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如何堕落的

学术是如何堕落的

当下，学术的堕落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公众对抄袭，剽窃等学术堕落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甚至于麻木。从前段时间让国人震惊的汉芯造假，到引起广泛关注的浙大学术造假，本该纯洁的学术在当下的中国似乎成了痰盂，人人欲吐之而后快。诺贝尔奖作为世界上最为权威的学术奖项，迄今为止在中国，却没有一人获得。以前，我们没有钱，出不了成果还可以解释，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政府对学术投入了大量资金，资金已不是问题，却并未产生多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面临严峻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却有着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基于此，资金不足并不可以作为学术界不出成果的借口，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学术界反思。　　

一、一切向钱看　　

当今社会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合理化。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本身是没有错的，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理应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学术界的问题是，相当大一部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将学术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学术研究的最终指向已不是学术成果，而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切向“钱”看。任何的学术活动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用来赚钱的，至于有没有实际价值，很少有人会考虑。笔者认识的一位硕士生导师曾经在一年内出了12本书，是导师才华横溢吗？当然不是，这12本书不过是这位导师让自己的研究生东拼西凑，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已，这种书的质量可想而知。以一本书少则5-6万的收益来说，这位导师一年收入四五十万是不成问题的。当钱成了学术的最终目标，学术界往往会出现一些雷人的研究成果。比如离婚可以促进内需，王菲在西方人眼中不是美女。这些雷人的研究成果背后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转而追求吸引社会的吸引力，以此博得众人的关注，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 ，社会的吸引力往往可以转化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身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当然熟知这一点，所以各种各样雷人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学术研究成为赚钱的工具时，学术研究的质量可想而知。从长远看，这种行为对学术的损害可能会导致学术最终走向完结，这不是危言耸听。　　

二、学而优为仕　　

知识分子从政历来是中国的传统，从这一点来看，现代社会知识分子跻身官场似乎无可非议。但是，现在学术界的一个显著现象是很多知识分子在取得了一些成绩后，便亟不可待的挤上从政的道路，一旦从政，学术却成为对他们无关紧要的东西。学术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通往仕途的工具。学术界的人都忙着从政了，学术研究自然也就无人问津了。这种现象其实不难解释，与国外学术保持独立不同，中国对学术的管制是将学术纳入行政管辖范围。举例来说，中国的大学校长都是有行政级别的，而类似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的校长更是贵为部级、副部级。即使大学学院的院长也是处级，而在中国官僚集团掌握主要资源，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对仕途的趋之若鹜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众多教授、副教授为一个普通的行政职位争得头破血流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问题是，当众多学者将本该客观中立的学术作为追求仕途的工具时，学术的纯洁性遭到了破坏，学术的堕落便不可避免　　

三、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是现在却截然相反，变成了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有些学者刚开始学术研究时，确实怀着“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承绝学”的美好愿望，然而一旦功成名就，却将这个美好愿望抛之脑后，有的迫于现实唯唯诺诺，出言谨慎；有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顾民生；更有甚者，为谋取自身利益，甘愿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置自己的良知于不顾。学术的堕落首先是从学者的堕落开始的，梁启超，沈从文，储平安，沈钧儒……当我们回忆一个又一个凛然正气的学者时，只能证明我们对当代学者的失望和无奈。　　

学术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赚钱和追求仕途的工具，学术始终应该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和公正性，不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任何损害学术纯洁性的学者，不但是社会的罪人，更是我们这个民族长久发展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