了。”张海英说，接着出了门。

这里，冯子路跟于更斯老师开始叙旧。

“那时候我刚刚招工一年多一点，因为干得好，在车工车间当了主任，白天黑夜地大干快上，你也陪着干……一切都在眼前，时光过得真快呀，一晃二十几年了。”冯子路望着墙上的奖状，若有所思地说。

“是呀，那时候我还是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呢，你看我现在老上这个样子。”于更斯摸摸胡子说。“岁月无情呀，说老就老了。”

齐珊松插嘴道:“于老师其实年纪并不大，才五十来岁，就是有点重年纪，这我们学生都知道。他身体很好，精神也不错。”

“是呀，我记得你那时候比我大个几岁，说起话来很有劲头儿。你跟我们工人一起干，一干一个通宵，也不喊累。”冯子路说，观其眼神，可见他的心已经回到那个时代。

“那时候是大干快上，不知哪里来的劲头，晚上干，白天还要给工人理论学习小组辅导。你还记得这些吗？”于更斯蛮有兴致地说。

“怎么不记得？你是理论家，我们厂里都知道，四大本《资本论》都叫你啃下来了。听说你第一次在监狱里读了好多马列的书，有这回事吗？那时候我们也没好意思问你。”

“有这回事，我在里面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还有《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毛泽东选集》也通读了好几遍呢。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没想到……”于老师似乎想说又不愿意说下去。

“唉，我也没想到，怎么后来你又叫人逮捕了呢？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成了四人帮的黑爪牙了！当时我们也不对呀。县里去了一个人，说你是四人帮分子，要到机床厂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就发动全厂工人给你写大字报。我们也稀里糊涂地给你写了大字报。”冯子路不好意思地说，“早知道我们今天到这一步，我们怎么也不会听那些狗放屁的。积极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人成了反革命，一次次蹲监狱，真正搞资本主义的成了好人！二十多年了，我们也终于明白了。可是晚了。厂子垮了台，工人不明不白地下了岗，还不如要饭的。俺还是领导阶级呢！”他言谈中含着悲愤。

齐珊松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他俩说话，不时皱皱眉，想插几句也插不进去，但是很明显他在认真思考。

“是呀。好端端的工厂说垮台就垮台了，这真是想不到呀。”于更斯说。“你们工人太苦了。”

冯子路黯然地低下头，闷闷地抽烟，不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羡慕地说：“你们知识分子还可以，工资不低吧？”

“工资还可以。不过老弟，你也别听人家说，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有少数精英，人家在改革开放中发了大财，腰缠万贯，像俺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也就是喝了一点汤。就算我们有那么几千块的工资，可连人家的零头也没有。人家都是上千万元的存款，有的还把钱存到国外，还让孩子改成外国籍。你可能也不看报纸，年年公布的富豪榜上都写得很清楚。”于更斯解释说。

“是呢，这是人家说的，也有的说这几年干教育的发财了。下岗工人都很生气。我们可能不了解情况。”冯子路说，话中带着歉意。

“他们是误解。教育腐败，主要是教育体制腐败，少数人发了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敛取钱财，你像乱收高价学费，调一个老师收受贿赂好几万元，都进了个人腰包。我们学校的领导就是这样的。刚当校长的时候，他还是个穷光蛋，不到几年成了富翁，听说在海滨买了二百平方的别墅，要花上百万的钱。他们哪来的钱？工资就是那么一点。”于更斯好像又犯了那年当红卫兵时候的老毛病，满腔愤怒，还时时用手敲桌子。

这时候，久不说话的齐珊松也忍不住插话道：“教师队伍里也有腐败分子，我们班的班主任——那个流氓汤改革就是这样的人。他经常收学生的钱，什么纪律保证金，什么班费，好多名目。这些钱大都叫他私吞了，我们学生都心中有数。”

“唉，这是什么世道！越能捞钱越有本事。也不讲道德了，雷锋也不吃香了，也没有学毛著的了。就这样下去，国家不乱套了？”冯子路不无担忧地说。

这时候，冯腊梅端着洗衣盆来了，张月英给她往铁丝上晒衣裳，冯腊梅进了堂屋。“于老师来了！”她说，很高兴，也很激动。

齐珊松站了起来：“腊梅。”他克制自己的情绪，用不大的声音招呼道。

于更斯抬头望着腊梅说：“没想到我们来你家吧？”

“谁说呢，昨天夜里还梦见你们来了呢。”腊梅半真半假地说，一面瞅瞅齐珊松。

“那好，说明你对老师还是有感情的。”于更斯高兴了。

冯子路对女儿说：“你老师和同学都来了，这回你想想看怎么办，我看还是去上学吧。”

冯腊梅没有回答。

于更斯说：“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腊梅。有什么大不了的，该上学还得上学呀。我早就说过，你和齐珊松是我的两个得意弟子，将来你们俩一定有所作为。你很聪明，各方面都不错，一旦通过高考敲开大学的门，就可以进一步深造，是能够成才的。你不是喜欢文学吗？现在的作家都很浅薄，凭着自己的经历写点言情小说、小资诗歌什么的，写不出很深刻的东西。这跟他们的知识水平较低也是有关系的。你看三十年代那些作家，鲁迅，茅盾，他们的作品真称得上是上流之作。要写出他们那样的作品，还要多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社会。那就得好好深造。当然，现在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也有弊端，但是毕竟到大学里学习条件好一点，你可以下图书馆嘛，那里什么名著都有，自己学。你就这样回家了，也就是个高中生，知识的发展受到限制。”于老师很健谈，他谈话的声音和情态，跟他的苍老形象不相称，就像三十来岁的人在说话。

“是呀，你看你老师说的多好。腊梅，你能听进去吗？我识字不多，只是个初中水平，可我也听明白了，不上学是没有前途的。”冯子路趁机劝说女儿，一面察看她脸上表情的变化。

齐珊松也接上来了：“腊梅，你性格很倔强，可你也得听听咱于老师的意见。你不是说过，于老师是乌龙中学你最崇拜的老师吗？我也这么认为。”

“腊梅，好孩子，我听你的老师同学说得都很有道理，你也得改改你的犟脾气，不能像你爸爸那样，犟了一辈子，到今天什么也不是。跟什么人也不能执气呀，还是考虑自己的前途要紧。”张海英插话道。

几个人的话像一阵温暖的急雨，打在腊梅的心上。但是她没有表态。妈妈又叹了口气，爸爸脸色也变得不好看。

“冯腊梅，我想开通你一下。人的一生是不可能很平坦的，曲曲折折才是人生。关键是遇到曲折怎么办。是战胜它，或者绕过去，走向胜利呢，还是遇到曲折就退缩，这关系到一个人的一生能否有所作为。你今天受了这么点挫折就不上学了，那将耽误你一辈子的前途。”于更斯脸色变得严肃了。“你问问你爸爸，我们活了这么大年纪，什么困难没经过？你这点挫折算不得什么，战胜它就是。”

“是呀，你老师说得太对了。他这辈子不容易，受的罪比我还多。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堂堂的工人阶级，可你老师呢，光监狱就进了两次……”他望望于更斯，中断了说话。

“老冯，到今天了，那些都成为历史了，说说也不要紧。文革问题，叫媒体弄得一塌糊涂。还有伤痕小说，伤痕电视，都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在当今青年脑子里，好像红卫兵就是土匪二马子，是胡汉三，是刘黑七、王洪九。其实呢，你很明白红卫兵造反派是怎么一回事。你想想，那时候哪一个中学生不是红卫兵？是毛主席叫造反的，造走资派的反。毛主席是伟大领袖，十六条是毛主席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青年学生参加文革有什么错？”

于更斯说话的风格跟过去一样，声音洪亮，表情随着情绪不断变化。

“腊梅，还有这青年，你于老师说的没错，红卫兵造反派怎么成了土匪二马子了呢？打那年我看着电视上演的就不真实。文革那年我才上小学，是红小兵，可我知道的事情不少。你于老师的名字我早就就知道了。他说的都是实话。”冯子路附和着于更斯说。

冯腊梅坐在齐珊松身旁，两位青年就像听书一样，眼睛直瞅着于老师那张善谈的大嘴，不时相互瞅瞅。

就像会议上讲演的人受到听众的鼓励一样，于老师更加兴奋了，他接着讲起了他的文革经历。

“ 有些事情老于你也不很清楚，你当时年纪太小。文革开始那年我在乌龙中学上高二。这天中央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久，学校里不知是谁，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接着学校就乱起来了，墙上一夜就贴了好多大字报。过了几天，县委向学校派去了工作组。工作组去了就打右派——不，那时候不叫打右派，叫抓黑帮，打反革命，很快就把十几个老师打成了反革命，同时在学生里面抓反革命。我因为文革前就很出名，人家说我个人英雄主义，这时候就成了工作组整的对象。我由一个贫下中农的儿子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当时我真的绝望了。你想我才不到二十岁，就成了反革命，一辈子不完了吗？我被看押了一个多月，当时也想到自杀，可是我没那么办，我觉得自己不是反革命。《十六条》下达以后，我们几个反革命学生和那些押在牛棚里的老师渐渐没人管了。后来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上了报纸，我们就开始反工作组。六七年九月，我们几个反革命学生私下跑到北京，九月十五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们了解了北京的文革形势，回来就造反了。事情就是这样。可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报纸上电视上宣传的好像老师都是造反派红卫兵整的，简直胡说八道。造反派就是工作组整出来的，老师后来也都造了反。再说老师挨整是运动初期，1966年5.16通知下达以后五十多天，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是那年秋冬才出现的，怎么把整老师的责任加在造反派红卫兵身上？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运动初期是各级党委掌权，还没有夺权，也没有红卫兵。你们可能不知道，写《红岩》的罗广斌就是被当时的重庆党委最早打成反革命的，他也是后来的造反派头头。四川作家马识途就说他是叫党委整的，不是造反派整的。当时刘少奇派的工作组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教师里面打了一万多反革命，在学生里面也打了好几千。这些人不少都造反了，那是逼出来的。按照媒体上宣传的，只能说是造反派整了自己，真是荒谬的逻辑！”说到这里，于老师很激愤。冯腊梅给老师递水。冯子路递烟。于老师说戒了，但还是接到手里。冯子路给他点上。于老师抽了两口，心情平静下来，又把烟掐死了。

“没想到于老师受这么大挫折。”于腊梅感叹道，“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