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刺杀官员事件，究竟谁有病？

　　备受瞩目的“邓玉娇刺死官员事件”又有进展，精神鉴定结论显示：邓玉娇具有心智障碍，但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检方同时也认为邓玉娇具有防卫过当、自首、死伤者有过错在先等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

　　从我对此案的进程来看，“邓玉娇案”其实并不复杂。三名当地镇政府干部先要求她提供“特殊服务”，被拒后又用一沓钱击打邓的头部和肩部，被两次按倒在沙发上，邓玉娇受到暴力攻击，情急羞愤之下，邓挥刀自卫，杀死一人重伤一人。我国《刑法》第20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有着比我们丰富得多的法律知识的办案人员，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邓玉娇刺邓贵大、黄德智，是对暴力强奸犯罪行为的正当防卫，不是防卫过当，根本就不负刑事责任，即然不存在刑事责任，因而也不存在自首，而应该是报警、报案。死伤者不是有“过错”在先，而是始终在实施暴力强奸“犯罪”行为。

　　警方并没有对邓玉娇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作出判断，却将着力点放在邓玉娇是否患有抑郁症上。警方公正执行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就足够了，精神病鉴定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施暴的一方，还是警方现场调查，都确立了施暴与抗暴的清晰关系，案情简单，本身并不复杂。而我们看到的是是警方闪烁其词，前后不一的忙碌做法：先是以“故意杀人”起诉邓玉娇，故意杀人的前提是要有目的性，是主观上故意，行动上主动。而邓玉娇在此案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假如她确实涉嫌“故意杀人”，那么其目的性是什么？为什么要杀一个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杀死邓贵大对她有何益处？；后把先期介入的两位律师由当地官方公布解除委托，既然邓玉娇的母亲觉得两名律师不合适，并提出解除委托，就应由邓母对媒体释放这一信息，为什么这消息由官方来宣布，当这消息出来时，邓母对此事不知，而是在下午才知道；而到今日又做出了“邓玉娇具有心智障碍，但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这样的一份精神证明。

　　对一个经常办案的警方人员作出“故意杀人”的判断、律师解除委托及邓的精神鉴定，警方不是根据事实公正公平做出的裁决，我只能说是在有人干预下或指导下做出的行为（如果一个警方人员连基本的法律知识都不够的话，他能在警队呆下去吗）。邓玉娇如果故意杀人成立，就说明邓是有预谋的杀人，可以掩盖三位镇干部的“过错”；邓玉娇被鉴定为精神病人，那这次杀人就是发病状态下的客观过失，更能掩盖三位镇干部的“过错”，这些都能为邓贵大、黄德智等人“洗白”，可以“塑造”巴东县干部队伍的良好形象。从此可以看出，真正的病因是有人干扰了司法的公正，否认了法律至高无上的裁决地位。

　　邓玉娇手刃侵犯她的乡镇干部，过程黑白分明，而欲将她置换成病人的举动，不管目的何在，都让人遗憾，让人痛心。群众期望一个惩恶扶善的清平世界，一个司法公正，有法可依的社会，可现实往往如此不堪，舆论所见的是压抑，所得的是郁闷，若求令现世静美的良方，则要扣问社会了。问题是，谁会真的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