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坚持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

新左派——坚持“劳动者的自己解放自己”　　

杜娜叶夫斯卡娅

【提要】在当今左派思想混乱的状况下，需要重新探讨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批判以往苏联中国曾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模式，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改革。杜娜叶夫斯卡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中，掀起了新左派浪潮。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曾正确预言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文字，对迷恋前30年的左派们，会有醍醐灌顶的作用。　　

一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避开流亡者的小圈子，回到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在沉寂的50、60年代，一些年轻的政治活动分子加入“科学社会主义”的队伍，其中一个著名人物便是费迪南德·拉萨尔。

拉萨尔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主张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开展政治斗争，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起桥梁”。但是马克思并不领情，不得不与这位不肖的学生划清界线。原因是拉萨尔试图走一条通过国家——由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专制国家——达到社会主义的捷径。

拉萨尔主张：工人应该在“国家资助”下建立生产者合作社。他不相信工人群众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劳动条件，由于“劳动的落后性”使无产阶级无法在他的“现实政治”中成为主角，而必须由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充当桥梁，“拆去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的藩篱”。

但如果说拉萨尔是个与资产阶级和解的机会主义者，则是冤枉的。拉萨尔不是叛徒，他是在为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斗争，他曾为这些原则而身陷囹圄。拉萨尔是一个卓越的活动家，在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伟大政党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然而，他无法理解工人居然可以进行统治，在他看来，工人只能是一些被领导的“暴民”。拉萨尔的计划是通过工人运动的胜利，对普鲁士专制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为工人提供经济援助，使工人能够建立自己的工厂，实行社会主义。他呼吁说：“工人阶级必须为自己建立独立政党。……使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雇主，这是废除残酷的铁律（不变的最低工资规律）的唯一途径。一旦工人阶级成了自己的雇主，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契约就消失了。因此，国家的使命就是制造这个伟大的动因。”拉萨尔想象自己可以迫使俾斯麦就范是很自然的事。

这个计划对工人具有很大的鼓动作用，成千上万的工人响应了这个号召。1863年5月，德国工人总会正式成立。同年6月，拉萨尔把总会的章程寄给俾斯麦，并附上了一封短信，信中写道：“这足以表明以下这点是千真万确的：如果独裁可以为工人的利益服务，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于独裁。”

且不说拉萨尔错误地理解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天真地认为普鲁士专制国家是一个超阶级的行政机构，试图用这种权力来实现无产阶级的目标，无疑是与虎谋皮的幼稚想法。事实上这种计划正反映了拉萨尔想要充当“工人领袖”的企图。他认为他代表着“劳动者的科学”，感到自己有责任为群众来进行统治。对此，马克思批评道：“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

无疑，拉萨尔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行政官僚的先驱。

二

马克思拒绝拉萨尔主义，并不是因为事先知道拉萨尔与俾斯麦的密谋，而是意识到：在革命运动中，激进知识分子的计划随时会演变成压制群众主动性和创造力的牢笼，尤其是当他们迷恋国家、议会、独立政党、行政机构、官僚制度等所谓中性权力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自己作为指导者和领导人的超然地位，反而起到消极阻尼的作用，或者把工人运动引上歧路。因此，马克思坚定地主张：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进行，无须任何人越俎代庖。这一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原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在上一篇文章（新左派——回到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5/83585.html）里，我们讲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并不只是达到一些经济主义的目标，如公有制、平均工资等。而首先和最终的目标乃是人的自由，即消除劳动的异化，消灭奴役劳动的权力。既然劳动的解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那么这个目标就必须通过劳动者自身的革命来达到。任何抽象的群体性的自由都无助于劳动者的真正解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渗透于劳动的基本层面，在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中都体现出资本的权力。只有从根本上打碎束缚劳动者的枷锁，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除此以外，别无捷径。

与拉萨尔等人宣扬“劳动的落后性”不同，在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中，劳动始终是一种积级的创造历史的原动力。在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下，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劳动，即资本奴役下的劳动力使用。这种劳动是从属的，被动的，受权力支配的，与劳动者分离，反过来成了劳动者的枷锁。而马克思则看到劳动的原始意义，是劳动者的自然机能，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运动，消除劳动的异化，复归人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没有劳动者自觉的革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所以，无产阶级的自己解放自己，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马克思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激进革命，看作是历史的火车头。任何历史的变革都体现为生产关系的变更，与劳动者的斗争密切相关。当一个社会不再容忍劳动的解放，以种种国家和法律的权力来限制劳动者的权利，那么，它就离死亡不远了。

在早期的马克思提出了劳动者自由的崇高目标之后，晚年的马克思以《资本论》的宏篇巨著，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性和必然性。他指出：工人阶级本能地为未来新的社会秩序而斗争，向着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行动，因为这是从经济过程的辩证法中产生的。劳动必将从异化走向自由，无产阶级一定会失去锁链，赢得自己的解放。

马克思始终对“无产阶级的自发组织”十分关注，并始终与这些组织站在一起。这种组织是“自由人的联合”，而不是一个抽象整体。革命的激进知识分子应该“走向人民”，而不是脱离群众，站在背后指手划脚。劳动群众才是革命的推动者，相信无产阶级能够自己解放自己。

三

但是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对“无产阶级自我解放”这个革命原则的普遍蔑视和践踏。无产阶级不再被当作一个具体的革命团队，寻求自身的解放，而是被虚化为一个抽象整体，由一群拉萨尔分子代表他们行使权力。在资产阶级的权力背景中，他们以工人领袖自居，在议会、媒体等上层建筑领域频频抛头露面，建立个人威望和寻求个人利益。他们的利益逐渐与资产阶级的行政官吏合为一体，被资产阶级用金钱收买，成为工人贵族，最终的结局便是导致了1914年“第二国际的集体背叛”——除了卢森堡等少数人，极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都投票支持威廉二世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社会运动，但事实上，20世纪的革命越来越受到一个先锋队组织的挟制，成为一种政党政治和密谋革命。按照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先进组织的经典论述：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先进觉悟，拥有通晓社会生活发展规律，通晓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武装，所以它善于引领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因此，绝不能把党与工人阶级混淆起来，正如不能把部分与整体混淆起来一样。”（引自“联共（布）党史”）——也就是说：党成为工人阶级中的特殊分子，因为其“觉悟”，而成为少数幸运的“上帝之选民”。其次，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必须服从集中制的约束”。由于其严密的组织性而排斥个人主义和不同意见，成为一种思想控制性的宗教集团，与马克思所赞扬的“由自由人的联合”所组成的“无产阶级自发组织”差之千里。第三，党被规定了崇高使命，就是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集团。“党既然是由本阶级具有先进理论，具有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和革命运动的经验武装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最高组织形式，就完全能够领导——并且应该领导——其他一切工人阶级组织。”党既然掌握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那么就能名正言顺地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包办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无产阶级多数人的专政就演变成了先锋队的少数人专政。

如果说在暴力革命时期，先锋队能够起到一时的作用。那么到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使命便是埋葬劳动的强制形式——国家权力，政党就应该自动消失，先锋队回归于无产阶级的行列。但事实是：党几乎全部吸收了旧政府的官僚，掌管国家政治权力，很快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昔日的工人领袖摇身一变成了工人贵族，利用其领导人地位攫取特权利益，与工人阶级相脱离。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而无产阶级自主解放的要求遭到背叛。鄙视“暴民”的拉萨尔分子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地位和权力，组成各级行政官僚，以国家的名义实行社会主义。先锋队的“觉悟和组织性”则变成一种等级标记，把党与群众隔离开来。

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管理干部与工人的工资相差50倍。工人只能获得维持生存的微薄收入，却要从事额外的“星期日义务劳动”。干部除了高工资以外，还能享受到等级制地位的津贴和花样繁多的奖金，不仅政治地位优越，物质刺激也毫不逊色。党的高级干部占用着旧俄贵族的豪华别墅，而大量的工人群众却没有遮避寒冷的宿舍。苏联劳动者非但没有从异化劳动中得到解脱，甚至欧洲工人通过斗争从资产阶级政府获得的各种社会福利都付诸阙如。很难想象一个自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却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权利，把劳动者的解放欲望压抑在大清洗、劳改营等恐怖主义的氛围里。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发生这样的逆转？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一个先锋队组织包办了社会主义运动，代替了无产阶级来管理国家。

苏联修正主义者企图用劳动分工来论证少数人管理的合理性。在他们眼里，极大多数劳动者只是“暴民”和“愚民”，只能被动地追随其领导人起来革命，并服从党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化管理。群众只是作为一种整体的盲目力量在运动中起着作用，其目标由个别知识分子来制订，主动性只赋予少数有“觉悟”的先锋队成员，他们本能地知道群众的革命要求，代表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必须由少数先进分子来充当管理者，才能把伟大的社会运动推向前进。这种蔑视劳动者的倾向和敌视自发的群众组织的态度，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把体力智力相分离，让少数知识分子成为管理者，工人沦为体力劳动的奴隶，本质上便是异化的产物。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人为的差别，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而斯大林主义加强少数先锋队的特权，缔造出一个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官僚统治集团，其结果必然是导致自身的毁灭。

今天，为迎合官僚阶级的利益要求，苏联社会主义已经被降格为一种纯粹的经济运动。其中经济增长被赋予压倒一切的意义，劳动者被驱使着不顾一切地付出劳动，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这种竞争压抑着劳动者自主解放的要求，官僚阶级把它变成了一种国家计划，取消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斯大林主义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阉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其目的可想而知，它使管理者的权力得以畅通无阻，一切社会过程都由官僚阶级来发动和管理，使之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斯大林模式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生产，而仅仅为了官僚阶级的存在而存在。这种名义上的所有制使劳动大众对生产过程普遍地充满冷漠和厌倦。而计划经济的非人化性质，使劳动者沦为完全按计划生产的机器，生产成果却与劳动者无关，劳动者依然一无所有。

对此，第四国际领导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包办主义，回到马克思的信条，也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斯大林主义者、毛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各种改良主义者，都同属于包办主义。他们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作为挂帅，像经济效益啦，「开放」经济啦，「保护环境」啦，等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为达目的，他们只有拿其它机构及组织来代替群众的自主的机构及组织，来作为他们的进步与解放的工具。

“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由劳动者来决定自己需要什么，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而不是由一个政府和官僚集团来越俎代庖地管理一切。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拿任何机构及先锋队组织来代替群众的自主组织，来作为他们的进步与解放的工具，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必将导致集权和官僚统治，以及社会主义的堕落和灭亡。——这就是第四国际的诤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