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离我们还有多远？

民主离我们还有多远？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结果下台不说，还差点进了监狱，克林顿也因为弄脏了一个女下属的裙子而被搞得灰头灰脸，这些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一点很小的事情，但可以从中看出他们一个国家总统的权力还远不如我们一个小县长或小局长，这不是一个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检验你一个国家的法律是不是真的有作用的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当法律被权力凌辱，法律就象沦落的妓女，远不止失去尊严和威望，还将受到蔑视和嘲笑。
　　民主不是一种大话、空话、假话，它是一种最常见的法律制度，民主也没有国界,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民族和国家文明的标志。
　　为了寻求公正和公平，智慧领先于其它动物的人类创造了法律，并使它成为一个制度来维持群体的生存秩序。这样一种方式在现有的自然和社会的条件下，算得上是一种既科学又民主的了。
　　我国现在的法律和民主制度是从毛泽东主席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毛主席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时，却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行性和局限性，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会因为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显示其局限性和制约性，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剥削阶级，这一点对建国之前的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旧中国的国情来说没有错，而接踵而至的是剥削阶级被推翻以后，推翻者又置于何种位置？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接下来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达到大同社会，这个目标没有错，这就要看领导者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来实现。
　　１９４５年夏，黄炎培和几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从而有了与毛泽东畅谈未来新中国的一段历史对话： 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是最想实践民主的，他一生中都在调查研究，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直到他病重前，就象歌声中所颂扬的“主席走遍全国”，从他的文章和讲话中都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就注重了这一点，但在后来的历程中又为何出现了较大偏差和失误呢？
　　毛泽东生长在山村，出身于农民，他的思维摆脱不了工农意识，从清末到民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的军阀混战，中国人们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所以在他看来：耕者有其田，工者有事做，能使整个民族不再遭受别国的侵略，已经成为他的最大的理想和毕生的目标，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这足够使他成为一代伟人。他在离开西北坡时对前来送行的乡亲们说了一句最动人的话：“忘了你们，就是忘了根本。”
　　毛泽东执政中国二十七年,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第二阶段从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五年，第三阶段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
　　在第一阶段，共和国刚刚建立，国际国内的敌对势力都伺机对共产党进行反扑，妄图将新兴的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在这一时期，进军西藏新疆，解放海南岛，抗美援朝，毛泽东和他的决策者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捍卫红色政权，在确定共产党和国家的生死攸关的紧要时期，不可能出台一些民主治国的重大决策。
　　在第二阶段，是毛泽东确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时国际上有两大阵营，一是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二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适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毛泽东和他的决策者心里也没有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毛泽东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与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帮助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给予了最大的帮助，不与苏联在整体上保持一致，这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二000年，美国历史学家E.赖斯指出：“美国在二十世纪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看错了人，本应该在抗日战争结束之际转向支持毛泽东而不应该支持蒋介石，而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倒向苏联，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以至于造成后来美国与大陆隔阂四十年，不相往来，使美国的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从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五年，朦朦胧胧的社会主义实践加上天灾人祸，以及苏联的反脸，使我们的民主建设更加艰难。
　　历史进入一九六六年，七十三岁的毛泽东也已经步入老年，对于自己的晚年，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有了想法，他说他要在西山一个洞里安度晚年，他在一次党的全会上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他要让刘少奇等一批年轻的人干，中央也作了安排，并在一九五九年开始修“滴水洞”，毛泽东也让出了“国家主席”，并准备不久让出“党主席”。众所周知，老年人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固执，二是专横。“主席也是人”，刘少奇和他的跟随者却偏偏忽视了这个最简单的特点，而酿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毛泽东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而刘少奇做了些什么呢？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就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一九六二年，刘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行1500万册，远远超出《毛泽东选集》的销售量。邓小平办事从来就不和毛泽东商量。彭真把持的北京市，毛泽东的文章、诗词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根本沾不上。据传在中南海的一次宴席上，早到的邓小平、贺龙、陈毅、彭真、陆定一等人都以刘少奇为中心围了满满的一桌，而只有周恩来在门口等毛泽东，当毛和周两人坐了一桌觉得有点空淡时，毛泽东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不吃辣椒是不革命的”，那些人听到这句语意双关的话音才不好意思地坐到毛的这边来。人们对毛泽东的忽视已经超出一个老人所能忍耐的极限，他害怕冷落，害怕孤独，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文化战线必须来一场革命，刘少奇这个人必须下台。”据学者研究，毛泽东之所以选择“文化革命”这样一种方式来除掉刘少奇，并不是他学到了朱元樟，而是他已经看到了如果用党代会这样一个正常的“民主”方式，他无法将刘赶下台。有的历史学家总爱拿这一点来比同朱元樟，这只能是一种巧合。在任何一个国家，当权者之间的私人关系，都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最近披露的三十年前美国总统福特为什么赦免尼克松的真正原因，直到福特临终时才揭开这个谜：“还是私人友谊起了决定作用。”
　　由此可见，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是一个老年人最常见的错误，在民主和法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错误，他殃及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对毛泽东非议最多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也许以后还不排除），一个当权者，当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影响的时候（显而易见，来自刘少奇、林彪的文武两股势力的威胁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固执己见往往占着上风。
　　既结束了十年动乱，又沾不上改革开放的成就，从一九七六到一九七九年，这是华国锋掌舵的三年。华国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通过世袭、战争、选举、权谋而走上权力最高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是以自己的诚实、正直、务实而被临危受命的重臣，他不善于政治，更不善于权术，他是一个最佳的执行者，而非领导者，他能够顾全大局，使党和国家的政权在平稳中交接和过渡，他的品行和善举，可算得上仁至义尽。
　　从一九八0年到一九八九年，是邓小平实际领导党和国家推行民主运动波澜起伏的十年，其实对邓小平，毛泽东早就下了结论，《邓小平传》的作者、德国人乌利·弗兰茨谈到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在和邓小平的一次谈话时毛对邓说:“我死后人们会评论我，你死后老百姓会挖你的祖坟”，这一句话邓小平自己一直记在心里。从“冤假错案”的评反到“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从取缔“个人崇拜”到强调“集体领导”，这都表明了党和国家的民主改革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里程，可后来的结果正如毛主席生前所说的“知识分子乱哄哄，争来争去一场空”，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学术精英”们要和邓小平“对话”时，一直擅长“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邓却显得理屈词穷，他害怕了，在先后撤换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后，邓自己也差不多就成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在如何才能推动和实现民主，留过“洋”的邓小平错了，留过“洋”的“学术精英”们也错了，他们的错误是一味地站在学术理论的角度，而不符中国的具体实际。民主是一个好东西，没有民主，党和国家的政权交接就无法保障，中国的历史如此，国外的经验如此，但民主是急不来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后来的阿富汗、伊拉克不都证明是这样吗？
　　民主的表现形式是健全的法律和可行的制度，贯彻实施法律制度的前提是稳定，稳定更需要和谐，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和谐的民族，一个和谐的国家，民主就成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可话得说回来，没有民主，社会和谐得了吗？
　　这些年来，我们更多的时候、更多的代价都是在指责和整治贪官的良心和道德，很少反思和检查政党运行的程序及其制度，大多的法则和纪律都是形同虚设和过于形式，其实贪官也是受害者和牺牲者，他们甚至于到死也不会明白，总以为是自己的过份的贪婪和违心造成了严厉的结果，竟不知正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和监督的体制和民主的环境，才使得他们一步步滑向深渊。前不久在我国的台北市，市长郝龙斌为了六十七元（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三元）公私不分的水电费，而必须向选民解释清楚，由此可见，越是政治人物，其言行举止越规范，其经费支出越透明。
　　最近有学者在学术论文中坦言：“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按此学者的逻辑，我们现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还远远达不到民主的要求，我们的制度也不够“精心”，当权者的政治技巧也还不够“高超”，民主离我们还有很远的距离。但作者却自始至终忘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哪些人更需要民主？
　　在中国，哪些人更需要民主？当然是共产党内部。如今的共产党已经不是毛主席生前的党旗图案中象征的那种慨念，经过三十年的吸收和发展，除了毛时代的老党员外，大多由上、中、下三层官员，军队干部，新兴的地方中产阶级，以及在底层各部门的权利和垄断阶层，正如学者们所称道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真正的“镰刀、斧头”已是凤毛麟角。这些人在资本和权力方面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的生存理念一是要获得更多更好的利益，二是害怕失去已经得到的利益，所以他们对民主的渴望比普通老百姓更强烈，更迫切。所以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国要乱，就乱在共产党内部。”近几年来，大部分的官僚卷款而逃，寻求国外庇护，买官卖官，官黑勾结，操纵贿选，无不证实毛的预言。这些行径早已与党章的宗旨和信念相背离。
　　大多数人常常被社会表面的“成果”和“繁荣”而弄得忘乎所以，诸不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纪录中，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五十年后，都会发生这种变革，象著名的“唐盛文明”、“康乾盛世”，无不出现“歌舞升平”的时代，从借古讽真的明清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历史仿佛在重复一种惊人的相似。为何老百姓看清朝的电视剧都感到很现实,如果要老百姓不生气,就把现在的中国,当清朝好了,除了没留辫子以外,与清朝有何差别?如果说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破除的只不过是一些官僚和官僚体制，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破坏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道德基础.
　　2007年2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鼓躁一时的“历史学家”引经据典，赤裸裸地“教授”“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君卖爵位，臣卖智慧。”这与战国时代的李斯教唆秦王那句“以力治天下，可以成就霸业，以德治天下，只能自取其亡。”更是在中国演绎了两千多年。作为国人，听到这些话，我不可能为历史自豪，而是感到一种悲哀和沉痛。
　　民主不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一种恩赐，它是一块基石，一个后盾，它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一种粘合剂和润滑剂，它能缓和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平衡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不致于形成隔阂，萌发仇恨，滋生敌意。它能督促和制约某些集团和个人在“霸道、专横、垄断”的轨道上走得更远。
　　我并不认为西方一切都好，任何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一面，但是能够适应人类文明进步，改善人类行为朝好的一面发展的观点和方式都是人类共性的东西，不论是哪个民族创造的，都应当被落后民族拿来学习和使用。否则“拒之门外”只能是蒙骗自己，而最终毁灭自己。我们在认定科学没有国界的同时，也应当认定民主也没有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