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根们的第二误区恰恰是手捧哲学而不懂哲学

刨根们的第二误区恰恰是手捧哲学而不懂哲学——属于哲学方法论问题

我总劝说刨根们，要一手捧住社会科学，一手紧握自然科学。但刨根们就是不听，结果又进误区了，这是第二个误区。本人前面说到，刨根们抛出“个案没有说服力！”，其实是以个案否定个案的思想误区，没有超越了哲学范畴，毕竟这是刨根们的专长。但刨根们的新言论，很遗憾地又把第二个破绽亮了出来。因为刨根们非但不懂自然科学，而且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甚至干脆连比较专长的哲学方法论，也几乎撇得一干二净了，拉开赤膊上阵的牛二架势，进入了哲学思想的裸奔境地。

刨根新论很有代表性。代表第二误区的观点，主要反映在新作“说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之中。他们对革命党的贬抑之辞比较苍白，也许只是内心表白，无论文字有无感染力，我们可以暂不深究。新作表达了以下两点主要思想，第一点就是“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巩固政权，禁止新的革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所谓的秩序就是在规定的范围里行事。”第二点就是“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可能会继续赞美革命以营造执政合理性的舆论，但是绝对不会鼓励革命，而且会把禁止新的革命当成压倒一切的核心。”这是很典型的资产阶级轮流执政的传统思维，既有历史局限性，也有学术片面性。　　

为什么说刨根们代表了资产阶级轮流执政的传统思维？这是因为他们总以为革命党一旦成为执政党，性质也就改变了，就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的保守党。既然这样，人们当然能以再次“革命”手段予以更替了，或者采用别的方式，最终达到资产阶级政党流轮执政的根本目的。但是，刨根们自以为是的否认了共产党的继续革命性，一方面是把共产党等同于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另一方面是彻底颠覆了共产党革命的正义性。刨根们避而不谈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也竭力回避《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无产者革命的正义性，并且不敢涉及这一革命理论是为工农联盟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服务的鲜明党性。

刨根们甚至无法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特色问题。毛泽东同志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当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也就成为执政的革命党，这是它在根本上具备的党性原则。只不过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革命特色是从武装斗争转向了思想斗争，这个过程既复杂而又漫长，并且应当“要文斗不要武斗”。尽管不同历史时期革命的阶段性特征有所差异，但这丝毫也没改变了共产党执政的继续革命性。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紧盯着工农政权的所谓“革命”，仅仅只是理论上的剽窃而已，相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上是不沾边的两个名词。

尽管刨根们一样享受着充分的思想斗争权利，却根本不会承认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继续革命性，这是它的主要意图。想要透视刨根们的固有思想从哪儿来？这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刨根们从基本的政党轮替的思想观念出发，得心应手地采用了理论上的演绎法，按照“执政党就是保守党”的预定路径，推论出共产党没有革命性。这种简单思维，就是摆脱社会实际，运用了从理论到理论的空对空逻辑，说明依然局促在唯心史观的泥塘中，很可能已经无力自拔了。为了获得理论上的权威性，并且排除学术上的致命性，刨根个人甚至只承认理论的“演绎法”，干脆粗暴否定了科学的“归纳法”。

刨根个人对“刨根们个案悖论的最终路径仍然是以个案否定个案”的一则跟帖——“呵呵！我建议你去读一读‘科学哲学’‘分析哲学’之类哲学著作，看过后，我们再辩论如何：”中表示，“认识来自‘个别’确实不假，但是‘归纳法’是不可靠的，这是公认的结论。”可见刨根们的认识，很关键的一点，是对自然科学既无知又迷茫。中国已故著名数学家　华罗庚　先生写过一本专著，书名就叫《数学归纳法》；理工科的许多现场实际工作，所采用的都是“完全归纳法”；全世界的实验科学、秘书们的材料总结、以及我国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实际运用了“不完全归纳法”，等等等等。那么刨根先生会不会认为，所有自然科学或者理工科的思维方式，根本不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呢？应当是！——可从他的上述跟帖的“个案”中，获得一些“说服力”。假如刨根先生依然认为否定“归纳法”的“个案没有说服力！”，不妨收回成言。

我们说，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刨根们的世界观明摆着，实际就是资本主义至高无上。这且不说，倒是应当弱问一声，在刨根们所倚重的哲学方法论中，到底怎样肯定着演绎思维，而又根本否定了归纳原理了呢？这是什么样的古怪方法论？是不是到头来手捧哲学而不懂哲学——进入第二误区了？

[附一]：

说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革命党就是试图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党。革命不是一种说法，而是一种做法，因为你不可能用嘴皮子骂就能把反动派赶下台（对民主时代不成立）。于是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之类的斯文的、讲理的、文雅的、体面的、慈悲的……事儿，革命是一种无以不用其极的高度特殊和极端的情形——比方说为了渡河，强征和平居民家的大门，或者为了应付严重的资金问题，绑架守法富人家的子女，或者干脆洗劫富人家之类。在和平年代，革命绝对就是一种犯罪——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儿，如果换在现在，就算某个地方的税收部门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谁要是实在气愤不过，两把菜刀把税务所里面的人给砍了，那一定会是死罪。这里就涉及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问题：

革命的是是非非是一个历史学家们和看客们可以津津乐道和搅沫沫的事儿，说来说去是一件远去的往事，说到底说的都是废话，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的乐趣或者观赏的情趣。关键点是：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后，会如何转变的问题。

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巩固政权，禁止新的革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所谓的秩序就是在规定的范围里行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就是进行自我否定（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就是否定了自己原先革命党的地位）。革命任务的完成和建设新社会的任务的出现，是促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根本依据。从破坏旧世界到创建新世界，任务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从而手段也必须180度大转弯，过去自己高度支持的，就可能必须坚决制止——例如绝对不会去资助某个因为不满土地公有化而造反的农民团伙，坚决禁止法外私刑等等。

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可能会继续赞美革命以营造执政合理性的舆论，但是绝对不会鼓励革命，而且会把禁止新的革命当成压倒一切的核心。文革式的造反绝对不是什么革命，而仅仅是内部大清洗的一种特殊形式，一切都在执政党的掌控之中，执政党本身是绝对不容反对的（反革命罪就是对这种本质的最好脚注）。文革式的造反说白了，无非是不明真相的傻帽群众充当了执政党内占优势的一个团伙消灭另一个居弱势的团伙的打手，革命青年之类的不过是一群被利用的无脑的帮凶。所谓的继续革命是一种自我反叛，因为革命党的历史归宿和任务就是赢得政权后进行建设，而不是革自己的命。革命的终极目标就是“全体公民的幸福”，而不是全体公民被发动起来相互批斗，相互把对方制造成万恶的“敌人”。

中国前30年最大的错误就是革命党未能真正地转变自己的身份，明明是执政党了，但仍旧部分地延续了革命党的“习惯”，仍旧在“继续革命”，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已经没有敌人的情况下大批量地制造敌人，在已经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的时候，用一种神经过敏式的受迫害妄想来看待零星和隐蔽的微不足道的“对立威胁”，把可以在法制范围内解决的小问题，夸张为无处不在的大规模的危胁——用一种日常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可能更有趣：明明是一个治安还不错的社会，只是偶尔听说有人抢劫和偷盗，但是某些人却吓得取消一切娱乐活动，如临大敌，把自家的门窗加上一寸厚的钢板……等等。呵呵！

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执政党终于全面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真正转变，真正把建设当成了自己任务的中心，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从此一日千里。有人说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没错，但是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事物，那个社会是完美而没有问题的呢？没有！连在世界上被誉为最完美的北欧国家，前阵子还出现了枪击案呢。当然，这绝对不是说，问题的存在就不该解决，关键是如何解决？以阶级斗争为纲吗？北欧国家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吗？人家腐败了吗？有黑煤窑了吗？有警察给黑社会当保护伞吗？有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吗？……极别个个案可能有，但相对而言，在民主和法制的范畴内，不和谐因素被限制到了最小的程度。你不可能追求到完美，但你可以去追求更好。

是选择不挑起全民之间相互敌对，可以全心全意搞建设，用民主法制来解决问题好呢？还是煽动全民对立，把极大的人力物力用在阶级斗争上，在绝对贫困中如同逃荒者的孩子般保持所谓天真愚昧的幸福感好呢？这是正常的理智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除非是个疯子。
　2009年5月10日　　　

[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