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一起流转纠纷看如何正确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

　　透过一起流转纠纷　看如何正确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

　　熊德银

　　（2009年4月27日）　　

　　2008年底，某县陆续收到辖区某村群众反映村干部强迫农民流转土地问题。农民反映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流转行为违法。农民说：“《土地承包法》规定流转的主体是承包人，村社代表农民签订流转合同主体不符。”二是租金过低。农民说：“一年一亩田600斤稻谷、土地400斤稻谷的租金，以田0.6亩、土0.4亩计，共520斤稻谷，折款484元，怎么能生存生活？”三是无法转移就业。农民说:“我们有的老了，有的又小了，到哪里去打工？”四是认为种植果树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农民说：“法律规定禁止占有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群众反映的土地流转为该县一统筹城乡示范项目用地，项目业主为某国一在渝注册企业。该项目计划在该县规划的200平方公里范围的现代农业园区内，以租赁为主要方式流转农民承包地2万亩，标准化种植优质晚熟柑橘并按一定比例配套建设外国风情新农庄，再向投资者分户出售，同时，采取宅基地置换形式集中修建风情新农庄，安置项目区农民，吸收当地农民到项目区从事种植管理、物业管理等。通过商业性、公益性两种方式运作，一、二、三产业均衡布局，实现公司发展、农民增收、环境友好和社会和谐“四大目标”，把项目区打造成为农业产业化、产业多样化、居住城镇化，城乡统筹发展的“西部第一村”，为重庆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一种典型示范。　　

　　针对农民反映的问题，该县组织专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该流转行为并无强迫流转。实施之前，当地镇村干部多次进村入户，召开动员大会。随后，由社员签字委托所在村社代为转出，所在村社再与公司签订协议。第一期共涉及该村1000余户、耕地2400亩。协议签订后，公司方即派员实地丈量、流转土地，对十几户未签字农户土地作了保留。2008年9月，该项目进入改土施工阶段，一些过去已签字农户以各种理由开始反悔，随后，又出现多次阻碍施工和联名上访。经该区政府进一步协调和做说服动员工作，该项目顺利施工。目前，已标准化改土2400亩，定植晚熟柑橘1000余亩。　　

　　以该县产出水平，每亩田一般产稻谷1000斤，毛收入930元，扣除机耕80亩、机插秧50元、机收100元、田间管理费200元、种子肥料农药120元，合计550元成本后，纯收入380元，也就是说，公司按600斤稻谷支付租金，远高于农民自已种植纯收益。如此优惠的条件为什么会受到农民阻挠呢？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当地农民就业增收渠道狭窄。温总理经常讲，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事实上，前面的计算对有人外出务工挣钱、种田以雇工为主的家庭是可以这么算，但对以务农为主的家庭，它通过换工方式，每亩现金支出可控制在120元内，实际纯收入可以达到800元左右，加上发展一些家庭副业，即可维持简单生活。而租给公司后，就可能出现打工没人要，生活困难的困境。此外，企业与农民缺乏沟通，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滞后，全社会诚信缺失也是该纠纷产生的原因之一。在带头上访的人员中，有的先签字同意，但后来又反悔。　　

　　该纠纷虽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但也折射出当前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中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首选路径。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以及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中国不能靠工商资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国外农业发展有菲律宾和日韩台两种不同模式，但结果大不相同。菲律宾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采取了鼓励和扶持“资本家下乡”的农业发展道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菲律宾传统小农大面积破产，农业产业迅速被有欧美背景的大公司所控制，只有少数农民被吸收为农业工人，绝大多数农民流离失所。菲律宾社会迅速两极分化，内需严重不足，工业生产严重过剩，经济增长受控于外。农民问题迅速转化为工人问题，农村问题迅速转化为城市问题，失业问题迅速转化为政治问题，国内问题被迫转化为国际问题。韩国和台湾没有走菲律宾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日本模式—限制资本家下乡，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培育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变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大农”，走“综合农协＋农户”的合作发展道路，农民几乎独享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经营、农业技术服务和土地地租的全部收益。农民同享现代化的好处，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由于没有突破土地所有权禁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自然不会导致农民破产，但是，应当看到，在租赁合同存续的未来几十年内，农民只能从土地上获得租金收入，少数农民通过在农业园区务工能获得一定收入，多数农民不得不到城镇寻求生存发展空间。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尚未见底，全国近2000万农民工无处就业，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必然加剧就业矛盾，并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二、中国人的饭碗不可能端在工商资本手里。在一些地方，农民零星把土地交给亲戚朋友耕种基本不用付给租金，而一旦工商资本集中、成片租用，租金就比较高。以该区为例，400-600斤稻谷/亩的租地成本，远高于农业上市公司“北大荒”120元/亩承包费，更高于美国一亩耕地20元左右地租水平（以购买价格1000元/亩人民币推算）。如此高的土地使用成本，决定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不可能也不敢生产粮食，只能发展高效农业或二、三产业。据不完全统计，该区2008年800余家企业、业主租赁土地达20万亩以上，但多种植花椒、柑橘、蔬菜等高效农业和其它非农产业，几乎没有一家专门种植粮食。　　

　　三、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必须坚持统筹城乡的理念。即在工商资本在进入农村发展非农产业或高效农业的时候，既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要不忘企业的社会责任，尽可能创造就业岗位，吸纳项目区失地农民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各级在引进工商资本时，不仅要考虑该项目的盈利能力，也要充分考虑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时时要把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摆在突出位置。　　

　　四、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要解放思想、创新机制。如针对大型项目，可考虑在项目区成立“土地经营权托管中心”或“土地合作社”，农民将土地托管或入股到其中，由该机构对工商资本。又如在农民就业和增收方面，可考虑在项目区由农民入股成立一家控股公司，与引进工商资本在高效农业或二、三产业上展开合作，发展股份制经营企业，项目区农民通过股权收益增加收入。　　

　　五、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要完善配套政策。一是要研究土地规模化的可行政策。在本起流转中，有十几户未签字流转，虽然所占比例很小，但影响项目实施，而现行政策又不能通过强制或村民自治方式解决。二是要对土地流转期限作出指导性意见。如任由协商,可能会出现很长期限或无限期的情况,势必影响今后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执行。有待出台一个关于流转最长期限的指导意见,如50年或70年。三是要修改《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其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从该区来看，丘陵和山地比重大，大量坡瘠地耕作条件差，本身不适合种植粮食，禁止这些地区发展林果业和渔业，势必不利于这些丘陵、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议把现有“基本农田”进一步细分为“基本农田”和“基本粮田”，后者只在平原和丘陵地区的平缓地带规划、建设，并实行最优惠的投资、最严格的保护政策。　　

　　六、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必须坚持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调查发现，该区规划流转近万亩的公司有4家，但没有一家建立有研究、处理与当地农民关系的部门或落实相应人员。绝大多数工商资本业主只重视与政府、村社干部的关系，忽视与农民的关系。试想，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如果与农民关系紧张，既不利企业发展，也不利和谐社会构建。因此，工商资本必须坚持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特别要重视当地民主政治建设，必要时，可督促当地民主选举项目区基层组织，使其公权来源合法，方才管理有效。　　

　　总之，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政策背景下，工商资本以其拥有的资金、技术、信息优势，能够通过直接投资和辐射带动作用，在具较优势的产业、城郊或特殊区域实现农业现代化，并将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它的局限性，需要有选择性引进和合理引导。只有这样，农业的现代化才具有实际意义，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