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广州开发区主任讲座的随想

    之所以在周末起早，蹬车子10余公里听乌有讲座是因为主讲者是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主任。而本人多年前也曾以普通工程师的身份在那里谋生。说他乡遇故交那是矫情，因为草民没法结交主任大人。然而毕竟同一个地方出来的，有亲切感。　　

      刚开场就给我一个今昔是何年的感觉，恍如回到了学生年代。那几页ppt的如画美景和现代化的厂房不在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吗？小学时代的“十年弹指一挥间”，大学时代的“阔步前进的20年”都一股脑的涌上心头。这充分表明了乌有之乡果然是个兼容并包的好地方，也有力的驳斥了星斗胡之流关于乌有是文革余孽的指控。正如上次黄纪苏先生所讲的“水至清则无鱼”，我能理解乌有，但是我也只能根据我的立场说出自己的感受。　　

      在对受众展开论述前，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切入点是再正常不过的。所以我能理解主任先生，普及地理知识，介绍伟大成果都是应该的。但是落入俗套的是采用了这30年来屡见不鲜的精英叙事模式。照片里只有那雪白的现代化的厂房，却没有“人”-----如我这样的劳动者，那五星级的大酒店还有远处那堆别墅据说可以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和社区而不仅仅是工作场所，我清楚这不属于我，我也不眼红。回想当年，即使公司有宿舍我宁愿每天坐通勤车回远方的家，因为如果连生活都在公司，那么资本的阴霾将笼罩我全天的活动，哪怕让我在外面看看车流，买买菜都比一天到晚在公司大院里强（顺便说一下，东莞的工人阶级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厂区内解决一切，据说某些厂房还可以做到全密封常年恒温，连一年四季都感受不出）。至于ppt出现由领事馆兴办的那个英语国际学校和日语国际学校就更加可笑了，“关我屁事”这句俗话在我脑海里不断反复着。当然了，如果是西方工人阶级来中国大搞三来一补，这些学校都是西方打工子弟学校，那开发区还真得是为“人”服务的，否则我自知并不入主任先生所说的“人”之列。精英叙事模式还喜欢堆砌大事记，喜欢回忆某年某月出台某某法规，通过某某决议，貌似这些乱七八糟的东东真的起到什么作用。实质上整个开发区无非就是按照资本的运营规律组建而成，包括ppt介绍的原来的什么工厂现在让位给什么高技术企业，也同样是资本的自然流通，跟政府某某时候出台的产业升级规划没太大关系。总而言之，这些材料给我感觉就是公务员先生们自吹自擂而已。唯一让我震撼的是开发区的产值有千亿元，我不敢揣测主任先生归功于谁，反正本人是惊讶于工人阶级蕴含的神奇力量，也为自己曾经是开发区工人阶级一部分，为这个千亿产值尽过微薄之力而自豪。　　

      主任先生开始了他的论述，大概是两个要点，一是开发区重视人才，营造环境。二是反思政府在开发区管理中的定位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本人素来开会不做笔记事后纯靠回忆，一直自嘲具有地下工作者的潜质，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回忆不确，领导精神领会不深）。这两点也不是有次序的，而是交织展开。于是乎，我每隔一定时间就能听到“海归”，“硅谷”，“人才抄底”。这让我很头疼，我对此的详细观点都在《拥有自主技术不用靠人才溢出》阐述了，这里就不展开了。现在我特明白主任先生之所以在东西半球乱窜，是因为看到人家水桶最近漏了，赶紧拿盘接着，都是些琼浆玉液啊。由于本人前任老板是纯粹土鳖，举举别人例子吧。我同学，现广州开发区谋生，澳洲老板，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我弟弟，现广州开发区谋生，新西兰老板，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为外国人，混了个外企的名号，在这个重视溢出的大环境下也实属正常。说白了，回来创业的“海归”大部分不是带来什么先进的技术，而是国外的人脉还有资本（这对于外向型经济特别重要，技术问题本国劳动者即可解决，可见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那么请问主任先生这是不是还属于招商引资呢？如果是，那么就不要忙着高谈抛弃所谓过去的“招商引资”，高谈现在的“创建创新型社区”。在此给主任进一言：一定要老老实实的按照资本运营规律来建设资本主义，千万不要被本来拿来忽悠老百姓的特色理论蒙蔽了自己，那绝对是“误伤”。　　

主任很大篇幅论述开发区管理的新思维。首先他反复表达了对前景的乐观，称“越是金融危机越能实现自主创新”，我记忆中此话说了2~3次。看来他对自己这个判断很满意，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期间就会出现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为下一轮繁荣做物质准备。当然了，如果主任先生是独立悟出这个道理那也表明有慧根，可喜可贺。而对于我这样的俗人自然超越不了主任，我只会说海归们在国外收入降低啦，失业啦，所以纷纷回国暂避风头，海外劳动力（请原谅我把海归称为“劳动力”，有点跟知识经济脱节了）供给大了，薪酬要求降低了，中方自然爽了。主任先生还指出“西方国家至少要2年时间才能走出低谷，因此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就在这两年了”。对此，我很佩服主任时不待我的紧迫感，这比某些认为要认清和维持自身在国际链条的产业地位的精英来的进步。在国门洞开的外向型市场经济环境下，要是等大鳄们都缓过劲来，某些自主产业的确就没法搞了。但是这么一想，我又联想到了一战时期中国民族资本的短暂繁荣，那也是因为外面几头大鳄在死磕，座次一旦排定，民族资本再次死翘翘了。那时有三座大山压着，现在据说是政通人和的和谐盛世，但是从主任先生对于2年以后的潜在不安（也许在国外遭出国留学的嘎子哥恐吓：别看你今天叫得欢，小心秋后拉清单。。。。。。）看出，山还是那座山，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这怨不得主任先生，相反这是一个明智官僚对现实环境的正确反应，对此我表示赞赏。　　

接下来主任高度评价了国外的协同创新模式（好像是这个，不做笔记真该死），为此摘录了几个老外的理论，什么三螺旋之类的。其实这些，马克思都讲过，马克思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不再局限在个人，而是被纳入到社会生产之中。不过如前所述，如果主任先生是独立悟出这个道理那也表明有慧根。但是引用几个老外的理论还当作让自己茅塞顿开的新东西来推介也表明了主任先生对文献研究还是不够充分。那几个老外名字都挺长，记起来挺占内存的，不如马-克-思三个字（汉字内码就6个字节）节约空间。　　

主任为了论述协同创新先举了美国（当然又是硅谷）的例子。说人家组织社团很容易很自由，比如什么xx技术联盟，xx协会之类的比比皆是，社团的紧密性也是各不相同的。然后转到日本的例子，当然还有芬兰，韩国等。这些例子都强调了政府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主任在提到前者时带有点调侃的味道，而谈起后者就非常认真了。在我看来，屁股决定脑袋果然是没错。主任作为体制中人，对于政府参与的种种案例自然是详加研究，而对于像美国那种自由散漫的，漫不经心的乌七八糟的协同创新组织只能用“不能照搬”这样经典的话来带过，因此草民也无法指望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协同创新案例----研发Linux操作系统-----进入主任的法眼。曾几何时，一位“老独裁者”在探索通过四大民主来变革社会，那个时候公民享有了充分的游行集会结社自由，遗憾的是由于造反派的能力经验有限导致权力极不稳固，四大民主没能在科学艺术领域开花结果。可见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阿。不但在生产（研发）领域要施行劳动民主，而且在科学领域更要推行自由结社而不是用资本的力量加以控制，这是文革留给我的启示。而部分人“面向世界”的眼界是有了，却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这也是改革开放教育的成果之一了。既然主任对政府参与的协同创新如此推崇，自然也是这么干的。他举了他参与的项目，讲述了政府是如何为了扶持一个苗子而穿针引线，把几个公司的开发团队都整合到了一个项目团队中。其实这本质上是企图充当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居中调度的角色。可是偏偏大环境又是市场经济，各公司是通过经济利益串在一起，政府在这种利益网络中能否把持自己我深表怀疑。　　

问答环节中有两个听众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串起来谈谈看法。一个估计是位在校大学生，矛头直指这30年科技领域没有什么进展。年轻人比较冲很正常，但是我并不认同他所说的“没什么进展”，这个下面再谈。还有一个估计是学者或者是硕士博士生，问到开发区如何实现对三螺旋中的“知识界”动力的引入。对于前者主任很自信的认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具备做很多东西的能力了，对于后者，主任提到了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看上去对答如流滴水不漏尽显技术官僚本色。　　

而我想的是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谈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这30年我国技术界真的没有什么进展吗？一个是创新是否需要“知识界”的引入。正所谓礼失求诸野，这30年来，国家扶持的科研院所的水平其实和企业的水平在加速趋同。这首先是人的水平的趋同。在改革开放前期捞钱快，大部分学业有成的人急着用知识套现，所以不会选择考研读博，这拉近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水平和企业技术人员水平；在最近这些年就业形势不好许多人选择考研读博，最后大部分人只要没失业的话又流回到企业，这更加加速了院所技术水平和企业技术水平的趋同。所以如果光把目光局限到官僚体制内的科研院所，自然认为我国科技没什么大的进展，因为这些院所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们许多忙着跟企业抢饭碗。但是如果把目光扩大体制外的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却会发现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很少进入主流媒体的话语。什么叫体制外呢？就是说863，973计划基本与其无缘，想沾边最好扯上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们。这些中小企业们（暂时抛开他们剥削劳动者的属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觉的践行着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伟大真理，他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者是被宣传机器埋没的人群。既然分析到这里，关于创新是否需要“知识界”的引入已经有答案了，我的回答斩钉截铁：No！本来中国的技术要上一个台阶，要引领世界潮流的确需要“知识界”的支撑，但是当前中国的“知识界”是什么状况呢。先不提社会科学的汉奸买办学说泛滥，就院所里面的工科“知识界”不少人搞工程水平跟普通工程师没啥区别，区别在他们善于在论文里面用高深理论来包装。以前我笃信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从实践来，反过来指导实践，可是这些拿来装饰用的理论能指导啥实践呢？看来马克思主义还真需要与时俱进了。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得到整治前，我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完全可以自己实现协同创新，当然在当前环境下需要资本的支持，不过总比高级知识分子在指手画脚瞎指挥强的多。　　

似乎我对主任负面评价挺多。其实相比于他更上一层的卖国买办精英而言，这位官僚给我感觉是踏实，爱思考的，这也是技术型官僚的某种共性。比方说他画了一条企业成长和政府扶持的曲线图，据说是完全自主创新的；比方说他能正确回答“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区别；又比方说他提到政府应该多给企业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些都值得那些管理民生事务的官僚们学习，把这种对待企业的态度也落实到民众之中，让大家共享改革成果。用句以前看小人书《岳飞传》的前言来概括吧：我们要看到他对于xxxx的贡献，也要看到他的阶级局限性。　　

以上就是本人的随想，是无中心无主题无思想的典型三无产品，欢迎大家乱弹。　　

http://blog.sina.com.cn/HeartPumpOnLe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