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黑:伊索寓言的神韵

沙黑：《伊索寓言》的神韵

      很早以前，我至少看过几篇《伊索寓言》，但浅尝辄止，似乎觉得就那么回事，早就过目而忘了，如果蓦然要我讲一段伊索寓言，我一定讲不上来，跟一个没读有过这本书的人相差不大。最近因为在读意大利人维柯著、朱光潜译的《新科学》，在文学方面主要涉及荷马史诗，也有几句话涉及伊索，所以就重读了一些书，并写下这篇读书笔记。　　

关于维柯，据介绍，他是十七至十八世纪人，从初读《新科学》来看，好多头衔都适合他，比如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宗教学者，神话学者，哲学家，美学家，等等，算是一个头等的大学者不为过。关于伊索，众知他是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古希腊社会的一个奴隶，富有智慧，会讲寓言故事，其中含有哲理，直到现在，成人看了有益，孩子听了好玩，能给人开窍。据研究，伊索寓言并非仅出一人之口，在伊索之前之后都有人讲述这样的寓言，当然，其中必以伊索最著名，所以人们把这类作品都归到他的名下。这些寓言，有流传下来的，也有许多湮没了的，目前中国出的伊索寓言集里含有四百个左右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不同出版社出的文字不一样，好在内容大意还是差不多的，如果我们有兴趣，可以自己重写一遍，或许还能更精彩些，但不算原创，原创的功劳是天才性的，当我们改写时，功劳就要往下降一些。
     中国古代也盛行讲寓言故事，《庄子》最为著名；寓言故事在《山海经》、《韩非子》这些著作中也有很多，有的寓言后来被概括成一个简洁易记的成语，显示了汉语言的不朽魅力，解释开来就还原为一篇寓言故事，似乎给复述这个故事的人们提供了创造的空间，而不受拘泥，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等，是一笔丰富深厚的文学遗产。当我们谈《伊索寓言》时，就自然想到了众多的中国古代寓言及其成语，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思想文化内涵。
     从我粗略所见的国内两个版本中国人所作的《序言》看，学者就《伊索寓言》给我们的讲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从外部讲进去，即从古代世界史文化史等方面，观照《伊索寓言》的内容意义及其地位，比较深广，这实际上就是沿着维柯开辟的路往前走，另一个是从内部讲出来，主要从作品本身的内容来作考察，也结合古代世界史的情况来作适当说明，这较为靠近，总之都是有内有外、内外结合的，这样力求准确认识《伊索寓言》的内容含义。
     研究和阐释有所不同，随着时代意识和方法的不同，对同一则寓言的阐释，就可能不同，人们会不断发现其中新的意义。比方说，正如学者指出的，伊索寓言里“狼来了”的故事，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这是说明撒谎骗人、自食其果的教训，但如今人们却读出了人类某种处境和态度的一种可悲性，一方面是孩子的孤独无助，一方面是成人世界的麻木无知，有一种“救救孩子”或“救救我”、“救救他”的主题。奴隶伊索在创作这篇寓言时，他自己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想出这样的故事来的，故事讲出来之后，听众是如何理解的，这当然可作分析，但要定于一论，大约永远不可能也不必要。
    我觉得，《伊索寓言》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至少我们可以对它作六种分析：社会的分析，人性的分析，艺术的分析，文化的分析，语文的分析，思想的分析。下面我就把随手翻阅的一些《伊索寓言》，放进这六个筐子里去。中国庄子的寓言“庖丁解牛”给我们描绘了一种条分缕析的极致境界，可望而不可及，但我们可以朝那个方向尽力而为。本文结合着初步阅读《伊索寓言》与《新科学》写成，肤浅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1，社会的分析　　

     伊索寓言里，充满血淋淋的动物故事，说的是一种动物如何去吃另一种动物，或者一种动物如何被另一种动物吃掉，或者一种动物如何机智地暂时躲开了被另一动物吃掉。在这些故事里，主要的食肉动物有狮子，狼，害人的动物有毒蛇，还有些食肉动物本身也有被吃掉或遇害的危险，如狐狸、老鹰，主要的经常有被吃掉的危险的，有牛羊、驴、鸡、兔、鹿之类，此外活跃在寓言里的，还有黄鼠狼、老鼠、青蛙，以至苍蝇蚊子等等。伊索寓言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一大幅生动图画，呈现着“丛林法则”之下的弱肉强食的景象。但是，讲寓言并不等于讲动物世界，寓言里的这些动物故事，都是为了人的社会而讲述的，都是面对人的社会的有感而发，是借着动物世界来说人的世界，是对人的世界的刻划，讲出来是为了批判、讽刺或者教育与安慰人的世界的。　　

狼与羊的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个故事说，狼看见有只山羊在悬崖峭壁上吃着稀疏的草，那悬崖峭壁狼上不去，就对山羊说，你在那里有生命危险啊，下面的草又多又嫩，你还不如到这下面来。山羊说，你根本不是关心我，你是想吃掉我呢。　　

这个动物故事所要说的真理，现在看来很简单，是说狼会吃羊，狼对于羊决不会是仁慈的。这个真理对于当时的社会，是一种比喻和揭露，就是指出社会分为了两种人，一种就像是狼，一种就像是羊。　　

维柯在《新科学》第200节写道：“一切野蛮民族的历史都从寓言故事开始”。也就是说，人类野蛮的古代史，是被表现在寓言里的。那么诸如狼与山羊这样的寓言故事，所反映的历史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野蛮情况呢？维柯在《新科学》第425节提到《狮子的份儿》这篇伊索寓言，大约就是《狮子和野驴》这个故事，说的是狮子和野驴一起出去打猎，他们成功了，到了分享时，狮子把猎物分成三份，说，我是王，第一份归我，第二份也该归我，因为我是你的同伴，至于第三份，你最好也归我，并且请你让得远远的，要不然你会后悔的。维柯分析说，这个故事说的其实是：“平民本来就叫做英雄们的伙计或家奴，要分享战争的劳苦和风险，却分享不到掳掠品和胜利品。”这个故事就是这种社会现实的生动反映。所以维柯赞成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这种美学观点（《新科学》第216、217节）。　　

     维柯在《新科学》第582节说，家人们的生命都在他们的主人手里，他们所得的一切财富也是如此，这些主人对自己的子孙的人身和财产也有这样的生杀予夺之权，更不要说是奴隶们了。维柯赞成埃及人的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他们的古代经历了神、英雄和人的三种时代，与此相应的是三种语言，第一种是象形文字的宗教的或神圣的语言，第二种是象征的符号的或英雄们的徽纹的语言，第三种是可以书写以便传送的语言。荷马史诗里的英雄，就是英雄时代的社会主人。维柯指出，他们的品质是野蛮的。他举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最伟大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来分析，第一，他不讲公道和正义，当对方（特洛伊的赫克托）提出在战争中战胜者应当掩埋战败者时，他竟然说，“人们在什么时候和狮子订过合同？狼和羊在什么时候有过同样的想法？如果是我杀死你，我就要把你剥光，绑在我的战车后面绕着特洛伊城环行三次，把你的尸体扔给我的猎狗吃。”后来他果然做到了拖着赫克托的尸体绕城三次，要不是赫克托的父亲前来赎回儿子的尸体，那后半句话也一定会实行的。第二，他不讲对祖国和民族的荣誉，他出于私人怨恨（主将阿加门农夺去了他的女俘布里赛斯），就率自己的军团退出战斗，眼看自己这一方因他退出战斗遭到惨败还觉得高兴，甚至希望所有希腊人同特洛伊人同归于尽，只让他和他的好朋友帕特洛克罗斯活着。整部《伊利亚特》写的就是阿喀琉斯的这一愤怒，并且是从这一点落笔的。而荷马拿他作为英雄来向希腊人歌颂，说他是纯洁无瑕的。这只能说明，所谓英雄，就是专横到不能容忍一只苍蝇飞过他的鼻尖，为了个人这样拘泥细节，斤斤计较。维柯指出，这正是后来决斗风气的全部道德基础，传奇作家们所歌颂而流浪骑士们所信奉的那种骄狂的法律和所谓崇高的义务以及报仇血恨的快慰感的精神来源。在这样的所谓英雄的统治下，平民或者说是奴隶们所过的日子可想而知，伊索寓言里总是处在随时会被吃掉的地位上那些可怜的动物就是他们最为真实的象征。维柯在《新科学》第584节说，英雄们把自己联合起来抵御反抗他们的平民，于是国王就产生了，国家就建立起来了，元老院也应运而生。维柯在《新科学》第425、499节认为，伊索所在的就是这个英雄时代，仍处在一种诗性的年代，只会用具体事例教导人，也就是寓言方式，而不会用归纳法、辩证法、三段论法这些抽象的方式教导人。　　

2，人性的分析　　

维柯说，“人类本性有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的社会性。”（从《新科学》第2节看，维柯这句话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他是从西方神学观点来说人的社会性的，认为人类由于原始罪孽而从完整的正义堕落下来，变成自私的，做不正义的事，宁愿像野兽一样孤独地生活，但社会性才是人的本性，人是必须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社会性就是正义、人道、理性。）关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比如英雄及其统治下的平民，具有如何完全不同的人性，以至于英雄们像狮子和狼一样野蛮，平民们像牛羊一样可怜，这已经在上面“社会的分析”中粗略涉及。但人性的丰富性，看来并不仅仅在于由具体社会性所决定的那些内容，还有着另外的一些似乎不以社会性为转移的与生俱来的广泛内容。　　

维柯说，随着岁月推移和人类心智的进展，平民们终于对英雄体制发生了怀疑，认识到自己与英雄具有平等的人性（《新科学》第1101节。同样，这里所谓平等的人性，与我们一般理解的人的生性的相似或一致有所不同，它是指“理性的人性是平等的”，即在理性面前人人平等，这理性就是：人从来都生活在人的社会之中，所以人的本性是或应当是公正的平等的，所谓人“生性平等”，要这样去理解）。　　

我们从伊索寓言看，问题很简单，人性的一致或平等，首先是人性表现的广泛内容本身让人们认识到的。在伊索的故事里，到处充满了对人性的认识和表现，而强大动物与弱小动物之间心灵的沟通，也就建筑在某种共同的心性的基础上，狼能知道羊有时是会上当受骗的，而羊能知道狼是会骗它的，这就是一种心性的沟通，彼此是能够知道的，在英雄与平民之间也是这样，尽管英雄把平民视同牲畜或野兽并且可以随意处死，但平民毕竟仍然是人。　　

《朱庇特和猴子》的故事说，朱庇特大神向所有动物宣布，他要看看谁的后代最美丽，并且给予奖赏。猴子也抱着她的小宝宝来了，众神看到丑陋的塌鼻子的小猴很是发笑，但母猴说，朱庇特会奖赏他喜欢的所有孩子，而我始终认为我的孩子是最美丽的。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我们也有句俗语说，“黄鼠狼养个喷喷香”，浑身臭味的黄鼠狼也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喷香的，这就形容出了某种普遍的人性特点，可以说与伊索寓言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驴子和哈巴狗》的故事说，有人养了一头驴一只哈巴狗，驴子看到哈巴狗得到主人宠爱，还能跳到主人腿子上得到主人的抚摸，而它自己虽然能饱饱地吃到燕麦和干草，却要干很多辛苦的工作，地位较低，希望也能像哈巴狗一样得到主人宠爱。有一天，它看到主人回来了，就挣脱缰绳，跑进屋里，模仿哈巴狗嬉闹的样子，乱蹦乱跳，并且还想跳到主人身上去得到抚爱，把屋里许多东西都碰翻打坏了，仆人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早就吓坏，于是用棍子狠狠打它，把它赶回它的驴圈，扣上缰绳，少不了把它狠狠骂一通。驴子这时才明白它完全是自作自受，它本来就是驴子，而不是哈巴狗。这个故事反映较复杂的人性表现，其中有嫉妒心、争宠心这些卑微的心理，反映着等级制下人性的扭曲。这样的故事虽然几千年前就诞生了，但今天在我们身边仍然随时能看到它的存在，它是我们人性的一种耻辱性的存在，人类要完全告别这种可耻现象，可能还有待相当长的时日。人性好像是水，它是一个自在的存在，但它被装进什么模子，就会呈现什么形状，模子就是一定的社会时代，它考验着折腾着也改变着人性。驴子如果真正吸取了教训，从此以后不再那样犯贱，它就能够自主、并且正确地自为，它也就高贵了一些。　　

《熊与狐狸》这个故事，讲的是狗熊在狐狸面前吹嘘自己有同情心，因为它看到死人从来不去吃。其实，狗熊的特性就是不碰死人，狐狸对此看得很清楚，就对狗熊说，我的朋友，如果你饿了的时候，能够只吃死人，而不要去吃活人，那就真有同情心了。心明眼亮的狐狸揭穿了狗熊的虚伪。这个故事借狗熊打骂人类。虚伪这种人性，大约与其说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如说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就熊吃人这一点来说，熊是强者，这个故事揭露和讥讽的，是强者的虚伪。让我们可以想见，在当时统治着社会的英雄中，有人戴起了虚伪这个面具，来忽悠平民。人性出现这种虚伪，正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　　

《驴和狗》的故事说，驴子与狗同行，捡到一封信，驴子就大声读给狗听，里面说的正好是关于驴子的食物品种，比如青草、大麦、干草之类，狗听着不耐烦，说，朋友，你跳过几页看看有没有关于肉啊骨头啊这些内容，驴子把信从头到尾看下来，说没有提到肉和骨头这些话，狗说，这种没有用处的废纸，就扔了它吧。这个故事所揭示的人性是：人一般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事。但寓言对此是讥讽的，人如果只关心自己的事，就有点像这条狗一样有点可笑。　　

大约正是出于对人性的观察，伊索讲了《普罗米修斯和人类》这个故事，说，奉朱庇特大神之命，普罗米修斯着手创造人类和其它动物，朱庇特看到毫无理性的野兽多于唯一有理性的人类，为了平衡，就叫普罗米修斯把一部份动物变成人类，普罗米修斯只好遵命行事，于是带来一个很不好的结果，从此以后，有些人类虽然有人类的外形，其内在本性却是野兽的。这个辛辣故事也许是出于对野蛮成性的英雄的讥讽，但我们看到，它也成了对人类的一切兽性发作、违背理性的行为的讥讽。　　

当我们这样分析了人性的相似或一致之后，再回头理解维柯所说的“人具有平等的人性”，即人在理性面前的平等，平等应当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本性，所谓社会正义的天然的根据就在此。维柯解说的这层“平等”的意思，其积极意义是显然的，比我们一般理解的“大家都是人”要进了一层，能引导人向着真正人的方面而不是兽的方面发展。但首先要明白“大家都是人”，才能进一步理解维柯所说的那一层道理。伊索寓言通过动物故事所揭示的首先就是“大家都是人”，让狮子一样的社会强者有所愧，让牛羊一样的社会弱者有所悟，接下来考虑“平等”这个理性问题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伊索其实就是他的时代的民主的启蒙者。　　

3，艺术的分析　　

对伊索寓言的艺术分析，本文想到的有三个方面：A，寓言之为寓言，B，寓言的叙事模式，C，寓言的叙事者的态度。　　

取材于天地万物，讲个故事，让听众领会到一定道理，这就是寓言。寓是寄寓，有所寄寓是目的，言是载体，所言是一个故事，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这很符合“文以载道”。　　

西方古代寓言，不仅指伊索寓言，伊索寓言起码是后于荷马时代的（《新科学·时历表》），比较二者内容，亦可看出，《伊索寓言》比史诗《伊利亚特》在思想上丰富复杂些，也就是进化了一些，它对“英雄”是批判与嘲笑的，而史诗对“英雄”唯有赞颂。　　

最早的是神话寓言。寻找希腊原始各民族的真实可靠的历史，唯一路径就是去研究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神话寓言。因为对于想象力极为发达的原始人类来说，包围着他们的自然界到处都是神灵，他们先想象出一批神，又想象出另一批神，从天上到地上，从陆地到海洋，到处是神在保护着统治着他们。这也就是原始宗教的来源。原始人类非凡的想象力如此，维柯称原始人类是诗性的，他们都是些诗人。神的时代接下来就是英雄时代，英雄时代的寓言是英雄时代真实历史的反映，充满这种神话寓言的荷马史诗，就成了研究仍处在野蛮状态的希腊各族的历史的宝库（参见《新科学》第7节，第376节）。　　

就连古代法学也是诗性的，是用寓言表达的，是一种用字严格的“歌”，不可随便增减字数或改动，古代法学的全部声誉都靠创造出这样一些寓言故事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就事实来作出公道的判决。（《新科学》第1036节）。　　

维柯说，“凡是起源于最初的野蛮粗鲁人的中的寓言故事都很严峻，适合于刚脱离凶残的野兽般的自由状态而开始创建民族的那种情况。”（《新科学》第221节），我们看伊索寓言平静地讲述着一些残酷的“丛林故事”，就不奇怪了。那么比伊索寓言更早的神话寓言，当然就更体现着这种严峻。　　

寓言就是“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这样就用它们来造成一些寓言故事。” 根本地说，这是一种“比譬”，是“隐喻”（《新科学》第404节）。这就是说，要造成一个寓言故事，有两步，第一步是拟物化，把人的心灵中的感觉和情欲对象化到天地之间的某物上去（比如动物），第二步是似人化，让这种物（比如一头狮子）像人一样活动起来，会说话有感情，并且在一定社会中生存，从而充当故事角色。这样，故事就会生发出来。人的社会相应地被对象化为动物世界，人世上的某种事情或道理，就被一个寓言故事“隐喻”出来。神话寓言当然也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其中的角色是各位神灵。　　

寓言的叙事模式，总的来说，是戏剧性的。首先，它是一种虚构。就连古代法学也建立在这一诗性的虚构方法基础上，“它们造出没有主体的面具”，用来“遮盖”或者说是代表某种事实真相，以便作出判决（《新科学》第1036节）。比如，神柏修斯盾牌上有蛇发女妖麦杜莎的可怕形象，那些蛇就代表法律的统治，盯着眼睛看那些蛇看麦杜莎的人会变成石头，这意味着民政权力的严峻的存在。维柯说，中国人所虚构的龙也是这种民政权力的象征，他惊叹中国与雅典相隔遥远，竟同样用诗性的方式思考和表达自己（《新科学》第423、734节）。现在据说有的西方人不喜欢中国龙，国内就有学者提出取消龙的形象，读了维柯，我们知道，西方一些人的这种不喜欢以及国内一些鹦鹉学者的随声附和，虽然情有可原，却是没有学术道理的。总之，古代人天生是诗性的，伊索寓言这种主要以动物为面具为角色的寓言，是顺着这种形象思维的习性而产生，它使用的也是虚构的方法。　　

维柯说，“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是一种有寓意的故事，这种有寓意的故事是戏剧性的（《新科学》第1037节）。　　

关于什么是戏剧性，说法不止一种，如果撇开舞台表演的角度，所谓戏剧性，就是指充满冲突、波澜起伏，而不是平铺直叙。这种广义的戏剧性，在戏剧中存在，在讲的故事中也存在，在抒情诗、散文、小说中也存在。维柯说古罗马法可供在罗马广场当众表演，想来必须表演以让人知道，那么所谓古罗马法的戏剧性，就跟舞台表演有关。　　

那么伊索寓言有没有戏剧性？从它的故事看，每个故事都含有起伏的转折的情节，这就是广义的戏剧性。伊索寓言当然可供表演，只要改编为剧本，但我们所知的伊索寓言是伊索讲的寓言故事，原初只是讲给人听的，而不是表演给人看的。　　

从广义戏剧性看伊索寓言，它的戏剧性，还可以分为悲剧性的和喜剧性的。　　

区分悲剧与喜剧，我们可以用鲁迅的定义作为标准，他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伊索寓言里以驴子为角色的故事有二十个左右，驴子的形象本身适合扮演喜剧角色，所以其中喜剧性的故事可能多些，比如上面提到的《驴子与哈巴狗》的故事，那头驴子也想做一个受到主人宠爱的哈巴狗，结果闹了笑话，它这种丧失自我尊严的思想行为是无价值的，被撕破给我们看。　　

又比如《驮盐的驴子》这个故事，说的是一头驴子驮着盐包回家，路上掉进河里，被拉上岸之后，驴子觉得所驮的东西轻多了，那是因为盐在水里化掉了不少。主人把它赶回城里，重新买了一些盐让它驮着，走到河边时，驴子故意躺到河里，这样好让驮着的重量减轻些。主人看穿了驴子的把戏，回到城里买了很多海绵堆在驴子身上，经过河边时，驴子又假装跌倒在河里，这回它被拉上岸之后，发现身上驮的东西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这才明白自己这个小聪明耍得不好。这头驴子也是一个喜剧角色，它那投机取巧的思想行为是无价值的，被撕破给我们看。　　

《驴子和老农夫》故事说的是农夫看到有人带着武器悄悄接近，就对他的驴子说，我们快跑吧。驴子却懒洋洋的说，就算我被这些人抓住了，他们要我驮的东西，会比我现在驮的更多些吗？农夫说，不会，你反正只能驮这么多。驴子说，那就行，你要逃你就逃，我不走。这个故事的意味是悲剧性的，驴子清楚地知道自己生为驴子的可悲地位，因而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摆出了一种悲剧角色的姿态，说出了最为悲惨的话。因为它毕竟是一头驴子，竟能这样清醒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们仍不免感到有点发笑，但其中的悲剧意味确实也很明显。悲剧的意味在于，驴子比喻着某种人的某种处境，其实是英雄时代平民即奴隶们的悲惨处境的写照，他们的生命价值是被蔑视了的，他们处在受英雄奴役与统治的社会地位上而看不到出头之日，这正是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遭受着毁灭，因而让我们感到悲剧的意味。故事里所谓有人带着武器悄悄接近，是英雄时代不同部落的英雄们经常发生争战的写照，驴子就代表人口，奴隶们，乃至包括他们的主人，都有可能在战争中沦为另一个部落的奴隶，但就这头驴子而言，他只是被更换了主人。　　

相对地说，寓言还有另一种叙事模式，比较平和、含蓄，但不等于完全没有故事的起承转合的波澜，多少也总是含有戏剧性的，只是表面上并无较起落的情节。

比如，在《墨丘利和雕刻家》的故事里，墨丘利（商业、旅行与盗窃之神）想要知道人类对他有多尊重，就化作人的模样，来到一个雕塑家的工作室里，指着朱庇特大神的雕像问价，雕塑家回答一个克朗，墨利丘听到这么低的价暗暗讥笑，又问朱诺（朱庇特大神的妻子）的价，回答是半个克朗。于是他指着自己的雕像问这个值多少钱？雕塑家回答说，假如你买下那两个，这个嘛，就不要钱，送给你。这个寓言故事前半部叙事是平静的不动声色的，最后的结局虽很厉害，却也很平静含蓄。故事不但讽刺了自视甚高的墨利丘神，也讽刺了朱庇特这样顶尖的大神，在凡人眼中，也不过只值一个克朗。所以，表面平静含蓄的叙事所产生的艺术力量，也能很大，而且别有一种韵味。这个故事竟然把神作为讽刺嘲弄的对象，实在是大不敬，由此可见这个故事产生的年代不是很远古，至少已经站在人的时代的边缘上，远离了神的和英雄的年代。

　　在讲寓言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讲述者的存在，他是一个智慧老人、忠厚长者，有一种特定的神情态度，他引导我们进入有趣的故事，又带着我们从故事里走出来，让我们增长了见识，获得了启示。他的态度，从所讲的故事里透出来，有时冷峻，有时温暖，有时幽默，有时沉重。他对我们人性的弱点是循循善诱的，他对于世间丑陋和不公平的讽刺，是无情辛辣的。他是一个正义的、感情丰富、思想锐利的哲人和诗人。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有生活、有思考、有艺术。如果说寓言是史诗的姐妹，那么，伊索是荷马的弟兄。故事必有讲述者，他是不可能完全隐藏起来的，他的神情态度一定会在字里行间存在着，这是我们读伊索寓言时可加分析的一种艺术成份。

　　4，文化的分析

　　对“文化”一词抠字眼、做定义、作解说，自有它的必要性，但一时是说不完、道不清的，我们直观地看，就是伊索在讲寓言时，他所处社会时代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包括他以前社会这方面的文化遗留，都必然会在反映或透露在他的讲述之中，正如今天创作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人，只要是一个成熟的作者，都必然会把当下社会的某些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情况至少是顺带地写在了他的作品中，而一个有着文化的自觉意识的作者，还会有意地运用某些文化因素为他的作品增色。

　　可以这样说，伊索寓言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古代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于我们，是异域异时，有着相当的陌生性，但并不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因为它毕竟是人类的社会，而它的异域异时性，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增加我们的阅读兴趣，这种兴趣就是文化的识别和欣赏的兴趣。以至我们捧起伊索寓言时，因为知道它产生于古希腊社会，所以我们是有着多种阅读期待的，其中就有着文化阅读的期待，想对古希腊社会能有较具体也较深入些的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读到一个好故事的层面上。

《朱庇特与猴子》这样的故事，有着关于人性的内容，涉及母爱的问题、美的问题，此外，我们在别的一些故事中，还看到伊索寓言作者对人的悲痛、嫉妒、贪心、患得患失等多种情感的心理的表现有着研究和表现、总之在较广泛深入的范围里体现着对人的研究，这也就让我们看到作者所处社会的某种文化水平。

比如《蝙蝠、荆棘和海鸥》故事说，蝙蝠、荆棘和海鸥合伙做生意，蝙蝠借来一笔款子作为投资，荆棘投入一堆衣服作为商品，海鸥弄来一批铅作为货物，他们就乘船出发了。不想遇到海上风暴打沉了他们的船，三个人仅仅逃得性命，失去了他们所投的资本，并且变得一文不名。从此以后，海鸥在海上飞来飞去，不时向海面俯冲，总想找到他失去的那些铅。蝙蝠生怕遇见债主，总是白天躲起来，夜晚才出来弄点吃的。荆棘只要有人经过，就抓住人家的衣服，希望能认出自己所丢失的那批货。

　　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那一社会的商业文化和海上贸易文化。在其它一些故事里我们看到那一社会还有着各种职业行当及其文化，比如就有雕刻家、演说家、天文学家等等，基础性的职业如农夫工匠牧人贩夫走卒都有；在精神性层面上，有对智慧的研究，对虚荣、对自私的研究；寓言的讲述者这时处在一种较高水平的文化态度上，而对眼前的人类社会作出种种观察、描绘，或加欣赏或予讥讽。

《猿和两个行人》这段伊索寓言，说的是有两个人一起旅行，其中一人从不说真话，另一人从不说假话，他们走进了猿猴的王国，猿王要他们谈谈对他以及他的人民的看法，从不说真话的人说，你是最尊贵最伟大的君王，你的人民也很好，猿王就赠给这人一件很贵重的礼物，另一人想，他谈了谎，还得了奖，我从不说假话，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奖，就说，我认为，你是一只很不错的猿，你的人民也是。没想到这句真话刺激了猿王，就叫叫手下把这人推出去弄死了。

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了鲁迅的《野草·立论》篇，讲的是一个类似的故事，说，老师考问学生，一个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孩子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人看，自然是愿意人家说些好话，于是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这客人得到了一声感谢，另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这个客人也得到几句感谢，还有一个最讲真话的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这话的人所得到的是人家的一顿痛打。老师对学生说，说要死的是必然，说会富贵的简直就是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那么你会怎么说呢？学生很难回答，就反问老师，那么老师认为怎样回答才好呢？老师说，你呀，要这样回答，你就说，这孩子啊，你看，多么，啊哈，嗨嗨，嗨嗨嗨。也就是说，说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虽然不会得到感谢，至少也不会遭到痛打。这老师教给学生的，是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但又很适用的智慧。鲁迅这篇杂文，是一种文化的批判，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伊索寓言告诉我们，原来在西方，在西方的古代，也就有类似的问题，伊索也是在做文化的批判，对于让人不能讲真话的专制主义进行了揭露，对人有那样的处境表示同情和悲哀，鲁迅的心与伊索是相通的。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国民性与西方国民性，在消极的某些方面也有类似之处，但我们当然不能阿Q式地说，我头上有疤，你头上也有，大哥不说二哥，两个哥哥差不多。对一切消极的文化，都应当加以无情讽刺和鞭挞。

伊索对于人间财富问题也有所观察和研究，在《大力神和财神》篇，说，朱庇特邀请众神赴宴，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来了，他向别的神问候，唯独没有跟财神普路托斯打招呼，朱庇特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不喜欢他，因为我跟他一起在人间时，发现他总喜欢混在一群恶棍中间。

这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呢？我理解是对财富以至资本的文化特点的一种最早的描绘和批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在古代有少数商业民族，是中介性的商业垄断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章里，引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段话，来说明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似乎抱着与伊索相同相近的思想情感，他不喜欢商业这种生财之道，认为它的利息是货币生出的货币，是违反自然的。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伊索的这个寓言，伊索有着敏锐的社会观察力和一种文化批判的意识。《墨丘利和商人》这个故事不是很精彩，但其中提到的商业行当，就有蜡烛制造商，蔬菜水果商，服装经销商，驴马商，这个故事还说，商人或多或少都会说谎，说是原初在造人的时候，对于商人这种人放进了一种撒谎的成份。现在仍然可以看到虚假广告给社会带来危害，可见伊索寓言的这个幽默还不过时。

土地问题与奴隶的悲惨地位问题，也被伊索寓言辛辣地提了出来。《母狼和狼宝宝们》这个故事说，母狼要产崽，向牧羊人借地方，牧羊人答应了，后来又要求就在那里喂养它的狼崽，牧羊人也答应了，结果狼崽们长大了，狼有了势力，就宣布那地方归狼所有，不让牧羊人靠近半步。我们从字面就可以理解这个故事，并且可以获得一种普泛的教训或道理，但这个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却要在具体历史中寻找。维柯在《新科学》第603节，考证了古罗马贵族是怎样凭着贵族地位宣布土地为自己所有的，而平民即奴隶们当然没有这种权利，他们只有在贵族占有的土地上劳作和交纳劳动成果的权利。维柯说，“这种对空地的占领就是一切所有权的最初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维柯多次引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的名言：“贵族总是发誓要与平民永为死敌”（《新科学》第271节）。

贵族们当然不能满足于获得一块土地，然后让一些平民为他们劳作，在贵族之间，一定还充满对土地的争夺，维柯在《新科学》第1023节等多处论述到这种“英雄时代的野蛮战争”，征服与被征服，就是土地归谁所有，就是谁的继续存在和谁的灭亡，战败者将沦为奴隶，替战胜者耕作，战败者原先拥有的奴隶当然也同时转为战胜者的奴隶（如《驴子和老农夫的故事》所隐喻的那样），这些人统称“英雄时代的内陆殖民”。伊索这个寓言里强占地盘的狼和狼的家族，指的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的贵族。这些情况，让我们联想到中国春秋年代的八百诸侯，他们之间充满争城夺地的纷争，叫做“春秋无义战”，贵族们夺取的土地，由奴隶们在上面耕作，奴隶们的怨叹就反映在《诗经》的《伐檀》这样的诗篇里。

维柯在《新科学》第303节写道，“各民族在野蛮状态中都是不可渗透的，他们或是凭战争从外部硬闯进来，或是为着贸易的便利自愿地向外人开放门户。”古希腊民族就是这样。他们“擅长海上贸易”，建立海外殖民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写的就是希腊人如何率领一些部族越海而战去攻打特洛伊城。

伊索寓言《独眼牡鹿》的故事说，有一只独眼牡鹿，用它健全的眼对着陆地，提防危险，用它失明的眼对着大海，认为大海这边不会有危险，不想海岸有船航行过来，水手用箭射中了它。牡鹿悲叹说，我从来没想过有危险会来自大海，这下子完了。

这个故事似乎就反映了海上殖民过程中的血腥无情的屠杀，牡鹿的悲叹就是遭到来自海上袭击的民族的悲叹。维柯在这一节书中还顺便这样写道：“中国人也是这样，他们考虑到贸易的便利，近来也向我们欧洲人开放了门户。”维柯是1744年去世的，这一年是清朝乾隆九年，这时的大清皇上乾隆是以天子身份接待了一些西方来客，距离后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带着鸦片贸易来真正打开清朝门户，还有些时日。晚清政府就有点像伊索所讲的那头对来自海上的袭击未加提防的不幸的独眼牡鹿。

《鸽子和乌鸦》的故事说，关在笼子里的鸽子炫耀它孵出了许多幼雏，乌鸦在笼子外面说，算了吧，你不要这么得意，你和你的子女都在笼子里，你的子女生得越多，你应当越感到悲伤才是。

是什么让伊索讲出这样的寓言故事？我们从维柯《新科学》第994节读到，英雄统治和奴役下的平民，“生儿育女是为贵族们当奴隶”。为此，贵族关心这些未来奴隶的健康，“吩咐他们生育应当在春天，使生下来的婴儿们健康茁壮。”于是，处在奴隶地位的母亲，只有“忍受痛苦育养儿女”的份，而“不能从儿女那里得到任何欢乐或利益”。人口只是贵族的一种财产。伊索这个寓言正是对当时奴隶悲惨地位的写照，传达给我们的是最凄惨的历史文化信息之一。

5，语文的分析

语文的分析，就是修辞的分析。修辞二字，如中国古人所说：“修，饰也”，“辞，说也”。修饰说辞，就是使言语正确而美妙，就是把句子造好。西方结构主义有一种说法：不论多长的文学作品，只是一个句子的延伸。这种结构的眼光，确实看出了道理。所以，我们说把句子造好，就包含了把作品写好。我们分析伊索寓言是怎样造好一个故事这个“句子”的，所以叫做语文的分析或修辞的分析。

中国古人对修辞的总要求，是“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换个说法是“情欲信，辞欲达”，这已经说得很全面了。

在《古代汉语》里，有讲修辞方式的一节，归纳出“引用，譬喻，代称，并提，互文，夸饰，倒置，委婉，省略”等等；我们看到杨树达先生的《中国修辞学》，那也是从古代文章里做归纳的，他所列出的中国古代修辞，有“变化，改窜，嫌疑，参互，双关，曲指，存真，代用，合叙，连及，错综，颠倒，省略”等；《现代汉语》里也有对修辞的归纳，各家各说，所列条目更多，有“顺叙，倒叙，插叙，描写，抒情，议论，烘托，象征，对比，设问，反语，折绕，讳饰，藏词，倒反，用典，推避，讽喻”等等。

寓言是故事，而故事是戏剧与小说的基本要素，所以寓言的修辞就与戏剧小说的修辞有交叉。修辞就是说话的艺术，说话的艺术生发开来，就是写诗赋文章的艺术、作小说故事的艺术、编戏剧影视的艺术。各门艺术的修辞的总根，都可以归到言语的修辞上来，我们分析伊索寓言的修辞，也就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伊索寓言的修辞，参照上面古代现代对修辞类型的归纳，我们试列几种如下：深化，发挥，跌宕，平顺，双关，嘲讽，幽默，正说，反说，具化。

《哥哥和妹妹》这个故事，说兄妹二人照镜子，哥哥发现自己漂亮，妹妹发现自己不漂亮，所以一个高兴，一个不高兴，后来父亲教导儿子说，你要努力变得像镜子里的那么好，教导女儿说，你要用温柔可爱的性格弥补外貌的朴素。这个故事分前后两部份，前面是兄妹二人照镜子，后面是父亲的教导。伊索寓言往往就分这两部份，后一部份对前一部份从思想认识上作出总结或得出教训。也有嘎然而止让听众自己去考虑的。伊索寓言是流传下来的，后面的这种总结或教训，有的也许经过了后人的改写。但作为形式，原来一定就有，我们把它叫做“深化”。一个寓言故事，就往往有这样前后两个部份，故事的部份和对故事点明含义的部份。

与“深化”接近的，有“发挥”。如故事《秃子和苍蝇》说，苍蝇叮到秃子头上，秃子拍苍蝇，苍蝇飞逃，嘲笑秃子说，你呀，我只叮你一小口，你就要打死我，结果你没有打到我，却狠狠打了自己，你又该怎样惩罚自己呢？秃子回答说，我无意中打了自己跟要打死你不同，你这种靠吸人血为生的家伙，把你除掉大快人心。这个故事是借题发挥，结合伊索所处的贵族英雄们统治的时代，很明显这是表达了奴隶们的愤恨之极的心声。

《野兔和狮子》的故事，野兔大声疾呼，所有的人应当一律平等，狮子说，你说得对，但是你们有像我一样的牙齿和脚爪吗？这个故事如此之短，情节却来了一个大跌宕，平等的要求还是跌落到不平等的事实上，平等成了一个真正无法实现的空想。

《狼，绵羊和山羊》的故事，狼群派代表到羊群那里会谈，提议永久和平，条件是交出牧羊犬，并且处死。羊群同意了这项提议。这时一只老山羊说，即使有牧羊犬的保护，你们也不断进攻我们，让我们从未感到安全，如果我们把牧羊犬再交出去，所谓永久和平从何谈起呢？老山羊的出现，让故事来了一个大跌宕，把情势扭转过来。

与跌宕相反的是平顺，没有出现跌宕，而是按照主导的方向一直发展到底，没有得到扭转。《狼和小羊》的故事就是这样，狼看到一只小羊离了群，就走过去要吃掉小羊，但觉得要找一个貌似合理的借口，才更为心安理得一些，就说，喂，你这坏小子，你去年用粗话骂过我。小羊说，先生，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狼说，可是你在我的牧场里吃草。小羊儿说，先生，草的味道我还没有嚐过呢。狼说，那么，你喝了我的泉水。小羊儿说，除了妈妈的奶水，我从未喝过别的水。狼说，好吧，反正我不能没有我的晚餐。他扑上去把小羊儿吃了。

类似的“平顺”而叙的故事，比如《狼群与羊群》，狼群对羊群说，那些有暴力倾向的狗管得太宽了，只要我们接近你们，他们就狂吠，其实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如果你们把那些狗开除了，我们之间和平共处是很容易的。羊群就听了狼群的话，把狗都开除遣散了。结果，狼群随心所欲消灭了羊群。

还有《老谋深算的狮子》，也是这样“平顺”而叙的，狮子想吃那只公牛，但害怕它的牛角，就对公牛说，我忍不住要赞美你雄伟的体魄，强壮的双肩和四肢，但是，朋友，你那对牛角真丑陋，相信我，假如你去掉那对牛角，你将更棒。公牛被这些奉承话弄得晕乎乎的，就锯掉了双角，结果，狮子就把它扑倒，作为美餐。

伊索的这几个故事，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从古至今强国与弱国之间的某种关系。

寓言故事也有运用双关的，比如《狮子狐狸和牡鹿》，狮子生病了，对走到洞口来的狐狸说，我的朋友，你去把那头公鹿骗到这里来，我就喜欢吃它的脑袋。狐狸就去骗鹿说，你走运了，狮王快死了，选你做接班人，跟我去看他一眼。鹿信以为真，就跟狐狸到了狮子洞口，狮子迫不急待扑上去，但只抓伤了鹿的耳朵，鹿给吓跑了。狮子饿得很，让狐狸再去试一回。狐狸说，难度很大，但可以再试一次。公鹿见到狐狸，说，你骗我去送死，太不够朋友了。狐狸说，你误码率会了，刚才狮子是要跟你说咬耳朵说悄悄话，把一些有关王位的秘密告诉你，你如果不去，说不定他会把王位传给狼，你看着办吧。鹿又听信了狐狸的话，跟着回到狮子那里。狮子一把抓住了鹿，就吃了起来。狐狸在一旁偷吃了鹿的脑髓。过了一会，狮子要找鹿的脑子吃，却没有找到，问狐狸是怎么回事？狐狸擦着嘴，回答说，这头公鹿两次上当，把自己送到狮子面前来，它还有脑子吗？

伊索寓言里有嘲讽和幽默这两种修辞。寓言《旅行者与狗》的故事说，旅行者收拾行装，看到狗在伸懒腰，对狗说，还伸什么懒腰呀，快准备吧，我打算带你一起去。狗很平静地说，主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只是在等你。这里的幽默就在于狗的平静，旅行者对狗的要求其实是落空了，因为狗不需要像人一样做准备。

《小螃蟹和妈妈》的故事说，蟹妈妈对小螃蟹说，我的孩子，你干吗横着走路？你应该正着朝前走。小螃蟹说，妈妈，我不会，你示范一下，我会照你的样子做。螃蟹妈妈就试了一试，才发现自己也无法正着朝前走。这里的幽默在于小螃蟹的平静和蟹妈妈对于自己也只有横着走路的发现，她原先对小螃蟹的指责和要求落空了，她如果有幽默感，立即也会对自己感到些好笑。

这两个故事，是幽默，是一种轻微无伤的嘲讽，听了以后，会心一笑。

《需要国王的青蛙》说，青蛙们请求朱庇特大神给他们一个国王，朱庇特丢下一根木棍，说这就是你们的国王，青蛙们后来坐到木棍上唱歌，认为这不像国王，就要求朱庇特给他们重派一个国王，朱庇特就派了蛇到他们中间，从此以后，蛇就成了青蛙们的国王，随时可以吃他们。这个故事有点辛辣，嘲讽人类的选择有时不一定正确。

《庄子·秋水》里有个坎井之蛙的寓言故事，坎井之蛙向东海之鳖炫耀自己呆在这个坎井里是如何的美妙，让东海之鳖也下来试试，结果东海之鳖连一只脚也伸不进去，于是东海之鳖告诉坎井之蛙，东海是如何的辽阔，千里之远不足以比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此即东海之大乐也，坎井之蛙听呆了，才知道自己如何渺小。这故事借着青哇讽刺坐井观天这种可笑现象。

嘲讽当中有一种自嘲自讽，《公牛与屠夫》的故事说，一群牛想报复专门宰牛的屠夫，一个个磨快了他们头上的角，要用锋利的牛角顶死屠夫，这时一个老牛说，别这样，屠夫至少很懂得如何一刀就把我们杀死，如果别人来干这活，笨手笨脚的，我们还不知要受多少痛苦，再说，即使所有的屠夫都死了，人类反正是要吃牛肉的。这头老牛的自嘲自讽真是太彻底了，一种完全的绝望和悲哀，底下唯有进入麻木。

“正说”，就是故事按照主角一方顺序着说下来，多数故事都是这样，比如，《猴子和骆驼》的故事说，猴子在全体动物集会上表演舞蹈，受到大家欢迎，获得许多掌声，骆驼一边看了心中嫉妒，于是它站起来，跳起了舞蹈，真是丑态百出、令人恶心，于是大家就把他轰走了。故事到此为止，说的是骆驼自不量力、出乖露丑。情节顺着骆驼这个故事主角说下来，达到结尾，并无回头之说，这是“正说”。

“反说”就是故事按照主角一方说下来之后，又按照次角一方反说上去。比如《小山羊和狼》的故事，狼要吃小山羊，小山羊说，可怜我要被你吃了，你吹个笛子给我听一曲，狼就吹起了笛子，这么一吹，牧人听到了，就跑来赶走了狼，狼掉头对小山羊说，我本来只是一个屠夫，没有必要吹笛子给你听。故事主角本是小山羊，讲他如何设计躲过狼的灾难，到故事最后，狼掉头对小山羊说了一句话，这就把故事反说回头，故事好像从狼的角度往回展示了一遍，狼就成了主角，故事取得了立体的效果。《驴子和狼》的故事说，驴子看到狼来了，眼看躲不过，就装瘸腿，狼问，你的腿怎么瘸了？驴说，腿里扎了一根大刺，你给我拔掉它，要不然你马上吃我的时候，会卡在喉咙里。狼说，好吧。驴子就把腿抬起来，狼把眼睛凑上去查找刺，驴子猛踢一脚，把狼的嘴给踢破，牙齿踢得粉碎，驴子趁机跑了。狼嘴疼着，说，我是活该，父亲教我当屠夫，我就该当屠夫，而不是来行医。这故事本来说的是驴子如何摆脱了狼，最后从狼的角度把故事反说回头。这两个故事里，狼的最后所言，有点令人发笑，听众觉得幽默，原因是狼的平静。

柏格森说，“通常伴随着笑的乃是一种不动情感的心理状态”，当狼对小山羊或驴子说出他所悟到的遭受捉弄的原因时，他超越了所遭受的不幸，把愤恨与懊丧的情感且丢在一边，显得很平静。

另外，产生笑的原因，还有古希腊《喜剧论纲》中说到的“出乎意料”，受到捉弄的狼能这样平静地说出他的反思，狗回答他的主人（旅行者）时那样平静，小螃蟹平静地回答他的妈妈，以及螃蟹妈妈发现自己也只会横着行走，这一切，都有点“出乎意料”，令人发笑。

具化，就是把抽象化为具体，来说明道理。《悲痛和他的权力》里把悲痛列为众神之一，专门掌管让人流泪。《大力神和智慧神》里，把“不和”说成是一只苹果，叫做“不和苹果”，它的特点是你不碰它，它就那么大，你越碰他，他会变得越大。《真理和旅行者》说，旅行者遇到一个孤立无援十分伤心的女子，这女子说我的名字叫真理，因为现在人间充满谎言，所以我远离人间。这三个故事里，悲痛，不和，真理，都是抽象的东西，具化为形象，编成寓言，以得到一种说明。

6，思想的分析

仅从以上所举出的那些故事，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伊索寓言丰富的思想性了。它在思想上是面对现实的，其中故事都有现实生活的基础，人们都能听懂，人们的生活记忆跟寓言相遇，刹那间就能明白寓言的含义，思想豁然开通。

伊索寓言直面人生，认为英雄统治平民的现实只能用动物世界的“丛林原则”去比喻。伊索在讲述这种赤裸裸吃与被吃的动物关系时，并不大惊小怪。他能做的，只有两种可能的立场，一是站在狼、狮子、毒蛇这些食肉者的立场来讲述世界，一是站在牛、羊、驴、鹿、小鸟这些弱者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他的寓言，就是站在弱者立场对全部生存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他有时还会从对立的两面来考察，所以有时会让狮子、狼这些强者也说出自己的心声，让人听了不是觉得蛮横，就是觉得好笑。

伊索寓言有提倡，有批判。所提倡的内容，可以用维柯的话来说明。维柯的主张，如《新科学》第2节所说，人应当“把自己结成社会而遵守人的社会性”，这种社会生活的方式，就是人类的“民政本性”。而相反的该抛弃和批判的一面，就是从“完整的正义堕落下来”，“不去过正义的人道的生活”，“为着私人的利益，宁愿像野兽一样孤独地生活着”。

伊索寓言里到处呈现着和平生活的美好景象，各种弱小动物，都过着自己安宁的生活，而一旦狮子和狼这样的强势动物来了，安宁的生活景象就被打破，弱小动物和它们的一切就会面临毁灭的危险。伊索寓言总是刻画和揭露狮子和狼这些强者的凶残和狡诈，同情弱者的悲惨处境，赞赏他们对强者的智斗。当写到人间的生活时，更是充满温暖的生活气息，人间的各种生活场景，各行各业的兴旺景象，都反映在字里行间。无论在动物故事里，还是在人的故事里，都充满对人性的研究，关心着、指导着人性朝着美好健全的方向成长，对人性的弱点即还不够理性的一面，不时有着善意温婉的批评和嘲讽，弥漫着对人类的热爱和祝福之意，一切似乎正与人类渐出“英雄时代”进入“人的时期”相应，由此也可以见出维柯的论述是准确的，人类开始过着“正义的人道的生活”，处在人类的“民政本性”成长的初年，不管少数人如何依然“为着私人的利益，宁愿象野兽一样孤独地生活着”，大众的平凡快乐的社会生活到处开始了，并且将在克服非理性的表现中不断进步。

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的伊索和生活在十八世纪的维柯，他们有着根本的一致之处，他们的总的思想底色，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范畴之内，而伊索是奴隶社会的奴隶，维柯是意大利的一位宗教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