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经济与农户生计

伦理、经济与农户生计　　

――关中地区农户生计比较分析　　

作者：常竹青　　

摘要：　　

本文试图运用SL（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关中地区6个不同类型村庄进行分析后，认为，认为当代乡村社会的显著特征是“伦理本位的小农社会”，并说明小农的生计策略是如何服务于伦理性生计目标。基于这些讨论和形成的对当代乡村社会基本特征的判断，重新探讨了“贫困”的原因，以期望基于这些分析和判断所提出的反贫困的对策和建议，能够对扶贫发展领域的工作能够有所帮助。

关键词：小农经济  伦理本位 伦理成本  生计   可持续生计 sl  生计策略   生计目标   贫困  伦理性贫困  反贫困   扶贫发展

一、           前言　　

一般来说，学术领域对东亚农村社会的认识有两种重要观点：从经济角度看是东亚小农经济社会，从社会文化特征上认为是伦理本位的乡村社会（梁漱溟语）。但作者通过长期对农村社会的体验和观察，认为这两种观点单独都无法解释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农户的行为，笔者在《伦理本位的小农经济》一文中，曾经认为当代中国农村是“伦理本位的小农社会[1]”， 尝试将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来分析农户的一些行为，但当时没有足够的一手资料对这一观点缺乏严谨的论证。

直到作者接触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之后，利用该分析框架对陕西关中地区（宝鸡和扶风两个县）的6个不同类型村庄进行了一手资料分析之后，才建立了实证分析的基础。

利用这一框架对这6个村庄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之后，笔者认为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正验证了上述 “当代乡村仍然是伦理本位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 这一观点，并且解释清楚了小农经济的生计策略是如何服务于伦理性的生计目标这一问题。

但是，在资料分析中笔者也发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对这一社会特征形成很大的影响，经济发达和川地农户的伦理性影响已经减弱，，而山区贫困地区的农户的伦理性呈现加强趋势，农户在生计上采取更为保守的策略，伦理成本[2]的过高，成为农户贫困恶性循环的最关键因素。

鉴于这个结论，笔者认为应该对现有学术界对贫穷的定义进行重新解读，即贫困不仅仅是因为物质、机会、能力和精神等浅层次的原因所造成的，其背后有其更深层次的社会传统影响在里面。

二、分析工具及研究方法[3]

1、 SL简介　　

SL（可持续农户生计）是于上 世纪90年代初被提出，由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发展研究机构、如英国Sussex大学的发展研究所 （IDS）合作，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世界各地NGO、发展工作者及学界总结多年经验后，在参与式工作理念的基础上开发出的的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系统理论。目前在国际的发展研究和实践、特别是扶贫发展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SL Framework（SL分析框架）是将人（农户）放置于分析的中心的逻辑思维方式，去思考和理解农户生计选择所面临的资本和客观环境，从而确定发展项目的目标和干预的优先次序。　　

本文在分析中主要采用了可持续生计发展框架（图一）：　　

2、 生计策略和生计目标　　

生计策略即农户的五个资本的运用组合方式，更多地表现为农户的生产和生活行为，生计目标即农户生计策略的期望（不是结果），一般来说一个理性的农户往往会选择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和可持续的生计目标，但现实并不总是如此，在特定背景之下，农户往往会选择其他的生计目标，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情况，本文将在第五章详细论述。

3、 SL的运用　　

SL被一些国际NGO广泛运用于项目的前期考察分析、项目设计、检测和评估之中。对于农户生计的分析方法简述如下：

首先将分析的对象（农户）放置于图一中五边形的中心，从农户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他们所拥有的五种资本，以及所面临的脆弱性环境/背景和需要遵守的政策制度及程序，而农户的生计策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所作出的。

在分析农户的生计现状时，农户现实的生计策略是能够印证农户所拥有的资本及面临的背景的。

4、 资料搜集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一手资料，主要目的是基于世界宣明会对陕西关中两个县区的前期评估调查，所采用方法主要是深度访谈（村干部、乡镇政府主要官员）和农村参与式快速评估（PRA）中的焦点小组，对象主要是按照随机抽样选择的村民，并且保证了男女的比率平衡，其中村民的收支和贫富榜分析采用的是十粒种子[4]的方法。

5、 核心指标——彩礼[5]　　

为了便于论述本文的发现及关点，本位采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指标：当地的彩礼水平。选择该指标的主要理由是：小农的伦理性特征决定了农户生计的目标主要围绕的是传宗接代式的，而婚嫁是传宗接代的总要活动哦功能，并且在农村一般属于超大型支出，这影响并直接决定农户的生计目标，一般来说彩礼的高低在当地会因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有所差异，贫困农户往往会围绕该目标而选择自己的生计策略。

本位在搜集该指标时主要采用就高原则，因为彩礼的最高水平代表了当地最贫困的状况。

三、案例简介[6]及农户生计分析

1、 6个村庄类型/特征的比较（见表一）　　

表一：六个村庄的特征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这六个村庄随着地理位置的不通，A－F村在山区和川区之间由低到高呈现不通的发展水平，因为该村的苹果产业比较发达，村名外出打工较少。

2、6个村庄的生计策略比较（见表二）：　　

从我们搜集的资料来看，这六个村农户的收入共同的特征是以打工为主，种植业以农作为主，养殖业比较捎，但 E村是例外，以苹果种植为主，因为当地苹果产业非常发达。

ABCDF五个村的打工状况可分为三类：

A村：大多青壮年在本地煤矿从事高风险的体力劳动，收入比较高，但非常容易造成残疾；在分析该村人力资本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高村青壮年患各种疾病的比例要高，主要跟从事的高危职业有很大关系；

BCD：大多到西安、深圳等比较远的地方打工；

F：主要从本地的企业打工，因为该村有数家外来企业；

从总体上看，这的确代表了关中地区乃至中国大多数地方农户的生计状况，有限的耕地大多被用来种植少量的粮食作物。

3、农户收支结构分析与生计目标　　

下面对六个村的农户的收支结构分析，可以说明农户的生计目标的情况:

　　　　　　（图二）　　

　　　　　　（图三）　　

分析这两张图表，结合所搜集的资料，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事实：

1、  种植业满足了家庭的基本生存需求，起生计保障作用

2、  看病上学是村民日常开支中比较大的亮相，并且是村民返贫的两个关键因素；

3、  结婚和建房在农户生计中属于超大型开支[8]；

在六个村的资料搜集过程中，争议最大就是这两项超大型开支，访谈中A村的代表坚持将这两项放入其支出结构中，并且占据最重要位置，而在BCD村经过与代表协商，勉强将这两项开支单独计算，而EF村则没有主动提出将这两项列入支出结构之中，表明超大开始对相对富裕的E、F村影响不大 。

四、小农经济的伦理性分析　　

1、小农收支结构的伦理性分析（小农的伦理性生计目标）：　　

修房和结婚这两项超大支出，对于A-F的村庄来时影响意义是非常不同通的。对于A村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并且这个村的代表强烈地反映说这两项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BCD村的代表也强烈感觉到这两项支出的压力，并且表示这是他们一辈子努力奋斗的目标，而EF村则感觉不到这些压力。这些现象表明，农户生计目标受伦理性影响非常明显。

如果我们在分析中介入小农的伦理性特征，即农户的生计目标主要是伦理性的（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而非现实生存改善性的，透过对农户生计（收支结构）进行分析，便可以解释调查中的一些发现和社会事实（见图三）：

图四：小农收支结构的伦理性分析图

说明：1、分析时将“做生意”一项排除了，因为在收支结构中只有F一个村有此项，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不具有代表性；　　

2、虚线部分表明农户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主动增加此方面的开支，例如看病，一般农户小病只会卖点药片将就着拖着，等到大病出现了才会迫不得已动用储蓄；日常的生活开支农户也总是节省着，不会主动改善，如果遇到其他支出，往往会缩减此部分。　　

2、贫困与伦理性生计目标之间的关系　　

六个村的人均收入与彩礼水平的关系（见图五[9]）证明了贫困与伦理性生计目标之间的关系。随着贫困的程度加深，彩礼的水平急剧上升。在极端的三成村，年轻人为了支付彩礼费用，必须要从事高危职业十几年才能攒够足够的钱。

　　　　　　（图五）

越穷越难娶到媳妇，花费的代价越大，越富裕娶媳妇支付的成本也越高。这样的道理我们都很容易理解，但是背后却透露出贫困农户的无奈和不公平，照这样的逻辑，只能是贫困愈贫，而且这种的伦理性贫困也表现出很大的保守性，是一种“内卷化”的特征。

在我们考察的6个村中，村民都明确地指出教育致贫和疾病致贫是导致很多农户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农户普遍为了减少支出，当患了病的时候往往是扛着，一旦积累成大病往往花了大笔的钱也无法治好，农户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也是服务于伦理性目标的，儿子接受高的教育，会增加婚姻成功的机会，也会降低彩礼的支出。这样一来农户往往将绝大多数的积蓄储存起来，很少用于生产的扩大和自身技能提高。换句话说，这种贫困类型的农户不愿意支付任何成本用于经济创收和学习技能。

五、伦理性贫困、范围及其根源　　

1、伦理性贫困的提出：　　

透过上面的叙述，如果用农户的伦理特征来分析话，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贫困逻辑：

贫穷→外出务工某生计→本地年轻女性外嫁增多→本地男女比率失衡→本地婚姻失衡→农户必须花费更高的代价娶媳妇→修建更大更漂亮房子→支付更高的彩礼→需要高额的储蓄→从事高危职业获得更高的收入→高风险的职业导致疾病和残疾的机会增加→增加医疗支出→更加贫穷（见下图）

图四：伦理性贫困循环图

事实上，村民也反映，这样所换来的婚姻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很多女孩难以承担婚后所积累的巨额负债，而选择逃跑。

为了便于描述和说明本文所讨论的贫困类型，因为这种贫困与小农的伦理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不妨先将此命名为“伦理性贫困”[10]，而这种伦理性贫困正成为很多农户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

2、伦理性贫困的比率　　

透过对社区的贫富榜[11]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关中地区乡村伦理性贫困农户的大致比率(见表三)：

表三：五个村庄的贫富榜

说明:其中因为C村的资料不全，因此没有列入表中。

从表中可以看出，A村的贫富结构比较复杂，可以被清楚地界定为五层，而其他村最多只能界定为四层，在D村甚至只界定了两层，表明各村内部的农户结构是不同的。

在村民对贫富类型的定义时，基本上对于富裕户的定义为修房和媳妇不会有负担，而其他类型的农户特征主要是遇到几项大型开支时，农户需要举债来维持，也就是说不同农户手伦理性的影响不同，但我估计可能属于d和e属于本文所界定的伦理性贫困农户，因为他们基本上仅仅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无法应付伦理性支出，而d类的贫困户则属于纯粹的伦理性贫困，比如因病致和残疾贫困，其实背后都可以找出伦理因素的影子。

按照图表中的比例可以大致伦理性贫困在关中地区的比例大约在10－40%之间，但是其实b和c类的农户也可能随时受到这种威胁，这些威胁因素包括高风险的职业和高疾病的几率、市场化和快速增加的医疗和上学费用、迅速飙升的彩礼费，这些外在因素足以将一个普通中等农户迅速卷入贫困的行列，而很难复原。

从范围上，伦理性贫困普遍存在于农村的广大区，而贫困偏远得多山区则更为严重一些，外出务工比较多的贫困农户往往也属于此类贫困。一般来说，只要小农还具有伦理性的特征，就可能随时成为此种贫困，但大多数时候，伦理性贫困是阶段性的，例如当完成传宗接代任务之后可能会有所缓解，但也往往又进入下一轮的循环。

3、伦理性贫困的根源：　　

这给我们反贫困领域提出了一个难题，对于伦理性贫困的农户我们该采取什么策略来缓解贫困的压力。这需要我们寻找伦理性贫困的根源。

在河沟村我们透过与村干部访谈，从他本人的亲身体会中得到如下的一个彩礼历史变化图（图四）：

从表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从1995年开始，当地的彩礼费处于直线上升趋势，撇开正常的通胀因素，而1995年正是该村开始大规模外出务工的时候。这说明伦理性贫困/危机的根源是大批量的农民工进城市，即伴随着我国的城镇化的进程而产生的。

而这个背景与很多专家学者所分析的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非常吻合，但以往的学者大多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认为城市化仅仅是农村三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的大量流出，并且认为只要能想办法引导这三要素回流就可以促进农村的发展，而新乡村建设正是在这样分析之下开展的。

但现在看起来这样的分析是不足够的，三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出伴随着的是农村伦理关系的破坏和冲击，而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伦理特征的儒家小农社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样给农村带来的往往是整体性的毁灭性的破坏。

六、对贫穷及扶贫发展的反思　　

目前在发展界一般都将贫穷定义为物质、精神思想的贫乏，或者说资源占有/机会的不平衡，也有人认为贫穷是人际关系的边缘化，贫穷的根源与社会、经济及文化传统有关，但对于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和讨论不多。　　

这种对贫穷的片面认识阻碍了扶贫发展的进展。例如仅仅将贫困定义为物质的缺乏，很多实践表明，透过救济等输血式是完全不足取，这种方式不但对贫穷的缓解无益，却会增加贫困的依赖，因为伦理性贫困的小农对于现时获得的物资仅仅会当作增加储蓄的一种替代；

造血式扶贫的收效对于这部分农户来说也往往是收效甚微的，因为受伦理性影响比较大的农户会尽可能压缩费伦理性的开支，即不会增加在生产发展方面的投资，小农不大会冒险选择其他的方式来增加收入，而选择稳定的现金收入的职业，比如体力劳动；

造血式扶贫还有一种扶贫方式叫“精神文化扶贫”，该方式主要透过在乡村传播合作互助文化，建立合作组织，培养农户的资助发展意识，但是实践表明，这种扶贫方式虽然比简单的造血式扶贫理念要进步一些，但现实中也往往是收效甚微，互助的文化和组织在短期之内根本无法满足伦理性的巨大（资金储蓄）需求，即农户仍然普遍认为这种方式无法让他们尽快致富，生活压力依然很大。

有些学者将原因归结为商业化和市场化对农户生活方式的侵袭，即一方面小农经济的货币化，而市场化又刺激了人的无限欲望，所以农户才会对“一亩三分地”有不切实际的想象，所以他们宣传新的消费观念。这样的分析显然忽略了农户的伦理性特征，农户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单位/细胞，他也有自己复制和延续的需求，而在中国的文化里，自古以来的祖先崇拜所形成的传宗接代的思想不可动摇，所以这种方式不是解决伦理性贫困的好途径。

在实践领域，反思现有农村发展领域的一些做法，特别是贫困山区的扶贫发展项目，往往收效甚微，有时候甚至是在加速破坏这种伦理关系，导致进一步的贫困。

例如一些NGO往往透过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贫困的改善，但是这却仅仅是有利于经济状况的好的农户增加经济收入，对于整个社区来说，却可能加速了当地年轻女性的外流，其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彩礼费的急剧上升，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加剧一般农户的贫困；

一些NGO尝试透过技能培训和提供两种等方式改善农户的收入，从伦理性贫困的角度来时，这也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农户在生计策略的方面的保守性，会排斥这些项目活动的参与。这部分农户很少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等成本在改善长远的经济创收上，他们往往期望的是现实的现金收入，并且尽可能最大比例地储存起来，而不是用以扩大在生产。

伦理性贫困正弥补了以往这些对贫困的认识和思考，在农户贫困的原因中加入伦理性的，认为传统的具有伦理性特征的小农户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两级分化的主要原因是一部分农户在完成其伦理目标的过程中支付了越来越高的成本。当这种伦理性在社区衍生出一种共同的特征之后，就成为一种文化和风俗习惯，能力强的农户也会客观地不断提高彩礼/婚礼礼金的水平，再加上市场化的影响，货币性商品经济对传统农户的依赖种植和养殖的生计方式越来越不利，农户必须透过打工赚的更多的现金。当婚姻也完全被市场和商业化之后，结婚往往就成为一种比“牲口”买卖好不到那的交易，因此就出现了换婚，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例子。这就好比股票市场，婚姻的女性一方成为一支支股票，价格被不断地炒高。一种文化/风俗一旦形成，依靠农户个人的力量就很难改变，两级分化会让婚姻市场的利益越来越流向于那些富裕的农户和城市，而贫困农户就必须被迫行地去适应越来越高的婚姻市场，而基本上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因此，一些农村发展项目在设计和操作是最好考虑到农户的伦理性特征，例如项目需要考虑农户伦理性的生计策略和生计目标，在增加和改善农户所拥有的五个资本时，如果结果不是有利于降低贫困农户的婚姻成本[12]，那么往往项目的干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

七、农户伦理性贫困的对策　　

因为农户的此种贫困的根源主要是乡村伦理关系的失衡，即传统的乡村被市场化和城市化打开之后，与原有社会传统之间产生的碰撞，造成普通农户的伦理/婚姻成本过高。而这种伦理性的影响事实上可能仅仅在东亚小农社会中比较普遍，中国更为典型。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的话，那么中国乡村的这种伦理传统就必然受到外来因素这些挑战。

1、农户的对策：换亲　　

从农户的生计策略上讲，农户自身有其独特的适应策略，比如大多数会在生育上会追求生一男一女作为最理想的目标，因为女儿的出嫁能够覆盖儿子的婚姻成本，如果只能生一胎的话，农户必然会选择生男孩；换亲是最贫困地区农户无奈的选择，当新的婚姻成本成为普遍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的时候，农户便会选择此种方式来达到传宗接代的生计目标。当然，本质上这都属于换亲。

2、对发展界的建议　　

根据SL的分析框架，比较可行和现实的做法是干预当地的婚嫁风俗，想方设法降低普通农户的伦理成本和增加贫困农户婚姻成功的机会。比如提倡婚姻节俭，历史上有过很多实例是政府沟通过倡导来改变风俗习惯，但是伦理的平衡却不是此种办法可以来解决的，伦理性贫困的消减少待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当贫困农户形成自己内部的文化和阶层意识之后，或许会有所缓解。

目前，笔者本人对于此种伦理性的贫困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但下面的一些做法可以作为缓解措施来进行尝试，比如：

1、             促进贫困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可从老人、文艺和妇女的合作介入，可能会帮助建立贫困农户之间的“文化”，增加贫困农户内部通婚的机会；

2、             倡导政府对农村的住宅建筑标准进行规范，提倡实用节俭型，或者在宅基地审批上进行限制，抑制农户的建房成本虚高；

3、             在社区倡导节俭的婚姻方式，或许会降低一些婚姻的成本；

4、             政府投入，帮助贫困农户移民搬迁，能够直接降低婚姻成本，是解决伦理性贫困的重要方式，但前提是对社区贫困农户的整体搬迁；

5、             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适当的时候建议适当放宽，这样有助于缓解农村的性别比率失衡[13]；

6、             倡导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遏制官方和民间任何大小资本炒作民生资源：包括土地、住房、教育、医疗等，这会大大有效降低农户的伦理成本。

当然这样的方法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进一步关注农户的伦理特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找出更好的办法和对策。

在当本文即将完成的时候，笔者感到我们对于乡村的人士和了解还是太肤浅了，我们所接受的现代西方教育，已经让我们远远偏离了起码的社会常识和事实。现代文明的我们，更多的时候对于农户的行为是不理解的，有时甚至认为那些是落后愚昧的象征，比如重男轻女思想，而不加分析地干预去改造。时至今日，中国的小农仍然在坚持着自己的生存方式，而我们却按照所谓的“现代化农民”的标准去改造农民。遗憾的是即使我们认识到了中国农民的伦理本位的特征，也无法找到有效的干预策略，我们已经丧失了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的能力，也丧失起码的对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自信，当我们静下心来去仔细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发现它们是多么地陌生。

如果将这种伦理本位衍生到所有中国人的身上的时候，一些社会上长久出现的很多不正常的“热”就可以理解了，比如考试热、辅导热、公务员热、高考热、炒房热......，加上本文所谈的婚礼费用的畸形发簪，种种的“热”背后表明这些都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特征——“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息息相关，人们的一切都是在围绕这个目标去奋斗，于是乎便有些人利用中国人的这种特性进行各种投机，当有钱人――那些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资产者利用自己的资本去通过炒作那些伦理生计资源的时候而获取财富，性质已然发生变化，这时已经不是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了，而是充满着血型的大鱼吃小鱼式的财富聚集，其实质跟强盗打劫是一样的道理。

当下最痛苦的不是最贫穷的人，而是那些处于中间地位的平民百姓，因为他们没有那些高额伦理压力的负担，当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奋力去参与到各种“热”之中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大鱼们”吃掉，这是火拼。因此也奉劝平民百姓们，不要用富人的生活标准来要求指导自己的生活，一些量力而行，不要去炒股，不要去炒房，不要挤考试，不要去挤公务员，那些已经不是平民百姓所能追求的了。现实一些，生活才会更精彩，社会才会更和谐。

这一切需要反思的正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已经丢掉的太多，使得平民丧失自己起码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而去盲目追求与自己不相承的生活，导致整个社会的定位错乱。而社会伦理秩序和平民价值的重建实在是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或许是今后几代人去努力才有可能完成的。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2008年12月1日于西安

主要参考文献：

1、《伦理本位的小农经济》

2、《乡土中国》

3、《可持续农户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