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没落和中国的崛起(６章１-３节选）

上接＜美国的没落和中国的崛起(7,美国的抵制)    

1，儒家文明区

写这篇文章之前，大洋对岸传来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者战略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博士逝世于2008年12月24日的消息，这位与布热津斯基博士堪称是两座高峰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杰出的政治学者，享年81岁，他在他的书中《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样描述道，“亚洲的挑战表现在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儒教就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为了表达准确，象征两词，也意味着其它文化的糅合。传统上说，中国文明体现的是儒、佛（释）、道的三种融合，儒是理所当然的第一位。笔者对于亨廷顿博士的描述中，深知他对于其蕴涵的能量表示出的担忧，对此文明如此厚实与广大的地缘影响的担忧，作为美国以及西方基督教文明区中杰出的战略思想家、政治学者也是理所当然。

并且在笔者的理解中，亨廷顿博士所描述的四个文明中并不存在明显独立的日本文明，这文明对于其它的儒家或者中华文明与佛教文明的界线，并不是单独地存在着，以19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为界，日本文化主要的元素分别为儒、佛（释）、日本原初文化的糅成，这种界线的模糊无法以明显的特征证明日本文明独立于外，就如显而易见的亨廷顿博士笔下同属于东亚文明区的穆斯林文明那样地独特，就算明显佛教文明为主导儒家为附的泰国文化蕴涵的特征也远远地超过了日本文明的独特性。

对于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曾经拥有的雄心而言，笔者理解日本民族对于文化寄望的心态，自然也理解亨廷顿博士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区中出色智囊所寄予解构这个在世界中分量足够的国家的应有责任，即从亨廷顿博士笔下文明区学说中体现遏制儒家文明的扩张企图。

大部分儒家文明区也就是东亚文明区的国家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儒家一支，就如亨廷顿博士所言，“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新加坡、蒙古、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直至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数十个国家中或多或少都存有明显的儒家文明印痕，笔者在上面的排列的前十位基本构成了儒家文明区的核心，当然也存在着再添加的可能性。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干，他是一个逐步修改前人思想的过程，他在过程中融合佛、道的精华思想，最后引成系列的思考方式、文化习俗与价值观。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成份就是儒家文化。笔者很多时候并不认同西方一些学者习惯性地称呼为“儒家”为“儒教”，从儒学历史发展来看，他并不具有严格宗教意义上的“排他性”，反而足见到他的“兼容性”。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是类似于追求遥远的“死后天堂”，而是“现实天堂”。单见这一点也足以有别于世界曾经出现过的任何宗教，恰恰是儒家追求的现实性、实在性，他对个人素养与修养等方面升华的追求，使得儒学更切合于“做人”的要求，对于中国人来说，儒的某些要求就是标准，甚至是道德评判标准，比如“孝敬”，比如“礼貌”，比如“诚信”，他更象是做人的要求，所以儒教其实并不存在，他不是宗教，他是现实的处世的学问，具备有实践意义，也是可实现的现世哲学也或者是做人标准。

虽然，儒学理论中提出的可操作性，可论证，可实践性使得他逐步影响中国人的思想长达2000年之久，并且引成了一个地缘辽阔，思维与道德评判类似的儒家文明区，但事实已经证明儒学随着近代中国的没落，大约同步于1840年，作为世界儒家文明区也随之在西方枪炮下走向没落。笔者认为，文化思想具备有两个“死”的特征，有生命力的文化，它必定具备召唤出人们为之上刀山下火海的精神力量，为之能够慷慨赴死。反之，文化濒临死亡之时，它给予人们的也必定是死气沉沉，麻木不仁，这是文化将死之时。两个死，一个是文化的生命力足够召唤人们为之赴死，而另一个，则是死气沉沉，文化将死。后期的中国文化就陷入了这种将死的困境，中国长达一个世纪救亡与复兴的连续运动，大部分时间就是围绕在对传统文化破与立的上面。

标志性的从“五四”一直到“文革”再到近20年来的“解放思想”莫不是从文化下手，但事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确陷入了困境，将死的困境，这一点从鲁迅先生笔下作了最为深刻的说明。从政权上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他们的认知是一致的，政治上力图改变中国文化没落的趋势，希望能够注入新的生命力，从政权推行的政策中，蒋介石先生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到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到“胆子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莫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在一起。

但显然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所取的度是需要衡量的，我们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句说辞，“存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事实上何为“精华”？何为“糟粕”？随着各人政治立场的不同，接受的教育程度不同，甚至是社会地位的不同，其中评判标准也是不一致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男人三妻四妾，我想中国社会中的多数富豪心有切切，否则那里来的这么多的“二奶村”？反之，中国普通老百姓绝对难以接受这种传统糟粕的延续，那怕是“红灯区”，那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在服务，也是自己的孩子，更是理解成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儒家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结果直接爬到人的身上去了，岂不是罪大恶极？

2，有颜色的中国传统精华文化

近二十年里面，世界发生了许多的革命事件，人们把一种“革命”称呼为“颜色革命”，这里面包含着“革命”的形式与“革命”目的等性质的区别，结果人们用颜色予以区别。用颜色区别还是说明了一些问题，简单与直观，这个方式还是不错。笔者想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带着一种色彩。这里需要说明，笔者单指的是中国传统中优秀部分，即就是精华部分，它们带有鲜明的颜色——红色。

中国近代以来，那么多的由这个民族最优秀儿女组成的组织，他们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这场救亡运动中，但为何历史独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从西方带来几部书，抱着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着平等、自由与建设“人间天堂”信念的党，中国人民为何要选择他们？对于当时中国大多数都是文盲的情况下（1949年中国文盲比例85%），为何人们能够欣然接受这个西方来的，被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份子斥责为“马教”的东西呢？这里面是否有一定的内在连接？笔者告诉所有的读者，他们是有的，且是非常地契合。

众所周知的中国传统中的“天下大同”思想，即“天下观”，就与共产主义契合，明末清初的名儒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也就是说，“天下”其实是一种道德观，当“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的时候，人吃人的时候，天下就亡了，这里也指出了天下的要紧程度，是在国家之上。共产主义学说中有许多的经济学理论，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但就立根的基础上，恰恰是道德性的，是人的学说。马克思为何要写《资本论》？其实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无产阶级在当时西方原始资本主义下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资本血淋淋的现实，导致了马克思分析资本解剖资本，直至到科学共产主义社会推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这个基础上，看《资本论》这部书，里面充塞了马克思破口大骂资本剥削的激烈语言（如在剩余价值率，直斥罗雪尔之流无知，此类讽刺又尖刻的语言常见马克思的著作中）。共产主义学说“全人类无产者团结起来”大致上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相一致，《论语》季氏第十六篇很明确地指出了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的天下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并不注重于对“国家、民族”这些强化，共产主义也不注重于“国家、民族”这些强化的概念，而是注重在“平等”、“人的解放（自由）”上面，这些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相一致，也是由于这种概念，其实客观上提供了向上的思想境界，从人类的角度上，人的角度上，具备了广度与深度，也具备了现实的号召力，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国籍”、“民族”的人民都可对此类学说有向心力，客观上造成了儒家文化向四周散射，引成了今天地缘辽阔的儒家文明区。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儒学追求均富，起码经济上的平等，而佛学也是追求类似的平等，笔者曾经问一位研究佛教的朋友。我问，“佛学体现了是什么？”他说，“平等，六道轮回，众生平等”。

共产主义学说，从其实践中就可以看出，追求人的经济平等，追求人的地位平等，这些都有过非常多的努力，不管客观上是否做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但就追求确实有过多次的努力。而前者经济平等符合儒学，而人的地位平等更多可能符合佛学，都是历经考验，人类美好的追求。

《中国不高兴》一书里面呼吁，中国要做英雄国家。这不是虚的，里面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当然也是传统中优秀文化部分，说起英雄，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就不得不说“侠”，侠在很多中国中文语境中与英雄重合，《史记·游侠传》道，“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  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又有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在笔者理解中，锄强扶弱，匡扶正义正气，路见不平，断然相助者，就是“侠”，“侠”就是英雄，英雄就是“侠”。

“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很多程度上这种“英雄”价值观，一次次地挽救这个民族于危亡之中。牺牲自己，前赴后继，救世、救国、救人赴刀滔火式的这种精神，在近代最能体现的一群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者虽然唱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但不能不说这些人没有救世情结，完全有，而且必须要有，否则有什么理由与动力去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呢？牺牲自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锄强扶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侠义，英雄情结。

老红军后代苏铁山，他在北京理工大学演讲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话，“湘江之战中红五军团的一个师，第三十四师，那时候的师不大，几千人，全部打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没有一个人回来向中央的领导同志报告这个仗是怎么打的！谁也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因为所有的人都牺牲了。当时的师长负了重伤，肠子都流出来了，被国民党生擒，把他放在担架上，这个师长不愿做俘虏，把自己的肠子拉出来，英勇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后在湘江十几年将近二十年，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人吃湘江里面的鱼。就是这样的惨烈的景象。当我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的心是颤抖的。我想问同学们是不是想到了，为什么有这些人，几十万人啊，英勇拼杀，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奉献出来，这是为什么？它的深刻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在这里回答说，“是为了全中国的穷苦人得解放，为了不再受压迫受奴役，为了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被帝国主义欺负与压迫”，这些回答对不对呢？我想肯定是对的，起码对了大部分。为何这些人要牺牲自己？而成全这些目标呢？侠义之心，英雄情结，救万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亡。完全符合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完全契合于马克思学说中的最关键的中心内容，也即是对平等与自由的追求，不但自己追求，也为他人追求。

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偶然，当初中国80%以上是文盲，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们拿着这几本洋书，在中国极大多数人看不懂，不明白的情况下，如何做到让追随者峰起云涌？比如许世友将军，他到了延安，官到军长才脱盲，如同许世友将军这样在当时共产党的队伍中不是少数部分，而是极大部分，他们是如何明白其中共产主义学说，并升华为信仰的？又如何吸收其中的精神动力成为生死无惧的战士，直至到解放全中国？其必定的原由就是不需要多看马克思的书，只需要列举他们从小就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立即就能与共产主义学说契合，并且引起共鸣，完全接受。这就是必然地要马克思学说，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有大部分的同一性，否则这些先辈们无法理解违背他们曾经接受教育中的东西，如何能够做到出生入死呢？

在笔者看来，共产主义理想，只一句人间天堂，就足够以让在中国的理想主义人们，生死不离地追求。

3，红色是一个英雄的标记

笔者在上面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红色的，但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共产主义，而是单指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契合于共产主义学说，所以当初的先驱们才能够以此理解并了解到共产主义，且为之赴刀山下火海般地牺牲自己，救国救民。中国传统中“侠义”的文化为刚性，其余的大部分的儒释（佛）道的学说多数为柔性，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将死，笔者描述为死气沉沉、麻木不仁。这种气息是典型的将死文化。反之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能够召唤出人们赴刀趟火式的精神力量。这种文化被注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弥补，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僵死在这里，怯弱得无以复加，大部分浮起的糟粕令人恶心，完全丧失了道德上的合理性，统治上的合法性，他必须要有新生命启动起来，结果唯一能够促使人们为之牺牲的且是契合的“共产主义学说”强大元素注入了中国将死的文化当中，而且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民族救亡的任务。

从蒋介石先生的“新生活”，到毛泽东主席的“文革”，再到邓先生的“解放思想”，如果以开放程度分级，结果是蒋先生的“新生活”几乎是原地踏步，没有多少改变中国将死文化的现状。而毛泽东主席的“文革”则是明显地改变了将死文化，把整个激活了起来，在这种文化熏导下人们有了赴死的激情。最后，邓先生的“解放思想”，则本人认为却是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特别出现了优秀部分被否定的现象，就如民族大学教授、学者张宏良所说，“当时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几乎变成了‘翻案大队’，人人眼里闪着绿光，个个兴奋得浑身发抖，如蝇似蛆般在历史垃圾堆里翻滚嗡鸣，将所有历史恶臭全部翻了出来，把中国变成了奇臭无比的历史化粪池和文化泔水桶，无论你躲到华夏大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摆脱不掉那污天熏地的腥臊恶臭。八十年代铺天盖地再次掀起的翻案风，彻底毁掉了中国。把人类数千年文明建立起来的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之间的标准，完全颠倒过来了；把英雄和汉奸、战士和懦夫、爱国和买办、人性和兽性之间的不同本质，也完全颠倒过来了；造成了道德体系和伦理体系彻底崩溃。中国人的精神天空，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丧失了道德的阳光。”

张宏良先生这段话在笔者理解里绝非夸张，虽然笔者有时候认为张宏良先生习惯于夸张的艺术渲染写作手法，比如张宏良先生在其一篇写银行卖给外国金融机构问题上，在股票的价格上，有些与我所查到的事实并不相符，的确有贱卖银行的嫌疑，但张先生在文中数额上写得有些过低，并且外资并不具备占领或者主导中国一些银行的比例，但说这是一种趋势那也是值得警惕的。这里说起这些，希望张宏良先生不要见怪，我是一直当之以老师、偶像、同志，且还有幸一起喝过酒吃过饭，还有苏铁山老师，当时就在北大的一张小桌子上一起小酌。这里谈起这个事情，是肯定张宏良先生对“翻案大队”描述恰当，特别对“翻案风”的描述，这群文人知识分子以至达到了颠倒黑白的疯狂程度。自从伤痕文学兴起之后，笔者认为近年中国文化思想上的没落，直至到道德沦丧的事例，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时段上所谓的“礼崩乐坏”，简直是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或者思想上的彻底颠覆与绞杀。

文革中有个论断，认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定是买办式的，殖民地式的，其实这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实践，可惜时过境迁很多人没长记性。如果政治上是买办式的，经济上殖民地式的，那么在文化上面也不会例外，必定要颠倒买办与爱国，汉奸与英雄的价值，否则就没有了统治稳定的基础，张宏良先生还有过这样的一段文字，笔者深以为然。“《色戒》女主人公的原型郑苹如烈士，是一个中国的圣女贞德，我感到特别气愤和难过，这帮汉奸文人简直伤天害理到了何等程度！一个烈士为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牺牲了，在去刺杀汉奸的过程中被捕死在了刑场上，却编造她是因为汉奸带来的性快乐而放过了汉奸，如此糟蹋一个把青春、美貌和生命献给祖国的烈士，还算是人吗！……中国的汉奸文人则是上面大脑死了，中间良心坏了，就剩下面那点龌龊事情了，所以无论干什么也都是龌龊的。所以才会眼里只有婊子没有烈士。”

笔者不想把中国近二十年的历史写成激烈西化的过程，因为事实上很多中国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西方标准里那也是属于“道德沦丧、天良丧尽”的事例，所以笔者如果写激烈的西化过程，那肯定是冤枉了亨廷顿博士笔下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笔者只能理解是中国走过了头，西化过了头。比如西方世界曾经出现过“性解放”，结果中国干脆把强奸也列为性解放的标志，不让强奸就是思想保守（最近邓玉骄案的评论中就见过此言论，竟然有人认为这个女孩子思想不够解放），只能如此才能解释中国发生过的一些违背人类道德与伦理底线的事情，否则就无从解答。

如果说蒋先生“新生活”还是保守，邓先生的“解放思想”是过于“开放”（直至超出了西方世界能够接受的程度），那么笔者认为毛泽东主席倡导的一些东西却是适合于中国的发展，适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次复兴，最重要的是方向正确。那些伤痕文学的继承者说，“毛泽东时代西化最严重，比如毁坏文物，毛泽东时代迫害知识份子（如果是张宏良先生笔下语境的那种知识分子，就是迫害，那也算没有过多地冤枉他们）”，我们这里暂且不论这些事情的事实与对错，或者方法问题（笔者也认为有些地方过激），但就中国历史上的“烧房子”与对知识分子的所谓迫害，这些几乎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完全的土特产，何来西化？

其实全世界范围里看，没有哪个国家人民还记得着蒋先生“新生活”，也没有哪个国家“解放”到中国的程度，总会有些东西需要坚守的，前两者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从文化、思想、道德与价值观上是远远不能与毛泽东思想可比拟，所以笔者认为那群开国先驱先烈所坚守的信念、理想，在今日中国尤其需要重新认识，要从肯定到学习与追求其中的中心价值观。中国既然已经在传统文化上被注入了新的生命，且以此作为精神力量，完成了救亡任务，这说明他是有效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在研究学习，甚至有国家提倡成为治国基础（比如尼泊尔毛派），很多革命者举着毛泽东思想在为着穷苦人，为争自由与平等而战斗，从欧亚大陆到非洲直至到南美，几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能找到毛主义者的影子，这足够以说明了其中的生命力与道德感召力。

在笔者这里，对此理解很简单，英雄就是“侠”，就是行侠仗义，就是锄强扶弱，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替天行道。英雄们侠义的作为，他们远大的理想就是这个世界更公平、更平等、更自由，也就是更美好，直至到最后的共产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还只是英雄们理想社会中的一个开端，英雄是有颜色，侠是有颜色，因为他们的血是红色的，他们为之付出的是鲜血直至到灿烂耀眼的生命，所以他们也只能是红色的。红色不是共产主义者所特有，是一切甘愿为人类利益而牺牲，是英雄们对美好世界追求的颜色。那么英雄国家呢？当然也是红色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