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生育政策可能微调 但总体“不放松”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可能微调 但总体“不放松”　　

 2009年04月15日 新华网 

　　新华网杭州4月15日电（记者 吕雪莉）正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盘棋”工作部署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官员表示，中国对现行的生育政策可能会做微调，但总体上不会放宽和放松。　　

　　由于地域辽阔，社会发展和人口发展非常不平衡，具体的生育政策由各地自行规定。比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市实行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有19个省规定在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再生一个孩子；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的农村，实行的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在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允许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还有6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随着独生子女群体进入婚育期，对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规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对社会上有关“放开二胎”等说法，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明确表示，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根据人口发展的态势，国家生育政策可能会做一些相应的微调，但总体生育政策不放松。　　

　　就媒体提出的“富人超生”问题，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工作人员称，国家人口计生委已采取了专项治理措施，并将加强有关措施进行进一步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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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2009年04月09日 10:37南方周末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一年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 《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广为人知，评论者众。　　

鲜为人知的是，今年两会，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连续两年呼吁调整生育政策，从标题的变化，我们似乎得以一窥这位学者型人大代表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忧虑。与他人不同，纪宝成尚有经济学家，前商业部、国内 贸易部、教育部官员，副部级高校管理者多重身份，同时亦坐拥中国人口研究重镇——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这些背景，或使纪宝成的思考更兼具理想与现实。　　

4月3日，纪宝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　　

南方周末:从两次建议标题的变化来看，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和你对此的担忧。　　

纪宝成:我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人口政策是国家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公共政策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因时而异、与时俱进。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变化了的形势，来决定工作方向。　　

应当肯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如此不可。　　

但是到了今天，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三十年。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已经长达17年。现在，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我不认为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相反，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恐怕就有问题了。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可能就出来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明明看到了弊端，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你提到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具体指什么？　　

纪宝成: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啊，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建议中提到，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　　

纪宝成: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大家不要老是骂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两个孩子要多少钱，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两个孩子就难了。不是这样算的。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他会有协作观念，有奋斗精神，有竞争意识，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　　

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　　

南方周末:所以你提出来“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　　

纪宝成:我们国家的人口战略发展研究报告开头就说，如果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即平均一对夫妇一生生育1.8个孩子——记者注），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是国策，保持低生育水平绝对必要。这一条不能动摇。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　　

我们的调查，城市人口中，有5％因为种种原因不生育，95％生一胎。在这95％的人当中，根据抽样调查，允许生2胎的话，52％的人有这个意愿。到时候放开了，考虑相互影响的原因，最多也就是80％。这样城市生1.6个，农村可能生到2个，到时候城乡人口可能一半对一半（现在城市人口就超过45％），平均就是1.8。　　

事实上，“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其中的前三句话，就是我们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执行的政策。那时候有一个通俗的说法:“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只不过后来，“两个正好”被去掉了。　　

这个政策当时实施得非常成功。那还是“文化革命”当中的事情，也并没有像80年代那么强制，但也能做到使总和生育率从6降到3左右。就这么八九年的时间降了一半，那是非常了不得的。我当时在湖北宜昌，我感觉基层也没有费太大力气。　　

南方周末:可能有人担心，放开二胎的话，会不会一放就乱，回到一家生五六个的年代？　　

纪宝成:可能会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乐观了。我不相信会回到六十年代初一对夫妇平均生六个孩子的年代。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哪里会这么做？偏僻地方的年轻人也不会这么做。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荡涤着人们的灵魂，他不可能不卷入到这样一个进程中来，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和影响。　　

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还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放开二胎，可能还真是管不住。但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普及，已经为放开二胎提供了理性、成熟的社会环境。　　

人口学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率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日本、韩国都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他们没有计划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3左右，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到教育水平，影响到观念转变，当然还有社会保障制度。　　

国内我们也有实践的经验。像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都多年实施二孩政策，但仍保持了低生育率。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放开二胎，也不是就大撒手了。还要不要计划生育？肯定还要。要不要计生委？我估计还要。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并不见得下降很多。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要防止反弹，但我认为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政策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杜绝第三胎。难点在这。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比过去还要难。你想想70年代，大部分时候还在闹文化大革命，不也是一下从6个降到3个左右。　　

允许生两个，是符合绝大部分人的愿望的。要生三个，我看是极少数人的愿望。包括农村，他也未必就乐意生3个。我们的计生委，确实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个难度不要估计得太大。更重要的是，实施这样的政策，干群关系会更和谐，家庭比较完美，可能婚姻状况更加稳定，孩子的成长会更加健康，教育部门的担子也会轻一点。可能我这个人有一点太过浪漫主义，我总希望，能让我们的计划生育成为一项“甜蜜的事业”（笑）。　　

人越少越好是误解　　

南方周末:可以看到，对于人口政策，现在有很多观点，像你是认为应该允许二胎，有的认为要更严格的一胎化，还有的则更愿意维持现有制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纪宝成:更严格的一胎化，是不是考虑到人均的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人均水资源——考虑这些问题更多一点，而且把人纯粹看成了一种负担。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目前已经造成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全面、综合，既考虑眼前又考虑未来的方案。它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因此制造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难题。　　

我们的判断，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我们考虑未来更多一点，针对的是已经显现的未来的问题。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很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来说“悔之晚矣”。　　

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能不能概括成一种现象，不一定准确。你看七八十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一批人，更多地从数量上考虑。研究社会科学，经济学、人口学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经济、人文的各种因素。自然科学，他把人口和资源一比——很简单的算术，中国的人口问题很严重——却没有看到人文方面的问题:人类繁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统统就没有考虑。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对的。但是，过多地考虑数量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统统不被考虑。　　

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人越少越好。实际上，你看我们的人口战略研究报告，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把人口说得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口号是不能提的。　　

最多三五年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一个期待的政策调整的时间表？　　

纪宝成:我认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而且恰当其时。我们人民大学的专家一致认为，到时候了。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也不空谈。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当然，国家要放开二胎，可能还要经过试点，还要逐步放开，很多问题要仔细周到的研究，比如农村没有男孩的，社会保障要不要有所措施，等等。恐怕光一个计生委还不够。还要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教育部各有关部门的配套措施，既积极又谨慎，把这个事情做得完善一点。　　

总而言之，我们的想法是，学术讨论要积极一点，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进行讨论，就是很好的现象；统计数字要准确一点，现在统计数字不大准，数字不准，心中无数，或者数字是乱的，这个对决策是不利的；决策要慎重一点，这个是必要的；但实施，我们希望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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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不可取　　

2009年03月28日 经济观察报　　

杨光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代初严格实施 “一胎化”。30年中，生育政策逐渐出现松动，从当初严格的“一胎化”逐步过渡到部分人群和地区允许生育二胎。近几年来，是否应该实行更广泛的二胎政策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提出应实施严格的 “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从而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该观点引起反对声一片。面对质疑，程恩富说： “这个问题引起大的探讨是件好事，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任何形式的放松都是不可取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除少数民族外，只有少数农村、乡镇执行 “间隔两胎化”政策，城市基本还都保持着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 “一胎化”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一胎”政策已经实施30年，你认为效果如何？抑制人口暴涨、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是否达成？　　

程恩富：30年来， “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3.5亿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但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而不是改变 “一胎化”政策。　　

经济观察报：在刚刚结束的 “两会”上，你曾建议中国应实行更严格的一胎化，以抑制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程恩富：理论界有关 “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争论早在这一政策还没有实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启动和深入而不断激烈起来。早期争论的焦点是我国的人口控制力度要不要提升到 “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程度，接着是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去贯彻落实这一国策，再后来是对国策推行情况的评价及其正负面影响的估计。　　

21世纪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人口的发展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重大事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以至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分歧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不同选择。　　

近年来，有人主张扩大推行“二胎政策”，即允许所有农村户口的家庭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可以生二胎。我不赞同这个政策，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经济条件下，社会总劳动力相对过剩，是中国一系列问题的两个总根源之一 (一个是体制机制问题，另一个是人口问题)。　　

经济观察报：此前曾有专家发出质疑，认为我国目前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后果，你怎么看？　　

程恩富： 这些年来，人口老龄化的呼声很大，似乎 “老龄化社会来了”就是 “狼来了”，可怕得很。我认为，老龄化社会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现在出现老龄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我国20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多人口，否则，那当然还是年轻化，那中国的问题就更多、更难解决了。人的寿命延长了，老龄和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该提高了，联合国有关组织不是使用老年和次老年等新概念了吗？人的平均寿命还要继续延长，还套用传统指标？那当然慢慢都是老龄化城市了。如果哪天中国城乡真的都进入了传统指标设定的老龄化社会，那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医疗水平高了，寿命长了，这是大好事。传统指标设定的老龄化状态到来，也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搞的好，当然年轻人比例就少了。　　

现在，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这一主张是不可取的。我认为，解决老龄化问题，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比如说，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违纪生二胎的家庭实行不保，变处罚为奖励。要知道，现在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20多年来少生3亿多人口的 “人口红利”，否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会有现在这么高，提高会有这么快？在妇幼保健、教育、就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上，国家对新增人口都要花费大量资金。如果把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所省下的大量的钱，来立即解决老龄人口的生活等问题，那么经济上肯定更为合算。如果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人口的比例，中国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出现劳动力总量上的供不应求，因而必须坚持严格的一胎政策。　　

经济观察报：1985年8月，山西翼城经批准试点 “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生育政策。经过20多年的试点试验，全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平均下降近4个百分点，男女出生比趋于正常。以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翼城试点的成功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宽松的生育政策奠定了实践基础，你怎么看？　　

程恩富：不赞成。一是因为太晚婚晚育，不符合医学界关于男女最佳生育年龄，从而不利于中华民族妇女和后代的身体健康和身体素质；二是推迟几年结婚或生育，只对这几年的人口增长率指标及相应的工作有作用，从10年等长期来看，结果没有太大差别。　　

经济观察报：有人指出 “一胎化”造成了独生子女负担过重，社会结构不合理等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程恩富：我认为“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这些都是可以正确认识和科学解释的。　　

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可以将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负担降至与“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大致相当的程度，而“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却不能将宏观的人口压力减轻到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所能减轻的程度，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　　

而相反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但就目前来看，持“一胎”生育观点的学者还为数不多，政策声势相对比较弱小。　　

经济观察报：有学者提出，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正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保持和发展时期，在当前基础上按照人群适当给予宽松的生育政策是大势所趋。你是否赞成这种观点？在你的研究中，新时期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式和特点是什么？人口控制问题是否依然严峻？　　

程恩富：呵呵，我当然不赞成这种观点。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实行“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认为这种方案虽然使人口总量提高，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推后，但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优化人口结构。一直以来对于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应该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第二种观点是坚持全面放开二胎；第三种是适当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现在第一种和第三种都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应用。　　

此前，我们也和一些机构合作做了相关调查，对调查结果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生育水平下，通过生育政策控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文化进步的综合作用使生育率逐渐下降到1.2的水平 (即基本实现“一胎化”政策)，与全国城市农村普遍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孩的方式相比，中国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时规模差异很大，达到峰值人口时的最小规模为13.93，最大规模为15.50亿，相差1.57亿人；人口实现零增长的时间也差异很大，推行“一胎化”，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是2024年，放开“二胎”最晚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是2045年，相差21年。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