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为国企改革闯一条新路

我想为国企改革闯一条新路
　　——我的心路历程 我的真情告白
　　我是一个关注社会的人，又喜读社科著作，我注意到，说的和做的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有时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比如说国企改革，说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但实际情况怎样，我看在很多地方，只是把原国有资产明晰给了原企业管理人，其特点是：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能得到资产，并且掌握的权力和得到的资产成正比。不过是实行了“权贵私有化”而已，至于其他的，则是既谈不到，也无人再过问。
　　郎咸平先生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形无神。”这话说的精彩，一言中的。
　　关于权贵私有的弊病，网上有很多批评，抨击。在此我也无须再费口舌。我想说的是国企改革除了改成权贵私有这样一种模式，还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要去做这样的实践，探索。要为国企改革闯一条新路。
　　这条新路的特点：1：每名职工都有资格参与国企改革，搞共有制。 2：公司按《公司法》进行严格的治理，以克服由产权较分散而带来的离心倾向。这样可以达到既讲公平，又讲效率的理想境界。这是我的奋斗目标。
　　我单位2003年底，已进行了权贵私有性质的改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要为国企改革闯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同权贵私有简直是势同水火，那么我的做法同时也就兼具有了这样的意义，既对权贵私有的改造是否存在这种可能？
　　我知道，要达此目的难度极大，首先，国企改革改成了权贵私有是尽人皆知且极为普遍的一种既成事实，因为事关改革，在现实社会中是只许歌颂，不许质疑的，现在你居然要“改造”谈何容易？没有那一级组织会支持你。
　　再者，由这种“改革”而形成的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在中国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在现实中，历来他们对改革起主导作用。他们在不断的改革中，利益已经最大化。现在他们所要做的，是要竭力保住到手的利益，因此，他们反对任何改变弊病的努力。
　　事实上，既得利益集团已是改革的反对派。
　　但事情越是有难度有普遍性因而也就越有意义，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值得一做。即使失败了，这种反抗也很有意义。
　　我崇敬古罗马帝国的决斗士奴隶斯巴达克斯，一个奴隶，是那么有思想，面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暴政，敢于奋起反抗，虽然他明知其结果是失败，但他说：“我们的鲜血将在压迫者的前额上打下可耻的烙印，我们留下了可以被人模仿的榜样，——这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
　　我决心向斯巴达克斯学习，给权贵私有打下一记可耻的烙印。并且可以用我的实践证明这一点：既得利益集团已堕落成改革的反对派。这是我预计可以达到的最低目的。
　　再说我一个已从体制内下岗的工人，本身也不拥有什么，如财富，社会地位；全谈不上，改制后，原来本也不高的工资又大幅降低，我只是在挣一份饭钱，我今后的行动将会触动一些人，但一份饭钱他们还敢不让我挣？一般情况，估计他们缺少这份胆量。
　　2003年底，我们遭遇粗暴的改制（详情见我的博客blog.sina.com.cn/liourongli<<愚民政策下的改制）》一文）2004年，最初是在苦闷，愤恨中度过的，但很快认识到这样下去有害无益，
　　“磨难对弱者是万丈深渊，但对强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自我实现的人往往把自己的愤怒转化正义的进攻”。（马斯洛语）
　　我要把磨难变成财富，我要发动正义的进攻。现在的问题是：以何种方法，通过何种途径来进行。
　　这时我已感到他们改制的做法有问题，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因为我没有参照物，现在我首先需要找到这个参照物，用我们常说的话叫做“文件”的东西，社会学叫“公开的语本”             
　　“公开的语本”的特点：客观要求统治者必须站在较为公正的立场（哪怕是表面上），因为他对社会的各方面都要有一个交代，才由此产生了这个“公开的语本”“但统治者本身对自己所说的也并不相信在现实中真的能实现。但弱者可以选择“公开的语本”
　　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进行“弱者的抵抗”为了获得安全感，他对“公开的语本”则要装出相信的样子。
　　我之所以喜读西方的社会学著作，是因为可以看到真话。我认为，可以指导和改变生活。现在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了。这就是文化的作用，一个喜读社科著作的工人和很多工人的区别，不是逆来顺受，接受不合理的现实，（犬儒主义）而是认为不合理的现实通过人的努力是可以得到改变的。我深信美国社会学者BR赫根汉的观点：：“人类在交互作用中产生了问题，也能在交互作用中解决这些问题。” 
　　2004年秋，经过长时间的搜寻，我终于在图书馆找到了这个“公开的语本”，找到它很不容易，“公开的语本”公开的程度却让人不敢恭维。是发表在一个大学的校刊上，毫无知名度。（此事也足可见一些人的用心）我如获至宝，马上把它复印下来，第二天上班展示给我班上的工人们。从此开始了我的宣传鼓动。
　　本来人们心中就积蓄着不满，只是缺少一个带头人，现在我乐意充当这个带头人，于是，从2005年5月17日，我们开始了集体上访。
　　做此项研究的专家说过：集体上访都是有人组织的，此言不虚。
　　经过2005年一年的上访，在2006年初我们全体工人也成为公司股东了，（我的博客有全部相关材料，全景式的记载）2006年3月2日，我们提出：《关于通华盛公司改制规范化的建议》此建议的特点：完全是按照《公司法》对照公司现实提出的整改建议。此建议的提出，具有三点意义：
　　1：检验意义：建议的提出，使我们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看，我们工人，当初是被国企改革抛弃的人，是我们，愿意按《公司法》办事，是真正愿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事实证明：我们不是改革的绊脚石，我们是改革的促进派。我们的采取的集体建议行为，也等于是向经营者将军。
　　现在就看他们这些被当初的国企改革完全倚重的原经营者的表现了，你是遵守法律还是违反法律，你是真心改革还是想通过改革自肥，建议的提出把他们置于不容回避的尴尬境地。建议成了真假改革的试金石。
　　2：实用意义：国企为什么要改革？还不是因为产权不明晰，不能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而导致效率低下。我们公司工人成为股东以后，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产权分散了，必然要产生离心力，同样会产生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这样的企业是无法立足市场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严格的按《公司法》办事，实行公司治理，方能克服由于产权分散而产生的离心作用。
　　3：民主意义：  我国很少有民主的传统。在企业计划经济时期，工人们仅仅是名义上的“主人翁”其实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比如企业的经营情况，名义上经济公开，实际上干部们一样也不肯公开，是他们造成的工人们啥也不知道。
　　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工人们也成为股东了，如果真能按《公司法》办事，我发现能使人们得到真正的民主的锻炼。 如经营者，公司监事，工会负责人都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可以说，这些人从来没有过过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
　　我发现，《公司法》里设计的组织结构类同于西方民主社会的三权分立。现以列表的方式比较如下：
　　西方民主社会和公司治理机构和功能类比
　　西方民主社会
　　公司治理
　　立法
　　国会
　　股东会
　　行政
　　政府
　　经营者
　　司法
　　法院
　　公司监事
　　社会监督
　　媒体
　　工会
　　工人们也成为股东，为的是解决公平问题。按《公司法》进行严格的公司治理，为的是解决效率问题。公平和效率问题都解决了，岂不是完美的国企改革，我要为国企改革闯一条这样的新路。
　　我的想法十分美好，但遭到经营者拼命的抵制。
　　马克思说过：“有10%的利润能使资本活跃起来。。。。。。有300%的利润，能使人冒不惜绞首的危险”由于公司的组织结构长期处于违法状况，（财务负责人成了公司监事），他们提供的经营情况也就缺少可信度，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百分之多少的利润。我们知道和看到的是；我们所有小股东集体依法提出的整改建议，包括依法享有的权利（如工人成立工会）遭到他们通通的竭力的抵制。
　　经营者这样做肯定是和要把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关。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可是我把有关情况多次向母体企业领导反映，他们从始至终，不置一词。放任不管就是纵容！他们看着他们胡作非为，他们官官相互，他们是利益集团，他们以利益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至于什么“改革”不过是一个获取更大利益的旗号，于己有利时，一哄而上，风扫残云，迅雷不及掩耳（如对国企的出售和他们给自己涨工资）于己不利时，或百般推脱，或全力抵制，或置之不理（如官员财产公开，政务信息公开），这些，其实全国人民看的很明白。
　　我向他们报告公司情况，岂会对他们抱有半点幻想，我不过是以事实暴露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的国企改革，就是搞权贵私有，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他们是半点兴趣也没有。
　　作家萧军说过：“对付流氓，你得比流氓更流氓”可是我现在对付的是“正人君子”，所以我的作法是：得比正人君子更正人君子。我找他们，言必称主义，言必称法，说话必有出处。弄的他们苦不堪言。也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
　　这些情况，我也多次向国内的新闻媒体反映过，他们也是一点反映没有，工人经过抗争，成为公司股东，不在他们报道的范围之内。
　　此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好象成了我一个人的事。由于我的努力屡屡无效，工人们也开始疏远我，他们是讲求实际的，哪会有我这么多想法，甚至有人背叛我，去讨好经营者。他们的缺点是：头脑简单，目光短浅，胆小怕事。如果没有我带着他们抗争，他们不管心中多么不满，也会一事无成，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承认。但我打算深入进展的时候，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按恩格斯的观点：历史是按照社会所有成员的合力方向前进的。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主张改造权贵私有，在国企改革中搞共有制，这怎么可能成功呢？我一次次的主张权利，不过是在证明：我们工人们，所有纸上写的权利，在现实中，是一样也实现不了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把这种情况也故意屡次向各级组织反映，他们一向置之不理。但可以肯定，我的行为愈来愈使他们尴尬，恼怒。
　　思想者遇罗克可以凭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但同时他也把自己逼上了一条不归路。现在我已经把经营者和组织逼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通过主张权利实际在羞辱他们，等于在告诉人们：我们什么权利也没有，这是在打他们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的耳光。他们已经很恼怒了，所以我明知我可以利用我的股东身份到法院起诉经营者的不法行为，但我不敢采取这样的终极手段。现在如果在钱上再要给他们抄底，这不是挤兑他们和我玩命么？他们会把所以的怨毒都倾泻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的生命难以承受如此之重。现在的社会这么复杂，我得为我自身的安全着想，所以我的想为国企改革闯一条新路只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但这究竟是我个人的不幸还是这个社会的不幸？
　　刘荣立
　　2009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