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帖子封得莫名其妙

转贴者按：偶过《环球视野》，觉得这个帖子值得一读，随手复制欲推荐给强坛网友，孰料竟遭封杀。平媒发过的文章居然不放，也够霸道的。是怕这篇文章试“友邦惊诧”，还是怕中国的当事者读了会“动摇”改革的信心？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故借乌有之乡版面向高明请教。

 

 

东德原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克伦茨：“我对你们的成就非常钦佩”

    

    １９８９年，柏林墙倒塌。１９９９年，《青年参考》报记者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结识。２００９年初，记者再次与他在瑞士相聚，并畅谈了５个小时。话题涉及他刚出版的新书《监狱笔记》，柏林墙倒塌后他在狱中和出狱后的生活，以及他与中国的渊源和他眼中的中国改革等。他的话可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一段历史。 
    １．克伦茨刚动过手术 
    记者仔细打量久违的前东德总书记。 
    上一次见到他，是２００４年的夏天。当时，服刑４年半后刚刚假释出狱的克伦茨，到瑞士苏黎世看望儿子卡尔斯滕，邀请也在瑞士的记者去相聚。克伦茨当时年已６７岁，但是脸色红润，身板挺拔，看起来在监狱中每天坚持跑步的效果很好。 
    如今，７１岁的克伦茨头发很长，眼袋较黑，脸色发灰，腰板似乎有点弯曲，显得比４年前苍老了很多。他说，不久前刚刚动过胯骨手术，很久没有参加体育锻炼，所以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他身穿藏青色西服，浅蓝色衬衣，系一条斜纹领带，依然像多年前一样讲究穿着。 
    下面是克伦茨本人的叙述。为了不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有些内容作了删节。 
    ２．“前东德地区出现‘克伦茨粉丝’” 
    今年１月，我写的第三本书出版了，书名叫《监狱笔记》。这书主要记述我入狱前后的经历。这本书写出来之后，许多出版社不敢接书。他们说，德国联邦政府的一些机构是我们的大客户，如果我们出了你的书，就会失去出很多书的商机。几经周折，还是东部的一家出版社毅然出版了我的书。新书发布会那天，在《新德意志报》报社的大楼内举行了仪式，出席者有４００多人。如今，前东德地区出现了许多“克伦茨粉丝”，他们都对现状不满，感谢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此前，我曾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１９８９年的秋天》，是我入狱前撰写的回忆录，介绍了柏林墙倒塌前后的历史真相。另一本书是《刺耳的言论》，是我出狱后的第一本书，书中汇集了我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５年间写下的许多文章和信件。其中，《１９８９年的秋天》已有了中文译本（《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我送给你（指记者）的那本书是在监狱里签的名，然后托探监者带给你的。那本书里也记载了我与江泽民主席会见的情形。 
    ３．“所有东德高官都遭到司法清算” 
    （回忆起狱中生涯，克伦茨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 
    准确地说，我是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５日被判刑的。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东德前总书记昂纳克８５岁的生日。他们特意选择这一天告诉我，我必须在监狱里服刑６年半。 
    此后，一系列案件开始审理。先是针对前总书记昂纳克，尔后是前国防部长凯斯勒大将、前总参谋长施特雷利茨上将，他们都是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成员。 
    国防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受过审判，国防部的所有副部长都蹲了监狱。前党中央安全部长曾被判刑两年，许许多多边防军官兵锒铛入狱。 
    前东德官员所遭受的迫害，恰恰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清算，是为了贬损民主德国，想把民主德国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清除。 
    民主德国曾经是一个人道的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为国民的和平共处做了很多工作。 
    ４．“他们不承认我是政治犯” 
    起诉我的罪名，是我对在边境地区死亡的４人负有责任。他们说，我从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９年任政治局成员，而在此期间边境地区一共死了４人，所以我对这４人的死亡负有法律责任。 
    当年，依照东德宪法保卫东德边境的行为，不应视为违法行为。当时东西两德之间的边界，并不是德国内部边界。有人试图把它说成是内部边界，就像是萨克森与巴伐利亚两州之间的边界一样。实际上，众所周知，这是一条军事战略边界，是苏联与北约之间的前沿防御线，是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分界线，是全世界最复杂的边界。 
    被判处６年半的监禁后，我提出了上诉。先是被联邦高级法院驳回上诉，接着又被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之后，我又向欧洲法院提出上诉。我的理由是：且不从政治角度，就是单单从司法角度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没有资格审判我，因为根据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只有当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开始时是位于这个国家的国土上，并触犯了这个国家的法律时，才能被判刑。而我的行为是在主权国家民主德国实施的。但他们反驳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不合法，联邦德国的做法没触犯这一原则。我的上诉被笼统地驳回。 
    经过多年斗争，我还是不得不入狱服刑。入狱那天是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３日。我的前任昂纳克，正是在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３日从柏林莫阿比特监狱获准出来，乘飞机前往智利的。 
    昂纳克获释的主要原因是他年迈病重。如果他不是罹患癌症，也会受到很高的刑罚。 
    当那位负责昂纳克案件的检察官对我的案件进行起诉时，要求的刑期是１１年半。他当时陈述理由说，如果按照美国法律，刑期还会更高，所以没有采用美国法律，而是采用德国法律。根据德国法律，昂纳克的刑期应该是１５年。因为我尚不如昂纳克那样“罪孽深重”，所以他只要求判刑１１年半。 
    我先是被关入哈根费尔德监狱。这是一所四五年前刚建的新监狱，关的是一些长期服刑后即将出狱的犯人。我住的是一个４人囚室，另外３人是外国青年刑事犯，年龄与我的儿子相仿，两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是波兰人。他们的罪名似乎是偷窃，也可能是贩卖军火，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详细打听过。他们对我很不错，就像战友一样。我与监狱的其他囚犯之间的关系也没问题。 
    然而，有一天来了很多记者，抢拍照片，我突然被送进一辆重刑犯囚车，里面黑黑的，没有窗户。就这样，我被转到了普吕岑湖监狱，关到了６米多高的大墙内。普吕岑湖监狱很大，有过黑暗的历史。它始建于１９世纪，曾经关过威廉•李卜克内西等知名人士，在纳粹德国期间这里曾枪杀过３０００多名反法西斯战士。 
    在我入狱时，有记者问我：“克伦茨先生，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对记者说：“我感觉自己不是刑事罪犯，而是政治犯。”在德国，只要谁说自己是政治犯，就会被送进医院进行心理检查，因为德国在理论上是不存在政治犯的。于是，他们就派心理医生给我检查，而且还要医生判断我是不是有暴力倾向。他们问我，是否想重新恢复东德。我说：“柏林墙已经没有了，军队已经没有了，我怎么可能恢复东德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方设法对我进行攻击，从而证明我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 
    许多朋友对此表示抗议，包括原苏联的许多同志。俄罗斯国家杜马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德国停止对东德领导人的刑事迫害。这些做法显然起了作用，德国司法部门把我搬出那个老监狱，进入一个新建的监区。 
    ５．接见中青报社领导有深意 
    （为了缓和克伦茨的情绪，记者转了一个话题，问他是什么时候认识昂纳克的。他微微地仰起头，闭上眼睛凝神思索，脸上逐渐露出笑容。） 
    我第一次见到昂纳克的时候还很年轻，是一位少先队员。昂纳克当时是团中央主席。 
    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国际青年聚会。我记得很清楚，来自中国的青年代表手里舞着红绸子，举着红手绢，展现出一种精神振奋的风貌。当时东德曾经流行一首歌：“八月里玫瑰花开，敌人向中国发起进攻，华沙条约联盟建成了边界墙……”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昂纳克的。 
    １９７４年１月，我自己担任了团中央主席。 
    在这个岗位上，我也同中国朋友、中国同志进行了接触。例如，我记得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尽管当时的国际环境不是十分有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青年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 
    １９８１年，中国青年报社的一位领导（编者注：经查证，应是已去世的时任社长兼总编辑佘世光），作为中国大使馆的客人来到民主德国，我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接见了他。这个消息播出后引起一阵轰动，因为这是在对这种关系秘而不宣很多年后，第一次公开报道这种接触。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次会见是受昂纳克同志的委托。我党当时对发展德中两国关系抱有很大的兴趣。 
    我很高兴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过一些贡献。 
    ６．“我出席了中国建国４０周年庆典” 
    １９８９年秋天出现复杂局势的时候，我成为统一社会党总书记，那是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几天后，我又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在此之前，我有幸访问了你们的国家。我于１９８９年９月率领一个代表团访华，并有幸参加了中国建国４０周年的庆典。 
    我们于９月底抵达北京，一共在中国逗留了十来天。我们去了中国各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民十分勤奋。在大街上，通过与人们的接触，我感到中国人民很热爱劳动。这一切都很让人愉快。 
    我与邓小平同志作了一次非常倾心的谈话。我同江泽民同志会了面，同许多党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见了面。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访问的气氛非常友好、诚挚。中国建国４０周年庆典的这一美好时光，已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１９８９年，柏林墙倒塌。１９９９年，《青年参考》报记者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结识。２００９年初，记者再次与他在瑞士相聚，并畅谈了５个小时。话题涉及他与中国的渊源、他眼中的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眼中的中国改革等。他的话可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一段历史。下面是克伦茨本人的叙述。本文是上期《“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的续篇。 
    １．“我对你们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 
    谈到１９８９年秋的中国之行，我还有一点很惊讶——中国方面对我们德国共产党人表示了很大的尊重。总而言之，当时我就访华之行写了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报告，这个报告我保留至今，但是目前不在柏林，有机会我可以拿给你看。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献。 
    经常听到一些言论，认为民主德国和苏联的衰亡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我总是说，不对，你们会失望的，亲爱的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存在！古巴还在！越南还在！ 
    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这当然是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依然存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也依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要对中国同志说：你们一定要保持警惕！你们是希望，是许多人寄托的希望！你们成功地把本国的特点与社会主义的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你们或许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能持续地实现新老班子过渡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就可以避免党的领导层在换代时出现问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人事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你们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 
    尤其是在如此复杂的当今世界，在欧洲社会主义消失了的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难能可贵。我希望未来仍能继续下去。 
    我虽然身陷囹圄，但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我国（这里指的是东德）最后一任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一直向我提供全面的信息，以便我能同步跟踪了解中国的局势。 
    ２．“民主德国整个知识界精英都被抛弃了” 
    贝特霍尔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大使，他在中国学习过，与全家一道在中国生活过，但是，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大使，在两德统一之后没被录用。遗憾的是，联邦德国（西德）把所有民主德国的外交官全开除了。也许只留用了几个所谓的专业人员，例如负责技术工作的人员。 
    本质上，民主德国整个知识界精英都被抛弃了，几乎没有一个领域的高级人才被联邦德国接纳。包括所有的科学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家。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罗斯托克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医学家金克曼教授，这位教授因为曾在统一社会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有关卫生问题的报告，结果（在德国统一后）被革去了医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还有一个例子：柏林的沙里泰医院非常著名，那是民主德国的最高医学机构，有许多权威医学专家在这里工作。他们绝大多数被革职——联邦德国的做法是十分彻底的！ 
    在所有法院中，至少在高级法院中，根本就没留用民主德国的法官。 
    此外，大多数教师被开除。例如，有一位女教师，她受过专业的高等师范教育，曾当过４０年教师，却被联邦德国解雇了，理由是她不适合当教师。她之所以不适合，仅仅因为她是我的妻子！ 
    整个（东德）国家安全部被描述成魔鬼机构，被丑化为一个犯罪组织，其成员统统被解职，甚至退休金也很低，被称为“惩罚性退休金”。 
    这在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自俾斯麦１９世纪统一德国以来，德国就一直遵循一条原则：退休金不应受政治约束！但是，联邦德国实际上是用削减退休金的方法来惩罚民主德国的国家公务员，从而导致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处于非常非常困难的生活境地。另外，军衔比较高的军官也没被录用。所有将军和上校都被解职。即使是那些愿继续服役的军官，也没被录用。 
    此外，民主德国许多国民的财产也被剥夺。例如，一些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战后逃走的西德国民回到故乡，说这房产、地产是他们家的，于是，经营了几十年的东德居民只好白白地把房产和地产还给人家。 
    我要说，这是对东德的司法清算！ 
    ３．“我欠的诉讼费６０年才能还清” 
    东德沦亡后，西德的复仇法律将我们这３０００多名高级党务干部的养老金，压低到普通工人的平均水平，我的养老金只相当于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退休金。与此同时，我每月还必须偿付３００欧元的诉讼费，剩下的收入远远低于德国目前的最低贫困线。 
    我们这一批政治局委员同时受审，法院为我们５人指定了两名律师。如果我们５人胜诉，诉讼费由政府承担；如果败诉，诉讼费就由我们５人分摊。由于５名被告中已有２人去世，只剩下萨伯夫斯基、克莱伯和我３人，所以我个人分摊２１２０００欧元。 
    如今，其他二人的诉讼费已被勾销，原因是他俩早就向西德司法部门认罪伏法，只有我一人不服判决，所以法院方面毫不手软地继续追缴。按每月３００欧元计算，我差不多得６０年才能还清！ 
    ４．与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谈 
    记者问，柏林墙已倒塌近２０年，回顾往事，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起了什么历史作用？克伦茨似乎经常回答这个问题，他毫不迟疑地道来。 
    当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５年担任苏联领导人时，我们以为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个人关系，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因为苏共中央在３年内已换了３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逝世）、安德罗波夫（１９８４年２月９日逝世）和契尔年科（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０日逝世）。我们民主德国当时也有改革的想法，即应当把世界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为此应当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因此，在１９８５年，我们的想法与戈尔巴乔夫不谋而合，就是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改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他虽然提出了很多问题，却没给出任何答案。他在上层建筑探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却从不切合经济基础的实际。他根本就找不到解决这个大国经济问题的办法。 
    人们从鼓舞与兴奋的情绪中生出了疑问，包括昂纳克本人。 
    昂纳克在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的观点是，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事后来看，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的观点只对了一半，因为既然他认为那条道路走不通，就应该指出走得通的另一条路。而我们当时并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正因为这样，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就产生了疑虑，关系就受到了影响。 
    我当时的立场是：谁在苏联掌权，这是次要问题；而首要的问题是民主德国应当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在我成为总书记后，就坚定地决心继续保持并巩固与苏联之间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并对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 
    因为他多次在谈话中对我说，苏联、他本人，以及苏共中央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民主德国。 
    我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去苏联访问，这就是说，在柏林墙倒塌前１０天。当时有一个熟人来看我——那是我在团中央工作时认识的老熟人，他到我的住处来看我，然后我们一起到林荫大道上散步。他对我说，你跟戈尔巴乔夫打交道时要当心他给你捅刀子。 
  当我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日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我们相互问候，像老朋友相见时那样问候，兄弟般地拥抱接吻。我问他：“你说，冷战已经结束了。我想问的是，作为冷战的孩子，东德的命运将会如何？”他说：“我同科尔（时任西德总理）、密特朗（时任法国总统）、撒切尔夫人（时任英国首相）……（戈尔巴乔夫一口气说了至少１５个政治家的名字）我同他们都谈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说，根本就不能设想两德统一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在科尔面前不应当退步。当我提出一个问题，认为柏林墙已不合时宜时，他的回答是：“现在我们不改变任何现状。这方面所有的举措都要经过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协商。” 
    这次谈话持续了４个多小时。当时在场的只有我、戈尔巴乔夫、一位翻译以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负责记录）。 
    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次很好的谈话。 
    ５．我太信戈尔巴乔夫了 
    当时，我过于相信戈尔巴乔夫。我并不是相信他本人，而是把他视为苏联的代表，视为苏共的最高领导。我必须说明：我一直到最后还对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尽管他做了这样和那样的手脚。 
    我的很多战友都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徒，也有人认为他是美国谍报机构的特务。但我相信这不是真的。 
    他曾经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对（苏共）总书记这一职务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听说戈尔巴乔夫曾在土耳其说过一句话：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埋葬共产主义。我不相信他当时真的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他是被历史的发展牵着鼻子走的，而不是像中国的邓小平那样，是预见到未来，主动地发展前进的。 
    因此，对我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他有过良好的愿望，但把事情搞糟了；许多人信任过他，与他同行，包括许多苏联人信任过他，但他最终把他们置之脑后。 
    我曾在１９９４年问当年的苏联外长、时任格鲁吉亚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你和戈尔巴乔夫有没有故意出卖东德？”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东德问题。我们只是讨论过如何挽救苏联的问题。” 
    ６．希望来北京看大阅兵 
    记者与克伦茨的谈话持续了５个小时。在分手的时候，克伦茨紧紧地拥抱记者，深情地说：“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６０周年的时候，也就是我访华２０周年的时候，到北京去看一看大阅兵。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希望！”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3月31日、4月3日《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