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和实践

马克思的哲学和实践

［日］平子友长著　武锡申译
2009-04-14

一、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马克思对那些阐述了启蒙运动理论观点的哲学家们的批评。甚至在下面引证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对黑格尔编写的《法哲学》第277段的批判中，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的天份：

“之所以会有这些谬论，是因为黑格尔抽象地、孤立地考察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但是，他忘记了……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①

上面的论述看来是要表述这样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即社会科学家应当把社会现象看作人的活动的结果。然而，马克思强调的不是描述社会科学家是如何科学地解释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现实的，而是要认清马克思之前的无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为何不能把客观世界中的人的个体看作能动的主体，又是如何在这一问题上犯错误的。他的批判并非针对认识的客体，而是针对认识的主体。如果我们把上面引文中的“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换成“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的认识活动”，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哲学原则就会凸显出来。马克思反对现存的“哲学基本问题”：精神和物质谁是世界的本原？这是因为，这种哲学基本问题是建立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所建立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世界被还原为“认识的客体”。马克思认为，这些哲学家们站在一种虚幻的特权地位，在这种地位上，他们可以从世界的外部来观察整个世界。马克思主张，只要某人存在于客观世界的某一位置，他就不可能获得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他的视野只能是受到社会和历史的局限的。

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基本问题可以作如下总结：首先，当某一哲学家进行思考或者言说的时候，他把自己置于真实世界的何地？其次，他的哲学研究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把第一个问题命名为“论题问题”，第二个问题命名为“生活方式问题”。

马克思对第一个问题的立场是：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总是共存于同一客观世界中。在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然而，我们只有把主体置于客观世界之中才能做到这一点。

至于马克思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马克思主张，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性存在，哲学思考就是人类正常生命过程中的必要活动。然而，哲学家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把这种必要的活动看作一种与其他实践活动不同的特殊活动，他们把这种抽象认识能力的意志自由强调为理智（Verstand）、理性（Vernunft）和精神（Geist）。哲学家们坚持这样的信念，即通过把与这些抽象能力联系在一起的理性活动与日常世界区分开来，他们就能够站到让他们得以整体地观察世界的特权地位；但是，这种地位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的想像中，到达这种地位的回报是，他们能够懂得并提供那种人们想像中的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有效的“客观真理”。马克思的独特思想和观点为后来的欧洲哲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作为哲学超越了任何哲学。

我们必须澄清“抽象的”、“具体的”和“实践的”这几个词在马克思那里的意义和用法。他对任何理论以及那些理论在任何知性领域的运用都用“抽象的”一词加以形容，而其他哲学家则倾向于把“抽象的”和“具体的”两个词像抽象理论和具体——实践理论一样进行区分。马克思所使用的“具体的”一词仅仅是指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个人的与理论活动相对的实践活动。例如，在通常的用法中，理论的应用就被称作是实践的，然而，只要理论的应用是在特定的理论领域之中，马克思就仍然认为这一过程是“抽象的”。因为，只要沦落为认识客体的现实世界与认识主体隔绝开来，认识活动就与个人的实践生活隔绝开来，并转化为一种自在的认识主体。他把这种理论上或者实践上的主体行为称之为“Anschauung”或者“Theorie”，而这两个词的希腊语本义是思辨。

我们应当记住，马克思对哲学的批评同时攻击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我们知道，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互相矛盾的，而且许多传统哲学家在他们的哲学中对这两种类型的哲学进行了争论。然而，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都是以抽象思辨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虽然哲学唯物主义在哲学舞台上对唯心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它仍然是抽象的，因此在思辨的意义上它也是唯心主义的。如果我们明白马克思和其他哲学家的区别，我们就能正确理解他的下述论断：

“抽象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③

我们已经充分探讨了启蒙运动的理论立场，现在我们转向另一项针对启蒙运动的政治实践观的批评，在提纲的第三条，马克思提出了他的批评：“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④

马克思提供的重要信息是，我们必须知道，教育者仍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教育者同时是教育的接受者。在马克思看来，他之前的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均不自觉地以政治领袖和普通人的区别为基础。因此，它们的态度是和启蒙哲学在理论建构中的做法相同的：分割主体和客体。政治领袖把普通人当作接受他们教育和领导的客体。在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批判了所有以这种区分为前提的政治观类型，并认为它们的特征是“anschaulich”（思辨的）。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批判的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充分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

总的来说，马克思的第十一条提纲常常被误解为对所有思辨哲学的激烈批判，以及对采取政治行动的鼓励。误解的原因在于，人们假定哲学家们没有做任何实际工作，同时假设马克思赞赏任何种类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的政治活动。在这种情形下，第十一条提纲的独特思想就被彻底忽视了。然而，我们应当联系前面的提纲特别是第一和第三条来理解第十一条。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理解，马克思所理解的“哲学家”不仅是思辨的理论家，而且是政治活动家。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一种激进批判性的政治理论，只要它以政治精英和消极群众的区分为前提，就应该被判定为仅仅是“理论的”东西，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一点上同理论哲学联系在一起。因此，“Anschauung”或者“Theorie”这样的概念，不仅意味着纯粹的理论活动，而且也包含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

考虑到马克思对“Theorie”一词的独特用法，我们也能注意到“Praxis”在马克思哲学术语中的独特含义。“理论”的特征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或者政治精英对普通人的特权统治，与“理论”相反，“Praxis”表征的是克服这种特权并恢复普通人的能动的主体性的整个工程。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用一句“作为能动的主体——即实践来理解客体”⑥来表述他的哲学观和政治观，他的意思正是这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政治学术语上称这一工程为共产主义，在哲学术语上称这一工程为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哲学开辟了知识和实践的一个全新视域，因为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不再把主体与客体分割开来。

图表1 实践唯物主义的关键词

如果不能彻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一观点的最简洁表述如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⑦

这一论断中的意识不仅指作为研究客体的个体范畴的意识，而且同时指研究者自身的意识。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实践唯物主义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分离并不是固定的。唯物史观方法的应用要求社会科学家们回答上面提到的“两个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鼓励他们反思他们的作为实践的一个特殊方面的认识过程，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生活的必然性决定的。

我们已经仔细考察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我们看到，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马克思，都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是，马克思的论断有时极为简单，似乎表达的是科学真理中的老生常谈或者简单信条。另一个原因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常把马克思的完全是革命性的理念等同于激进的启蒙思想，因此就把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方法混同于某种自然决定论或者经济决定论。这样的决定论据认为只适合于作为研究的客体。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给予马克思荣誉的同时，也使他蒙羞。

二、《资本论》中作为转化的认识论的马克思辩证法

这一部分我们谈论《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它是用下面这些词语建构起来的，如“Verkehrung”（转化）、“Schein”（现象）、“Versachlichung”（物化）和“Mystification”（神秘化）等。在我们解释这些词语之前，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过程。

马克思从其理论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不断地反对抽象实体对个体的统治。这种统治是由于主体转化为客体以及客体转化为主体造成的。因此，他的实践的目的是恢复个人失去了的主体性，维护作为自由独立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尊严。在1844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把个人摆脱抽象实体获得解放与对哲学思辨的批判联系起来，这种哲学思辨如黑格尔那样把抽象概念转变成了真实的主体。19世纪40年代初，他仍然对费尔巴哈着迷，因为费尔巴哈通过把抽象实体的统治归因于形而上学和宗教而清楚地解释了这种统治的神秘根源，并指责宗教剥夺了真实世界的自身价值。但不久之后，马克思就认识到了费尔巴哈批判中的盲点，因为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以思辨（也即形而上学和宗教）所创造的抽象幻象和真实的感性世界之间的相当简单的对立为基础的，并以对感性世界的赞颂而结束，然而，马克思注意到，抽象实体的统治事实上是从真实世界自身中产生的。他指出，一系列物化的抽象事物（die versachlichten Abstrakten），例如价值、金钱、资本等等，实际上作为能动力量统治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新的认识促使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英国古典学派成为他的主要关注对象。同时，他开始积极重新评价黑格尔哲学，认为这是一项运用“思辨逻辑”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转化结构的划时代工程。他的评价中的变化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标志的，这一事实就是，他不再用“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这样的字眼来批评黑格尔唯心主义，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是这样做的。从现在起，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也就是说，既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理论批判是针对抽象概念的思辨运动的，然而，现在实践上的批判要更加重要得多，因为它针对的是抽象事物在现代社会自身中的真实统治。黑格尔哲学反映了这一社会中人类活动向抽象事物的结构转化。这种批判要求我们研究一种注定要在实践上推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运动。

现在，我们继续讨论《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被用于科学地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转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像金钱或者资本这样纯粹的事物开始作为统治力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表面上的主体——发挥作用。这一过程由双重的转化构成。首先，商品生产把作为生产者的人的相互作用转化为物化的物（Sachen）的相互作用。其次，商品生产进一步把这种具体化的相互作用本身的社会特质转化为自然物（Dinge）具有的自然属性。⑧第一个转化称为Versachlichung，意即把人的生产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第二个转化称为Verdinglichung，意即把物的关系转化为物的自然属性。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这种双重的转化，消除了它具有特定局限的历史特征，在现代社会的普通人看来，就成为了自然的和不证自明的最符合人性的生产方式。⑨

如果我们用逻辑术语表述这种转化，就要把它定义为本质（Wesen）向表象（Schein）的转化。马克思的表象概念是《资本论》中辩证法的一个特点。这是一种相对于本质（Wesen）的特殊形式的现象（Erscheinung）。⑩马克思的分析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本质关系和表面（Scheinbar）关系。表面关系表现为本质关系的对立面。然而，本质关系只能以表面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哲学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实证主义者利用了这一尴尬处境；他们把现实还原为表面关系，而忽视了对更为复杂的现实结构的研究。但是，只要我们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性分析，我们就不能离开一对概念：本质—表象。这是因为，现象的否定性表象特征只有在本质的反常形式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众所周知，马克思批判所谓的庸俗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只注意到经济现实表面上显示的关系。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批评像大卫·李嘉图这样博学的经济学家们的科学主义，因为他们把表象只是当作幻象或者错误的印象。他们设想我们能够通过科学真理和教育来消除这些表象。毕竟，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要求。这正是启蒙运动典型的思维方式。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消除这种表象主要是实践的要求，因为他把表象理解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本质得以显现的必要形式。这一点把马克思的科学概念与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区分开来。

图表2 马克思理论建构略图

如果我们设想我们能够用科学发现的真理代替表象，我们就无意中把提供真理的科学家和仍然为表象所惑的人也作了区分。然而，这种设想将导致先定的知识，而这是青年马克思所坚决批判的。他把辩证法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因为他的兴趣在于认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为真实存在的表象所惑的个人的实践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关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问题我们就达到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根据这一新视角，对资本主义结局的讨论不应在政治经济学的有限框架之内进行。为了讨论资本主义的历史结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应当与个人实践的理论相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向实践理论的过渡是由异化理论开始的。

三、异化理论和历史辩证法

在对个人如何在物化的社会关系中失去自我进行解释时，异化理论主要关注的东西常常被误解或者至少没有得到充分理解。然而，异化理论的理论使命就是解释工人阶级“在异化关系中”形成批判——革命性人格的历史过程。异化理论是从一种历史哲学观点出发的：个人如果不完全卷入资本主义关系中并因此失去他们的人格统一性，就不能够养成他们自己的、把他们自身从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屈服下获得解放所必需的人的能力。简而言之，异化理论不应被看作是一种人格丧失过程的理论，而应被看作在一种特定的否定形式下的人格养成过程。

现在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异化理论的发展。青年马克思把他关于异化劳动的关键论点归功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一著作的第六章（二）标题为：“自我异化了的精神。教化”，这可以看作是第一次尝试用历史哲学的语言来解释异化在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

后来，费尔巴哈捡起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但忽视了它的历史哲学意蕴，把异化概念用于宗教批判，认为宗教是人的异化。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异化概念在黑格尔试图解释的历史中的积极意义。总体上说，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以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宗教批判而告终。他认为，宗教存在的原因在于人类能力异化为一种异己的超越性实体（人格化为神）。尽管如此抽象，他还是能够以一种非常令人信服的方式批判所有宗教，因此在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激进民主浪潮中发挥了极具批判——革命性的作用。

事实上，在费尔巴哈哲学压倒性的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然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简单地接受了费尔巴哈异化理论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框架。在他对异化的历史—社会层面产生日益增大的兴趣之后，他开始批判费尔巴哈理论的抽象性。有趣的是，他对费尔巴哈态度的变化，也相应伴随着他对黑格尔态度的变化。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开始高度评价黑格尔关于异化是一个历史教化过程的观点。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一个证据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稿标题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一节中，他认为，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是共产主义的任务。在他的整个理论建构中，异化理论起到了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革命运动理论联系起来的桥梁作用。这种理念在下面两句话中得到了表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1]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2]

第二句话提供的信息尤其重要，对于马克思自身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都是如此。因为，它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其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区分开来了。马克思关注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面对不公正待遇的工人的资质和能力；马克思问的是他们以何种水平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教化来武装自身。我们看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主要思想，即把客体理解成能动的实践，换句话说即把实践的主体带入到和客体的相互联系当中去，被应用到了这里。马克思把政治实践的力量置于有待改变的客观体系中，并问他们如何在这一体系中培养自身的政治能力，以便能够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匹敌。在我们看到20世纪的社会主义试验和运动失败之后，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下面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13]

总体上，我们可以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动机和诱因主要出现在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资本主义体系创造的文明利益之外的社会阶层中。他们的眼界更多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剥夺他们的东西，而不是资本主义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通常求助于资本主义将要消灭的传统文化资源。只要社会主义运动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发生，运动的大多数支持者就会属于这样的社会群体，即如果我们用马克思在引文中使用的表述方式来说，这一群体甚至还没有达到当代资本主义有可能使他们达到的文明和教育的最高水平。这恰恰就是下面问题的原因：首先，为何社会主义运动迄今为止注定不能成功推翻资本主义；其次，为何他们即使在成功获得政权之后，也仍然为保住政权而被迫从传统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招纳自己的领导者和行政人员。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像政治干部、技术专家官僚这样的精英阶层的形成，他们成了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的堕落；最后，为何他们为了维持政治秩序而经常不得不求助于暴力和政治压制，因为他们不能以多元民主的方式把不同社会阶级的具有高度差别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和其他的社会需要和主张整合进社会主义体系中。所以，我们记住这样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就是，马克思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即如何处理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文化剥夺问题，甚至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必须做好这一点，马克思是第一个提出这种任务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总之，异化理论的目标就是把物化理论所阐明的东西——即资本主义体系中物化社会关系的理论阐释——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教化过程。最初，工人阶级只是被描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挥纯粹附属的作用，如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被描述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然而，它们同时逐渐成为政治和文化变革的独立力量。在这种意义上，物化的理论发展与异化的理论发展是遥相呼应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生产力”的分析中，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描述成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生产力。鉴于资本主义使工人屈从于社会化生产，这种认为资本是一种特定生产力的分析，表明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之间存在联系。[14]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资本论》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马克思未写的内容与通过异化方法对个人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的分析有关。我们不认为马克思把物化分析与异化分析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联系了起来。因此，在异化的资本主义关系中的个人经验和政治能力的形成之间不能建立必要的理论联系。只要马克思未能完成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要任务——劳动者个人的日常实践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为了弥补缺失的分析，都要常常诉诸马克思本人一生都在反对的现实预测论。例如，他们常常求助于像下面的《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论述过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15]

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他们能够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内——换句话说是用物化的语言——揭示资本主义的必然终结。只要他们运用某种科学理论来预见人类历史的未来，他们就陷入了启蒙运动的可疑境地。这种境地代表了某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给予了科学家通过科学地发现现实背后的“规律”来预见普通人不能察觉的历史未来的特权——换句话说，给予了知识专家优越于人民的认知人民的未来命运的特权。辩证逻辑的技术语言——如否定的否定，看来是以一种科学揭示的形象粉饰了这种预言。

总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项克服了现实预测的思想和政策的重大工程。然而，马克思之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回到这种特权立场。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早逝让马克思未能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视角充分详细地描述资本主义的活力。这是为何我们不应把马克思留下的东西当作他的理论的最终表述的原因。相反，如果我们想完全真实地还原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我们需要走得更远；我们必须继续进行马克思着手但未能完成的科学任务。■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9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4页。——译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11页。——译者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5页。——译者注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7页。——译者注

⑥ 根据作者语言翻译，原文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4页。——译者注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3页。——译者注

⑧ 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Sache和Dinge之间的区别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事物在关系的方面呈现为一个Sache。另一方面，Ding排斥任何社会关系，仅仅与其自身的自然属性有关，因此就表现为一种缺失任何社会原因的自然物，一个事物从自然属性这种属性方面表现为一个Ding。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之间的区别是以Sach和Ding的区别为基础的。但在英语中没有相应的区分。由于在英语中我不能在不歪曲原意的条件下进行术语上的区分，本文中我把Sache和Ding都翻译为事物，把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都翻译为具体化。

⑨ “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583页）

“在这个……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578—579页）

⑩ 作者只是尝试着把Erscheinung和Schein翻译为现象和表象。Schein和Erscheinung之间的区别最初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然而，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黑格尔不同，也就是说，它指的是现象的歪曲形式，表象以自身的属性掩盖本质。本质和表象这一对概念对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结构是必需的。而英文单词appearance几乎不能反映这种辩证关系。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98页。——译者注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94页。——译者注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96页。——译者注

 [14]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力，见平子友长（1993）。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69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