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大跃进万岁！

大跃进万岁！

(纪念建国六十周年)

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间，几亿人民建树的光辉的新生事物，值得大大庆贺、宣扬、继承的一件大事。但是，近30年来，大跃进成了地富反坏右及其代理人走资派攻击、污蔑毛主席的重要题材之一；编造的“罪状”之离奇、辱骂语言之恶毒，均到了竭尽之能。把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丑化到了极点；到了实不可忍的地步。好在，我们这代人，都是亲历大跃进过来的，在这代人没有死绝之前，不管是哪个大人物，还是其唆使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大小走资派，任何否定大跃进的企图，最终只能是扳起石头砸烂了自己的脚。历史将再次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本人写这篇文章，想把重点放在争论最剧烈的问题上。

一、大跃进的时代背景

1958年，即大跃进开始的一年，当时正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园满完成。“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784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18.4％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14.7％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1949年的15万8千吨，增加到535万吨；煤产量从1949年的3200万吨，增加到1亿3千1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到604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4.5％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4. 3％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开始时的41.5％(1952年)提高到结束时的56.5％(1957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从无到有的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率都不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3.7％，英国只有2.9％。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是很快的”。(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至1976)》上册第763至764页)。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见，五年内工业总产值增长5.6倍；农业产值约增加一倍。远比被“精英们”吹神了的美、英帝国主义增长快几倍。毛主席领导的20多年，干了美、英帝国主义干了一百多年的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工、农业产值的增速，尽管当时没有“大跃进”这个口号，但事实上是大跃进的五年。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1958年，即或保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也是完全合格的大跃进。因此，1958年提出大跃进是顺理成章的事，是历史的继续，是人们通过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升华。

二、大跃进的提出

现在某些人攻击的“大跃进”，实际上指的是“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因为三面红旗均是1958年相继提出的，相互间有联系，但有区别。本人认为应分开讨论三面红旗，关于人民公社，我在《人民公社好》一文，已阐明了自己的覌点；本文主要探讨大跃进。

“大跃进是由周总理提出部署的，毛主席大力支持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一天，毛主席、周总理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客人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他们边走边聊。周恩来：‘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毛泽东：‘噢，大--跃--进？’周恩来：‘是的。《人民日报》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毛泽东：‘嗯，这个题目好，拿来给我看看。’周恩来找来报纸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这个提法很好。’随即拿起笔在上面作了批语：‘提法很好。’周恩来回到住所，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周恩来为了落实大跃进的具体实施方案，曾经召集谭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谈，拟定文件上报中央获得通过。大跃进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一九五八年底，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宣部的陆定一在大会上正式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中宣部提议的文章清样摆放在主席台旁１１８厅的地毯上。从此，中国有了三面红旗这个名词和三面红旗万岁这个口号。会上，刘少奇、xxx对三面红旗的提出和三面红旗万岁这个口号均极力赞成、拥护，态度比其他人更坚决。（甄文注：刘少奇、xxx在这次会议上的表态均纪录在案，欢迎有兴趣的同志到有关部门查阅。）”

  “从大跃进的提出到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响应，周恩来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又对各地的进展情况进行检查、督导。总之，周恩来对大跃进倾注了很大心血。其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生产大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无不热情投入，积极参于。周恩来忙于国务院工作时，刘少奇主动取代了周恩来，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全国的大跃进工作”。

(注：以上摘自甄石著《谁嫁祸了毛泽东—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以下称甄文)。

三、大跃进的成绩和贡献不容抹煞

大跃进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对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值得后人称道、借鉴。

1958年的大跃进，我们都是亲自参加了的，当时还在南京唸书，一开始我们全班开始炼铜，因为当时铜材很紧张，我们学无线电工程的，铜丝是必须品，大家齐心协力，完全靠两只手，去山里挖泥(耐火泥)等，自动手造土炉炼铜，但很遗憾，失败了；铜没有炼出来，损失几百斤煤、一点焦炭和几十斤矿石，可大家锻练了砌土炉子，并亲身体验了冶炼的主要流程。接着我们就生产碳膜电阻，一下搞成了，整个工序都是土办法搞的，生产出了多种规格的碳膜电阻，为国家出了点力，大家都很高兴。接着我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参加导航课题的研究，这些基本知识，对我后来毕业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自己用的第一台12吋电视接收机，除掉晶体管、各种电容、电阻、磁性元件、显像管是买的成品外，各类线圈、包括中周、高频变压器、连万用表和高频信号测试设备以及机壳等都是自动手搞的；这同大跃进时培养敢想、敢干是分不开的。

大跃进最突出地表现在兴修水利，全国上下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兴修水利，不仅为当代造福，而且造福几代人，没有大跃进，其兴修水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上自毛主席、中央领导，下至学生、教师、工人、解放军都在兴修水利工地流淌了汗水，这些宏伟的场面，由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参加劳动的十三陵水库；河南豫剧《朝阳沟》，就是对大跃进那段火红日子的真实记载；直到延续好多年才竣工的宏伟的红旗渠等等，都有电影记录片可查。有同志作了详细统计：“淮河、黄河、长江、运河、辽河、松花江、珠江，七大流域都先后进行规划治理。不论筑坝防洪发电，修堰引水灌溉，国家参与程度，群众动员人数和总投资额，都远远超过了历代，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由1952年至1980年近三十年间(注：其中主要是58年以后)，国家用于水利的资金近800亿元，其中地方及社队自筹也近百亿元。建成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工程设施。主要是：整修、新修堤防、圩垸、海塘165,000公里；疏浚整治排水河道，开辟排水出路；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6,000万座（解放前有大中型水库23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包括电力投资的库容11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机电排灌动力由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7000多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发展到209万眼；水利结合发电装机900万千瓦”。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劳动人民靠两只手、肩挑、手推挖出来的。如果用当今市场经济折算一下，这些工程增加了多少年总产值？

大跃进从1958年到1978年x某“上台”，在工业、国防、交通、文教、卫生等等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其中许多是史无前例的，如石油、长江大桥、核弹、火箭、人造卫星、大型计算机、一些高科技信息产品(如各种雷达、激光产品、声纳设备、各种遥感设备等等)、各种机电农机具、万吨货轮、………，都是从无到有。这些在报纸、互联网、图书资料、书刊，都有大量报道，在此就不摘抄了。

可以说，大跃进不仅出了丰硕的成果，工、农业高速发展；　1960年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提前三年胜利完成；充分证明了大跃进作出的贡献。而且，在大跃进时期，全国培养出了大量改天、换地的优秀人才，如山西大寨的陈永贵、大庆油田的王进喜(铁人)、河南带头修建红旗渠的杨贵、还有人人皆知的焦裕禄、…等等。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能调动全民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人们有理由，理直气壮的高呼：大跃进万岁！同近30年砍掉了三面红旗后，尽出陈良宇之类一窝窝蛀虫、败类，这一比较，更应高呼：大跃进万岁！

四、某些人对大跃进的破坏

大跃进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同样会遭到一些别有用心和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有的还十分严重。我想重点讲三个问题。

1、浮夸风、“共产风”和饿死人的问题

毛主席健在时，在批彭德怀的会议上，xxx对大跃进有一段讲话：“我们党内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看不到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竭力夸大群众运动中的某些已经克服的缺点，借以非难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对于我们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生活中愈来愈明显，而他们却以为这个运动只能起破坏作用；人民公社已经在总结了初期的经验以后进一步成长和健全起来，而他们却以为人民公社正在‘倒退’，只有解散人民公社才是唯一出路；广大人民群众都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局面好得很，而他们却认为‘糟得很’。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覌点，显然不过是害怕群众和敌视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覌点在我们党内的一种反映……”。(参见内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传》第354至355页)。

毛主席去世后，他说：“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越来越多”，（x选2—295）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x选3—253～254）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民主集中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x选2—348）“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歌颂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x选2—345）。

以上这两段文字，发生在毛主席生前和生后，出在同一个人的嘴巴，但内容全然相反，我很想听听叫喊了30来年“实事求是”的“精英们”，如何“与时俱进”地把这两话统一起来？

由于各人的阶级立场的不同，对这两段话会“各取所需”，这才合呼辩证法。

我想借这两段话，花点笔墨，谈点离题的话。从文革过来的同志，都亲历了“两派斗争”，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斗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如果冷静下来再回顾那段历史，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不是捕风捉影。就会发现，两派对立，大多就是嘴巴上胡须有点白的“老革命”，在人前说人话，而在人后说鬼话。比如，国防科委“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就是个典型。挑动群众各抓住一端，由争论、到对立、…。最后，聂某渔翁得利，把科委搞成聂氏后代“夫妻店”，成了一家专政，接连发生一串严重腐败案例，还无人敢管。而有些天真的朋友，因在浱斗中挨批、挨整了，不分清红皂白，把帐记在文革和毛主席头上。但谁都记得文革时中央文件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事实上对挑动武斗的“老革命”，一般人只听到他公开场合冠冕堂皇的漂亮话，想不到他背后的勾当。结果“老革命”坐观其斗，渔翁获利。其实，只要平心想一想，你把帐记在毛主席头上，我要问，毛主席认识你吗？你为什么不认真分析分析同你直接相关的“老革命”是那根藤上的“瓜”？我讲这段离题话，对当前和今后，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记住毛主席讲的：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甚至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还在走；他死后，几个老帅要闹事；……。这些苦口婆心的教导，今天回想起来，是何等高赡远嘱啊！最后，还是用毛主席的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结束我这段离题的话。

再谈谁刮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结论是刘、x。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仅建议感兴趣的同志，抽时间看看几本书：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忆毛主席》1995年2月第一版；逢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岀版《毛泽东文集》以及张宏志同志编写的《还清白于毛泽东》，这些书，有证有据地用大量历史史实揭露了刘、x大刮浮夸风等等问题，许多媒体这些年也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在此就不重复了。从这些书里，还用大量史实，证明要不是毛主席较及时、下大力狠刹五风，其后果不堪设想。这30来年，他们在安徽小岗村亲自树的反面典型，是当年(1958年)刮五风的最新样板，遗憾的是，毛主席早已过世，既没有人敢公开刹这股风，也再也找不到替他们代过的人。其破坏性比58年还严重，在全国死了多少人？它使全国农村起码倒退了50至60年，如若不信，不妨看看全国农村什么时候能赶上没有分田单干、坚持公社制度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的今天？

关于1959至1961三年自然灾害死人的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大跃进“饿死了3至4千万人”的大谎言，攻击毛主席。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从互联网查一下“大跃进”，会看到有的同志写了一篇基本如实反映大跃进的文章，却招来一堆人的跟贴，指名道姓辱骂毛主席“饿死几千万人”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说：“大跃进时‘风调雨顺’，根本没有灾害，完全是‘人祸’饿死的，……”。从这些跟贴者的语言看，很可能大跃进开始时还没有出生，或还是个不懂事的娃娃，对这部分人，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教唆犯。大家只要看看被宣称是中央“党校”教科书《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大厚本(共四大厚本)有关大跃进等部分，什么“纪实”，基本上是教唆反毛的大毒草。其它当今一些中、小学“教科书(政治、历史部分)”，是些什么玩艺？就可想而知。加上一些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及其没有教育好的子女为“教师”的恶意宣泄，误导青、少年。对这些青少年，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而对李锐那类从头反动到脚后跟的反动分子，就不必与之争论了；毛主席如果没有这类人的疯狂污辱、反对，毛主席也就不是人民、尤其是贫下中农、工人(而不是工贼)、革命知识分子等的伟大领袖了；也就成了地富反坏走资派“小平你好”了。所以，我在这里谈死人的事，主要是针对那些听了教唆犯误导的青少年讲的。

我希望他们不唯书、不唯上、而只唯实；不能人云也云，凡事要多动脑子，多问个为什么？包括对本文讲的，也应如此。

许多史料证明，用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破坏大跃进是那两个伪装为真人君子的“老革命”刘、x干的，这我已推荐查上述介绍的书藉。但我不认为那两个“老革命”刮五风饿死了几千万人，饿死了人是事实，两个“老革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死人没有那么多，而主要原因是天灾，其次是人祸，而且死的人，也不全是饿死的，许多是正常死亡。只要动脑子一想，那时中国仅约5亿左右人口，如果死了四千万，则平均每12.5中有一个人死了，你们见到周围死这么多人吗？再就前面讲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三年就完成了。提前三年完成，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是1958和1959两年内完成的，这两年，正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死人最多的时候，要是饿死四千万人，全国约平均每三户人家，就饿死两个人，哪还有心思和精力去搞社会主义建设、并完成“二五”计划？这些极浅易的常识，都可判别饿死那么多人是恶意造谣。

凭我老家苏南地区，我没听说饿死人，但有吃胡罗卜(家乡的主要猪饲料)和瓜菜代粮的，有极少数浮肿的。但五风刮得严重的如河南省等，确实饿死人了，这在下面介绍。另外，说大跃进期间风调雨顺、没有天灾；如果这句话，出自从大跃进过来的人讲的，则无疑是别有用心。事实是，大跃进的第一年，1958年，确实是风调雨顺，所以我在前面讲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丰产年，只是由于五风破坏，丰产没有丰收，一部分粮食没有收上来，烂在地里了。即便这样，粮食也是够吃的，才有下面要介绍的刘少奇大办食堂，农民“放开肚皮吃饱饭”，甚至大人打着孩子压住了尽量多吃一点。这些，今天听了是笑话，但当时却是事实。因此，1958年不存在饿死人的问题，倒是不少人吃撑了，这才是事实。这种放开肚皮吃饱饭，我在假期回家是亲自吃和目睹的事。可见，如果说1958年是风调雨顺是事实，但说1958年饿死了人，是100％的恶意造谣；但有没有放开肚皮吃饱饭，吃撑死了的？我不知道。

但是，从1959年至1961年，共和国遭遇了特大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严重在受灾面积特别大、持续时间特别长；证明说大跃进风调雨顺是造谣。不少同志对当时全国受灾情况有详细统计资料已公布于众，为缩短篇幅，在此不赘述了。我们的周总理都说：是他遇到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我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注明了参考文献)，对我们这代人就更是从未见过的特大自然灾害了。我这里仅举亲见、亲闻为例，大家都知道，江苏无锡地区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人人熟知的沙家滨就属无锡地区。可是，在大灾之年，就有无锡人逃荒到我家乡(现今常州市新北区)，甚至有带了姑娘来逃荒的，就嫁给我家乡的青年落户了。因为我家乡历来种胡罗卜喂牲口，大灾年，我们家乡胡罗卜仍丰收，真解决了大问题。仅就此例，说明素有鱼米乡之称的无夕地区有人逃荒，足以证明当年自然灾害之严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遇到如此严重的大面积自然灾害，要做到不死人，只能是愿望，而不是现实。即或到了二十一世纪的2008年，“精英们”吹得富到流油的年代，春季南方遇大寒、有的地方长期干旱，我们一些官办报刊不也公布死人了；“科学发展观”了几年的2009年7月2日，“京华时报”A06版报导：大字标题“22省洪灾致95人死亡”。即或“精英们”吹成“天堂”的美国，也还频频公布自然灾害死人的情况。可以说，直至现在，“人定胜天”，还只是人们的愿望，人类对有些自然灾害还是一无办法，这是现实。因此，有人用自然灾害来攻击人，只能说他是无知，如果是知情的“大人物”或“专家”借此攻击人，那就是别有用心。

应当谴责的那两个“老革命”，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给大灾雪上加霜，在五风严重的地区，由于五风而造成了惨重的死人事件。为说明问题，关于五风的重灾区河南省，我看到有几个材料报道类似情况，在此仍摘录前述甄文有关部分内容如下：

“一九六六年底，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芝圃)：（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刘少奇助长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x××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五八年刘少奇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刘少奇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x××找我谈了话。
  问：x××找你？什么意思？
  吴：x××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x××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思(识)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注：以上为甄文的原文摘抄。甄文还慎重声明：此文(即甄文)中的大量资料来源于党史以外的调查，望网友及有关单位下载、收藏。如果政府肯把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头版刊登的话，我愿意把所调查收集到的资料全部献给国家档案局)。

以上清楚不过地看清了五风重灾区河南省的五风是谁在幕后、幕前策划和指挥的。由于造成了严重死人事件，中央把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对主要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但毛主席去世以后，在那个一刀切的“大平反”时期，有的大人物给予原受了处分的作了平反，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另外，毛主席在世时，艰苦地花了三年精力，狠刹了五风，至七千人大会，告一段落。自此，直至毛主席去世，就很少有浮夸凤、“共产风”，相反，冒出了个瞒产问题。毛主席去世后，浮夸风、“共产风”不仅在小岗村死灰复燃，而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普遍问题。事情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诸君该作何结论？听便了！

我想补充讲几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问题，我曾介绍过中央当时关于定为右派有三条严格标准(参见本人写的“建国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之我见”一文)。这段时间，有同志著文说：当时毛主席估计有5000左右的右派；但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提出要下面按人员比例抓右派，结果共定了55万多个右派，扩大了100多倍，造成反右严重扩大化。好在毛主席关于一个不杀，没有人敢篡改这个政策，否则就会像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搞的“严打运动”那样：“不计其数的人轻易被判重刑，司法的进步摇摇晃晃”、“在街上撤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被逮住也叫流氓罪，………”，不少人丢了脑袋(参见“京华时报”2008年11月5日第A12至13版)。因为有毛主席的：留了人在，搞错了还可平反。让右派们才都保住了命，否则，如果像八十年代“严打运动”那样，就不知有多少右派、和错被打成“右派”的人头落了地。但有的大人物很技巧地讲几句话：“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越来越多”，（x选2—295）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来了个金蝉脱壳，一下把责任人推给了毛主席；再磊落地一刀切平反，并大力宣传“右派先进论”，外加破格提抜、重用，扩大化的罪魁，一跃成了“x青天”。这也同前述原本是刮五风的罪魁，吐那么几句话，一下把责任推给了毛主席，自己成了“反五风的英雄”。其实，他演这类把戏的事例，可随手捡来，称得上是他的拿手戏。但是，总有一天，他也不会落得好于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的下场。2008年11月28日“文化艺术报”第2版，标题为“红墙里的阅读：中国当代领袖及官员们的读书生态”一文，说他不读马列，是“鬼书武侠爱好者”，看来名不虚传，看鬼书、武侠书，真还学到了做鬼、弄侠的本领。像我这类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开始很单纯，想问题简单，还真学了几遍“修养”，刚开始听了“老革命”的报告，还真是如听了天书，理解不了的就在主观思想上找原因，进行“修养”；例如我当初听聂荣臻的报告就是这样，那敢怀疑“老革命”讲假话、错话、鬼话、反党的话？还真是文革的功劳，通过进一步学习马、列、毛著作，理论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加上某些“老革命”在文革中的淋漓尽致的表演；开始能鉴别某些人披着的“老革命”外衣，不过是“皇帝的新袍”。

2、关于“吃大锅饭”

近30年，“精英们”借“吃大锅饭”问题，全方位围攻毛主席，“大锅饭”成了攻击毛主席不可缺的内容。他们讲的“大锅饭”，是指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办的集体食堂；即农民不每家每户单独做饭，大家都到集体办的公共食堂吃饭，还不用掏钱，我上面讲的放开肚皮吃饱饭，指的就是在这公共食堂吃饭。

“精英们”借“大锅饭”攻击毛主席的内容很宽，比如计划经济是“大锅饭”、八级工资制是“大锅饭”、哪个单位自主权少一点是“大锅饭”、差距不大是“大锅饭”、……。可以说，“大锅饭”被丑化得不能最丑。

平心而论，如果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办个食堂，无尚不可，但要处理好集体补贴的部分和自己掏钱部分，也不绝对排除经济条件很富裕的社、队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并不是城镇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等的“专利”，而农村就不能办食堂。但问题出在一声令下，家家户户都得到食堂吃饭，并把各家各户的锅、灶都砸掉了，断了各家各户做饭的后路，还不管条件如何，都吃饭不要钱。可以设想，解放的时间不长，虽然农民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但小农思想的尾巴还拖着，所以出现上述放开肚皮吃饱饭，大人打着孩子逼了要多吃一点，造成糟蹋了不少粮食。更严重的是，放开肚皮吃了饱饭，似乎饭是天上掉下来的，在一片欢乐声中，沒有组织好秋收工作，造成上述1958年丰产沒有丰收，是重要原因之一。接着来了当时意想不到的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大锅饭”糟蹋掉的粮食，尤其是58年丰产沒有丰收，也增加了大灾年缺粮的问题。这是我对当时吃“大锅饭”情况的回忆和粗略的分析，如有疏漏、失实处，欢迎指正。

“精英们”借吃“大锅饭”攻击毛主席，沒有一个人实事求是讲清吃“大锅饭”的来龙去脉，他们也沒有勇气讲出真实情况，讲清了情况，不就穿帮了，还能诬陷、栽赃毛主席嘛？几个“大人物”玩的手腕，同上述“死人问题”栽赃、诬陷毛主席同出一辙。请看甄文介绍的以下事实：
  “大锅饭是刘少奇的杰作，他亲自提倡布置的”。
  “一九五八年元月，中央在南宁市召开了一次国务工作会议。休息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主席，苏联的工厂里和集体农庄里的集体食堂我看不错，既节省劳动力，又卫生。我国可以不可以也搞集体食堂？”
  毛泽东听后迟疑了一下说："国情不一样，有的在苏联行的通，在我国就不一定了。"
  刘少奇说："我们可以先搞几个试点，不行就解散，这项工作我来做。"
  毛泽东说："我不主张。你要搞试点的话，搞一个就行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第二天，刘少奇找到朱德说："朱老总，集体食堂的事你知道了吧？"
  朱德："啥子事？"
  刘少奇："苏联的集体食堂是个成功的经验，很值得在我国推广。我向主席提出了我们也办集体食堂的建议。"
  朱德："不晓得、不晓得。"
  刘少奇："你见了主席呀，再吹吹风，使这项工作能够尽快在全国展开。"
  朱德："嗯，我问下好喽"谈起了其他事情。
  一九五八年四月的一天，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向周恩来、陆定一说："我向主席提出来办集体食堂的事，主席同意先搞试点，你们出个主意，试点放在哪里最合适？"
  陆定一说："南方放一个、北方放一个，有代表性。"
  刘少奇说："不，我准备南、北、中各放一个。北方的放在天津、中间的放在河南，我已向这两个地方的干部打了招呼。南方么，见了陶铸再定好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开始前隙，刘少奇找到毛泽东说："主席，向你汇报个好消息，集体食堂试点搞成功了。我亲自到天津、河南两个试点进行了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都说好。"
  毛泽东说："会有人说好的。但，要把都字去掉。家庭条件差的会说好，家庭条件好的就不一定是真心话喽。"
  刘少奇："主席，我讲的全是实话，没有半点谎言”。
  毛泽东摇摇手说："世上没有完美的事和物，人也不例外。吃大锅饭，有人说甜、有人说咸，众口难调么。"
  刘少奇："主席说的对。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建议尽快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不要急于求成。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要考虑、要坐下来研究，试点范围可以大一点，效果究竟怎么样？那时再说好了。"
  "试点范围可以再大一点"的大字，让刘少奇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在全国到处乱跑，到处乱说："主席同意了他大办集体食堂的建议。"并向多人吹嘘集体食堂是他的杰作。
“  在此期间，刘少奇没有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同意，督促很多地方合了大伙，建立了集体食堂，吃了大锅饭。等到中央形成了意见，他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

(注：以上选自甄文中有关部分的全文)。

3、为什么他们要破坏大跃进

虽然有几本书介绍了这个问题，其中包括甄石同志的著作。在此仍用甄文来回答刘、x为什么要破坏大跃进这个问题：     　

吴(芝圃)：“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x××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刘少奇、x××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x××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还要带头大刮五风，以狂热的极左面目破坏大跃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曾拜访过多位资深的老红军将领、高层的老干部，解放前后五大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得到了两种说法。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得了一场病。周恩来探望他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我一人出任，感觉有点累。国家主席你担任好了，我只管党，会轻松些。周恩来说：我只做总理，不做主席，主席永远都是你的。并安慰毛泽东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这段谈话在中央高层干部中慢慢传开，刘少奇听到后眼红了，对周恩来产生了嫉妒心。

　　一九五八年春节期间，中央领导也象民间一样相互拜访、问候。刘少奇到周恩来家拜访时曾流露出他的嫉妒心，话中带刺的说：'你是主席的大红人，我远远不及你呀。'

　　所以说，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是为了压制周恩来。

　　另一个说法是：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为了感谢赫鲁晓夫对他的厚爱，曾经向赫鲁晓夫写过一封感谢信。信中向赫鲁晓夫承诺他毕生致力于苏中关系友好，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永远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刘少奇回国后，为了炫耀自己，曾经向多人谈及过这封信的事。中苏关系破裂后，刘少奇又否认了这封信。但，话从口中既出，否认是否认不了的。

　　还有，赫鲁晓夫每次访问中国，刘少奇都私自一人到赫鲁晓夫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谈话，鬼知道他向赫鲁晓夫谈了什么？

　再则，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成立了人民公社，柯庆施建议大炼钢铁，周恩来提出大跃进，朱德正在休息，就显得刘少奇无所作为了。尤其是毛泽东对周恩来提出的大跃进鼎立支持，就更增加了刘少奇对周恩来的嫉妒心。

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动机是为了策应赫鲁晓夫，向赫鲁晓夫兑现他的承诺” 。

(注：以上选自甄文有关部分)。

从以上材料可见，围绕大跃进，始终存在两个司令部间的剧烈斗争，这些内幕，常人是很难想象的。从中可以看出，谁是一心为公、一心为人民，全心全意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谁是为了个人私利、而阴谋争权夺利、破坏大跃进？如果再联系近三十年的现实，答案是很清楚的。但是，各个阶级会在这个问题上，会选择符合其本阶级利益的答案，就听便了！因此，对大跃进肯定和否定的斗争，还必将继续，这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毛主席、周总理领导的大跃进，虽遇到了如此震惊而剧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还遭遇了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但仍能取得前述那么辉煌的胜利成果，更证明我们要永远高举大跃进的红旗，高呼：大跃进万岁！

五、砍掉了“三面红旗”的后果

如果我们认真总结x某砍倒三面红旗后的这30年，造成的严重后果，将对革命的后来者有很重要的作用。

客观认识近30年，恕我直言，这30年，可概括为：统治阶级要腐败、倒退、复辟，卖国、卖国企、卖土地，即人们称谓的“三卖”；而人民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造成的当今社会特点是虚荣而实亏：靠苛捐、杂税，还有巧取、豪夺，堆出了虚荣，即有钱；使馆被炸、国土和领海被瓜分，无招架之举，这就是实亏。这是否如实概括了当前社会概貌？供商讨。

有人喊了3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此攻击毛主席“只抓阶级斗争，而不搞经济建设”。但髙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却偏偏砍掉“三面红旗”，而“三面红旗”沒有一面不是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喊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砍掉搞经济建设的 “三面红旗”？ 这30年的实践才找到了答案：这3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称复辟资本主义，这己是国内、外之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过是幌子。而“三面红旗”，旗帜显明地表明，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三面红旗”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三面红旗”简明而完整地、科学地阐明了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策略和组织形式(在此不展开讨论了)。中国如按这条路子走到今天，将是个什么样？人们不仅可以展望，而且有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以及最近半年内各媒体报导的几十个坚持至今的社、队，有这些样板在。应指出，这些坚持下来的社、队，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是在资产阶级、走资派打压下取得的；如果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肯定更加辉煌。这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安徽小岗村怎么样？彻底垮台了，却留下了x某搞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的新的历史记载；小岗村是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缩影。砸掉“三面红旗”，换上了“一块石头、两只猫”，将是怎样？一切向钱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捞钱：沾了鲜血的钱、羞辱民族的钱、逼得姐妹们卖淫的钱、敲诈勒索的钱、苛捐杂税钱、卖国、卖土地的钱，包括出卖灵魂的钱、……；汇总成一个虚荣的而实亏的社会。下面用事实解读这些问题。

近30年，嘴皮上把“科学”叫得很高、很响。但事实上没有搞出什么对国力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工业基本上成了帝国主义的“组装厂”，核心技术操控在帝国主义手里。应引起足够重视的是电子行业(现称信息产业)，尤其是其中己广泛使用的电脑、网络、通信等核心技术，从硬件到软件，基本上美国等帝国主义一统天下，核心部分都操控在美帝手里，本人从这些年上网实践，美国在网上搞一点小动作，例如弄个“病毒”，就能让我们不少电脑、通信瘫痪。前段时间，美国闹了一阵说凡电脑安装了盗版操作系统的，美帝将采取措施，使这类电脑不能工作，引起国内一片抗议和惊慌。事也揍巧，近段时间，国内一些省市，部分同志找我，说国内有几万人受美帝不明武器伤害，受害人大部分神经慌忽而萎靡，普遍坐卧不安，少数还有明鲜伤痕，严重影响人体功能，并给我看了几份国内外报纸报导，称：美帝正在大力试验，通过电脑、网络、通信等电子系统，使敌国的人不知不觉成了“行尸、走肉”；问我有何防护办法？(讨论的内容略)。但如果这种试验及已达到的效果属实，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由这些事例，使我们能进一步认识到“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其问题的性质和后果的严重，凡一打起仗来，美帝不仅可控制硬、软件出口，而从电子战的角度，让你的电脑、互联网、通信等瘫痪，这将对我反侵略战争，造成严重威胁。这可不是耸人听闻，从理论上是解释得了的。可见，科技、工业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丧失核心技术自主权，对国家安全，后患严重。

在军事上，幻想美帝“立地成佛”，仗“打不起来”，不仅砍掉了一些高、精、尖军事科研项目，甚至军队搞市场经济，军风严重腐败。更可悲的是把脸皮帖到美国的屁股上，高喊“伙伴关系”、“和谐世界”，美帝还真不领情，亡我之心日益膨胀，从炸使馆，到现在唆使日本等国家明目张胆侵占我领土、领海，而我们无有效还手之举。

2008年8月5日“京华时报”Ｂ37版报导，小标题：“国家统计局发表经济评述、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2009年1月20日出版的“文化艺术报”第5版，标题为“足迹遍布五大洲30多国‘中国海外租地种粮210万公顷？’”一文说：“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中国粮食净进口量将由1997年的416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976万吨和2020年的2224万吨。届时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进口粮食不如进口土地，……”。众所公认的我国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组装厂”，和上述经济上超过60％依赖帝国主义，粮食依赖进口量大幅增加，以至在国外租用耕地210万公顷种粮；把30年前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变成了目前经济、工农业依赖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甚至到了黑龙江被美国转基大豆挤压到了呼吁要救救黑龙江大豆生产、加工基地的地步。

时代周报(2008年？)6月25日讯：“ 中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在日前召开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正在受到政协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一组数据说明，在这30年内，使30年前全国基本上是全民经济和集体经济，一跃而为千分之四的人口(地主、资本家)，占有了70％的财富。如此高速培植大地主、大资本家，连清朝有名的大贪官和珅也得叹为覌之，“精英们”还歉虚地说“要同美国接轨”，事实已超过了美国了。“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全国50%—60%的财富”。说明中国已把日本等“发达国家”远远甩在后面。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这一组数据，证明权钱交易，从30年前基本是零，而一下膨胀了无数倍，该拿诺贝尔“权钱交易奖”；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这就难怪一些报纸要大力宣传清华大学培养出的大学生，三个当了常委。说明清华大学培养的专家，治国“有方”；可惜中国只有一个清华大学。这30年培植地主、资本家的辉煌成果，引来境外阵阵“赞美”：“6月10日，《福布斯》中文版首次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调查’显示，当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品牌最看好的市场。6月22日，‘中国第一豪宅’汤臣一品，一天内卖出了5套，均价每平方米11万元。这并非个案，5月底，深圳华侨城推出的7套别墅一天全卖光，均价每平方米12万元”。所以媒体立即宣扬我国经济已“回暖、复苏”，“危机己见底”。如果我们走在马路上，看看跪拜在马路边乞讨的骨瘦如柴的老人，再想想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娶不起老婆、火葬不起抛尸河圹遭罚款、……；可这就是当今官办媒体鼓吹的“大好形势”、“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和谐社会”、…。

国安部专家以题为“暴露贪官情妇和性事要考虑国家安全”说：“记者从国安部获得的消息，广东陈绍基和深圳许宗衡案子相继出笼，国安部一位经验丰富的心战专家，也是我国隐蔽战线的著名心理学家通过国安部相关部门对中央提出了严厉警告，警告中央在办理类似贪官污吏的案子时，不宜公开贪官污吏的生活作风问题，特别不能过多渲染他们有多少情妇。这位心理学家提出这个警告前，从广东传来的消息揭示，目前被抓的广东腐败官员，平均拥有的情妇超过28名，其中一些政府高级官员，还专门设立了玩弄湖南、四川和贵州处女的联络处。而深圳一帮官员竟然在香港有专门的窝点，轮番去嫖从世界各地运送来的供他们作乐的美女。许宗衡为这个窝点亲自批款”。可见，高官或称高级“公务员”嫖娼嫖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的程度；因此，下一组数据就有可信度。有的同志在媒体著文说：“在网上搜搜相关数据，个个都是触目惊心的。单说2000年有报道《‘性产业’撑起中国经济之一角》说：我国卖淫女不少于五百万人，如果每个人带动三个辅助就业，则中国‘性产业’从业人员约达二千万人；如果假定2000万性从业人员的年均收入为2万5000元人民币的话，则其收入总额约在5000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6%左右。如果估计‘性产业’群体的消费支出乘数（就是每一块钱‘性消费’带动的其他消费支出）为四倍的话，那么由‘性产业’带动的年社会总消费额竟达1万亿！‘性产业’竟然撑起了中国经济的一角？考虑到1998和199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7万8000亿和8万3000亿元的话，则‘性产业’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居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12.8%！瞧一瞧，这就难怪那个以xxx代言人自居的皇甫平，竟然主张‘性产业’阳光化啦！也就难怪我国的‘性产业’，怎么尽管还没有法制化，可却早已不再是城市的垄断产业，而是遍布城乡、远及野岭，早已实现了阳光化全球化啦。这两年，有研究说，我国卖淫女已经达到2500万人左右了。果真如此，性从业人员就该达1亿人啦! 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0万亿，考虑到供求关系，以物美价廉抵消物价上涨因素，‘性产业’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占国内生产总值也该在25%左右！要不信，就到那湖北巴东去看一看嘛”。还有报导说，我们一些少女，被贩卖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沦为妓女；使在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感到非常屈辱，而心灵受到伤害。

从以上一组数据和事例，说明我们的“富”、“外汇储备”、生产总值…这一串数据，其中多达25％是靠贫苦百姓的姐、妹们卖淫而来的，我就不知“精英们”看了后，心里是什么味道？就不会想到你吃的一桌丰盛的酒席，其中的25％，竟是我们的阶级、同胞的姐妹卖淫钱吗！卖淫有如此大的“贡献”，主张“性产业”的皇甫平们，为什么不把你们的母亲、老婆、女儿、姐、妹们组织起来卖淫搞个“性产业”样板捞钱呢？不过，皇甫平们倒是把“科学发展观”学到手了；把历来卖淫嫖娼看作耻辱之事；皇甫平们把它“与时俱进”地“科学”一下，就成了当今时行名称“产业”，“改革开放”依托这类“专家”还愁不性旺、娼盛吗！而且“性产业”、“性服务”、…这类新词语，还充实、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大百科全书”、“中华大辞典”的内容。可是，一个政权豢养如此一伙败类，到了起码的廉耻都不要的程度，这个“改革、开放”还能折腾下去吗？还该折腾下去吗？

有文章说：“据香港《大公报》6月18日报道，全国政协常委、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张黎上将今天在全国政协小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南海是极重要的战略通道，对保持国内稳定和长治久安具重要意义。报道说，南海问题由来已久，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一些周边国家加快了对我国领海的蚕食。这一系列染指中国领土领海的行为引发国内民众强烈关注。为宣示主权，中国海军舰队近期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南海举行了大规模现代化舰队编队实弹演习，还先后派出多艘渔政船只赴南海宣示主权，渔业部门并按惯例在南海部分区域实施休渔。张黎表示，南海形势目前非常严峻。南沙五百多个岛礁，我国只控制其中四个，越南占二十九个，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各占了三个以上”。

讲到这里，和同志们、朋友们共同回顾一段历史。30年前，人民生活并不宽裕，不仅是一般老百姓，就是中央领导层，除像周总理经济上沒有问题，说比较宽裕也行，因为他上无老、下无小要负担，他扶养的一些烈士子女也已长大独立成家。同他类似的中央领导经济上没有问题外，毛主席负担很重，经济上不宽裕；刘少奇子女多，生活有困难，还要救济；陈毅还得向周总理借钱填补空白；……。国家那时的钱，主要投资在建设社会主义，20年沒有增加工资，高层还降了百把元工资，并禁止造楼堂馆所，高尔夫球场、消费性“洗浴”、……，就不知何物。但陈毅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针对当时帝国主义战争威胁，而大声说(仅本人记得的一点大意)：老子都几年不打仗了，帝国主义都来吧，常规战争、核战争，老子等着啰！(注：因原话一时难找出来，回忆的是他讲话精神)。人民听了从心底感到自豪，这就是民族的脊梁。看过三囯演义的都知道，一个封建社会的武将，张飞一声吼，“吓退曹操三万兵”，成了千年来的美淡。可是，毛主席一去世，x某一上台，就用毛主席、周总理创的财富，立即被用来一再加薪，后来干脆高薪“养廉”了；但为什么针对帝国主义炸我使馆、撞我飞机、瓜分我领土领海，我们的官员，就不知是背脊受了外伤、还是没有时间吃饭饿着肚子或几天没有睡觉？讲几句有气没力的话，让人听了泄气啊！为什么怕帝国主义怕成这个样子？连一个封建社会的张飞都不如。

关于方方面面的贪污腐败，更是众所周知的“大跃进”。

毛主席说：中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肯定是不得安宁的，甚至是短命的。事实己证明了是不安宁的，短命也在向它招手。这后30年，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战士等带来的是无穷的苦难。它是真正的大跃退，使共和国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在科技、工业、农业、文教、医卫等等，大大拉大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更严重的是道德沦丧、腐败成风、假冒伪劣猖獗、拐卖撞骗顺行、环境污染严重、气候异常、各种新异疾病频发、贫富悬殊到了人心泯灭的地步、…。

这后30年，走资派砍掉包括大跃进在内的“三面红旗”，使党变修、国变色，飞船上天，而红旗落地的现实；足以证明：不跃进，则跃退。这从反面，更进一步证明大跃进的不可取代；更促使我们应永远高举大跃进的红旗，高呼：大跃进万岁！

恽仁祥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