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原本是过去式

我曾经在《读书》杂志上读过一篇大骂明朝人的文章。真他妈奇怪！我当时读后感就是这句话。弄不懂这个世界，疯了，活着瞎闹，毫无由来去骂明朝做甚？我就怀疑丫骂完了明朝接下来还要是骂其他朝代，说不定，挑选汉朝或商周或北魏什么的，随意来骂骂。骂古代王朝是不必花费胆略的，古人不可能从墓里爬出来打官司，况且这些年来农民们挖古墓挖疯了，估计那些敢于爬出来和丫打官司的古人，也让农民们挖墓给挖了，死无对仗，原来骂骂古代是蛮有趣的笔墨。我是5年前写了这篇文字，寄给《读书》，原意是想与那篇文章作者彼蔽商榷，以为古人抱屈。

《读书》不予理睬，我亦没辙，原文如下：
　　　　
　　　　
　　　　明朝人所存在的时空，消失了，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存在，后来的人们研究它、修订它，是为了能使它愈加客观地存在，以使后来人，引以为鉴。人们对于本民族历史的辉煌，可为之欣慰、或是骄傲，亦可无有所谓；人们对于本民族历史的伤痛，可为之哀伤、或是茫然，亦可依旧伤痛，这是一种复杂而无奈的情感，被包容在一个更为复杂的范畴里，可称之为历史观。不独中国如此，外国亦如此，世界各族，莫不如此。
　　　　古老文明的兴盛交替，殆非一言两语能够讲清，历史自有其宿命般的变化规律，后人只能接受而别无选择。人们享受了历史给予庇荫，也将感受历史给予的伤痛，这是与生具来的安排，不由选择。我相信彼蔽也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但是，彼蔽先生竟然是从一个很奇怪的角度，审视明朝那一段历史，我所说的奇怪是，是彼蔽先生为大明王朝设定了一些价值前提，而这些价值标准是远距明朝几百年之后产生的，说来，很具有所谓“现代性”，他的文章便是由此而展开了。
　　　　彼蔽很痛恨中国的明朝，从皇帝到文人，全都不是东西，从文化到思想，无一是处，彼蔽又很庆幸，庆幸找到了价值对比的参照系，彼蔽说“幸好我们有比照”，他是指欧洲的文艺复兴。用后者来比照前者，前者就是明朝人，他意思是明朝人完蛋了，除了腐朽的生活、闲雅的心态，明朝中国的形象是……彼蔽先生的原话是大明朝“勃起了、梦遗、儒道墨法释的大酱缸、老太太剃起了童花头、集体自残、搅屎棍、流氓、妓院、嫖客、伟哥”等等，彼蔽先生于是总结了明朝文人病症，总结说明朝人是整体堕落了，因为喝酒和性事而断送了大明江山。
　　　　明朝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元素皆不曾被彼蔽先生谈起，或是被其遗忘了，我这里就按照彼蔽先生的思维方式与评判标准，把彼蔽先生的推理原则用在彼蔽先生的文章上，也就是拿彼蔽来比照明朝文人，可能更会说明问题。
　　　　既然，彼蔽先生设定了王朝交替、天下责任应该由文人来承担的前提，我就先把彼蔽先生给枷锁起来，第一、您从此不能喝酒啦，也许您天生不喝酒；第二、您也许不难做到，从此不能有性生活啦，也不能勃起，意思是您和太监差不多啦，被敲了。
　　　　如果您认为明朝文人是为了喝酒和性事而耽误了天下，所以，为了鼓励您去干正经事，您总该应该以身作则吧。如何才能使您不堕落呢？最好办法就是以您之道阉您之身。咱这世道也处在大变革时期，总不能让您去堕落呀，所以就免了您的性事。否则，您这彼蔽话算什么呢？好了，该让您去干正经事了。干点儿什么呢？我看，您就先把中国现在的腐败现象给灭了吧！这不能说跟您没关系吧，因为您是文人啊？什么？您做不到啊？那您就该向国人谢罪了吧！按照您让明代文人承担国祚兴亡的逻辑，我给您枷上的责任算是轻多了吧。我们继续，您也该为现在中国的命运承担点什么吧！中国要加入世贸，怎么老没见您出力啊？老百姓们都盼着呢，您快点儿去和克林顿或什么人谈谈吧。什么？人家不尿您啊？不会吧，您是文人啊！还有，北约轰炸了南联盟、中国大使馆，您别只说不练，您也应该去轰炸北约什么的吧？什么？手头没家伙？没关系，您是文人啊！明朝文人的手上也没家伙，您都能让他们承担明朝社会责任、您也能承担今朝的社会责任！您千万甭想逃避，快去吧！把自己当个什么弹也行，随便扔一下就得，这比徐渭敲碎睾丸容易多了。你不会做不到的，要不拿块板砖也成。如果不成，您还能干什么呀？会写东西？写东西好哇！您说“明朝的文人使整个明代社会失去了最有力的增长点”，我看您也可以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有力的增长点啊！（谁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我写到这里还是没整明白）。什么啊？您发育完了不长个了不增长了，那不行，您还得增长！您要是不增长了，我靠什么挣稿费啊。明朝人早死绝了您都不放过他们，那我也不能放过您吧！不然的话，您的脸没法生动起来啊。再说啦，您是觉醒的精华，您是解放的灵长，您可以行动呀。五百年前您咋不领着十字军来中国闹文艺复兴哪？什么？我听不清楚，您说话声音大一点儿，啊，您还没生出来。原来您还知道有历史这个词啊！
　　　　
　　　　
　　　　彼蔽先生说“明朝是中国人的第一次梦遗”，梦遗是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您没有过？我不相信，我年轻时节早早就梦遗过了，由不得自己的，醒来，床上一滩痕迹，天下最自然的生理现象，绝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您是这样鄙视梦遗，想来您天生是不会梦遗的，不然，您这篇比喻就该是您手淫了，含蓄说法叫做自摸或自渎，是吧，甭客气，您接着摸吧。
　　　　明朝皇帝们很奇怪，一个个都很有个性，玩物丧志，五花八门，该怎么去说他们呢？他们要是都能活到1949年，好办得多了，直接把他们送到抚顺监狱改造一番，象末代皇帝溥仪似的，出狱后就可重新做人了。明朝皇帝们都死了啦？没辙了，我只能批评是彼蔽先生的不是了，五百年前，您咋就不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给明朝送去啊？不就可了您的意啦，这可真就是您的不是啦！弄得您现在做一马后炮，挺没劲的，我都替您不好意思，真让您受累啦。
　　　　彼蔽先生还说“朱家父子把们把大明帝国当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妓院”，那么，我想问问，当时，您祖上也在大明中国这座妓院里吧，您祖上的老人家们是嫖客呢、还是妓女呢？什么？您想说不是？什么都不是吗？不对吧，甭客气，挑一个，您只能为您祖上择其一而冠冕之了，您别无选择喽！您总不会说他们是大茶壶和老鸨子不成？当然还留着第三条路供您选择，如果您祖上恰好在欧洲闹文艺复兴、或是随着哥伦布去开发美洲、或是在东洋南洋搬来迁去，也就当我没问吧。
　　　　彼蔽先生还说“晚明文人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觉醒”，按照这个语式可推类为“晚明文人并没有为我们带来电脑”；“晚明文人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英语”；也可以说“晚明文人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民主”；“晚明文人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手机”，唉，彼蔽先生，我只能用天津话来回答“您介是拿谁打岔哪”。
　　　　唉……，同时我还要用广东话滑稽地问：“您彼蔽先生打算给您五百年后的人们送去什么样的觉醒呢？”说来让我们听听，怎么啦？经不起反问了，彼蔽先生话语的荒谬性，显示了吧。您彼蔽先生要求五百年前人给您以觉醒，那么同样，您也应当给五百年后的人以觉醒，可是五百年后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觉醒，您倒是说来让我们听听。
　　　　我尝试着来这样猜想，也许五百年后的人们，万物灵长们，早已放弃了地球，而只能躲在密封仓里天天漂浮在宇宙间，终年不见天日，他们在宇宙舱里无聊之极，每每读到袁中郎灵动文字，羡慕不已，那才是他们最最需要的寄情于山水的觉醒，因为，地球早已用作垃圾场而根本没法住人了，未来人关心话题不是地球的环保、而是宇宙的环保，至于您的西方文化精华论嘛，恰巧就使他们深受其害的东西。未来人在宇宙舱里，最为喜欢做的事，动辄开一场痛定思痛的批判会，专门批判您彼蔽先生说的“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论，或批判他们深恶痛绝的西方文化精华论，令他们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五百年前还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看来我多此一举的、给他们送去的您的觉醒思想，并没有被他们当回事，说白了，是不尿您这一壶。您能怎么办？还是关心自己个不是，还是关心当下的世界不是。您介不是在扯淡又是在干什么呢！看看，您露馅了吧。
　　　　
　　　　
　　　　彼蔽先生说“封建文人最大的理想依然是‘做稳奴隶’”。
　　　　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非得给改过来，让他们都变成“做不稳的奴隶”？或是让他们都蠢蠢欲动变成“做稳的皇帝”；或是让他们每个人都觉醒了，人人都写一篇《共产主义宣言》乎？或是把“五四运动”提前给弄到明朝去发生。您不会真这么想吧。不过想想也没事的，您在文章里批判晚明文人，赞美五四文人，这个公式是明摆着的，难怪啊。您所赞美的英国文人莎士比亚，在国王供奉的剧团里吃着皇粮，书写着赞美国王的词句，那么，他不也是一个“做稳的奴隶”吗。按照您的意思，咋不让莎士比亚去当中国地下党呢？而且英国人至今没把皇权推翻，您今天咋就不上英国去闹革命啊？瞧，您是很会运用双重标准的嘛。这是美国人的专利，想不到您使用的还怪麻利的。当年欧洲十字军若来是中国闹文艺复兴，您没准会在那队伍前面作向导吧。看看您的这篇文章，还别说，确有点这意思。
　　　　彼蔽先生说：“对任何人，我们不能听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所以面对历史，我们必须鼓起这样的勇气：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二、先小人，　后　君子。”无论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共同点，分析，考据，公正等等，总之，无论如何看待历史，无论如何去衡量，都不是简单地使用“信”与“不信”这个字眼。解决复杂历史问题，不能使用典型的儿童思维模式，或是略带一点可爱的胡搅蛮缠。成熟成年人不会有这般发嗲的固执，而应该使用理性头脑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理性判断。
　　　　天真烂漫儿童，才会在什么事情都没弄明白的时候，尖叫着“不信！不信。”成年人应该使用这样语式“为什么是”以及“为什么不是”。看待历史用什么样眼光？不同历史观有着不同历史眼光，可以肯定，历史眼光是由思想构成的，而不是由“小人的眼光”或“君子的眼光”所构成。倘若是茶馆说书人，动辄就拿历史来开涮，尽管去小人或君子。但是《读书》杂志是茶馆么？如果是，您该不会就是说书人吧。或者您平日尽管可以小小人人君君子子，但是跑到历史里就别玩这个啦，行吗。不过也许您是例外的，因为您讲得很清楚，您对任何人都这样。那么，以子之矛来问您，假设您父母亲对您说您是他们的孩子，您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对吧？难道您必须对他们先小人　后　君子吗？然后您会以您小人之心去度他们的君子之腹吗？惟其这样您才能够“从最基本的层面上入手”，对吗！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彼蔽先生的话是以不相信方式，意外地证明了他所批评的东西：中国文化人果然幼稚。
　　　　彼蔽先生最为赞誉的标准，就是“现代性”，可能是没说清楚，结果具有了一种朦胧之美，也有一点儿令人不知所云。他说“人的所有的努力才称得上现代性”。您拿现代性去框定明朝文人，那么，我就想请您去框定元谋人、周口店人、以及还在水中作为浮游生物的人之前身的孑孓。这有什么意义呢？元谋人有元谋人的现代性，明朝人有明朝人的现代性，五百年后的人有五百年后的人的现代性，把历史跨度拉拉长，现代性意思好象不大。是吗。就算您有现代性，明朝文人到了今天不再具备现代性了，过时了、落伍了，又能怎么呢？您能够把话讲得再清楚一点吗？
　　　　现代性这个词并非衡量思想的价值标准，却可以被用来评判电脑、手机、冰箱的型号，仅此而已。彼蔽先生羞羞答答提到“现代性”，混乱又模糊，真让人怀疑彼蔽先生嗅到的酒气，是从他自己鼻孔里冒出来的，但是，如前揭所言，他不喝酒，起码不应该是鸡尾酒罢？
　　　　
　　　　
　　　　我拿彼蔽先生来作病理切片，是它具有典型性，当今不少中国文化人都有这毛病，动辄拿中国传统文化开一把涮，偶尔想起，随手捅上几刀、见了一点血，又大惊小怪，或是娇娇滴滴假装忧患，似乎不如此这般，就不能显示他们在文化上是如何地西化。
　　　　这种小玩闹、小玩意，让人瞧着烦，拿中国传统开涮的冠军，早已非老人家莫属，要玩就玩个大的，玩它个旷古未有、人鬼皆惊、血流成河、人头落地。您行吗？就算你丫真行，甭想玩起来，我们就是在那种玩法里锻炼成长的，再说，您真是不够格。
　　　　说大话、吹牛蔽，不新鲜了，您还是打住吧，改戏。料您也没戏！我把您的这一套叫做“青春期反抗心理”，我先告诉您，前面说过，历史所给予的，咱们承受着，必须如此，不信？不信的话，让我来假设，假设您老妈不是美人，不具备您所谓现代性，而且还有这样那样缺点，难道您会去认刘小庆、巩俐、或波姬•小丝、麦当娜来做妈？我不相信。既然您不会，那么同样道理，大明王朝的完蛋，关袁宏道、徐文长的屁事！江山易主，您让他们负哪门子责任。我想和您商量一下，袁中郎和徐渭之流，苦呵呵挣扎着，活着不容易，您是不是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就象文化大革命时候那一套，让他们过关算了。成吗？再说啦，他们用命换下的、留给我们的，现在已经是财富、是瑰宝了，咱们就别往他们身上浇大粪、扣屎盆子了。
　　　　
　　　　
　　　　中国的“彼蔽式”皆有共同特征，喜好高调、喊大口号，做出慷慨激昂模样，似乎患得患失、且又忧国忧民，似乎有感染力。不过呢，我会来这一手：我不相信他们。我相信有这样可能，就是他们的文化茫然。茫然于中国文化，茫然于西方文化，同时有着很强烈的幻向性，幻想西方文化能够拯救什么，譬如去拯救大明王朝，之所以说他们是幻想，因为幻想思维模式是“如果”语词为前缀的。以彼蔽先生之文为例，有这样一个思维前提，“如果明代也出现了欧洲式的文艺复兴”；或“如果晚明文人反帝反封建，那将给我们带来一次觉醒”；或“如果五四运动发生在明代，我才会赞美他们的现代性”。
　　　　儿童式语句，该打住了，再下去，我看着看着也该梦遗了。所以我就象学着舞台上模样：老天爷啊，您咋就让我们人类这么愚蠢呢！
　　　　每个人皆有自己观点，是权利，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可以去全盘否定、亦可去全盘西化，彼蔽先生们，随意罢，我是无以言说的，但我还是说了。说了，依旧很烦，但是想到有稿费可进帐，于是就爽了，算是大家一起骗稿费玩。但是对　于彼蔽　先生，还请您入瓮罢，您必须进去了。您就在瓮里呆着吧，火旺起来了，不过您没事，您沉着您无畏您自摸您梦遗啊。

《中国人的好古情节》出自《古董主义》——《序言》　　

中国人有信而好古的传统，相应地，也就疯狂地去偏爱了古代的遗物。
古之遗物，谓之古董，中国人好古董的习性由来已久，延续下来已是蔚然成风。我注意到好古之情中外亦然，很多外国人也会喜好古董，尤其喜好中国的古董，可见信而好古的并不为中国人所专利，应该是人类的普遍习性之一。
好古的普遍习性，其实并不很普遍，几乎仅为极少数人所专注，而且，今后喜好古董的人将越来越少，因为古人说过“人心不古”，其实人心不古之风将一如既往地绵绵不绝而愈加炽烈。
我对于有些事物，很愿意用“古董主义”一词来形容，故而将“古董”冠之以主义，古董主义，这主要是出自废旧利用的考虑。
二十世纪最为时髦的东西，大约除了抽水马桶的普及之外，要数各类主义的流行。我实在想不明白，人类的脑袋竟能发明那样多的主义。二十世纪的主义之多，有如过江之鲫，亦如杂货铺，不仅琳琅满目，而且离奇古怪，其中，拜金主义最为兴盛，理想主义最为衰落，而古董主义尚且还是一项空白。所以，我愿意填而补之。这就是冠以古董之名的由来。因为，我认为人类最为欠缺的东西，恰恰就是古董主义。
古董主义与古典主义有所不同。“古典主义”一词含有经典的意味。当下的世界与经典是格格不入的，无论是思想界或艺术界，人们最喜欢标榜自己的词汇就是破坏。而在艺术与思想方面，人类热衷于破坏的对象就是一切经典，人们以破坏经典来树立自己。可见破坏经典的方法，确实是一个推销自己的方便法门。至于于破坏而后能否树立起自己，好象变得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破坏了。他们真的破坏了吗？
古典主义成为当下世界的一个标靶，过多的瞄准与投掷而容易产生歧义。古董主义一词的含义就相应地简单得多了，不仅直接点明了怀旧的主题，且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信而好古的态度。


我之所以强调古董主义，目的是想减弱人们对于未来的幻想。
我注意到，人类最为热衷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切实际地去幻想未来。但是，什么是切合实际的幻想呢？幻想是不可能切合实际的，倘若能切合实际的话，幻想便不复为幻想矣。人们有幻想未来的权利，确实是人类的幸运。然而，人类幻想未来的幸运恰恰体现了人类的不幸。
人类本不该将希望寄托于未来，因为，未来的确切定义就是永远地不会来。
未来的定义就是幻觉，成语“望梅止渴”就是对“未来”的最生动的阐释，它表明人类始终处于对未来的渴望。从时间观的角度看，凡是能够到来的只是“现在”，除此之外，惟有消失的过去而别无其他矣。
这是一个关于时间观的问题，它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其搁置一旁而无须去解决它。因为在我看来，时间之于人类，原本就是虚幻的，时间之本原，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的肉体会衰老而腐朽，所以，为了标明肉体腐烂的刻度，人们产生了存在时间的幻觉。
肉体、腐烂、时间、幻觉，将这些东西组合起来，汇总为一个简单的词汇，它就是恐惧。人类为了克服恐惧，不得不自我欺骗，终于制造了一个名叫“未来”的词汇。
有谁能够不生活在现在而生活在未来里吗？或许，有很多人是为了未来而活着，但实际上，他们并非生活于未来，而是生活于对未来的虚构之中，因为寄希望于未来也就是生活于现在。或谓希望的未来是美好的，但毕竟不得不应付无奈的现在，面对现在的生活、现在的艰辛，而且，人类始终生活在“现在”的概念里。
生活在现在，实际上也是生活在“过去”，因为我们所能占据的全部内容不都是过去吗。
“现在”，有如是一种始终不止的运动，运动的方向则始终朝向着消失的“过去”。
譬如我们说话间，时间消失了，消失于“过去”之中，声音也消失了，消失于“过去”之中，恐怕“子在川上曰”，表述的正是这个意思，因为一切都在逝如斯夫地不舍昼夜。
消失的事物，归入了“过去”，世间的一切莫不如此。事件，或许被记载了下来；物体，或许会被遗留至今；一个事物消失了，而又能依然存在着，古董一词的意义就在于此，古董主义的生命力亦在于此。


一件古物经历了千百年而能传承流转，其命运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不能知晓一个古董的具体的流转过程，而只能用想象来猜测它的遭遇，所以，面对古董，我们的想象力超乎寻常地发挥了出来。天下还有比发挥想象更有意思的事吗。我以是没有了，一个能激发想象力的世界才是美好的世界。
人们在想象之中，体味古董的浓厚古意，再去揣摩古董的独特语言。
依据我的分析，古董含有两种语言。一是古董自身的语言，即古物自身所蕴涵的历史信息。该信息虽为无声之声，但我辈中人可从中寻找声外之声，古董的声外之声有时能胜有声之声。
我现在要说的古董主义，却是希望将古董的语言扩大化，甚至不妨说是将其泛滥化。扩大化与泛滥化的意思，希冀找到一种沟通过去与现在的语言。李渔《闲情偶记•卷四》云：“径莫便于捷，而又莫妙于迂”。
有趣的路，在于绕来绕去。那么从时空的意义上看，如果能够从现在绕到过去，又从过去绕到现在，不啻是在思想的时空中找到了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
漫步在这样一条小路上，手举着古董主义的小旗帜，随处看去皆为古董，古物如此，人物如此，历史亦如此，万事万物皆可以当作古董看。
我对于古董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大凡只要是过去了的东西，无论它表现了什么样的形态，而今依然存在着的，皆可称之为古董。
首先，我要说贞操观也是一个古董。
为什么要举贞操观为例呢？因为它是一个从无而有、又从有而无的东西。有生于无，无生于有，似乎是一切事物的规律，所以要从历史的意义去看问题。
原先，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茹毛饮血而群居杂交，家庭的形式尚未诞生，一切财产尽皆共有，人也亦然，那时的人类一定是没有贞操观的。后来，人类有了私有制，贞操观成为某种纯粹意义的象征。再后来，也就是近代而现在，有人说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当将其消除干净。事实上，现代人对于贞操的看法，已然淡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大约可看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成就。
事实是否如此简单呢？倘若清除了贞操观，就标志了时代的进步，这多少有些难以说得通，我也是很难相信的。


我们都知道，万物之中除却人类而外，有很多物种是没有贞操观的，无论用人类什么阶段的眼光去衡量，万物的贞操，却是始终如一的。
我想起去年冬天在南京，偶尔与一位美术理论家同桌就餐，大家胡乱闲侃，不知何以，话题从嫖娼转到一夫多妻制，又聊到中世纪的初夜权、贞操观等等，于是感慨一番，理论家总结：“人性获得了解放，时代毕竟是进步了。”
面对着饕餮后的杯盘狼藉，从贞操观到人性的解放，我以为谈这个问题不大适宜，回到北京后，我给理论家去了一封信，大意是人性的解放固然是事实，但我也是很困惑的。盖因我以为时代的进步固然以人性的解放为依据。但是，人性的解放，真的这么值得称道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始终是想不通的。人性的解放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也为人性的解放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将以“神性”的丧失为代价，同时，更为不幸的是，那就是以人之“兽性”的释放为满足。
简而言之，人，获得人性解放的同时，也丧失了神性，同时也变得愈加地兽性。所谓有得必有失，有失亦有得。得得失失，我们能为此找到一个价值的衡量标准吗？
我看是很困难的，困难的原因，在于我们拥有过多的价值标准。标准之多，恰恰反映了标准之间的冲突，由此体现的是没有标准的困惑。
或许，标准本身就是没有标准的体现。
我们有了人性的标准，我们也曾有神性的标准，以后，我们还会有兽性的标准。人、神、兽，将由谁来主宰最终的标准呢？
而在没有神性的世界，人性将陷入另外的囚禁之中，我们将如何来理解人性解放的意义呢？
理论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本意并非获得答案。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困惑的，困惑的不幸在于我又明确地知道：它是没有答案的。
或许可以说，这个问题不由人来回答。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出自人的意愿，而总是出乎于人的意愿，人在其中是身不由己的。因为它属于对终极存在的思考范围，而在终极存在的问题上，大约是永远不会有答案的。
从酱鸭头、清蒸鱼、虾黄豆腐、老鸭煲等，再联系到贞操、人性、神性、兽性、进步、人性的解放等问题，好似一条人类思想的符号式的脉络。
沿着这个脉络去聊天，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古董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