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我还真的算幸运——献给母亲节

此生我还真的算幸运___献给母亲节

孙秋虹

     1957年深秋，在抢救室里两天两夜的抢救后一声艰难地啼哭，我提前来到了这个世界。婴儿出生，瓜熟蒂落，很正常，而我则是被母亲強行摘下的。原因是：母亲的三叔父被打成“右派”他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母亲则是这家医院的护士，每天挺着已近预产期的大肚子去开会，与自己的叔父划清界线，使得母亲做了出了一个惊倒全家人的决定，服奎宁这种治疗疟疾的药，据说这种药有使子宫收缩催产的作用，结果是有了抢救室里惊险地抢救。多年后，提起“右派”，我问母亲有什么看法，母亲很淡然，认为主要原因是外叔公得罪了他的同事加上司，运动来临，借机泄私愤。这种事历史上并不少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想也是，打击报服的层出不穷，以前是，以后也不会消失。

   此后，外婆到我家带我。爷爷奶奶早已去世，父亲兄弟四人，没有姐妹。大伯还在内蒙古老家；二伯被日本鬼子用辣椒水灌鼻子灌死，原因是种罂粟欠收；四叔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还有老乡见到过他，和父亲同在“四野”却没能相遇，从此再无音讯。父亲南下而来，景德镇这边没有一个亲戚，带我的任务只好落在外婆身上了。外婆一生生育九个子女，只养大三人。对孙辈她是生怕有一点头闪失，无微不至，倍加小心，在外婆的呵护下，我连伤风感冒都很少发生，姐妹中就数我的身体最好。
  
   外婆出生不算大家闺秀也算小家碧玉，即便是晚年也风韵尤存，面容秀美是其次，主要是干净整洁，办事利索。女工秀品堪比工艺品，管理家庭也称一流。印象最深的是我四.五岁时和表姐.表弟们都跟外婆和大舅妈住在一起(父母在前面不远的另一栋房子住）。勤劳少语的大舅妈除了上班外还要做种菜.洗衣服等重体力家务。外婆除了做鞋.缝补衣服外，还要到菜园去摘菜，做一大家人吃的饭菜，她把做好的菜用小碗分好，每人一份。好处是：五个闹哄哄的孩子不会因为谁吃多吃少而打闹；妯娌姑嫂不会因为偏袒而生妒忌。每次都要等大多数大人到齐她才开饭，谁要是有事晚回来，外婆总是会把饭菜留好，不用担心回家晚而吃残羹剩饭。我还记得和同年出生的表弟一人端一小碗坐在门口吃小红豆的情景。外婆在家里搞起了分配供给制。此方法得到了延续，以后只要是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分好，孩子们不会为吃而争斗，也不会为争宠而耍小心眼。我们家里不存在讨好.献媚，或叫竞争，只有特殊原因才有特殊待遇。多年后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母亲买来8只珠山大汤包给我们姐弟四人中唯一的男性，弟弟拿了两个便走开，母亲叫他全吃掉，他发楞，母亲说是给他过生日的，他才高兴得一下子吃得个精光。回头来说那饥饿的年代，那时一到星期天就常有城里的亲戚到我家里来，我们家住在郊区，种了许多菜和豆类.红薯.芝麻等，还养了猪。粮油是紧张，但我家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远亲.近亲无一人饿死。每每想起，我倒是深深怀念那充满浓浓亲情，田园般恬静的生活。

   外婆是长嫂，比那个“右派"三外叔公要大20岁，太婆婆是个封建的婆婆，规矩很多，稍不顺心就给外婆以颜色。外婆娘家家境也算殷实，但没上过学。有几次我故意写几个字问外婆，谁知她都认得，那是因为母亲和舅父们学习时她看会的。外婆去过很多地方，南京.桂林.赣州等，可她却是一双小脚，所谓的三寸金莲。三岁时就裹的小脚，严重变形，小腿肚没有肌肉。男权社会病态的审美观摧残了多少女性的健康。母亲也裹过脚，但时间很短。外公不让裹，外婆也忍心缠。

加之时代的前行，母亲没落下双足残疾。

   母亲本可做个衣食无忧的小姐，外公是国民党内一名军需官。母亲在老家读过几年私塾，后先后到武汉.南京读小学.中学。是日本侵略者的狂轰烂炸使她终止了学业，失去了宁静的课堂。滇沛流离，四处逃难，被迫与外公分离，随外婆和舅父逃回老家，外公则只身前往重庆。1939年6月的重庆，闷热潮湿，外公因中暑而病倒，只一个月便亡，年仅45岁。因病？因其他？无从考证。葬于重庆桂花园的乱坟岗，因墓碑被毁，找不到遗骨，留下的只有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与邵式平等人的合影，约49年被大舅妈烧掉，因外公着戎装，她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大树轰然倒下，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老家虽有几亩水田，但鄱阳湖连年水灾，加上战火连天，天灾人祸，老天不眷顾。大舅父20岁，母亲15岁，小舅父只有9岁，外婆则是一双残疾的小脚。大舅父担起了长兄为父的角色，母亲从此自食其力，到三外叔公所在医院的药房当学徒，后做护士。直到60年代初的两次进修后才获得行医资格。母亲1944年在其所在的医院集体加入国民党，却是共产党把她培养成医生。

   1968年，母亲从医院下放到一个分场的小队挖山植树。别的队员已在山挖了一阵，母亲还未爬上山，等到她开始挖了几锄，别人就要下班回家了。即便如此，善良的人们却从未指责过母亲偷懒。暑假间，我见别人挑着柴蔸回家就去接她，走了很远，才见她一个人大汗淋漓地从山边走来，肩上只扛了一只大点蔸子。别人家的柴火成垛成垛，我家的柴却不够烧，虽然我也砍柴，但也砍不了多少，常常要左邻右舍支援，他们也很乐意提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人，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挤对.诬陷的往往是和母亲背景相同或相似的“牛鬼蛇神”，有一个人自己都大地主的女儿，却偏偏要到处揭发母亲家族的历史问题。受这类迫害还是大舅父自杀的重要因素。

   大舅父也在1968年从粮食局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与母亲不同的是他没有工资，拿工分。要说想不通.不适应，也应是头一两年的事，可是到了1972年，偏偏来了这样一个人，他原先是大舅父同一个单位，同一个组，还是同一个办公室的人，不知怎么让他混到来管大舅父，偏又来到同一个村，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此人来后，见当地农民经常照顾并经常送些蔬菜或土特产给大舅父，很是不顺眼，以他的权利不许人们与大舅父来往，总是刁难大舅父。我想大舅父的自杀与此人的作为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到了1970年后母亲就回到市郊园林分场医务所恢复了正常的医务工作 ，而且是只有她一个人的医务所。1972年她也早已不必再写检查了。大舅父也曾高兴地对外婆说过他也参加了批判林彪的会，以前他是没有这种资格的。大舅父为什么会自杀？百思不得其解，我的答案是：小人所害。

   大舅父和母亲这样的国民党员在文革中没有挂牌子游街，倒是我的父亲，一个赤贫出生的共产党人却结结实实地在人民广场挂牌子下跪了9个小时。由于跪得时间太长，结束时竟站立不起来，无法走回家，是母亲和大表姐借了辆板车，把他拉回家的。冤乎？怨乎？从未见父亲有过任何形式的表达。关于挂牌子，我想有可能是阿Q上刑场时身上插的牌子演变而来的吧，至于下跪，那在中国可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前只有老百姓或小人物向皇上.大人或老爷下跪，只有到了文革才见当权者下了一回跪。共产党整治自己的干部，我想就象家长管教孩子，由于孩子太多，他们又不愿承认自己谁做错，干脆好坏一起打，目的是为了警告。少见家长把孩子往死里打的，也少见孩子被打而怨恨父母的。父亲靠边站约两年后就被解放了。

   父亲因征战的原因，母亲则是因有过一次婚姻的原因，他俩结婚是正宗的大龄青年了，但他们从不娇惯孩子，我们姐弟与场里职工的孩子没什么区别，一样要砍柴，挑水，打猪草。上中学时我每天要从城的南郊到城的东郊去上学，往返约20公里的路程完全靠脚量。母亲不给钱坐公交车；那时家有一辆公家的旧自行车，父亲总是锁得紧紧的不让骑，从不准我搞回特殊化。

   庆幸赶上文革尾巴，75年初我融入了知青队伍。至今想来那种生活还是很有意思。我本来就和农民的孩子差不多，干体力活不可能会造成心灵上的伤痕。我丈夫也是知青，而且上溯三代都是城里人，他的伤痕出现在下岗买断后，牢骚怪论不比我少。年轻时生命力强，即便受伤也容易愈合，可老来受伤却真的是难以结痂。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青春年少不可能回头。

   1977年前父亲没有走后门保送我上工农兵大学，可能是还记得屁股曾被打痛原因 ；1977年后我自己没有挤上独木桥，走上变成精英的路，原因则有可能是天资较差，加上努力不够。但这并不说明我就是废品，应该被淘汰到扫地出门的地步。工作先进的证书家中至今还有好几张，那东西对别人来说不值钱，对我却可以证明工作成绩的优秀。

   幸好我是个女的，精英们还没来急在男女平等理由下更改退休年龄时，我已经拿到了退休金。丈夫离正常退休还差得早，到那时说不定有可能又已经推迟了退休的年限。女儿与人竞争上岗都吃力，他还能竞争过年轻人？

   比起外婆我是幸运的，不用裹脚 ；比起母亲人是幸运的，不必地战中四处逃亡 ；比起女儿我是幸运的，下岗几年就拿到了退休金，而她不知还要经历几次就业失业.失业就业的考騐。当然，我丝毫不怀疑女儿将来会比我幸运，我热切地希望女儿以及将来女儿的女儿能幸运地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衷心地祝福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