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申君、吴王濞与《管子》

春申君、吴王濞与《管子》　　

余画洋　　

初稿写于2009年3月21日　　

《史记.孝文本纪》叙汉文帝十四年，“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转）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汉书.文帝纪》说“十五年（丙子，公元前165年）春，黄龙见于成纪（陇西县），上乃下诏议郊祀。......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见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汉王朝改变国家的正朔服色，恢复古代天子郊祀的制度，这意味着一个全面变革的新时代就要到来。（《吕氏春秋.应同》篇：“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我怀疑上面的“黄龙”就是自然界蚯蚓、蝼蛄之类的虫子。）这一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为国家选拔人才。“十六年（丁丑，公元前164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阳”。同年“五月，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势力。次年，汉文帝改当年为新的元年，即后元年。这是汉代历史上第一次改元。　　

文帝于后元年（戊寅，公元前163年）春三月下诏征问意见，内中说：“间者数年比（频）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文帝关心民众的疾苦，孜孜求治，不耻下问。　　

连年灾害，容易引起有政治野心者的觊觎。《管子.侈靡》篇里写道：“溪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矣”，就是要改换汉家天下，取而代之。理由是“妇人为政，铁之重反于金；而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亟”。这里的“妇人”当指吕后（按照郭沫若的说法），“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可能是在讥讽文帝在代地养成的生活习惯。这个“人君”在吕后时期过得不如意，在文帝时期越来越难受。前面的“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则像是作者在称颂“人君”新立，自己跟着沾光。所以此处的“人君”受封于吕后掌权以前，欲叛于文帝改元之后，他应该就是吴王刘濞。　　

《汉书.高帝纪》记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十月（《郊祀志》：“年始冬十月”），刘邦封沛侯濞为吴王。过了二十年，即文帝五年（前175年），《文帝纪》述“夏四月，除盗铸钱令”，这便是所谓“二十岁而可广”（详于下段）。又过十二年，即文帝后元年（前163年），刘濞打算叛汉，开始造舆论，这便是所谓“十二岁而摄广”。　　

《盐铁论》里桑弘羊回顾说：“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占）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早）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文帝五年开放铸钱的禁令，将最重要的经济权利拱手让与私门，因为这个政策错误，吴王的财势得以迅速扩大（“可广”），十二年后，“奸猾”之徒替他谋划统摄天下（“摄广”）的方略，对汉王朝造成了现实的威胁。　　

    《管子.侈靡》篇中说：“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这样赤裸裸的鼓吹奢侈消费，简直要令人瞠目结舌，就像是公然在跟文帝后元年的诏书唱对台戏。文帝崇俭，而吴王尚奢，《侈靡》篇便是刘濞集团政治经济主张的宣言书。“饮食者民之所欲也，侈乐者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刘濞集团迎合一般人的享乐欲望，煽动并提供高消费，以此来笼络人心，为其所用；从这一点出发，走到极端，甚至要“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炊）之”（要煮鸡蛋吧，先画上彩色然后煮；要烧柴吧，先雕上花然后烧——郭沫若的译文）。又好行小惠，不时将吴国铸造的钱币散施于民，以推动消费，换取拥护，也就是“承弊（赠币）而民劝”的统治经验。刘濞集团财势富厚，醉生梦死，《侈靡》篇的观点已经完全超出了用消费刺激生产的合理界限，是一种非常反动的思想。　　

《史记.吴王濞列传》记吴太子为皇太子刘启所杀一事，又述“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孝文帝”。《汉书.爰（袁）盎晁错传》叙文帝十五年九月晁错在对策中赢得文帝的赏识，升为中大夫，这以后他“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所以晁错上书是在公元前165年之后，而刘启杀吴太子当在前165年之前。刘濞封吴王的时候二十岁，这一年则是五十岁。文帝“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大概比前165年早一两年，那么刘启杀刘濞的儿子大约在前170年左右。据《汉书.贾邹枚路传》，枚乘曾经在刘濞那里担任郎中，在刘濞因为儿子被杀起意谋反时，他撰文谏阻，“吴王不纳”，他就和邹阳、严忌一起离开了吴国。在枚乘的《七发》中，“吴客”是他的自寓，“楚太子”很可能就是刘濞贵族集团的缩影，这帮人“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生活作风十分侈靡。这篇文章为讽喻吴王而作，时间应在前170年之前。　　

与《七发》大约在同一时期，贾谊在他的《治安策》里说：“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餘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无）制度，弃礼谊（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侈靡成风，不仅吴国贵族是这样。贾谊是文帝朝少年英发的人物，据《汉书.食货志下》，当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之时，贾谊劝谏文帝，其中说：“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这里讲的是铜钱的轻重，《管子》里的轻重论则不限于此。事物、学说都是由简到繁发展的，所以《轻重》诸篇多半写成于文帝五年至十六年之间，而《侈靡》篇很可能是刘濞门客编撰的政论集里的最后一篇。　　

《管子》涉及轻重论的部分今存十六篇，但标明“轻重己”的那一篇跟轻重论没有关联，所以一共剩下十五篇论轻重的文章。《轻重》诸篇尚俭抑奢，与《侈靡》篇绝然相反，和吴贵族集团的风气完全不同，那就像如今《老子》盛行美国一样，人们餍足了奢靡的生活，转而崇尚俭朴，因为俭朴正是奢靡的对立面。但是良药苦口，奢侈的习惯不是一下子改得过来的，耸动听闻的《侈靡》篇的炮制就是一个明证。　　

在《史记.吴王濞列传》里，已经起兵的刘濞自称“我已为东帝”。东帝是战国时代齐国君主的尊号，刘濞自谓东帝，也就是把自己比作了过去的东方大国齐国的君主，因而产生于吴国的轻重论集采取齐桓公和管仲问答的形式，也就很好理解了。刘濞举事以前派中大夫应高去联络胶西王，后又“身自为使，使于胶西，面结之”，他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应高，可见应高深受信任。很可能应高其人就是《管子》中轻重论集的编者。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王濞是吴王刘濞，春申是战国后期有名的春申君黄歇。黄歇的事迹详见《史记.春申君列传》。公元前278年，秦军攻陷郢都，这以后黄歇一度成为楚国扶危定倾的英豪。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顷襄王的儿子）即位后，“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黄歇相楚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前255年），他“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前249年，“秦庄襄王立，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取东周”。据《史记.六国年表》，前248年，“春申君徙封于吴”。他原来的封地在淮北，位于楚、齐边界，经常发生战事，黄歇因此而请求改封，这说明他已经丧失了进取的锐气。在吕不韦取东周之前，黄歇“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侈靡夸富的风气早就形成了。　　

《史记.管晏传赞正义》引《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今本《管子》最前面的七篇文字《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乘马》、《七法》、《版法》无疑属于法家的议论，张舜徽《爱晚庐随笔》认为另外十一篇是《法禁》、《重令》、《法法》、《君臣上》、《君臣下》、《任法》、《明法》、《正世》、《治国》、《七臣七主》和《禁藏》。黄歇年轻时“游学博闻”，善于辩才，这十八篇文章也许就是他修撰的。黄歇任命荀况做兰陵令，很可能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一致的地方。这样来看，黄歇也是法家思想的先驱，而《管子》中的这十八篇就是战国后期楚法家的政论集。前248年改封之后，“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将楚法家的思想传到了吴地。前246年，秦庄襄王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在秦国具有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的地位。黄歇在楚国也是如此。黄歇或其门客集撰的政论集里面出现桓管问答的体裁，那是毫不稀奇的。《管子》十八篇中的一些文句读起来和《吕氏春秋》颇有些相似，如第一篇《牧民》里说：“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也许吕不韦的门客编写《吕氏春秋》时曾经参考了楚国的政论集，而吕不韦门下“食客三千人”，那分明是出于对春申君的模仿。　　

《汉书.地理志下》叙：“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严忌）之徒兴于文、景之际......故世传《楚辞》”。屈原、宋玉、枚乘是楚辞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枚乘是吴人（《汉书.贾邹枚路传》：“淮阴人也”），汉代的《楚辞》包括了吴地（《史记.货殖列传》称之为东楚）作者的创造，《天问》就是记述吴地历史传说（止于阖庐）的一篇文字。　　

环渊和屈原是同时代人（见“《老子》的道德智慧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及“以《老子》观点略释《周易》四组卦”那两篇文章），屈原的文学风格为东楚的作者所继承、发扬，那么环渊的政治哲学也可以在吴地得以流传、演变。《管子》中有《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与《老子》一样，都是阐明“人君南面之术”的作品，那么这四篇很可能是环渊的弟子向门人传授环渊思想的讲义。《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况和春申君黄歇熟识，荀况讲解帝王之术的教材也说不定就是这《管子》四篇。　　

道论四篇法家十八篇今天还剩下的轻重论十五篇和《侈靡》篇，这便是《管子》的主干内容了。编撰者估计是环渊的弟子黄歇应高。在《管子》的集撰过程中或许还羼入了不少齐国稷下的政论，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齐到楚的文化传播一直都在进行。但是总的说来，《管子》主要是一部楚政论集，它等于是政治思想方面的无韵的《楚辞》。这部楚政论集有它的瑕疵，那就是文帝后元年的《侈靡》篇。　　

《管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从汉武帝的施政和《盐铁论》里桑弘羊的观点就能感受得到。我们可以说，是楚法家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开启了汉武帝时代中华文化复兴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