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

个人学术论文

　　［摘要］在讨论这个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十年时，我们总是刻意的去回避一些问题，或者是用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看问题。而我们又总是将这十年里发生的事情简单的等同于那场运动，从而忽视了与这场运动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发生的其他事情。本文主要着眼于对“文革”时期经济发展的再认识，通过对各个领域的具体数据的直接对比分析，以及对这个时期各领域里具体的方针政策作用的论述来完成这一重新认识的过程。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重新认识   工业化的完成   承前启后
　　Abstract: In discussion of the increasingly distant decade from us, we always deliberately to avoid some problems, or using a preconceived idea of view. Meanwhile, we often simply consider all the things happened in those ten years as only a movement so as to neglect other things taking place in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second cogn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by comparing the specific statistic of each area and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concrete policies issued in each area.
　　Keyword: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Reacquainting; Accomplish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Connection
　　引言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周年。“文革”十年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几个十年之一，它对中国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是难以磨灭的。同时，在今天它又是很少被重新全面提及的。对这个时期历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还停留在半官方性质的政治史研究上，而在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就是在政治史研究的背景下被单一的政治化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和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人们除了政治生活外（当然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被提高和加重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和浓度）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生活：经济、文化等等。在一个国家里，还有其他方方面面已经发生过并且对后世真真切切的产生着深刻影响的活动。其中在这十年内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就是这些深刻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始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被忽视着，或者说是回避着。然而这个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要解释八十年代开始的国民经济体制改革，就必须回到之前两个五年计划以及全国工业化的完成，也就必须回到“文革”十年的经济发展来看问题。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一些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对此，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就连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另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评价，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但是引用这个说法的人大部分都是不知道出处，而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支配自己的想法。
　　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显然是较大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发展，并且涉及到“文革”10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状况。因此，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究竟“文革”十年间共和国的经济是如何的发展，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果和经验教训呢。而不能用标签式的话语对其进行定论，更不能添加过多的个人好恶对其进行评价。如果是有一定成就的话，那么这些成就在哪里？是什么？如果是到了濒临奔溃的边缘，那么究竟是什么情况叫做濒临奔溃呢？作出评价前必须给出合适的答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学界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虽然不是非常多非常深入，但是也有一批学者做过一定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首先，最多的就是综合性共和国史或者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著作中涉及到“文革”期间的篇章。这一类的代表作有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李茂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当代中国出版社），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
　　另一方面，文革史的专门著作，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1966-197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等。最后就是一些零散的专门性的论文，这些论文可以散见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数量不多，但是可以看出还是有部分学者对这个领域是始终在关注并且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如果做“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很不错的检索工具需要特别提一下，这就是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委会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制作及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检索系统。制作人员的辛勤劳动使得本来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的文献检索工作的相对轻松不少，这套系统提供了“文革”时期几乎所有重要文献、讲话稿的全文检索，非常方便——当然，主要发起者中不乏一些动机不纯的所谓学者，文库里也有一些文本收录上的错误。
　　下面我就“文革”时期国内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阐述以及分析。
　　“文革”时期经济总体评价
　　这十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的经济基础（全民所有制）和运行体制（国务院、国家计委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大的改变，“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除1967、1968年两年外，总体上还是有很大发展的，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坝水利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等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从整体上来概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是个“三起三落，有起有伏”的发展过程。66年的发展整体上非常健康，各个领域的经济发展良好；到了67年因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使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困境，连续两年的经济倒退，其中有很多地方的生产工作都是没有按照计划完成，大批的公共交通因为免费运行而没有计入发展统计中；从69年开始由于前一年的“军管调整”等措施的实施，经济的发展开始有了明显的起色，一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前每年的经济都呈现出明显的向前发展的轨道；运动后的恢复使得后面的经济发展也趋于正常，直到76年中前期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因为一批国务院以及各个口上专管经济的官员们与这场运动均有牵连，以及因为政治斗争某些官员团体的消极误工，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发展的停滞。政治运动与经济发展其实是一组相互影响的矛盾，“十六条”、“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全面夺权”、“九大”、“九一三”、“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事件发生的同时，之所以经济建设会产生一定的倒退，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运动统统是中央高层的权力斗争，不但牵扯着高层一大批人的权力分配，更加影响着他们各自系统下的更大一批人的生死存亡。所以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这些本身在各部委各地方的领导、专家乃至普通群众第一时间考虑到的必然是如何在事件中生存、胜利，而不是自己本身的工作进展。而每一次斗争结束后新的或者旧的胜利者必然也会将自己的工作任务尽量做好，因为这是自己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本。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当时经济工作的好坏是取决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团体的人选，其实这种观点是一种典型的“事后的一面之词”。而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和统治阶层希望自己的国家弱小、经济停滞，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工作错误百出授人以柄。但是因为权力斗争，客观上会造成种种损失是无法避免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全国的党政军大员们其实更加清楚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权力、身命才是最为重要的，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是在前者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去考虑的。这其实才是十年中经济发展有起有落的真正原因。
　　在这十年中，67、68两年的经济倒退明显，是建国以来除了“大跃进”以外，经济倒退最为明显的两年，伴随着全面武装夺权，各个部门的干部、群众的全面参与，生产建设的工作必然会被搁置在一边，造成全面的经济衰退也是必然的结果——除了军管的大型项目。而在剩下的年份里，经济的发展其实在建国后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比较“正常”的状况。并且最终完成了共和国经济的一次大的转型，即产业结构的工业化以及工业体系的全国化。这里可以看出来，“文化大革命”中间“和平稳定”时期其实是占到了绝对多数的。然而，如果没有这些政治运动的影响，“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有可能可以走的更远，有可能发展的更好。但是历史没有假设，有的只能是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进行总结评估。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发展是明显的事实。
　　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了526.6个百分点。[1]
　　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最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可以说这个时候我国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2]
　　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3]
　　有人一定会质疑“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4]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应该看到10年中，国民经济收入总额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和比例严重失调也使消耗、浪费现象严重，经济效益有所降低。以1966年和1976年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各项指数相比，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46.6元下降到29元，减少37.8%；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由21.9元下降到12.6元，减少42.5%；每百元固定自产资产原值实现的总产值由110元下降到96元，减少12.7%。相反，每百元总产值所占用的流动资金却由23.5元增加到36.9元，在项目行，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以铁路为例，新建铁路每公里造价，“一五”时期为61万元，“二五”时期为68万元，“三五”、“四五”时期竟增加到200万元以上，平均每百公里建成投产工期，50年代为13至17个月，70年代则增加到几十个月，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藏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5] 虽然这里还牵扯到，“三五”“四五”期间的大中型建设项目的整体规模相对于之前的建设项目来说有不小的增大，与此同时难度也就相对加大。加上72、73年制定的引进四房成套化纤、化肥设备和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四三方案”）。到七十年代末世纪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此类大型项目的投入产出比例在短期内肯定是呈下降趋势的。所以使用每百元投资的产出利润来比较66年前和76年后是不公平的，因为随着大型投资的增加，这个短期内的产出比肯定是越来越低，而长期利润比肯定是增加的。
　　所以，说“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既遭受了巨大损失，也取得了一定发展，在政治动荡的时期仍然坚持并且有效地发展了经济，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的私有化过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否则，用什么来改革开放，又私有化了什么国有资产呢？跟着上文的思路，再来看看这十年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究竟如何进行的。
　　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主要从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重大国防科技成果、工业化成果、农业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变化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关于指导思想——“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8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同年10月，在印发全党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又批注：“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翌年一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同时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搞革命嘛。”[6] 除此之外，中央在“文革”中发布的各种重要讲话、决议和通知中多次强调了“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文革”时期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7]。然而，“抓革命”在”文革”的前两年时间里还是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一时期“促生产”其实是被完全忽视的，直到造成了生产严重破坏后中央才做出了真正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纠正。
　　“一月夺权”之后，毛泽东接着做出了维护生产的具体部署，主要就是派军队进驻生产单位。二月，他批示要求进行“三支两军”。其中除了“支左”外，“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继续进行。三月，他又两次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根据这些指示，人民解放军迅速接管和进驻了全国的生产建设要害部门，使动乱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了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
　　1968年7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１９６９年，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甚至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到这个时候已经结束了。[8]
　　全国经济形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考虑把生产搞上去。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1969年至1971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毛泽东对此表现得比1958年“大跃进”时要冷静，他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9]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批判极“左”思潮，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1972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1972年9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1974年10月，毛泽东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力支持，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的形势。
　　虽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先是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后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他也不允许像“文革”初期那样各阶层因政治运动而进行政治斗争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毛泽东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1975年8月14日，主管农业的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农村经济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解决“贫富不均”。毛泽东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只批示：“在政治局讨论一次。”[10] 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因大多数人反对，没有推行。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一直坚持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之前。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坚持经济的建设在共和国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屈一指的就要说到国防和科技领域里的重大成果，在这些方面今天的我们仍然受益非凡，并且依旧没有超越。
　　重大国防科、技成就：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有关各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计划。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1968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1965至1972年研制出4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1972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1970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1965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
　　66年下半年，周恩来在毛泽东授权下以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多次发出通知，要求维护科研、生产秩序。8月，聂荣臻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试验基地不要搞“四大”，随即中央军委发出了试验基地进行正面教育的通知。当动乱进一步蔓延时，周恩来、聂荣臻先后建议并请毛泽东直接签发了许多重要文件和电报，仅1967年3月至11月发给二机部的就有23件。1966年底，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发布“特别公函”，严令研制氢弹的任务必须保证完成。1967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刘华清的建议，又一次发出“特别公函”，推动核潜艇的研制。在这些措施的保护下，加上广大国防科研人员在困难条件中的坚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务仍然在艰难之中得到了进展。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12月28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67年6月17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6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330万吨ＴＮＴ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关于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50年代末期起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许多理论探索工作。到1965年，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基础基本具备，国防科委提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1968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但由于运载火箭的研制受到“文革”的影响，未能按期完成，本来可以在1968年底进行的发射人造卫星计划被迫拖延。1970年1月，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成功，3月，中央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运往酒泉发射中心。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为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卫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新的目标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掌握了这项高难度回收技术。经过整顿，科技人员集中力量，先后攻克了5大技术难关。1975年8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装配、测试完成，运往发射基地。11月26日，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甘肃酒泉发射场成功发射，准确入轨。绕地球运行47圈后，于28日11时安全降落在四川预定地区。中国卫星发射技术实现了第二个飞跃。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从1958年开始列入计划。由于三年经济困难，1963年中央专委决定暂时停止，到1965年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开始研制，分为研制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两步走。1967年鱼雷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被国防科委审定通过，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各部门、省市、军区领导机构，建成了鱼雷、水声、潜地导弹三个试验场。1970年4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7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1]
　　关于产业结构的全国性工业化：
　　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部就是工业化，而我国的工业化之路的基本完成就是在“四五”计划完成后实现的。改革开放能有今天的成果，离不开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在21世纪初，面对世界上两个同时在崛起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为什么西方国家会选择联合印度遏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印度没有全国性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印度可以成为一个庞大而且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却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正是因为这样，它缺少对其他强大政治实体的强大威胁，也就自然而然的会被选择为合作伙伴。有的人会说这是因为印度是个民主国家，而西方人更愿意和民主国家合作。但是相反，今天的俄罗斯也是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待遇？正是因为俄罗斯具有上述的一切，以及作为强国的历史传统,而这些恰恰会对其它大国造成现实的威胁。书归正传，让我们看看共和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如何在这政治动荡的十年中完成的。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期间的一些错误，彻底毁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上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正是后两个五年计划。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12] 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有人认为1975年即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13] 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三线建设”、石油、电子产业以及“地方五小工业”等等发展而完成的。
　　1963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原本设想解决“吃穿用”问题。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越，使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把划的重点转到战备问题上来，提出搞三线建设。同时，三线建设也是做两手准备的，即战备和改变内地落后工业交通布局。
　　从1965年到1980年，我国在13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4]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1975年为止，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5]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78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16]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到1984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300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17]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在这一点上，在今天这个东西差距越来越大，需要缩短东西差距的时候，三线建设的经济现实意义也凸现了出来）
　　有人认为：三线建设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18] 这是典型的纸上谈兵的书生看法，一个国家和一个公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最大的关注点永远是经济利益，而前者关注的综合利益。
　　当时，在对战争估计的指导思想上也许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但在美苏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入侵的60年代国际环境下，绝对不能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来认识昨天。如果没有当年的三线建设，扩大战备以及灵活的外交。谁又能说当时一定就打不起来这场战争呢，事情过去以后往往会出现一些事后诸葛亮。可是往往是因为之前做了准备才阻止了事情朝不好的方向发展，并不是说无论之前做不做准备事情都会顺利度过的。90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和末期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包括公然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96年的台海危机，直到过去不久的美国入侵伊拉克，血的印证说明了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尖锐存在。1991年1月26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就特别指出：“建设三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军方在海湾战争后的猛醒。这个问题，过去就很清楚，当前看来，特别是从过去三十年的世界局势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也绝对不应该后悔。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对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工业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长期的经济意义。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总结性地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与三线建设同时发展的还有“地方五小”工业建设，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1966年2月重新提出的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五小”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1970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从1970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80亿元扶植地方“五小”工业，并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1970年的100万元增加到1973年的1.48亿元。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企业管理权下放运动，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五小”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仅1970年全国就有近300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20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与上年相比，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合成氨增长60-70%，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70%。到1975年底，地方“五小”工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8%，37.1%，58.8%，69%。 全国小化肥厂有1300多个，合成氨产量比1964年增长18倍，使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4倍多。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亿马力以上，比1964年增长了近10倍。其中，手扶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分别增长了45倍和23倍，过去农村没有的机动水稻插秧机、收割机、饲料粉碎机分别拥有3.2万部、17万部、94万部，电动碾米机、轧花机、榨油机比1964年分别增长10.4倍、1.8倍、11.8倍。
　　但是，“五小”工业发展的过头，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一，确定项目和选址没有进行论证，缺乏规划，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许多小工业原料没有来源，产品没有销路。其二，片面强调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又用“大批判”开路，结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其三，新增职工过多，采取“人海”战术。1970年、1971年仅县办工业就新增职工2400万人，占全国新增数的40.7%。1973年2月，周恩来指出了这些问题，要求进行整顿。他说：“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搞。”[19]（最新加注：关于“五小”与中国农村建设问题，本人也一直在准备做相关研究。其实这实在中国乡镇经济的战略性规划，如今因学习原因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德国的小型城市以及乡村经济建设成就，这里的思路和“五小”在方向上几乎一致……当然，这是本文的题外话。）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我国石油工业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60年代起，我国已陆续勘探和开发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准备投入全面生产。“文革”初期的动乱严重干扰了继续建设的进程，使工交企业一度出现了供油紧张状况。进入70年代，由于战备，国家急迫地需要增加石油生产，在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人的坚持和支持下，石油工业进行了整顿，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70年，大庆油田进行了开发调整，重新进入轨道，到1973年，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50%以上。同时，又开始加强对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开发。胜利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投入开发的134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1946万吨，成为全国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开发了8个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300万吨，增长25倍以上。克拉玛依油田从1970年到1976年先后开发了15个新区块，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7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53万吨，提高近两倍。吉林扶余油田1972年建设工程完工后，原油产量达到126.3万吨。同时开发了三个新的小油田。到1978年，吉林油田产量达到185.07万吨。从1966年到1978年，胜利、大港、克拉玛依、吉林四个油田的年产量从276.1万吨提高到2783.67万吨，增长了9倍多。
　　这一时期，石油工业部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此后，又开展了辽河和任丘油田的会战，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四川石油会战是1965年开始的，“文革”初期中断，1971年起恢复勘探，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气田和输气管道建设。从1966年到1978年，共获得气田30个、油田2个，天然气产量由1965年的8.9亿立方米增长到1978年的60.8亿立方米。1969年，周恩来确定康世恩负责筹划湖北江汉石油会战，到1972年，共发现6个油田、1个气田和一批含油构造，建成了100万吨的原油年产能力和配套的荆门炼油厂。到1978年，已建成8个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05.6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11万立方米。1970年，国务院批准由兰州军区组成指挥部，开展陕甘宁石油勘探会战，到1975年形成长庆油田，转入开发建设，到1978年年产原油能力达到122万吨。同年，石油工业部抽调队伍进行辽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11个油田，其中9个投入开发，原油年产量达355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5亿立方米。1975年，河北任丘油田开始石油会战，到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1224万吨，成为70年代中国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从1966年到1978年，石油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一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成为世界第8位产油大国。这一时期国外化工成套设备的大规模引进，使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20]
　　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文革”中“左”倾思潮、长官意志的影响，石油工业建设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如四川天然气出川工程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提出过早，造成了浪费和损失，到1976年被迫停止。[21]
　　同期电子工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促进电子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其战略和高科技地位越来越在世界上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注目。在1970年制定“四五”计划总体方针时，写进了“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的内容。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电子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的研制开发获得进展，建立了多个卫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机、录音机等基本实现半导体化，中国电子产品已基本过渡到半导体化的技术阶段；70年代初，随着三线建设的恢复，地方电子工业得到第二次大发展，全国地方企业由1969年的1600多个增加到1970年的5200多个，29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电子工业，建成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内地后方基地。[22]
　　关于农业的发展：
　　“文革”前期，农村经济建设也受到了严重干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分光吃尽”，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强调指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 公共积累不要一下子增加过多，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方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还提出：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从1972年起，《人民日报》根据这一精神，发表了多篇落实农村政策的社论和文章。经过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努力，从70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1.5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800万亩，1971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1949年分别增长79%和137%；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11条大河道，建成30多座大水库、2000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5大河系，修堤4300公里，疏浚270条河道，建成80座大中型水库、1500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271处，排洪能力比1963年提高5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220座，灌溉面积由63万亩增加到1100万亩。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 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7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70000万亩，比1965年的49582万亩增长41%，平均年增长2.9%；1977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43167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4289千瓦，分别比1965年的12140万亩、667万千瓦增长355.58%和643%，平均每年增长11.15%和16.8%；1975年我国机井数达181.75万眼，比1965年的19.42万眼增长935.89%，平均每年增长25%。[23]
　　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1965年的53.9%下降到1976年的26.9%。其中水灾由50.3%下降到31.7%，旱灾由59.5%下降到28.6%。[24]
　　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一般能提高产量20%。这项技术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和农村用电等条件的改善，使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总产值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70年代前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其中只有1972年由于遭受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比1971年下降1.04%。其余各年与上年相比，1970年增长5.76%，1971年增长4.2%。1973年增长8.3%， 1974年增长3.55%，1975年增长3.1%。1975年粮食产量比1964年增加1940亿斤，增长57.1%。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也由531.9斤增长到615.7亿斤。[25]
　　关于人民的生活：
　　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没有得到较快的提高，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人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底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但是从消费水平看，还是有所进步的，1966年全国农民和职工消费水平，1966年为每人132元，1976年增加到161元，其中农民由106元增加到125元，职工由244元增加到340元。[26]
　　在同期，根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其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祉建设是沿着分阶段逐步整备和完善的方向向前发展的。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与运营主体来看，分为以城市工人为对象和以农村农民为对象这两个体系。对于城市工人，基于劳动保险法支付医疗费用、退休金、产假工资和抚恤金等，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民，“文化大革命”以后规划和普及了合作医疗制度，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充实和发展尤为显著。劳动保险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工厂、矿山、铁道、邮电等行业的企业以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劳动保险所需费用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对被保险者不征收保险费。国家和企业预留相当于每月工资总额的3％的额度作为劳动保险的费用支出。保险支付的内容方面，有关医疗保险，工伤的费用由企业负担，期间的工资全额支给。疾病或工伤以外的情形原则上治疗费用由企业负担，治疗期在6个月以内的，按工龄由企业支付60～100％的工资，超过6个月的则由（国家）劳保部门支付40～60％的工资。被保险者的家属如生病，其费用（手术费，药费）的半额由企业负担。
　　有关退休金，男性职员满60岁，男性工人满55岁，女性工人满50岁退休。退休后的工资按工龄的长短发放退休直前工资的50～70％。在农民方面，以前实施的只是人民公社基金下的厚生福利事业，“文化大革命”以后规划普及合作医疗制度，医疗保障层面得到迅速充实和发展。这一制度早在1958年时就在部分的人民公社中开始实施了，至1968年底开始在全国普及。运营的方法因各人民公社的实情不同差异较大。这个制度是这样一个机制，就是由公社社员每人每年出一元钱，就可以报销其治疗费用的全额或其中的一部分。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平行发展起来的是培养了一支被称作“赤脚医生”的半农半医性质的医疗保健队伍，他们治疗农村中的常见疾病。“赤脚医生”在各个村庄间从事巡回医疗事业，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源自自发的奉献精神所出做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这也是政府激励劳动大众的工作热情的措施所取得的一个成果。[27]
　　在学校教育方面同样如此，在乡村间组织起了一个个巡回教育班，从事小学教育的普及。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似乎传统型的家族制度和部落内的相互扶助系统（例如，以孤儿以及孤立无助的孩童为对象的救济制度――五保制度）比起近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更能发挥作用。
　　考虑到“文革”前三年和“文革”时期计划生育的非强制性，全国总人口增加较快，由1962年的6.7亿增长到1973年的8.9亿，平均递增率为2.6%，是建国50年来最高的，因此“文革”时期这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十分不易的。
　　小结：承前启后的十年
　　在得到了以上这些成就和同时，也要考虑到当时遇到的一些客观上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和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为了加快工业化而在农业发展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减少了投入，在国际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不得不为了战备而付出的代价，以及为了争取更加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外交空间无偿的对外捐助等等。这些都是除了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环境外的一些困难和负面的影响。
　　在面对这样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如此低水平的家底上完成了共和国的工业化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大跃进结束后的三年经济恢复期后，紧接着就是这动荡的十年，中间虽然有两三年的经济低谷甚至倒退期，但是终究是顺利的接过并开始了“三五”建设，紧接着是“四五”建设，直到“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的国内工作的全面恢复（主要是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日后的改革开放能够如此顺利的进行也不得不承认是有我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家底，尤其是“文革”时期如此得来不易的资产。这是要对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进行的建设给予足够的估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持续进行的经济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并且我已经多次的强调了，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
　　有了这样的态度，才能够在文革过去了30年后的今天更加准确与理智的认识这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十年。同样才能更加全面的评估在那之后我国经济建设上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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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93 》，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3、50、57、364、第444到第447页。
　　[2]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3]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4] 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5] 武力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741、742页
　　[6] 毛泽东 ：《关于夺权问题》1967.01.00，与周恩来的谈话。
　　[7] 结果由《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统计得出，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委会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制作及出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检索系统中用 到“抓革命、促生产”这样语句的有307篇之多
　　[8]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9]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
　　[10] 席宣：《“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
　　[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279页。
　　[12] 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13] 田松年：《党的文献》2000年2期
　　[14]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252页到第429页。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徐焰：《“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百年潮》，1999年3期。
　　[19]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页。
　　[20] 焦力人主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到第58页。
　　[21] 同上。
　　[22] 同注释第14条。
　　[23] 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家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
　　[24] 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提要》第74页。
　　[25]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93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
　　[26] 同上。
　　[27] 劳动部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第102页到第134页，第234页到第269页。
　　参考文献：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93 》，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提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三十版。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焦力人主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劳动部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家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武力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
　　席宣：《“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
　　徐焰：《“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百年潮》，199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