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改写历史的施道芬堡

几乎改写历史的施道芬堡　　

1944年7月20日　中午12点42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元首大本营“狼穴”响起。会议室坍塌起火、血肉横飞。战争恶魔、德国元首希特勒的头发被烧焦、耳膜震坏、两腿灼伤，裤子被撕成碎片。参加大本营每日例会的许多高级将领不是已死就是命在旦夕，更多的人受伤。　　

这是由德国“密谋集团”的首脑人物、德国补充军参谋长施道芬堡把伯爵上校直接实施的一次刺杀，由于他放置炸弹的公文包，被人临时移到了会议桌那厚厚的底座的外面，从而使被刺对象希特勒幸免一难。希特勒随即反扑。指挥镇压“政变”。已经乘飞机回到首都柏林的施道芬堡，发现原来约定好的政变计划并没有立即执行，加之有人迟缓、有人犹豫甚至有人背叛，致使希特勒步步成功，不到12小时政变已告失败。而此前施道芬堡等密谋军官已被临阵转向的上级处死。　　

事后希特勒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七千人被捕，近五千人被杀。其中包括密谋集团的成员和许多高级军官。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纳粹法西斯的历史命运，不到10个月后，柏林被攻克，希特勒饮弹自尽，第三帝国覆灭。时光荏苒。反法西斯的二战结束已经过了一个甲子。在人们不忘纳粹罪孽和反法西斯胜利的丰功伟绩之时，也逐步看清当年德国那些反法西斯志士们的特殊历程和信念。2004年在　7月20日　事件发生60周年的纪念日上，他们英勇的行动终于获得了公证的评价。在施道芬堡及其他纳粹抵抗者遇害地柏林班德勒建筑群（Bendlerblocks），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为反对纳粹的抵抗者授予了“自由、民权与欧洲统一的先驱”的称号。施罗德说：“这一天是德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天。”柏林市长沃维莱特也在讲话中说：“抵抗独裁统治永远不会是徒劳的。”。　　

抚今追昔，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回味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施道芬堡那个放有炸弹没有被移动，希特勒将被立即炸毙的话，那不仅德国历史而且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历史也将被改写。所以，我们再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也可以称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是，几乎改写了历史的人。　　

 1　　

应当说，在德国怀疑并秘密反对希特勒的人早就有了。而且多为上层人物：有市长、部长、大使和举足轻重的高级军官。而且早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的时候，他们就制订了发动政变、逮捕希特勒的计划。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英国首相张伯伦接受了希特勒的通牒。他们觉得也就失去了政变的基础，这样，这个使命就和他们失之交臂。　　

然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希特勒的疯狂行为和遭到的反抗，使更多的人觉醒了。这不同阶层、不同成分、甚至不同观念的德国人，都认识到了，希特勒是他们必须推翻的共同敌人。　　

而在军队里，有这种信念的人更倾向于果断地行动。仅仅在1943年，他们就策划了起码6次对希特勒的行刺。而且几近成功。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闪电计划”，它的策划人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上将和中央集团军参谋长特莱斯科夫少将。奥尔布里希特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新近才参加密谋集团，但他调任的新职——国内补充军副司令，（作为补充军司令弗罗姆的副手），使他成了关键性的人物。他的地位使他能够集结柏林和附近大城市的卫戍部队来支持密谋分子。　　

2月末，奥尔布里希特对特莱斯科夫参谋部里的年轻军官施拉勃伦道夫中尉说，我们准备好了，是“闪电”的时候了。随后，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就开始了炸弹试验，他们很快发现德国炸弹由于爆炸前会发出声响而不适于使用，于是在德国谍报局长卡纳里斯的帮助下得到了性能优良的英国炸弹。在这个期间，特莱斯科夫还有过想请他的顶头上司、陆军元帅克鲁格带头杀死来视察的希特勒，可是元帅不敢直接下达命令。于是，他们决定直接动手了。　　

　3月13日　，希特勒如期来到了中央集团军的所在地——斯摩棱斯克视察。就在他正要返航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在晚餐桌上彬彬有礼的问希特勒的随行人员、陆军参谋部的勃兰特上校，能否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司令部组织处处长斯蒂夫将军。上校想也没想的表示“愿意效劳”。　　

在飞机场上，施拉勃伦道夫把捆绑好的“两瓶白兰地酒”，紧张又小心地打开了定时引爆的装置后，亲手交给了登上元首座机的勃兰特。特莱斯科夫他们清楚，飞机将在起飞之后约30分钟爆炸。施拉勃伦道夫兴奋之极，打电话给柏林的密谋分子，用密码通知他们“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们就开始等待那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他们预料最早的消息将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一份一分钟地数着，十五分，二十八分……三十一分，三十五分……四十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经在腊斯登堡降落了。　　

他们被惊呆了，马上给柏林打电话，用密码告诉他们，尝试失败了。随后他们就感到，巨大的危险在等待着他们——如果炸弹被发现，那随之而来的侦察必然会导致密谋暴露和一大批合作者的送命。　　

然而绝境里也使人产生了特殊的勇气。当晚特莱斯科夫就给勃兰特上校打了电话，好像随意地问起他的“礼物”是否送到了斯蒂夫将军那里，上校说还没来得及办这件事。于是特莱斯科夫就说别送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正好施拉勃伦道夫明天有事去那里，将托他把想送给斯蒂夫的那个真正好白兰地送去。　　

施拉勃伦道夫已难以罕见的勇气飞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用两瓶白兰地酒换出了那个炸弹。事后检查发现：“炸弹的装置是灵的；小瓶子破了；腐蚀性液体也腐蚀了金属线；撞针也像前面撞过了；只是——雷管没有发火。”这样，这次谋刺就成了一次永久的秘密。　　

密谋分子极度失望，但是名没有气馁。他们决心再次暗害希特勒，而且，很快就有了一个好机会。　　

　3月21日　，希特勒将出席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而且还有戈林、希姆莱等高官陪同。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除去希特勒还可以同时搞掉他的主要伙伴。特莱斯科夫这次选定了参谋部谍报科长格斯道夫男爵上校，以“人体炸弹”的方式执行任务，格斯道夫毫不踌躇地决定献身。　　

头一天晚上，格斯道夫在柏林的一家饭店里得到了施拉勃伦道夫带来的两颗炸弹，用的都是点燃十分钟就以引爆的信管。但估计到军械库院子里玻璃厅的温度接近零度，引爆的时间就会延长到十五分到二十分的时间。然而预定希特勒在演说之后，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参观缴获的战利品。所以，上校还是有充分地时间来靠近希特勒引爆炸弹的。然而，实际上情况又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希特勒临时决定只用八到十分钟参观展览。于是这个计划就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因为，即使在常温下，信管引爆也的需要十分钟。是希特勒的典型诡计，救了他的性命。远在斯摩棱斯克的特莱斯科夫“手里拿着一支跑表”，焦急地和满怀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播音员宣布，希特勒只在展厅里停留了八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痛苦地意识到：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他们没有打消自己的意图，从1943年9月到1944年1月，又组织了6次尝试。　　

10月里，那个接受特莱斯科夫白兰地酒的斯蒂夫将军，曾设法在腊斯登堡希特勒的午间军事会议上，放一颗定时炸弹，但是到了最后关头，他又胆却了。　　

11月，他们又组织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动。被选定担任主角的是24岁的步兵上尉布舍。由他试穿一件新的陆军大衣和新的作战背包，由于这两件装备都是希特勒下令设计的，所以他要亲自观看，以便批准生产。为了避免上次格斯道夫在军戒库的覆辙，布舍决定在他的大衣口袋里放上点燃以后几秒钟就会爆炸的德国炸弹。他的计划是在趁希特勒检查新大衣时，抓住他和他同归于尽。　　

然而真是天有不测风雨。就在预定试穿日期的前一天，盟军的一颗炸弹居然把这些新式大衣和背包都炸毁了，结果是布舍返回了前线。12月他又来到了大本营，仍要“按既定方针办”，结果又是被希特勒忽然决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圣诞节假日而延误。不久，布舍在前线受了重伤。另一名年轻的军官来接替他，他的名字叫克莱施勒，其父是一名老资格的密谋分子。他试穿新大衣的日子定为了　1944年2月11日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希特勒没有来，据说是空袭警报的影响。　　

尽管暗杀希特勒一直没有得手，但是任何反纳粹的行为都受到了坚决的反对和无情的镇压。有“白玫瑰通信”称呼的慕尼黑大学学生汉斯.舒尔兄妹就因为组织学生游行和散发小册子而被处决，而且牵连到其他同学和导师。而在1943年9月秘密警察查获的“　索尔夫　夫人茶会”，是由于奸细的混入而导致近百人被捕和许多人被判死刑。侥幸的是沙龙的女主人　索尔夫　夫人及女儿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虽然进了集中营，但终于幸免一难。与此同时，有的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感到了秘密警察的监视。　　

面对着日月严重的形势和屡次刺杀都没得手的教训，密谋集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希特勒经常改变日常的手法，他们的计划也必须大加修改。那就是必须到希特勒每日准时参加的最高统帅部和陆军司令部将军们的军事会议上去执行这个计划，而且他们很及时地找了了一个可以担当这个使命的人，他就是——　　

补充军参谋长冯.施道芬堡伯爵上校。　　

 2　　

也许施道芬堡伯爵是属于那种“天降大任”的人物，他不仅有职业军官所需要的那些特殊才能，而且是名人之后。　　

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伯爵1907年出生在德国南部的著名世家。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仑时期的军事英雄，母系这面也是名将的后裔。他父亲曾做过伍尔登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母亲是著名的女伯爵。这个家庭是一个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和谐家庭。他们虔诚地信仰罗马天主教。他高大英俊且才气横溢，好学不倦又头脑冷静。他喜好驰骋养马，也热爱文学和艺术，他在青年时代还受天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浪漫神秘主义影响。一度想以音乐为业，后来又想从事建筑，但是到了十九岁的时候参加了陆军，在著名的第十七班堡骑兵团当见习军官。　　

1936年，他入柏林陆军大学。他的全面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之后，他成了总参谋部的一名年轻军官。开始他就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是并不反对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1933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现政权产生怀疑。1939年夏天，他看到了这个元首正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可能是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最后归于失败的战争，这时他的怀疑增加了。尽管如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还是以特有的精力投入了战争。在法国和波兰的战役中，他在著名的霍普纳将军的第六装甲师当参谋，声名卓著。他后来被调回陆军总司令部，接着又到了苏维埃领土上。党卫队在俄国的暴行，更不用说希特勒枪毙所有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命令，彻底打开了他的眼睛，使他看清了为之服务的主子到底是什么人。由于机缘巧合，他在俄国认识了我们已经熟悉的特莱斯科夫和舒拉伯伦道夫。几次交谈，他就使对方感到是自己人。很快，施道芬堡成了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　　

1943年2月，他被派到了非洲突尼斯前线，参加了把美国人感出了凯塞林山口的战役。　4月7日　，他乘的汽车开进了一处布雷的战地，也有人说，他还受到了低飞的盟军的飞机的扫射。结果受了重伤——不仅失去左眼、失去右手，而且左手的两个指头也被炸掉，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经过了一位知名教授的精心救治，他康复了，可成了一个标准的残废人。了解他的人都以为，在他出院后会立即退伍而且随之退出密谋集团。然而谁也没想到，他在反复练习用左手剩下三个包扎的指头拿笔之后，就给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写信，表示希望三个月后回去重新服役。缘何如此？这也许更在于他在长期疗养中思考和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成了残废，可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需要完成。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他们有四个年龄尚小的孩子）到医院来看望他，他真诚地握着妻子的手说，我觉得我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我们总参谋部的所有军官必须担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　　

9月底，他回到了柏林，升任中校，担任了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他上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开始用那只还没有完全残废的三个指头，拿一把镊子练习引发谍报局收藏的英制炸弹。　　

而且不仅如此。它的生气勃勃、清醒的头脑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密谋分子的活动注入了新的生命路和决心。他既看到了一些老密谋分子的保守，也看到了一些思想集团的空谈，他开始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人士。尽管在内部也有争论，但无可争议的是他在密谋集团中间取得了其他人物可替代的作用。　　

他首先在军人中间获得了成功。对前总参谋长贝克表示了极大的尊重，他知道贝克的名望在军界的分量。他们还在军界的许多关键部门找到了举足轻重的人物，除去奥尔布里斯特以外，还有：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斯蒂夫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将军，最高统帅部通讯处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军械署长林德曼将军，柏林卫戍司令哈斯将军等等。　　

但是缺乏一些关键人物的态度。首先是弗洛姆将军，他是补充军的实际司令。但是态度忽冷忽热。还有一个陆军元帅维茨勒本，属于老密谋分子，可是现已退休，他被内定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现役的元帅找到了两三个，但是没有效果。到了1944年初，一个名声显赫的大人物对密谋集团表示了接近的倾向——他就是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大名鼎鼎的隆美尔元帅。目前他的职务是西线B军团司令。对他产生影响的人物之一是他的参谋长，一个也有哲学家身份的军人斯派达尔。　　

3　　

密谋分子制定的政治计划是：立即与西方盟国停战，但不是无条件投降。德国军队从西线撤回本国。盟军立即停止对于德国本土的轰炸。逮捕希特勒，由德国法庭进行审判。推翻纳粹统治。由贝克将军、前莱比锡市市长戈台勒和工会代表领导下的各个阶层抵抗力量，暂时接管德国的行政权，不实行军事独裁制度。在“欧洲合众国”的框架内，准备实行“建设性的和平”。在东方和俄国，缩短战线，继续战争。然而，施道芬堡等一些人被称为所谓的“东方派”的人，却认为和俄国达成协议要比西方盟国可能容易一些。　　

在柏林，施道芬堡拟定了具体执行计划，总代号为“伐尔克里”（女武神的意思）它取自北欧—日尔曼神话中一些美丽而可怕的少女，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追寻那些该杀死的人。而这次，那个被追寻者必是希特勒无疑。有趣也有利的是：元首希特勒也还同意了这个“伐尔克里”计划。想当初这是密谋分子、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制定的。他的表面内容是：一旦在柏林和其它大城市服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时，国内驻防军就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其实，这种情况只是一种假设，但是它却成了暗杀希特勒行动的一个绝好掩护。　　

“伐尔克里”主要经施道芬堡和特莱斯科夫之手，在贝克、戈台勒和维茨本勒等人的配合下，制定了部较详尽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一旦希特勒被暗杀之后，他们是否可以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运用柏林和四周的国内驻防军控制柏林的局势。依据他们现有的条件，这又是非常困难的。　　

除去预定的有施道芬堡执行暗杀希特勒行动之外，他们还计划——1.必须在两小时之内，陆军（就是他们指挥的补充军）必须夺取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秘密警察总部；2.逮捕长驻柏林的戈培尔等纳粹显要和党卫军军官；3.使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在爆炸发生后，立即和全国各地隔绝。从而杜绝类似戈林、希姆莱、凯特尔这样的纳粹首脑维持纳粹政权（这件事由驻大本营的通讯处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负责）4.发出给各军区司令的命令，指示他们接管行政权、镇压党卫队、逮捕纳粹首要分子和占领集中营，这些命令和给全国人民和武装部队的文告分别由贝克以新的国家元首的名义签署，冯.维茨勒本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签署，　　

戈台勒以新总理的名义签署；5.在上述行动完成之后，再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向全国国内驻军指挥官、前线和占领区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个反纳粹的新政府已在柏林成立。而起义必须在24小时内结束，——在新政权巩固起来时，成功地结束。　　

除去前面提到的时间紧迫之外，他们的主要困难是手里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队和空军城防部队；但是他们也有优势，那就是柏林警察局赫尔道夫伯爵是他们的自己人，同时参加密谋的还有位置关键的柏林卫戍司令哈斯将军。然而指挥着柏林和勃兰登堡在内的第三军区的科茨弗莱契将军是一个铁杆纳粹，他们的计划是逮捕他，再由别人取代他。最后，特别令人头疼第就是补充军司令弗罗姆的态度。首先，他的位置至关紧要，甚至只有他才有下令执行“伐尔克里”计划的权力，然而，他又是一个绝对的“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角色。密谋分子对他也做了两手准备，先是瞒着他动手起草了一系列以他名义发布的命令。如果他在关键时刻动摇，就用霍普纳将军取代他。　　

计划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然而到了1944年6月到来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时间已经不多了。　　

 4　　

　1944年6月6日　，史称“诺曼底登陆”作战行动从凌晨就开始了。大有千船齐发，蜂拥而至之势。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次进攻的德军部队几乎陷于瘫痪。很快，两个美国空运师和一个英国空运师找到了他们的滩头阵地。开始西线司令伦斯德和B军团司令隆美尔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甚至当日希特勒还发出了一道成为历史笑柄的“滩头阵地必须至迟在今晚肃清”的命令。实际上，也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内，一直被希特勒大肆宣扬的“大西洋壁垒”就被突破了。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后来说，从　　6月9日　起　，主动权就已落到了盟军手里。　　

更严重的在东线。　6月20日　，期待已久的俄军进攻在中路开始了。攻势十分猛烈，最精锐的德国中央集团军几天之内就被完全击溃，阵线被撕了一个很大的缺口，通往波兰的道路打开了。　7月4日　。 俄军越过了1939年的波兰东部边境，向东普鲁士推进。　　

为了让希特勒看到形势的严重，伦斯德和隆美尔两位元帅把他劝诱到了西部前线，可他们的话并没有引起后者的注意，其结果是：很快由克鲁格元帅取代了伦斯德职务。事后仍然坚持立场的隆美尔又给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提到“部队正在各地英勇作战，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即将结束”。随后他对斯派达尔说，我已经给了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要行动。可是，7页17日下午，隆美尔在一次返回总部的途中，遭遇到了低飞的盟军飞机的扫射，使他身负重伤，甚至一度生死难卜。对于已经下定决心推翻希特勒统治的隆美尔重伤，这是密谋分子的不幸。斯派达尔说，我们都感到失去了力量和支柱。　　

形势的发展使施道芬堡等人感到了混乱和犹豫。他们开始考虑继续执行计划是否还有意义，他们明白多数德国人对于形势的看法和他们有差距。但是后来，密谋分子的中心人物贝克说，虽然反纳粹的起事成功，也不能使德国免遭敌人的占领，但至少可以使战事结束。使德国不再流血和受到摧毁。议和还可以向全世界表明，除去纳粹德国，还有另一个德国。可这并没有完全解除施道芬堡等人的疑惑，他们又去找了特莱斯科夫征求意见。这位驻防在已经崩溃中的俄军战线上的德军第一军团参谋长，说出了一段也许是至今使人值得记住的话。他的答复使那些踌躇不决的密谋分子重新走上正轨。他说——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的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在首都攫取权力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的危险。同这个目标相比，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　　

接着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就是属于密谋集团德和会民主党人相继被捕，而施道芬堡本来还指望他们在南政府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　　

除去痛苦，他们的被捕也给施道芬堡们带来了紧迫感和动力。　　

 5　　

然而到了6月底又给了密谋分子一个特殊的好运——那就是施道芬堡晋升为上校，而且还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也称补充军）总司令弗罗姆的参谋长。这次职务变动使施道芬堡有了两个好处：一是以弗罗姆的名义发布命令名正言顺，二是可以随时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从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　　

施道芬堡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一切成功的希望几乎全寄托在他的身上。在“伐尔克里”计划中的两个决定性步骤（刺杀希特勒和指挥政变）也全实施在他的身上，然而，他的一身二任对于整个计划究竟是利还是弊呢？我们看时间，由于搞掉希特勒后，指挥柏林军队，也必须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那么，在他完成了头一件事后还有多少时间呢？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和首都柏林相距两三百英里，如果飞机一切顺利，他也得两三个小时才赶到下一站。而且在飞往柏林途中，限于当时的通讯工具他只有无所作为。老天给了他完成任务的独特条件，也在时间上对他无情地苛刻。在实际上，这也许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然而后来出现的追求完美，又使他失去了更为难得的机会。那就是在除掉希特勒的同时还有可以一同除掉戈林和希姆莱们的机会。然而对于这样机会的过度渴望，又使他失去了本来不错的机会。　7月11日　，施道芬堡去大本营汇报兵员补充的问题时。也带上了炸弹，可是到了现场发现希姆莱没有来，于是他出去打电话，告诉这个情况，而且保证说，同时干掉希特勒和戈林还是有把握的。然而电话那头的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却力劝他改日连希姆莱一起干掉。当晚他们又和贝克一起可以碰头，施道芬堡坚决主张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而不管戈林和希姆莱是否在场，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都同意了。　　

　7月14日　，施道芬堡奉命第二天再向希特勒做报告。15日一早他再度坐飞机去“狼穴”，这时他又怀揣了炸弹，大家都觉得这次他已经成功在握。上午11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向柏林发出“伐尔克里”一号指示，命令军队向市中心移动，然后准备占领威廉街。下午一时，施道芬堡夹着皮包、到元首的会议室作了报告。然后出来与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通话，用密语告诉后者希特勒已经在场，准备回去就要搞爆炸。对方也告诉他，柏林的军队已经在移动。经历了多次曲折这桩伟大的事业似乎就要成功了！然而当他再次回到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走了，而且没有再回来。大失所望的施道芬堡立即在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告诉新情况，这位将军马上撤下了“伐尔克里”的信号。命令军队尽快地回到军营。　　

但是这次提前的调动也受到了最高统帅部凯特尔元帅和弗洛姆将军的责备，奥尔布里希特毫不容易才掩饰过去。这就也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心理后遗症——那就是在确定元首死去之前，再不调动军队。谁会想到，这个心理，竟会在下星期四的关键时刻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随后又有传说和谣言一起传来。有的说　7月15日　柏林军队的调动已经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怀疑，同一天，密谋集团骨干德国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总督福肯豪森已经被免职；第二天戈台勒朋友传来的马上要逮捕他的消息和大本营数天内就要被炸的消息。很显然，也许是有人透漏了风声，但很清楚地是，秘密警察已经向密谋集团的核心逼近了。　　

　7月19日　，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而且还要他在第二天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报告。施道芬堡通知了住在柏林远郊的冯.维茨勒本元帅和霍普纳将军要他们必须及时进城。贝克将军作了最后的准备，以便在施道芬堡暗杀结束后飞到柏林前负责指挥政变。柏林城内河四周驻军的重要军官都接到了通知，　7月20日　——就是那个日子！　　

施道芬堡在班德勒街的补充军司令部起草给希特勒的报告，直到了黄昏时分。晚八点一过，他离开办公室回家，途中他在达伦姆的一个天主教堂做了祷告。后来有人记述到他曾向柏林的普雷新枢机主教坦露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主教回答他，他尊敬这位年轻人的动机，并且觉得没有必要用宗教的立场去约束他。然后他回到家里和弟弟伯特霍尔特一起平静地度过了那个晚上。每个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态度和蔼、心情镇定，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　　

 6　　

　1944年7月20日　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六点刚过，施道芬堡在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了伦格斯道夫机场。在他那鼓鼓的黄色皮包中装着“人民步兵师”的文件，它将据此于下午一时在东普鲁士德拉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做报告。文件中间，有一个用衬衣裹着的炸弹。　　

这个炸弹和去年由特莱斯科夫和勃拉施伦道夫放到希特勒的飞机上但却没有爆炸的那颗完全一样，只是这颗炸弹里装的是最细的金属线，腐蚀它后再引爆最多只需要十分钟。　　

在机场上，施道芬堡碰到了昨晚给他炸弹的斯蒂夫将军。他们在机场里找到了一架等候他们的飞机——这是陆军军需总监、密谋集团的首脑分子之一的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他特意安排好让他们使用这架飞机来担任这次极端重要的航行。飞机七点起飞，十点刚过就到了腊斯登堡。哈夫登吩咐驾驶员过了十二点之后，就做好随时飞回去的准备。　　

“狼穴”大本营到了，它位于东普鲁士一处阴暗、潮湿、林木茂密的地方。建筑分为里外三层，每层周围都用布雷的阵地、地堡群和通电带刺的铁丝网维护，同时有忠心的党卫队士兵日夜巡逻。这里进去不容易，出去更不容易。就是最高级将领也必须持有只能一次有效的特别通行证，并且还要有党卫队大队长腊登休伯或他的副手之一亲自查验方可进入。由于施道芬堡是希特勒本人召见，他和哈夫登虽然也被拦住检验通行证，但也很顺利地通过了三道检查哨。施道芬堡在同大本营营地司令的副官冯.莫伦道夫上尉共进早餐之后，就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　　

菲尔基贝尔将军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施道芬堡同他约妥，由他随时准备好把爆炸的消息最快地传给柏林的密谋分子，以便他们立即开始行动。然后他再切断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交通，使大本营和外界隔绝。这项工作，也许没有比他这个最高统帅部通信网主管人更有利的地位了。　　

至今一切看来都很顺利，但是到了十二点一过，施道芬堡到达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办公室时，却出现了没有料到的两个变化：一是汇报的时间提前了，由原定的一点改为十二点半，原因是来访的墨索里尼的火车两点半到达。二是他原以为在地下避弹室的会议改在了会议室举行。——虽然它也有　十八英寸　厚的钢骨水泥墙，但爆炸效果依然达不到地下室的效力。　　

这两项变化一定会使施道芬堡感到疑惑：难道命运是否又在最后的时刻使成功在自己手里溜走呢？可是他来不及犹豫，更不能沮丧，他需要做的只能是尽快地发动炸弹内的装置。在会客室向凯特尔简述了汇报内容之后，他们就要一同去会议室了——这时离十二点半也就差几分钟。刚走出几步，他就说要回去取帽子和皮带。在凯特尔还没来得及叫同行的副官去取的时候，他就转身跑了回去。　　

在会议室里，施道芬堡立即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三个手指拿住镊子，打碎了引爆的玻璃管——如果没有故障，这颗炸弹将在十分钟之内爆炸！　　

着急就要迟到的凯特尔又回来叫他，他也表示了歉意。然后就一起出发了。正如凯特尔所担心的，他们迟到了。会议已经开始。当他们进屋到达前厅的时候，施道芬堡停了下来对管电话总机的上士说，他在等候一个柏林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里有他需要的补充材料（这是说给凯特尔听的），电话一来就立刻叫他。在这里包括元帅在内从不准人中途离开的会议，施道芬堡的话也没有引起凯特尔的怀疑。　　

会议室的房间不大，十个窗户都开着。中间有一个橡木做长方形桌子，奇特的是它不使用几条腿支起来，而是用两块差不多和桌面同样宽的、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来。这个有趣的构造对于往后的历史将发挥它的作用。　　

陆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处处长豪辛格将军正在作报告。凯德尔向希特勒报告了施道芬堡的到来，在和这个只有一个肩膀、一只眼睛还带着眼罩的上校冷冷地打了个招呼之后，希特勒要豪辛格继续报告。　　

施道芬堡于是站到了桌子旁边，他把提包放在了地上，并把它推到了桌子下面橡木底座的里面的一面，距离希特勒只有　六英尺　远。这时离施道芬堡拉开炸弹引线已经过了五分钟。　　

大家都在继续听豪辛格那个黯淡的报告。谁也没有注意到施道芬堡的离开。只是豪辛格的副官勃兰特上校为了看清地图，就把施道芬堡的那个皮包挪动了一下位置，也就是把它放到了那个桌子底座的外面，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这个看来毫无轻重的举动很快就起了一个至关紧要的作用。勃兰特上校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也许他是一个读者熟悉的名字，那个经施拉勃伦道夫的手，给斯蒂夫将军带“白兰地酒”的就是他，但那次航行幸运，他和希特勒一起幸免于难。　　

凯特尔正要提醒施道芬堡准备发言，突然发现他不见了。他很生气，想起了施道芬堡进来时和接线员的话，就悄悄地退出房间去找他。找到了那个管总机的下士，可下士说看见他刚匆匆忙忙地下楼去了。凯特尔无可奈何地又回到了会议室，这时豪辛格的报告已接近了尾声。正当他说到——　　

俄国人正以强大的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进。他们的前锋已到杜那西堡西南。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　　

这句永远没有说完。　　

这一瞬间，炸弹爆炸了——历史把它定格在中午十二点四十二分！　　

施道芬堡亲眼看到了这个渴望已久的爆炸，当时他正和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后者的第八十八号地下室的办公室前面，离会议室有　两百码　远。轰然一声之后，会议室烟火大作，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碎片飞到了空中。感到大功告成的施道芬堡兴奋地和将军告别，他们都要立即去完成下一步的任务。　　

然而忙着这个时刻走出“狼穴”已非易事。爆炸声响起后，岗哨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就在离菲尔基贝尔办公室几码远的第一道岗哨，施道芬堡的汽车就被拦住了。他跳下了车，说要见哨所的执勤军官。随后他在后者的目击下，给不知是谁，打了个电话。然后转身对他说，我已经被放行了。这完全蒙人的一手，却起了作用。执勤尉官负责任地在他的登记簿上写道“十二点四十四分，施道芬堡上校通过”之后，还通知了下一个检查哨也让放行。然而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岗哨，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他们已经接到了警报，挡车的栏杆已经放下，卫兵加了双岗，任何人不准出入。结果他们的汽车被一个很顽固的上士挡住了。施道芬堡又要求打电话，这次他打通了两个小时以前还和他一起吃饭的营地司令的副官冯.莫伦道夫上尉，告诉他遇到了急事，弗洛姆将军正在机场等他。　　

随后他挂了电话，可是那个上士还是不让通过。直到他自己向莫伦道夫核对。营地司令的副官证实了施道芬堡的话。　　

他们立即赶往机场，途中哈夫登拆毁并扔掉了在他皮包里的另一颗炸弹。好在机场还没有收到任何警报。他们随即登上了已经发动起来的飞机，一两分钟后，飞机腾空而起。　　

 7　　

现在是一点刚过，到达柏林需要大约三个小时。这样，施道芬堡　　

渡过了他一生中最漫长的三个小时。他大概来不及回顾过去的一切，但是他会感到欣慰。虽然还有更重要的一半在等着他，可他毕竟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完成了他和诸多战友的最大使命。他为他们的天职感到骄傲。　　

菲尔基贝尔干得如何？他只是希望他也如约定的，把好消息带给柏林的伙伴们。可惜，那时还没有更先进的长途通讯工具，否则，他也许会听到一些使他欢呼的喜讯。柏林如何了？这是他最关心的。想到这，他眼前就相继出现了那些和他同样富有牺牲精神的军官坚毅和智慧的眼睛，还有那邻人尊重的将军和元帅，也许就要成为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了，他们准备好了吗？他默念着他们事先所列的各项计划，想着已经到达岗位的战友们的身影。　　

未来是什么？他说不很清。德国还有苦难，可毕竟要和纳粹时代有天壤之别了。想到这，他的眼前也似乎出现了舷窗外镶着金边的云彩。这些想法究竟有没有？谁也无法考查了。也许当时施道芬堡更注意的是否会有飞机（德国的甚至俄国的）让他们迫降。或是到了柏林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但是，回顾一下他的心理路程，我们只觉得他也完全有可能那样想。　　

三点三刻，飞机在格伦斯道夫机场安全着陆。兴高采烈的施道芬堡急忙奔向最近的一个电话，询问奥尔布里斯特，在这决定命运的三个小时里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得到的回答却使他大惊失色，“伐尔克里”计划没有发出，柏林基本上没有作为。原来一点刚过，菲尔基贝尔就打来了电话，报告了炸弹爆炸的消息，但是由于线路不清，最后无法确定希特勒是否身亡。基于前两天军队提前动作的“教训”，奥尔布里希特们于是就决定等待施道芬堡的回来。原准备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和维茨勒本次这时也没有露面。　　

那么希特勒到底死了没有？　　

8　　

施道芬堡在电话里明确地告诉奥尔布里希特希特勒已经被炸死。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由于勃兰特上校把皮包推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这几乎无意识的行动救了希特勒一命。他只是受了极大的惊吓，但是受的伤并不很重。他的头发烧焦，两腿灼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一颗落下的椽子划破了。一个目击者后来回忆道，他看到希特勒在凯特尔搀扶着走出这所燃烧的房子时，几乎认不出他来——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碎片。但是在炸弹爆炸的桌子那一头的人，不是已死就是受了重伤，命在旦夕。　　

在惊魂未定的时刻，人们开始猜测爆炸的几种来源。希特勒起初认为是敌方战斗轰炸机偷袭而引起的，而另一位受伤的将军以为是建筑工人在地板安装了定时炸弹。大约两个小时之后，人们开始怀疑这个在爆炸后匆匆跑出去的“独眼上校”，于是马上和腊斯登堡机场通电话，知道了他去伦格斯道夫机场的情况。希姆莱下令，他一着陆便立即逮捕。然而由于菲尔基贝尔已经关闭了通讯联络系统，这个电话没有传到柏林。而这时，他们还倾向于这是施道芬堡的个人行动。　　

下午四点，已经火车误点的墨索里尼到达“狼穴”。在瓦砾堆里两个法西斯独裁者举行了最后的一次会见，就在他们去喝茶的时候，得知了柏林发生了军事政变的消息（此前，根据希特勒的手令，腊斯登堡的通讯系统已经恢复，大本营开始接到来自柏林方面的报告）。而这又引起了纳粹将领们之间最无情的争吵。就在六点钟送走了墨索里尼之后，希特勒开始直接指挥镇压柏林的政变，他的态度是格杀勿论。此前，根据他的命令，头号警察希姆莱已经专程飞往柏林。　　

 9　　

在那关键的三个小时里柏林到底为什么没有动作？这也许是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说确切的问题。但是没有希特勒的确实死讯就不要行动却是一个根本的想法——而这就是7月15日奥尔布里希特提前调动军队所带来的阴影。天气闷热吗，也许算一个次要的原因。　　

中午12点半，霍普纳将军在皮包里带着希特勒禁止他穿的军服，见到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而这正是施道芬堡的炸弹已经引燃的时刻。他们一起用餐，互相敬酒，祝贺他们的事业成功。而回到办公室后，陆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长提尔将军冲了进来，他激动地说，刚和菲尔基贝尔通了电话，显然线路不好，加之对方讲得非常含蓄，听来是爆炸已经发生，但是希特勒并没有被炸死。既然如此，提尔的意见是，“伐尔克利”的命令不应该发出，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都表示同意。所以，炸弹爆炸后的三个小时里，不仅部队没有集结，给其他城市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发发出，而且奇怪的是也没有人想到要占领无线电广播局和电话局、电报局。两个军事首脑贝克和维茨勒本也还没有露面。　　

面对这个局势，还在机场的施道芬堡催促奥尔布里希特立即执行“伐尔克利”计划。而不必等他回到达班德勒街。他的到来，终于使机器运转起来了。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基尔海姆上校立即用电传打字机和电话发出了这些命令。命令一要求柏林城内河四郊的部队立即戒严；命令二由维茨勒本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施道芬堡上校副署。宣布元首已经死亡，维茨勒本把“行政权力转移给”国内各军区司令和前线的战斗部队司令。而令人不可思议的这时冯.维茨勒本还没有到达班德勒街，于是密谋集团派人去请他和贝克将军。　　

命令发出去了，但这些命令却是在弗洛姆将军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他的名义发出去的。接着奥尔布里希特就来到了补充军司令部的办公室，告诉弗洛姆，根据菲尔基贝尔的报告，希特勒已经遇刺，劝他负责起“伐尔克利”行动，保证国内的治安。他们觉得弗洛姆的态度十分重要。然而。这位将军却是一个善于骑墙的天才，是那种看清自己将落到什么地方之后才会跳下去的人。他要求证实希特勒的死讯再决定行动。　　

在这个关头，奥尔布里希特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立即要求总机给他拨一个“闪电”电话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他这样做有两个依据：一是施道芬堡关于希特勒已经死亡的电话和菲尔基贝尔已经成功地切断了通往腊斯登堡的通讯联络。然而他不知道此时通讯已经恢复，凯特尔几乎立即就来接电话了。他不得不把电话交给了弗洛姆。　　

下面是他们的通话记录——　　

弗洛姆：大本营出了什么事情？柏林流传着许多耸人听闻的谣言  　　

凯特尔：你问的是什么？这里一切正常。　　

弗洛姆：我刚收到报告，说元首被刺死了。　　

凯特尔：胡说八道。确实有人行刺，但幸运的是行刺失败了。元首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顺便问你，你的参谋长施道芬堡伯爵上校在哪儿？　　

弗洛姆：施道芬堡还没有回来。　　

从这一刻起，密谋集团就失去了弗洛姆，由此产生的后果很快就看出来是极其严重的。接了电话后，他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办公室。　　

贝克来了，他穿了一身深色的衣服来负责全局。大约四点半，施道芬堡气喘吁吁的也来了，他连帽子也没有戴。他先简短地报告了爆炸情况，着重指出，他是在相距　两百码　的地方亲眼看见爆炸的。奥尔布里希特插进来说，凯特尔刚接了电话里，发誓说希特勒只受了一点轻伤。施道芬堡回答，这是凯特尔在说谎，为的是借此争取时间。他说，最低限度希特勒一定受了重伤。他接着说，不论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抓紧一切时间来推翻纳粹政权。贝克同意这个意见，他表示这个专制魔王的死活，对他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有干下去，推翻他的统治。　　

提尔将军又带来了令人紧张的消息——说是希特勒遇刺无恙的消息即将通过全国广播网广播。遗憾的是这时密谋分子竟然也没有想到应当立即去占领广播电台，阻止纳粹广播消息，而让自己的新政府文告响彻四方。密谋分子的核心之一、柏林警察局长冯.赫尔道夫伯爵一直等待命令，可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直到四点钟他乘车赶到班德勒街，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要听从陆军的指挥。可是这时还没有明确起义的部队。　　

这时施道芬堡对此也无所作为，反而忙于打电话给他的表兄弟——在巴黎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总部工作的冯.霍法克中校，敦促他们行动起来。这位法国军事总督表现得很有魄力，在天黑以前他就逮捕和监禁了巴黎的全部1200名党卫队官兵，包括他们那个可怕的少将司令官奥伯格。如果这种魄力用在了柏林，那历史的发展就会有所不同了。　　

打了给巴黎的电话之后，施道芬堡又和奥尔布里希特一起去找弗罗姆，奥尔布里希特对弗罗姆说，施道芬堡可以证实希特勒的死亡。弗罗姆一听就反驳说，凯特尔对我的证实正相反。施道芬堡对他说，凯特尔是在撒谎，他向来是撒谎的。我亲眼看到了希特勒的尸体从房间里抬出来的！这话来自他的参谋长而且又是目击者，弗洛姆不得不想一想了。就在他沉默的时候，奥尔布里希特趁势说，不管怎么样，“伐尔克里”的信号已经发出去了！弗洛姆一听就跳了起来，就说这是犯上，谁发布的命令？听说是基尔海姆上校发的，他就把这个军官叫来，宣布加以逮捕。　　

见此，施道芬堡作了最后的努力。他说，将军，是我自己在希特勒开会时爆炸了这个炸弹，它的作用不低于一颗　15厘米　的炮弹。屋子里没有人能够幸免于难。　　

大个子、红脸的弗罗姆听候死死地盯住了施道芬堡，对他说，施道芬堡伯爵，行刺已经失败了，你自杀去吧！施道芬堡断然拒绝，弗鲁姆大声叫人逮捕眼前的施道芬堡、奥尔布里希特和基尔海姆。结果在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厮打，有人说，弗洛姆打了施道芬堡一记耳光，但结果却是弗洛姆被制服，关在了他副官的房间里。　　

就在施道芬堡回到办公室以后，遇到了来逮捕他的党卫队大队长庇弗雷德；随后又来了找弗罗姆的纳粹分子、第三军区的负责人科茨弗莱契将军，结果都被他们扣了起来。而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也使施道芬堡他们提高了警惕。结果就从大德意志营调来了一个分遣队，在他们总部担任警卫。这时已经五点多了。那预定要占领首都的陆军究竟遇到了什么呢？　　

10　　

这时一个在这场戏剧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奥托.雷麦少校。他的职务是首都驻防的大德意志营营长。——人们知道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军官，作战勇敢，只知道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下午四点刚过，他就接到了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将军的电话，要他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司令部来报到。他下令全营警戒，并立即进城接受了将军的指示。将军告诉他，希特勒被刺，党卫队企图发动政变；命令他封锁威廉街的政府的各部以及党卫队保安处总部。雷麦行动迅速，五点半就完成了任务，然后回到菩提树下大街报告，等候新的任务。但是他在威廉街遇到了一个曾做过他们警卫营国社党指导员的哈根中尉。哈根中尉同时也在宣传部长戈培尔手下担任工作，他对于雷麦少校的任务有些怀疑，于是就去戈培尔那里核对。　　

留在首都的戈培尔，刚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话，告诉了发生谋刺的经过，命令他尽快地把谋刺失败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正在这时，哈根来了，报告了他遇到的情况。而这时窗外的军队步哨，也证实了哈根的看法，于是戈培尔立即命令哈根把雷麦找来。　　

雷麦来了。这时也接到了去逮捕戈培尔的命令，可很快，又接到了戈培尔邀请他去会见的通知。怎么办？只有见机行事。他带了20个人来到宣传部，告诉手下，如果几分钟不出来，就进去接他。随后他就和副官握着手枪，走进了宣传部长的办公室。　　

约瑟夫.戈培尔在第三帝国所以能够飞黄腾达，原因之一是他有在困难局面下快速讲话的天才。而现在正是他充满风浪的一生中最危急、最困难的时刻。一开始，戈培尔就提醒雷麦对最高统帅的宣誓效忠。可雷麦说，希特勒已经死了！戈培尔反驳他，不对，元首生龙活虎般的活着，他刚才和元首通过电话。他看到了雷麦的一怔，随后就拨通了腊斯登堡大本营的紧急电话。——密谋分子没有占领电话总局或者至少切断线路的失误，再一次地加重了他们的灾难。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话筒里就传来了希特勒的声音。戈培尔很快地把电话交给了雷麦。少校听得出我的声音吗？希特勒问道。在德国，人们千百次地在无线电里听到过他的讲话，谁听不出他嘶哑的声音呢？更何况，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受勋时，他还直接听到过元首的讲话。据说，有人看到少校听到希特勒的声音时立即立正。希特勒命令他立即镇压叛乱。并且只服从希姆莱（他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正在飞往柏林）、戈培尔和已在柏林的莱因纳克将军的命令。并且还立即提升他为上校。　　

雷麦认为自己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指示，他立即从威廉街撤出了全营部队，占领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出巡逻部队阻挡任何向柏林进发的部队。他自己则去侦察密谋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以便把他们一网打尽。密谋集团为什么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雷麦，甚至也没派人来监视他？这和当天为什么不去派人到不设防的宣传部逮捕戈培尔一样令人不解？让人不解的还有为什么没有占领秘密警察总部。总之，这都属于7.20之谜，也许永远无法解开的。　　

然而，非常清楚的是到了六点半刚过，功率很大的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行刺希特勒已经失败。随后施道芬堡用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司令官们发了一个通报，说公报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这造成的损害已经无法弥补了。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司令官们本来已经着手逮捕党卫队和纳粹首领，可现在又缩回去了。晚八点二十，凯特尔又通过电传打字机给各部队的司令们发出了一个大本营通告，通告任命希姆莱为补充军总司令。通报而且说，由弗罗姆、维茨勒本和霍普纳所发出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这个通告对于正要投向密谋集团的西线司令官克鲁格元帅起了决定性作用。　　

令人遗憾的还有，著名坦克将领霍普纳将军最终也没有得到他需要的坦克。　　

晚八点钟的时候，维茨勒本终于到了。他身穿正式制服，挥动着元帅节杖，准备接受武装部队新总司令的职务。但是他很快发现，政变已经失败了。于是对贝克和施道芬堡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在班德勒街呆了45分钟之后，就大踏步地离开了——离开了现在看来败局已定的谋反。他只是没有考虑自己，以自己陆军元帅的威望是可以号召柏林和国外的司令官们的。但他并没有尽到力量。他乘着他的曼尔塞德斯牌汽车，回到了在决定性的一天曾白白消磨七个小时的佐森，告诉军需总监瓦格纳说，起事已经失败了。然后又回到了　三十英里　以外的乡间别墅。第二天，他在那里被一个名叫林纳茨的陆军将领逮捕了。　　

11　　

事件终于到了最后的一幕。　　

九点过后不久，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元首将在当天深夜向全国人民广播。到处碰壁的密谋分子被这消息惊呆了。随后的消息是——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将军已经被捕，纳粹将军莱因纳克已经已在党卫队的支持下接管了对柏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而且准备袭击班达勒街。　　

由于腊斯登堡的有力对策、戈培尔争取雷麦和利用无线电的迅速决定、党卫队在柏林的恢复活动以及班德勒街密谋分子的混乱和无所作为——这一切也使本来已经投向密谋集团的军官又改变了立场。　　

形势的变化使弗罗姆感到了希望，他开始活跃起来了。下午八时他在副官的房间里被囚禁了几个小时之后，他要求回到自己的房间，并以军官的荣誉保证自己不会逃跑和同外界通消息。霍普纳将军不仅同意了他的要求，还给他送来了夹肉面包和一瓶酒。回到自己的屋里，弗罗姆见到了此前由于拒绝参加叛乱而被囚禁起来的三名将军。弗罗姆告诉他们，这屋子里有一个平时不用的后门，他们可以从这里逃走，然后再组织力量攻打大厦。他背弃了自己对霍普纳的誓言，军官们开始溜了出去。　　

一些开始附和的军官也发生了变化。大约十点半的时候，一个叫赫尔伯中校的警官，带着一些人来见奥尔布里希特，要求明确地告诉他们，他和他朋友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位将军作了说明，他们也没有争辩，就出来了。　　

过了二十分钟，他们又回来了。大约七八个人，手里举着武器，由赫尔伯中校和海德中校领头，要求奥尔布里希特作进一步的解释。施道芬堡听见风声来看究竟，就被他们抓住了。当他夺门而逃，走下楼梯的时候，仅有的一只胳膊中弹。然后这些人开始了在大楼内的搜捕。很快，贝克、霍普纳、奥尔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哈夫登和基尔海姆都被赶进了弗罗姆的办公室。接着，手里拿着枪的弗罗姆出现了。　　

他说，　诸位　先生，放下武器！你们被捕了！　　

贝克平静地说，我是你从前的司令官，你不能这样要求我。我自己对这个不幸局面的后果负责。说着伸手去摸枪。　　

好吧，让枪口对准你自己！弗罗姆狠狠地说。　　

在这一刻，我想起了从前……贝克接着说，但是被弗罗姆打断。　　

我们不听你这一套，要求你立即采取行动！　　

贝克的枪响了，但是只擦伤了头皮，流了一点血。　　

于是，弗罗姆让两位年轻军官给贝克“帮忙”，可是被拒绝了。　　

接着，他转向了其他密谋分子说，你们各位，如果想要写信的话，我给你们几分钟时间！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要了纸笔，坐下来给他们的妻子写短短的诀别信。施道芬堡、哈夫登和基尔海姆沉默地站着。弗罗姆大步跨出了房间。　　

他下定决心要消灭这些人。不仅为了掩盖他和他们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要使自己成为镇压叛乱的“功臣”。然而，在纳粹的匪徒世界里，他这样做已经是太迟了。可他现在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5分钟以后，他回来了。宣布它已“以元首的名义”举行过一次“军法审判”，判处以下四名军官死刑：参谋部上校基尔海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这个我不再知道他姓名的上校（指施道芬堡）和这个中尉（指哈夫登）。　　

在楼下的院子里，一部汽车用防空布罩罩住了车灯，射出了微弱的灯光。这四个军官很快就被打死了。据目击者说，当时人声嘈杂，主要是士兵们的吆喝声。施道芬堡在临死前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接着，霍普纳被送进了军人监狱。　　

贝克的第二次尝试依然没有成功，最后在一名上士的帮助下，被结果了性命。　　

这时午夜已过，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统治的十一年半的时间中，仅有的一次严重叛乱，在十一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希姆莱已经到了柏林。戈培尔的宣传部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总部，由雷麦的警卫营的一支部队警卫着。这时精明的纳粹警官已经发出了禁止处决人的警告。一辆广播车从柯尼斯堡向腊斯登堡疾驰，以便元首发布预告已久的广播演说。而电台自九点起，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元首即将发表演说的预告。　　

深夜一点钟，阿道夫.希特勒的嘶哑的声音在一次在夏天的夜空里响起——　　

我的德国同志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　两米　的地方爆炸。……　　

这些篡夺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国武装部队、特别是同德国人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匪帮，对这个匪帮将加以消灭。　　

这一次，我们将以国家社会党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12　　

清算就是报复，血腥的报复。希特勒是说到做到的。　　

首先它以“人命法庭”的名义，由臭名昭著的法赖斯勒作庭长，把维茨勒本元帅、霍普纳将军、斯蒂夫将军、哈斯将军和一些下级军官共八人判处了死刑。在受尽折磨后，这些人被用钢琴弦绞死。临刑时拍了电影，可是事后，连戈培尔看时都捂住了眼睛。　　

戈台勒、哈塞尔以及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也都被绞死，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被枪决。　　

本文提到的被处死的还有林德曼将军、赫尔道夫伯爵上校、霍法克上校、提尔将军等等。　　

值得提出的还有弗罗姆，虽然在后来“有些表现”，但是第二天就被捕。最后以“怯懦”罪受审，在1945年3月被枪决。　　

后来被处决的还有前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和他的副官奥斯特上校。　　

密谋集团的灵魂、特莱斯科夫用手榴弹自杀了，他对朋友和副官施拉伯伦道夫最后的留言是——　　

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头号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几个小时之内，我就要在上帝面前，就我的行为和失责进行申辩。……一个人只有甘愿为他的信仰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才是有价值的。　　

也许这个密谋的积极分子施拉伯伦道夫是最幸运的人。1945年3月他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和他的案卷，这样审讯才算停止，而他也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　　

特莱斯科夫死后五天，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也自尽了。　　

在西线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自杀未遂，判处死刑后也在监狱里被绞死了。西线司令克鲁格元帅虽没有坚决支持政变，但是由于和密谋分子的牵连，使他也被免职了。他在服毒之后，给希特勒留校了一封长信，他呼吁：下决心结束这一场战争吧，德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实在是太多了……　　

最后，轮到了大名鼎鼎的隆美尔元帅。　　

自　7月17日　受伤后，伤势依然很重，但是这时传来有人供出他和克鲁格的消息，而且发现保安处的人员正在监视他的住宅。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去看望他，可第二天就被捕了。这也是对他毫不含糊的一个警告。　　

一些人供出了当初他的话——告诉柏林的人们，可以指望我。希特勒听了十分震惊，于是作出了他最欣赏的将军必须死去的决定。但是鉴于他的名望，必须对他采取不同的方式——以自杀保全名誉，达到各有所得。希特勒和凯特尔商议了这个办法。　　

　10月14日　，两名纳粹将军拿着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和速效毒药看望这位元帅来了，他们三人很快就到了隆美的书房密谈。　　

元帅告诉他的妻子，自己将在15分钟之内死去。说是脑病发作。然后还可以得到国葬。　　

随后隆美尔穿着那件旧的非洲团皮夹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随同两位将军上车了。很快，他的噩耗传来。　　

希特勒言之有信。隆美尔得到了国葬。他亲自给　隆美尔　夫人发了电报，并由陆军元帅伦斯德致词。　　

随后，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带头效忠于希特勒。那些已经退休的元帅们也不甘落后。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在回顾这次未成功的政变时说到“　1944年7月20日　政变的失败，不仅是陆军中和文职人员中最能干的一些人的难以理解的愚蠢，弗洛姆和克鲁格性格上的致命弱点，以及这些叛变者在每个关头碰到的坏运气。他的失败还由于其他所有的德国人——将军们和文官们，穿军服和穿便服的德国人民群众，没有进行革命的准备。事实上，尽管他们受尽苦难，有被击败和外国占领的悲惨前景，但是他们并不想革命。他们仍然接受并且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它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了堕落，他们仍然把希特勒看作国家的救星。”　　

          2005.7.19.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