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规律考察报告

目 录　　

一、五千历史积淀的土地规律…………………………………………………第１页～第1页　　

二、土地规律和晚清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第2页～第3页　　

三、土地规律和共产党革命……………………………………………………第3页～第5页　　

四、土地规律和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第5页～第8页　　

五、土地规律和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两个阶段………………………第8页～第32页　　

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规律………………………………………第32页～第35页　　

七、土地规律和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第35页～第48页　　

八、土地规律和当前的中国社会……………………………………………第48页～第58页　　

九、结束语………………………………………………………………… 第58页～第59页 　　

中国社会发展规律考察报告　　

 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土地规律

打开世界历史的壮丽画卷，东西方各民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一幕一幕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有的民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的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代后爆发了惊人的创造力，有的民族在曾经领先后变得落后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各民族盛衰兴亡的巨大差异背后隐藏着各民族自身的发展规律，当人们不再奢谈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个屠龙之术后，炎黄子孙理应充分正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存在。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重重摔倒之后重新爬起的巨人，这个巨人正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奋力前行，人们不应忘记的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是在五千年悠长的历史背景下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规律和现实世界交互作用下的现代化，任何人都不能无视这两点的存在。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社会积淀了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这个独特的发展规律就是土地规律：

1、能够适应时代对地权均衡和地权经营方式效率最优化需要的土地制度是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2、地权均衡和地权经营方式的效率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两个核心问题。地权均衡决定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稳定存在，地权经营方式的效率决定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态。地权均衡是地权经营方式的效率最优化的前提。　　

3、地权经营方式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现实基础，有什么样的地权经营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文化。时代对政治、文化的要求和选择取决于时代对地权经营方式的要求和选择。　　

  二、土地规律和晚清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　　

晚清的中国社会，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西方列强破门而入，人民大众衣食无着的生存危机和整个民族落后挨打的生存危机相互交织，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危急的历史时期从此来到。

晚清的中国社会走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沿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走过了它的朝气蓬勃的青春时代，告别了它的硕果累累的壮年时期，步入了暮气沉沉的黄昏岁月。封建土地制度是以地主阶级垄断地权出租经营为主导、小土地所有者自耕为附庸的土地制度。在这个土地制度下，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自有自营广泛地存在着，他们人数众多而分散，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时刻面临着大地主的各种形式的兼并和来自国家政权的各种形式的剥夺。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先进性，它创造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建立在这个农业自然经济之上的政治、文化领先世界数千年，然而，这个土地制度存在着两个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第一个缺陷是自耕农即土地自有自营的小土地所有者的附庸地位导致了社会的地权均衡状态容易被打破从而使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地权的两极分化，第二个缺陷是地权的自然经济化和全面农业化经营方式。农民战争是中国社会解决地权两极分化的一惯方式，通过农民战争这种土地制度之外的方式，中国社会总是能回复到地权的均衡状态，农民战争是中国社会弥补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第一个缺陷的必然手段。地权的自然经济化和全面农业化经营方式作为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缺陷是相对于西方近代兴起的地权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经营方式而言的，在没有这个相对物或虽有这个相对物但却看不到的情况下，中国社会根本就不会产生地权的自然经济化和全面农业化经营方式是缺陷的意识，于是，西方列强破门而入引起的民族战争成了让中国社会意识到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第二个缺陷的必然方式。

晚清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根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在这个土地制度中，自耕农的附庸地位引起周期性的农民战争，地权的自然经济化和全面农业化经营方式的效率远低于西方地权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经营方式引发建立在地权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经营方式基础上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社会无情打击、残酷掠夺。晚清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彻底暴露出封建土地制度不能够适应时代对地权均衡和地权经营方式效率最优化的需要。历史的车轮进入晚清时代，土地规律敲响了封建土地制度的丧钟。　　

洋务运动搞“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什么？“中体西用”就是在不触动封建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依靠政府的财力来举办近代工业，不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是什么意思？不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就是不触动自耕农的附庸地位、不触动地权的自然经济化和全面农业化经营方式，不触动建立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上的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中体西用”就是以此“三不”为体，在这样的“三不”政策下来搞近代工业必然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尴尬境地，伴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洋务运动举办的无皮可附的近代工业之毛随风飘荡。

辛亥革命是一场在不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前提下的政治制度革命。这场革命所做的事情只是从形式上把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换成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没有被触动的封建土地制度下，地权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地权的自然经济化和农业化经营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绝对支柱，西方的政治制度如同洋务运动搞的近代工业一样陷入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尴尬境地。　　

辛亥革命以资本主义为宗旨，然而，资本主义的方式，无论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改良和革命，还是列强用殖民主义的方式推行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生活在地权两极分化下的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土地规律的作用下，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是另一场重新分配土地权利从而解决亿万劳动者生存问题的农民战争，清王朝的灭亡和辛亥革命的时髦兴起并没有自动消弥掉亿万农民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对土地权利的强烈追求，相反，辛亥革命在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上的无所作为进一步加剧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危机，面对亿万农民的土地要求和生存危机，资本主义这副西洋药方隔靴挠痒、疗效全无。主张地权的自由买卖和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本性，资本主义的这一内在本性无法适应晚清以来土地规律对均衡中国社会的地权的客观要求。 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运动在中国社会遭到了土地规律的无情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是土地规律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　　

晚清的中国社会风云激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围绕着土地规律此起彼伏，落后的地权自然经济化和全面农业化经营方式和日益严重的地权两极分化引起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从而引起了为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发生的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

土地规律对进入晚清以后的中国社会提出了两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要求：1、必须重新实现中国社会的地权均衡。2、只有在重新实现地权均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社会的地权自然经济化和全面农业化经营方式的现代化变革。土地规律对进入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提出的这两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要求实际上筑起了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上的两道艰难的门槛，第一道是如何实现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第二道是在实现了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中国农民地权的现代化经营方式。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上的这两道艰难的门槛共同构成了一八四0年以来支配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农民土地问题。　　

三、土地规律和共产党革命　　

鸦片战争的炮声迫使中国社会步履盘跚地朝着曲折漫长的现代化之路走去，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从一开始就有独特的历史背景，这个独特的历史背景就是土地规律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土地规律决定了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封建土地制度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资本主义制度又无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么，二十世纪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得到实现？对于这样一个主导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性难题，有人不屑一顾，仍然高唱着资本主义的西洋大调，然而土地规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来自中国社会外部的各种精神能量进行着符合自身需要的选择，作为这种选择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找到了肥沃的土壤，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明，但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革命性批判的产物，资本主义的规则就是百米赛跑的规则，这个规则鼓励人们发挥潜力、创造生活，但从不鼓励人们因循守旧，随遇而安，百米冲刺般的竞争在创造强者的同时更创造出大量的弱者，人们把强者叫做剥削者压迫者，把弱者叫做被剥削者被压迫者，马克思主义就是被剥削被压迫者眼中的社会经济逻辑、政治逻辑、思想逻辑，被剥削被压迫者的逻辑是相通的，西方工业社会中的被剥削被压迫者的社会经济逻辑、政治逻辑、思想逻辑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农业社会中拥有巨大的潜在号召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土地规律肯定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八四0年以来，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再到孙中山、蒋介石，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都在努力地争夺中国社会的领导权，然而最终取得中国社会领导权的却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是解决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土地问题的不可避免的办法。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是新一轮土地战争的发动机。共产党革命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消除土地垄断的经济纲领、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阶级斗争的思想逻辑和中国社会的土地规律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消除土地垄断的经济纲领和中国社会土地规律相结合的产物，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思想坚持在私有制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平均农村的土地权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与中国土地规律相结合的产物，革命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把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定位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这里的工人阶级领导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作为政治实体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而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精神领导；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思想逻辑和中国社会土地规律相结合的产物，革命时代的毛泽东思想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冲击下的新一轮中国农民战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华民族特有的土地规律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实现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洪秀全的王朝轮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康有为的资本主义改良和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革命时代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封建改良和资本主义运动的曲折迂回后最终选择从外部世界吸取马克思主义作为创造中国社会现代化前提条件的精神能量，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封建改良和资本主义运动的曲折迂回后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创造中国社会现代化前提条件的政治保证， 这种漫长曲折的对外部世界的精神能量的吸收和日本明治维新对外部世界精神能量的迅速吸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漫长曲折的对现代化的政治保证的实现和日本明治维新对日本社会现代化的政治保证的迅速实现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本社会能够直接通过资本主义的途径迅速地展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用了一百年的时间解决的还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为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准备精神武器和社会制度，是什么导致了二者在现代化进程上的强烈反差？正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土地规律。土地规律主导着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主导着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无论是洪秀全的王朝轮回，还是清末民初资本主义运动的失败，乃至于革命时代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改革开放年代的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其内在的历史动力都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土地规律。

土地规律的运动需要新的精神武器和新的政治形式，这个新的精神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政治形式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

  四、土地规律和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土地规律的历史作用使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中国社会要通社会主义的途径实现现代化，在这条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的道路上，中国社会先后实践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中国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在革命时代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这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型农民战争的归宿不可能是走向资本主义，而只能是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满足土地规律对进入晚清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第一个客观要求即“必须重新实现中国社会的地权均衡”，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满足土地规律对进入晚清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第一个客观要求。

中国社会要通过社会主义的途径实现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一反革命时代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搬来中国，这种做法和革命时代王明把苏俄的革命模式搬来中国的做法并无太大的不同，毛泽东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来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人民公社既消灭了土地所有权上的私有也消灭了土地使用权上的私有，毛泽东在彻底消灭土地私有的同时也彻底消灭了中国农民在土地上的生产积极性，这个灾难性的后果使中国农民陷入没有地权，忍饥挨饿的悲惨状态，然而，尤其令人悲哀的是，在毛泽东搬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饥饿的中国农民还要用羸弱的双肩支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土地规律同样否定苏联模式开创的土地彻底公有， 因为苏联模式开创的土地彻底公有并不能实现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民主张的土地权利从来就不是土地的彻底公有而是土地的私有，土地规律的运动首先是围绕着土地权利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的，中国农民饿着肚子磨洋工的人民公社景象是人民公社违背土地规律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毛泽东没有能力为马克思主义的消除土地垄断的经济纲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把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经济纲领等同于土地的彻底公有，即使这一主张出自马克思本人，也仍然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并不等同于马克思本人的每一个观点，因为马克思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不可能处处正确、永远正确，马克思即使是神，那么我们也要说，宇宙间从来不存在处处正确、永远正确的神，从发展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并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专利，也不是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完善、发展和创新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运用。能够作为普遍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纲领只能是消除土地垄断，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土地规律决定了实现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革命时代的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社会解决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问题寻找到了精神武器，这个精神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毛泽东没有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最终实现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毛式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人民公社基础上的普遍贫穷的闭关锁国、内斗不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和世界的现代化潮流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作为毛式社会主义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方式，人民公社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是毛式社会主义试图把中国社会推向现代化的基础，然而，正是由于这一不恰当的基础，毛式社会主义无法使中国社会迈过现代化的第一道门槛。

毛泽东的以人民公社为支撑平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违背了中国社会土地规律的根本要求，其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6年毛泽东告别人世，136年的漫漫长路，136年的沧桑忧患，中华民族仍旧徘徊在现代化的第一道门槛之外。在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跨越现代化的第一道门槛的艰辛之路上，农民的地权问题究竟如何解决？136年来，中国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战争和内斗制造了无数的饥饿、杀戮和死亡，所有的饥饿、杀戮和死亡几乎统统由可怜的农民来买单，过一种安稳的贫穷生活在很多时候都成为了中国农民的一种奢妄。面对生存危机的沉重压迫，没有了毛泽东的中国农民创造了土地所有权集体公有和土地使用权农户均衡私有相结合的新型的土地制度，这个新型的土地制度在消除土地兼并、消灭地主阶级的同时以土地使用权均衡私有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农民以土地立身的传统愿望，改变了人民公社以牺牲农民的土地权利来消除土地兼并、消灭地主阶级的极端做法，这个新型的土地制度是对夏商周井田制的否定之否定，符合中国社会土地制度的发展规律。井田制下，王室家族拥有一切土地的所有权，井字周围的八块土地是农民的私田，中间的那一块土地是公田，农民对其私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定期平均分配，农民对公田负有“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强制性无偿优先耕作的义务，周代出现了无公田的井田制，井田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800年，这种土地制度由于其形成的生产力不能够满足周代中后期诸侯富国强兵的愿望而逐渐地被土地私有且可买卖、出租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取代，中国农民在20世纪创造的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和土地使用权农民均衡私有相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实际上是在没有了王室家族和公田的前提下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恢复、发展了井田制，它恢复了井田制下土地不可买卖不可出租、农民只有均衡分得的土地使用权的做法，它把土地所有权的王室家族所有制发展成了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它把井田制下受制于礼和公田的农民发展成为二十世纪享有精神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农民，它把众多奴隶和贱民被排斥在外的井田制发展成了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集体公有和土地使用权农户均衡私有相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所采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彻底改变了封建土地制度的自耕农附庸地位，全面树立了自耕农的主导地位。

追求土地权利的均衡是土地规律的一个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经济纲领满足了土地规律的根本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社会的深厚基础。毛泽东用人民公社的方式实践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经济纲领，这一失败的做法从反面深刻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经济纲领必须和实现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这一历史重任相结合，并且只有通过这样的结合，才能实现1840年以来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农民在土地权利上的百年企盼，从而最终创造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革命时代的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社会解决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问题寻找到了精神武器，然而最终使用这个精神武器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前提条件问题的，不是毛泽东，而是被饥饿压迫的中国农民和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和土地使用权农民均衡私有相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经济纲领和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相结合的产物，这个新型的土地制度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使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在经历了130多年的苦难求索后最终跨过了现代化的第一道门槛，推开了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第一扇沉重的大门。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为邓小平实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来之不易的前提条件，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离不开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支撑，在政治上，这个新型的土地制度创造了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一百多年间未曾有过的社会环境的稳定，在经济上，这个新型的土地制度支撑着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在思想上，这个新型的土地制度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地权观念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观念。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民习惯了地主阶级主导下的宗法伦理，习惯了在地主阶级主导下的宗法社会里寻求他们的土地权利和土地权利的均等，但是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告诉人们，中国农民可以在消灭了地主阶级的社会里实现他们的土地权利和土地权利的均等；1956年以来，毛式社会主义坚定认为一切土地权利都必须公有、一切土地权利都只能公有，但是人民公社的失败和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的确立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经济纲领只有和实现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这一历史重任相结合才能把一个古老的民族推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中国农民创造的由邓小平最终确立的以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为支撑平台的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适应了中国社会土地规律的客观要求，这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使徘徊于现代化门槛之外100多年的古老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奋起直追。

              五、土地规律和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两个阶段　　

五千年的古代史、洪秀全的王朝轮回、各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充分表演、共产党革命、毛式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纵向时间背景，这个纵向时间背景可以概括为在土地规律的主导下，高度自足的中华文明在遭受了欧美俄日资本主义文明的沉重打击下开始了曲折痛苦的文明更新过程并将最终踏过现代化的第一道门槛。美国独大、欧洲结盟、俄罗斯雄风不再、战败的日本再度称雄、周边邻国各谋发展、港澳台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构成了中国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横向空间背景，这个横向的空间背景可以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主导下的世界局势，当代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展开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这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后发突进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个阶段已经结束，第二个阶段是通过理性回归和实践探索自觉地走向运用中华民族现代化规律的阶段，这个阶段正在开始。

（一）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后发突进阶段　　

在现代化的门槛外压抑了100多年的中华民族一旦成功地进入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必然要经历一个后发突进的现代化建设阶段，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中国社会努力地面向海洋追寻当今世界的先进生产力，然而这种后发突进的现代化建设在迅速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同时也迅速扩大了不同地域之间、不同阶层、不同个体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个性发展上的不平衡。当中心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广泛地引进、使用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时，亿万农户还停留在锄头、铁犁、老黄牛的秦始皇时代，两者在生产力上的差距超过了二千年；当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始张扬个性、寻求个性化的政治、经济权利和文化需求时，亿万农民和城市劳工还在为衣食住行整日奔忙，两者在个性发展和生存状态上的差距超过了一个世纪。生产力上的巨大落差和个性发展上的巨大落差必然造成不同地域之间、不同阶层、不同个体之间在政治诉求上的巨大差异，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个性获得充分发展的人们要求民主议政、民主执政，要求个性自由、政治自由，然而，对于在二十一世纪使用秦始皇时代的锄头、铁犁、老黄牛辛勤谋生的亿万农户来说，对于在繁华的都市为衣食住行整日奔忙的亿万城市劳工来说，他们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能够引导他们均衡致富、和谐生存的强势政府，而不是一个把那些有足够的财力、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参政议政的强势者选进各级政权机关主宰国家政权的民主政府。

在后发突进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基础，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这种形式一方面为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释放了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巨大创造力，从而成功地把中国社会推向了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另一方面却把农业限制在了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代的锄头铁犁老黄牛的生产力状态中和农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状态中。巨大乡村的落后于时代2000多年的锄头铁犁老黄牛和农户分散经营必然导致后发突进阶段出现巨大的生产力落差、巨大的国民生存落差和国民个性发展落差、巨大的政治诉求落差、工业生产能力和农民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些空前巨大的落差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生活的不和谐，迫使中国社会进入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通过理性回归和实践探索自觉地走向运用中华民族现代化规律的阶段，这个阶段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理性自觉阶段。

                 （二）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理性自觉阶段　　

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陷入了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困境，这种严重不平衡的根源在于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所采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基础，但是这种新型的土地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必须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唯一形式，当这种形式完成了把中国社会推入现代化建设轨道的历史使命并实现了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工业化时，当这种形式成为了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根源时，中华民族必须从后发突进的现代化激情中理性地回归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深入地探索中华民族自身的现代化规律，坚定勇敢地运用中华民族自身的现代化规律去创造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基础的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

中国社会现代化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意味着不但要使农民公正、均衡、持久地获得地权，而且要使农民在当今世界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潮流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地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公正、均衡、持久地获得了地权，但却无法使农民摆脱数千年来的农业自然经济经营状态，因此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民地权经营方式变革为具有现代化生产效率的农民地权经营方式是历史的必然。              

以农户为单位分散地自行经营均衡到各户的土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这种实现形式使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创造力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发挥到了极限，均衡到农户的土地使用权是否只有通过农户自行经营土地的形式才能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当然不是。农民的土地权利和农民如何经营他们的土地权利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土地使用权均衡到农户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坚持土地使用权均衡到农户的前提下，农户自行经营土地只是农户使用他们的土地权利从事农业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农户使用他们的土地权利从事农业的唯一方式。　　

                                         1、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本质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来分析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我们很快会得出一个结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本质上是农民的生存发展权，是农民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民主宪政保障人权，这种保障决不能够被人有意无意地片面阐释为保障强势者的以财产权利为核心的人权。土地规律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普遍原理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必须优先保障中国农民的基本人权，这是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和西方社会的民主宪政的根本区别，把西方社会的民主宪政不加区别地等同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是有害的。

从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分析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我们也会很快会得出一个结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实质上是一种被农民所拥有的特殊的农业资本。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资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使用权是被农民所拥有的创造农业财富的财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农业资本具有特殊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资本具有不可买卖性、不可偿债性以及对农民基本人权的保障功能。

全面地看，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本质上是农民的生存发展权，是农民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是一种被农民所拥有的特殊的农业资本。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上述本质不是主观臆定的，而是由中国社会的土地规律、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普遍原理以及人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共同决定的。土地规律决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从而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本质上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普遍原理决定了在必须实现农民土地权利的同时又必须使农民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具有不可买卖和不可偿债的特性，从而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本质上坚持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人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决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农业资本，从而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本质上吸取了人类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经验，这个历史经验就是资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市场经济是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任何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巨大动力。

        ２、创造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所必须遵循的实践原则　　

（1）、诚实地面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2）、诚实地面对人类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经验。

（3）、把思维的立足点牢牢地确立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上、确立在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普遍原理上。

（4）、反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教条，反对来自马克思本人的社会主义教条。

3、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和　　

理性自觉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资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市场经济是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任何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巨大动力，这是人类现代化实践得出的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中国人、俄国人都曾经蔑视和否定这一历史经验，都曾经把没有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然而当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人民最终醒悟，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分散的农户各自经营土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这种农业经营方式实质上仍然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经营方式，中国人不会忘记，1840年的灾难，正是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巨大创造力对自然经济的强暴征服，168年后的今天，中国农业仍然沿袭着1840年的自然经济的小农经营方式，这种暮色苍凉的自然经济景观仿佛使人看到，1840年大灾难的幽灵仍然徘徊在21世纪的中国大地。

对于任何一个诚实地面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人来讲，对于任何一个诚实地面对人类现代化实践经验的人来讲，自然经济的农户分散经营的农业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成为现代化农业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对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必然得出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这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就是：只有引入外部的力量才能使自然经济的农户分散经营的农业发展成为现代化农业。这个外部的力量是什么？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企业是资本和劳动力商品的必然组织形式。只有在外部的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中国农业的自然经济经营方式才有可能转变成为适合农业现代化需要的企业化经营方式。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承载着农民基本人权的不可买卖、不可偿债的特殊的农业资本，从现代化经济的客观规律来看，这种特殊的农业资本和外部资本、外部劳动力商品的关系是生产要素彼此结合的关系，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来自外部的资本、劳动力商品一样，是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农业企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公司加农户的农业经营方式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分割在企业之外，试图用商业资本盘活自然经济，这种违反现代经济规律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在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下，一方面外部资本和劳动力商品无法进入农业的生产环节，农业生产依然处在农户分散进行的自然经济状态，另一方面自然经济的生产环节和企业化的商业资本之间无法形成利益共同体来抗衡市场风险，这种经营方式的实质是在维持自然经济的前提下由商业资本来经销自然经济的产品，这种经营方式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经销殖民地的农产品并无实质的不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农业资本，只有通过企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和外来资本、外来劳动力商品有机结合才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特殊的农业资本由分散的农户自行经营只能产生出和1840年的中国农业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的生产效率。高度的资本化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种高度的资本化集中地表现为农民的地权资本、非地权资本和外来的货币资本、技术资本等非地权资本以中国化的方式深入地结合成为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资本金。单纯依靠自然经济的小农经营方式不可能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必须产生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扬弃的对象，而不是全盘否定的对象，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无论是什么，都必须牢固地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均衡分配以及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坚定保障，对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的探索是要在否定分散的农户自行经营其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创造出农民经营其土地使用权的新方式，这种新方式就是在均衡地、持续地实现农民土地权利的前提下把外部的资本和劳动力商品引入农业，更具体地说，这种新方式就是在均衡地、持续地实现农民土地权利的前提下使农民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外来的资本和劳动力商品进行生产要素的紧密结合，并通过这种结合，形成一个又一个将农民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外来的资本和劳动力商品融合为一体的各种生产要素相互促进的现代化的农业企业。促进这种现代化农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走出自然经济的农业，对于有着几千年自然经济历史的中国社会来说，既是艰难的事情，又是关乎民族兴衰而不得不做的事情。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权经营方式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只能停留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开放区域，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自然经济农业本身就是急需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产业。这种对自然经济农业急需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地权工业化而只能是谨慎的有节制的有选择的地权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

对自然经济的农业进行谨慎的有节制的有选择的地权工业化改造和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改造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有逻辑。

一八四0年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始终不变的是地权的自然经济化和全面农业化经营方式，在此之后，中国经济始终未能改变的是狭小的中心城市、沿海地区的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局部存在和广大内陆地区的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的手工自然经济农业依然广泛存在的状况。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试图以地权工业化立国的豪迈气势把以制造业为火车头的工业化普遍地推向广大的内陆地区，结果却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加速推向了危机和困境，这样的结局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必然性，这个深刻的必然性就在于在土地规律的支配下中国社会化了138年的时间直至1978年才解决作为现代化前提条件的农民土地权利问题，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时间和空间上丧失了以制造业立国、以地权工业化立国的可能性，这个深刻的必然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自然经济的家庭手工农业进行谨慎的有节制的有选择的地权工业化改造和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改造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有逻辑。　　

一八四0年以来，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把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天然地等同于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然而，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并非就是工业化，工业化只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容之一而且是中国经济现代化中的一项极易让中国人迷失方向从而吞下恶果的内容，从1840年到1978年，世界的工业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变化的总趋势是：1、工业化所需用的能源、土地、水资源、矿产资源、自然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潜力越来越小。2、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后起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工业产业链上的分工越来越不平等，前者凭借其先行优势不断地抢占工业产业链上的服务领域和高端领域，后者越来越被迫从事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土地、廉价劳动力且严重污染环境的中、低端制造业。3、工业品消费的市场潜力随着人类世界近三个世纪的工业化开发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世界工业化环境变化的三个总趋势和1978年才起步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社会的地权工业化立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在人类世界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工业化开发之后，工业化的要素供给潜力和工业品消费的市场潜力越来越小，但地权工业化立国下的中国工业却要求越来越庞大的生产要素供给和工业品的市场购买力，这种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集中地表现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二十一世的中国社会的地权工业化立国无法在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中获得可持续的生产要素供给和可持续的工业品购买力，这种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的结局就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无法推行普遍的地权工业化，如果一定要执意推行普遍的地权工业化，必然会导致以生产要素价格迅猛增长为强劲动力的通货膨胀和以工业品购买力崩盘为沉重打击的通货紧缩、生产过剩的一次又一次地交替出现，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来说，普遍的地权工业化是一付十分凶险的迷药，如果不能从这付十分凶险的迷药中清醒过来，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实质上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出路不在于对自然经济农业进行普遍的地权工业化改造而在于对自然经济农业进行谨慎的有节制的有选择的地权工业化改造和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改造。在人类已经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工业化开发的二十一世纪世界中，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工业品的消费能力已经无法支撑中国农民地权普遍工业化的巨大需求， 很难想像，巨大的中国农村和人口多达三个美国的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可以通过地权工业化来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并不等于工业化，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中国经济现代化包含了比工业化更为重要的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坚持在人类工业化历史和人类工业化现状的时空坐标中准确地判断中国工业化的生存环境和中国农民地权工业化的是否可持续，就是要坚持在人类现代化历史和中国具体国情的时空坐标中准确地判断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于大规模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改造和与之相适应的谨慎的有节制的有选择的农民地权工业化改造。在当今层次分明的世界工业体系中，中国农民处在风险最大、利益分配最小的最底层，中国农民现代化所代表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由此处在风险最大、利益分配最小的不利地位，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地位，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就必须跳出当今世界的工业体系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发展规律出发打造出强大的高效率的中国现代农业并通过这种强大的高效率的现代农业打造出城乡之间、工业农业服务业之间可持续地良性循环的中国国内大市场。一个城乡之间、工业农业服务业之间可持续地良性循环的国内大市场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抗衡世界经济风险并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最起码的本钱。有了这个本钱，中国才可以围绕着获取世界生产要素定价权、重要商品定价权这个极其重要的目标大力发展符合自己实际需要的虚拟经济体系。　　

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工业的霸权掌握在西方世界，能源和资源的霸权掌握在中东和俄罗斯，留给中国经济的战略出路只有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为主开发中国巨大的乡村并通过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整合中国的工商业、服务业乃至最终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地域辽阔的中国由潜在的世界最大市场打造成二十一世纪的现实的世界最大市场。中国经济的长处在哪里？中国经济的长处在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潜在的消费品市场，中国经济的短处在哪里？中国经济的短处就在于中国经济是庞大乡村的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的手工自然经济农业和狭小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的发达的工商业并存的经济，这种巨大而落后的乡村和狭小而发达的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地区并存的经济结构是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深刻阐述过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从这种半殖民地经济结构下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平衡出发十分精准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方法和前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半殖民地经济结构下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平衡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并且必然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事业的实事求是的事实出发点。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为主开发中国巨大的乡村是充分发挥中国经济长处的道路，是最终把中国变成真正的世界最大市场、最终实现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道路。以制造业乃至任何形式的地权工业化立国的道路是恶性放大中国经济短处的道路，是最终把中国经济的主动权和安全保障拱手让给西方世界、最终摧毁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道路。　　

  中国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化，中国社会的工业化绝对不可能是欧美那样的普遍的工业化。公元1516年，托马斯·莫尔记录下了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羊吃人运动，农民的土地最终被工业化圈占殆尽，在这个历史名人诞生后的第五百年，中国社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告别了国家财政主导下的工业化第一次走进了由社会的、民间的财力主导下的亿万农民大众积极广泛参与的工业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无论是国家财政主导下的工业化还是由社会的、民间的财力主导下的亿万农民大众广泛参与的工业化，都不是羊吃人的自由放任的工业化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化，中国工业化的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套话，中国工业化的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中国工业化的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也不在于国有还是民营而在于中国社会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实现、对农民土地权利实现后的农民地权的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实现，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工业化起源于对农民土地的赤裸裸的血腥掠夺，而1978年掀起的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却是起源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实现，这个巨大的历史反差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深刻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背后深藏着的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从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只有在正确处理和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现代化的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消除自己的有害的一面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现代化之间的正确关系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对农民地权实施以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对农民地权实施普遍的工业化既不容于世界工业化环境的巨大变化更不容于土地规律对中国社会地权均衡和地权经营方式现代化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要求；对农民地权的实现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工业飞速发展的真正动力，对农民地权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实现是以工商业服务业为主体的中国城镇经济未来走向全面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在二十一世纪以中国式现代农业为主体的中国乡村中必然存在着其规模、种类和结构与中国乡村的农业现代化主体地位相适应从而与国计民生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化的制造业工厂，脱离乡村农业现代化主体地位的乡村工业开发是盲目的和没有前途的，这种脱离乡村农业现代化主体地位的乡村工业开发的肆意扩张会对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　　

没有农业现代化的中国经济是瘸腿的经济，瘸了一条腿的中国经济是走不远的，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以单脚跳的方式来实现。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表演了三十年的单脚跳，三十年间中国工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发展，单脚跳跳得很精彩，但跳到今天，已经跳出了很多危险，再这样往前跳，难保不会崩盘。这种单脚跳的经济思维方式会严重地破坏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放弃这种在很多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理所当然的单脚跳的经济思维方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找到通向健康发展和全面现代化的生路。　　

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这个很少有人提起的问题才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以否定的方式来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不是欧美经济，以肯定的方式来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是以现代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和以现代工商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城镇经济两条腿走路的经济。　　

西方社会的农业现代化是建立在强大的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是作为占有国家绝大部分资源的工业现代化全面完成之后的自然产物，农业现代化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战略意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只能终止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开放区域，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城乡分裂、两极分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就无法完成对自身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更新……，在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正确的实现形式下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农业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

强大的现代化农业是现代化了的中国社会的重要特色，在现代化强国林立的未来世界中，能够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不是从西方世界拣来的二手工业和二手科技，而是中国社会所拥有的强大的领先于世界的现代化农业，历史必将证明，只有在强大的领先于世界的现代化农业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才能形成富有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工业，才能形成富有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民主政治和民族文化，才能形成富有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科学技术创新机制。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使农业从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状态的生产效率转向现代化的生产效率，只有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够持续地进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才能够走向最后的胜利。               　　

简单地说，在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理性自觉阶段，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就是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式的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内陆广大农村地区的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把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全面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理性自觉阶段，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实践中最终确立起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式的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毫无疑问地具有丰富多样的具体形式，这些丰富多样的具体形式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创造出来，理论是灰色的，唯有实践之树四季常青。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农业经济体的特征和现代化之路　　

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体都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出资人、还有一个是经营者，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中国农业的经济体也概莫能外。　　

在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中国农业经济体中：出资者和经营者都是农民，农民所出的资本包括地权资本和非地权资本两部分，地权资本即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非地权资本即农民投入的货币、农具等土地使用权以外的投资品，农民以非地权资本承担亏损风险和负债风险，农民的地权资本既不承担亏损风险也不承担负债风险。农民的地权资本不是商业资本而是一种特殊的农业资本，农民的非地权资本具有完全的商业资本属性，因而属于商业资本。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农业经济实践历来是以农民的商业资本承担亏损风险和负债风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农业经济实践从不允许也未曾有过用农民的地权资本承担亏损风险和负债风险。　　

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土地制度创新的关键和核心就在于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地权资本。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地权资本的独具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地权资本能够而且必须实现农民地权的均衡、分散、恒久和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高度现化代的统一。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土地制度的创新是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实现形式的创新。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经济体存在着有别于其它任何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体的两个不同特征，这两个不同的特征在于：（1）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经济体的资本结构是由地权资本和商业资本构成的二元资本结构。（2）商业资本承担亏损风险和负债风险，地权资本不承担亏损风险和负债风险。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经济体的上述两个特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个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是中国社会的土地规律、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经济纲领以及人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共同决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本质上是农民的生存发展权，是农民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是一种被农民所拥有的特殊的农业资本。　　

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渐进过程，这个渐进过程的最终目标必然是广泛吸收了外来资本入股合资经营的现代公司制的高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渐进的过程可以是从普通农户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高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依次渐进，也可以不是这样的依次渐进。　　

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既不可能终止在家庭农场、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阶段更不可能终止在普通农户、专业大户阶段。在从普通农户到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经济体中，普通农户的生产效率极低，其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很低，因此，普通农户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自然经济体，普通农户是当前中国农业的普遍的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只能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低水平的起点而不可能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终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乃至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普通农户在有限度地扩大了资本规模、生产规模和商品化程度后形成的农业经济体，相对于普通农户来说，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资本规模、生产规模和商品化程度上获得了有限度进步的农业经济体，但伴随着这种有限度的进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风险的放大程度要远远大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资本规模、生产规模和商品化程度上的进步程度。从普通农户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进程是中国农业经济体在资本化、商品化程度和生产规模上的进步的过程，这个进步的过程有利于积累农民在农业经济体中的主体地位，但是这个进步的过程始终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地方，这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单纯地依靠农民自身的商业资本和农民自身的经营来谋求经济体在市场经济中的盈利生存和发展壮大，市场经济是时刻要面对马克思所说的从产品到增量货币的惊险一跃的经济，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许许多多具有卓越商业才能和丰富商业资源的商人都被凶险的市场所吞噬，单纯依靠农民自身的商业资本和经营能力的农业经济体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帆船，这条小帆船的资本化、商品化程度越高遭受灭顶之灾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民的货币积累来之不易，小帆船的惨遭灭顶之灾必然会给农民造成经久不息的沉重创伤。农民的货币等非地权资产的资本化程度提高一倍往往意味着其货币等非地权资产面临的市场风险成倍增加，相对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反倒是商品化、资本化程度最低的普通农户更能在恶劣的市场环境下少受冲击。单纯地依靠农民的商业资本和农民的经营能力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无法越过市场的险关，中国农民所面对的市场环境和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所面对市场环境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这个极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农民所面对的市场环境仍然是半殖民地经济结构下的市场环境，在这个半殖地经济结构下的市场环境里，狭小的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的发达的工商业和占中国绝大多数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乡村经济并存，在不允许城镇商业资本进入乡村开发农业、经营农业的前提下，大量的天文数字般的城镇商业资本不得不盘据在城镇、沿海开放地区的工商业领域，这种盘据的结果是必然造成巨额的强势的工商业非农资本和农民的微薄的虚弱的农业资本争夺上游的生产要素资源和下游的消费资金，这种争夺是严重不对称的一边倒的较量，这种严重不对称的一边倒的较量犹如大象踩蚂蚁，踩出的结果只能是农民高价投入生产要素、低价销售农产品，面对这样的结果，农民怎么能够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从产品到增量货币的惊险一跃？因此，单纯依靠农民的商业资本和农民的经营能力的农业经济体无法越过市场的险关不是主观的臆断而是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和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　　

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必然要通过广泛吸收了外来资本入股合资经营的现代公司制的高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来实现，这种高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的地权资本、农民的商业资本和具有现代专业精神的外来商业资本的合作，是对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中国农业经济体的继承和发展，它继承了这些中国农业经济体的资本结构的中国化特征和地权资本的中国化特征，在资本结构的中国化特征下，地权资本和商业资本以既有相互差异、相互对立又有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方式构成一个统一的资本体，在地权资本的中国化持征下，商业资本承担负债风险、亏损风险并享有负债收益，地权资本不承担负债风险、亏损风险并不得享有负债收益。这种高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它把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初级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这些中国农业经济体的农民地权资本和农民自身的从事农业的商业资本的结合发展成了农民的地权资本、农民的商业资本和外来的现代专业的商业资本的结合，人民大众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践中必然会创造出这种高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丰富多样的具体形式。中国农业经济体在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经济体的过程中存在着两只巨大的拦路虎，一只是资金的匮乏，另一只是和现代化、专业化水平相距甚远的技术水平、经营能力。中国农业经济体要取得资金上的突破是否只有让农民自己去举债这一条路？不是的，决不是的，单纯通过农民的举债来突破农业经济体的资金瓶颈是一条死路，这条死路会彻底扼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农民的农业经济体为什么不能通过广泛地吸收外来投资的方式来突破资金瓶颈？中国农民的农业经济体中的商业资本固然弱小，但是中国农民手中握有强大的地权资本，这种强大的地权资本为中国农民的地权资本、中国农民的商业资本和外来的专业的商业资本进行合资经营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性，问题的关键是双方在高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即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合资必须坚持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农民地权资本的特殊性。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农民地权资本的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农民地权资本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农民的地权资本为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获取收益起基础性的作用并从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为地权资本的投资人即农民获取财产性的分红收入和打入企业成本的保障性收入，但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农民地权资本既不分享企业由于负债而产生的利润也不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和任何亏损。商业资本既包括外来的商业资本也包括农民自身投入的商业资本，二者均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唯有地权资本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资本。中国农业经济体的资金瓶颈只有通过广泛地吸收外来商业资本以及通过包括农民的商业资本在内的所有商业资本的适度负债经营来实现，试图通过地权资本负债或单纯依靠农民负债的方式来突破中国农业经济体的资金瓶颈不仅荒谬而且祸患无穷。随着资金匮乏这只首要的拦路虎的解决，中国农业经济体的第二只拦路虎即和现代化、专业化相距甚远的技术水平、经营能力将迎刃而解。　　

资本的概念是人创造的，中国人必须打破凡资本均需承担负债和亏损的西方资本概念，创造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地权资本，用西方的资本概念来理解和运作中国的地权资本必将把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运动引入歧途。资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市场经济是一切社会、一切国家、一切产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和巨大动力，人类现代化的这一历史经验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地权只有资本化才能够把土地的生产效率从自然经济手工农业的落后状态发展成为现代化状态，中国社会自身内在的土地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基本原则决定了必须保障农民从农业企业中稳定地获得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保障性收入的地权资本的特殊性。从中国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如何稳定地维护小土地权利人的土地权益是一个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这个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历史难题导致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不断地产生周期性的震荡，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家庭在这种不断的周期性震荡中被无情地毁灭，历史的车轮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民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了能够解决这个千古难题的方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社会数千年来周期性震荡的历史悲剧和中国农民的这一伟大的历史创造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就在于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民的地权资本化必须是能够稳定地维护小土地权利人的土地权益的地权资本化，中国农民的地权资本的特殊性集中地体现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在全面现代化进程中对小土地权利人的土地权益的稳定维护。中国农民的地权资本既具有商业资本的部分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资本的性质，两者的结合直接促成了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农民地权资本的特殊性，中国农民地权资本的社会公益资本性质体现在中国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无偿取得上、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农民地权资本的特殊性上、体现在通过稳定地维护小土地权利人的土地权益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建设创造可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上。三十年前，中国社会用中国式的无偿且均衡分配土地的办法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了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从而引发了中国工业三十年的巨大发展，三十年后，中国社会也同样只能用中国持色的地权资本的办法而不可能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实现中国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现代化从而最终引发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巨大发展。 资本主义既理解不了中国社会用中国式的无偿且均衡分配土地的办法实现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从而推动中国社会三十年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当然也无法理解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必须用中国特色的地权资本的办法来实现中国农民地权的现代化经营方式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然而，资本主义的这种不理解恰恰说明了中国社会的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代化根本不同于在剥夺和消灭农民地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实现了农民地权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只有在实现了农民地权的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够可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取得全面的胜利。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这种原则性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必须是以农民保有地权和农民地权经营效率的现代化提升为根本前提，简单地说，中国农民的离开土地必须是带着地权离开土地，必须是带着越来越有赚钱效率、越来越有生存保障的地权离开土地。三十年改革开放中，亿万农民工是在保有乡村地权的前提下涌入城镇打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没有对农民地权的坚定保障、没有对农民地权经营效率的现代化提升就不可能有亿万农民的现代化解放，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最终胜利和全面实现。农民地权经营效率的现代化提升决不意味着农民必须自己耕种土地，恰恰相反，农民地权经营效率的现代化提升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方式来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中国农民的地权资本不承担亏损实际上就是商业资本为维护社会环境和企业经营环境的可持续稳定而承担的社会成本，这个社会成本直接用于在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进程中稳定地维护小土地权利人的土地权益，这个社会成本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将是极其巨大的，三十年前中国社会无须农民出钱购买就让农民获得了土使用权，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中国农民给了中国社会以巨大的回报，这个巨大的回报就是中国农民对三十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民的地权资本的特殊性中所包含的社会成本必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加巨大的回报，这个更加巨大的回报就是推动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实现，这个由商业资本承担的社会成本从总体上看实际上最终并不是由商业资本来承担而是最终由可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企业经营环境所推动的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化增长来承担。　　

中国社会必须牢记一八四0年以来反复出现的形式主义地学习欧美俄罗斯经验的痛苦教训，坚决反对搬用资本主义的地权制度来对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行生吞活剥式的所谓现代化改革，由于土地规律的客观存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土地问题决不是靠搬用某种现成的土地制度就能解决的，点燃三十年改革开放熊熊烈火的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及其所采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形式是中国农民的独特创造而不是来自对包括资本主义地权制度在内的某种现成的土地制度的任何形式的照搬照用，三十后的今天，中国土地制度需要的同样是创新而不是搬用尤其不是对资本主义地权制度的照搬照用，二十一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的创新也必然只有通过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独特的实践创造才能实现。　　

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基本原则以及人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相互作用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三者相互作用的社会中，中国的农业经济体必然存在着自身的特征和现代化规律，不加区分地把中国农业经济体的资本一律视为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是错误的。　　

仅仅从印刷在教科书上的西方经济的知识和经验中找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西方经济知识和西方经济经验只有在顺应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基本原则相结合才能产生出适合中国农业经济体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正确方法和正确道路。照搬照套西方经济知识、西方经济经验甚至将西方经济知识、西方经济经验上升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的做法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只有能够在顺应中国社会特有的土地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消除土地垄断的基本原则相结合的西方经济知识、西方经验才能够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积极的、有益的战术作用。　　

                     5、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企业的内部构造和社会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企业所要达到的直接目的是将农民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外来的资本和劳动力商品融合为一个整体并使这个整体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相互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企业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民均衡富裕从而社会均衡发展的农业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企业的内部构造和社会环境必须紧紧围绕它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企业的内部构造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特殊的农业资本，农民的这种特殊的农业资本连同农民自愿投入的商业资本与外来的货币资本、技术资本等商业资本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企业的资本金。在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地权股股东是农民的必然的和永久的身份但不是农民的唯一身份，除此之外，农民可以通过自愿投资成为非地权股股东，可以通过应聘成为农业工人、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管理人员。在一个自由选择职业和致富之路的时代里，农民自然也可以在其所投资的农业企业之外选择工作或自主创业。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必须在内部构造上确保农民作为地权资本投资人的永久性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农民获得社会保障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这些社会保障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不是来自谁的施舍而是来自现代农业资本对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化创造，在遵循中国社会特有的农民地权资本规律的前提下，外来商业资本进入乡村开发现代农业实质上是由农民、外来投资者乃至全社会共同分享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化增长，全社会对农业生产效率现代化增长的分享是通过农民购买力的增长和外来投资者购买力的增长来实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大众通过地权资本永久投资人地位获得社会保障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通过自由就业和自主创业获得其它收入是打开国内消费市场并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的根本前提，在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农民的收入必须是来自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社会保障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来自农民自身的创业收入、就业收入的有机结合，单纯的农民就业收入不可能促成中国国内的农村大市场的形成。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农业资本，承载着农民的基本人权，具有不可买卖、不可偿债的特性，具有保障农民基本人权的特殊使命，这种特殊的农业资本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以独特的地权资本为主要特征的内部构造：

（1）地权资本即农民投入到农业企业中的土地使用权不可买卖、不可偿债、不可赠送以确保企业的地权资本的投资人始终是农民，以确保企业消亡时农民能够收回地权。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资本是不流动的地权资本和流动的商业资本的有机统一。

（2）以土地复垦保证金、土地开发保障金和按营业额计提的土地发展基金作为农民基本人权的物质保障。土地复垦保证金由非地权股股东缴纳，用于确保企业失败后的农田复垦；土地开发保障金由农业企业缴纳，用于企业投产并形成销售收入前的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土地发展基金由农业企业按营业额的法定比例缴纳，用于土地改良和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当土地发展基金中的用于土地改良的资金累计达到土地复垦保证金金额的1.5倍时可将土地复垦保证金退还给非地权股股东。地权股股东即地权资本的投入者也即农民，非地权股股东即商业资本的投入者。

（3）按照责任与权利对等的资本原则，土地使用权即地权资本不能获得企业由于负债而产生的利润，即：土地使用权即地权资本分得的利润=总利润×[地权资本/（地权资本+商业资本+负债）]。商业资本获得的利润=总利润×[（商业资本+负债）/（地权资本+商业资本+负债）]，企业由于负债而产生的利润归商业资本所有。

（4）在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股东会中，地权股股东的表决权=地权资本/（地权资本+商业资本+负债），非地权股股东的表决权=（商业资本+负债）/（地权资本+商业资本+负债），地权股股东的表决权由地权股股东大会选出的代表行使，地权股股东的表决意见由地权股股东大会选出的代表按照地权股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来表达。非地权股股东可以是单一的非地权股股东，也可以是众多的非地权股股东。

（5）地权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商业资本对土地的农业投入程度，地权资本实际上是商业资本的土地形式，商业资本实际上是地权资本的非土地形式，由于二者互为形式，所以地权资本原则上应当和非地权股股东投入的资本金对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可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权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比值”的下限，由农民和外来投资者双方在这个下限之上自行议定地权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比值。　　

（6）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非地权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得成为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所有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得和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发生掠夺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关联交易。　　

（7）在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由于负债而产生的全部收益由非地权股享有，由于负债而产生的还本付息的责任由非地权股承担，地权资本既不享有负债产生的任何收益也不承担负债产生的还本付息的责任；企业的亏损风险由商业资本承担，地权资本不承担企业的亏损风险。

（8）按照农业资本和市场竞争的双重需要优选外来的包括农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农业工人在内的劳动力商品，从而使大量的富有创造力的先进的可流动的劳动力资源进入社会的农业领域。

（9）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发展的特定阶段设置国外资本、港澳台资本的持股限额。

（10）土地出租的方式不是构造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正确方式。　　

土地出租的方式实现的是土地资产和商业资本的结合而不是地权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结合，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承载着农民基本人权的不可买卖、不可偿债的特殊的农业资本， 土地出租消灭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地位，作为这种消灭的必然结果，农民的土地权益极易受到商业资本的侵害和掠夺。在农业企业中，土地是能创造农业财富的财富，地权资本的价值主要是通过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增值并分享这种增值来体现而不是通过租金来体现，农民和非地权股股东的关系是股东和股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土地出租者和股东的关系，尤其不是廉价土地的提供者和股东的关系。农业企业中的商业资本以租金的方式取得土地实质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人为定价的方式取得土地，在中国农业市场经济极不发达的国情下，这种人为定价的方式客观上难以使租金反映经营期内的土地的真正价值，主观上便于外来商业资本利用货币对权力的腐蚀力以及利用优势的社会关系和商业关系大幅度地压低土地租金。

土地出租把土地纳入了农业企业，却把农民排斥在企业的股权之外，这种做法极易导致农业企业及其股东和农民大众的对立，这种做法使国家在农业产业上的惠农政策无法传导到农民的手中从而使国家在农业产业上的惠农政策成为服务于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工具，这种做法在消灭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地位的同时也消灭了农民大众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农民不反对资本，农民反对的只是只允许货币等地权之外的投资品成为资本而不允许地权成为资本，农民张开双臂拥抱资本，因为只有当地权成为了资本并且成为了特殊的农业资本，农民在中国农业现代进程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得到保证，因为只有广泛地引入商业资本，中国农业才能够发展成为真正的能够在市场经济中搏风击浪、强国富民的现代农业，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中，只把非地权股股东作为主体是错误的，农民同样是主体而且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主体，农民的主体地位只能是来自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地位，农民的特殊主体地位只能是来自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特殊的农业资本的地位。反映在政治上，确立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地位和农民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就是确立农民在中国社会全面现代进程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支持，滥用土地出租的办法构建农业企业会毫无疑问地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原因很简单，土地出租在逐渐消灭农民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必然会逐渐消灭农民对共产党的政治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企业的社会环境　　

土地规律不仅要求均衡地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而且要求实现农民地权的经营方式的最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农民税负解放了农民本身，前者使农民公正地获得了土地权利并使农民获得了自主支配其劳动力的自由，后者使农民摆脱了沿袭2000多年的供养政府的强制义务，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农民税负并没有解放土地，并没有把农民的土地从2000多年以来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效率中解放出来。自然经济的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的过程，是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分散经营方式转向土地使用权的企业化经营方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确保地权均衡前提下发生的地权经营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这个过程蕴含了土地规律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客观要求，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 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企业客观上要求社会环境顺应土地规律作出相应变革，从而为把农民的土地从2000年前的生产效率中解放出来准备社会条件，从而为使农民的土地创造出现代化的生产效率准备社会条件：

（1）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实行少取多予、放水养鱼的免征税、费政策。免征的税、费通过企业利润分配的形式由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的全体股东按各自的资本份额分享，其中商业资本投资人分得的部分实质上是国家对商业资本投资人的补贴，这种补贴客观上是对冲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商业资本在企业发生亏损时为地权资本承担的那部分亏损，正确地把握这种补贴的量和度以及获取规则可以极其有效地刺激商业资本和地权资本结合成为高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即中国式的现代农业企业从而使高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即中国式的现代农业企业的可行性最终成为现实性。国家免征的税、费是地权资本为中国式农业企业带来的额外收入，正是由于地权资本在中国式农业企业中的存在和地权资本对农民的巨大责任和对社会稳定的巨大责任，国家才有对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实行少取多予、放水养鱼的免征税、费政策必要性、充分性和正当性。国家决不应当为资本主义式的单纯商业资本经营的农业企业实行少取多予、放水养鱼的免征税、费政策，国家对资本主义式的单纯商业资本经营的农业企业实行这样的免征税、费政策必然把农民排除在外从而使这样的农业企业既不能承担对农民的巨大责任也不能承担对社会稳定的巨大责任，因而国家对资本主义式的单纯商业资本经营的农业企业实行少取多予、放水养鱼的免征税、费政策既无必要性也无充分性更无正当性。　　

（2）国家制定外来资本进入农业的准入门槛、制定外来资本进入具体的农业项目的可行性评估制度和审查批准制度，制定有关土地复垦保证金、土地开发保障金和土地发展基金的专门法律。

（3）将土地复垦保证金、土地开发保障金和土地发展基金纳入国家社会保障机构的统一管理，由农民自治组织地权股股东大会委托国家社会保障机构依照国家关于土地复垦保证金、土地开发保障金和土地发展基金的法律规定管理土地复垦保证金、土地开发保障金和土地发展基金，被委托的国家社会保障机构在国家司法机关的检查监督下对实施委托的农民自治机构地权股股东大会负责。

（4）由国家司法机关检查监督非地权股股东缴交土地复垦保证金，检查监督农业企业缴交土地开发保障金、土地发展基金。土地复垦保证金实行有偿质押，即按银行同期利率计付利息给非地权股股东。

（5）农村土地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程度取决于自然经济农业的生产效率向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推进的程度和中国乡村的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地位的实现程度，在依然如故的自然经济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上盲目地提升工业化、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会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因此，在中国农业的生产效率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现代化提升之前，必须严格限制非农产业占用农村土地。国家取消征用农民土地转卖给非农产业的掠夺式做法，改由买地的非农企业将买地款打入失地农民的专用帐户用于交纳社会保障金以及用于失地农民参股农业企业，使失地农民成为农业企业的非地权股股东和农业工人。

（6）国家以农业现代化取代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新的火车头并以农业现代化打开国内市场，实现以现代工商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和以现代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之间的可持续的市场互补和市场循环。

 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这个火车头既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增长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隐忧，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危机直接来自中国经济的以制造业为火车头乃至试图以制造业立国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资金和丰富的先进技术、先进劳动力、先进基础设施，巨大的资金除一部分以过剩产能的方式毁灭在实体经济中、以泡沫破灭的方式毁灭在股市、楼市等虚拟经济中，大部分仍然以财政资金、外汇储备、居民存款的方式存活着，存活着的这些依然巨大的资金由于创造它们的制造业的衰落而日益演变成为过剩的资本，丰富的先进技术、先进劳动力、先进基础设施大量地被已经衰落的制造业所占用，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这种严峻形势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将原来的以制造业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向以新的经济火车头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个新的经济火车头是什么？是而且只能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向新的经济火车头转变的具体表现，促进农民地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方式转向农民地权的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使农业企业的盈利能力逐渐高于其它行业的盈利能力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走向正确道路的必然选择。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庞大乡村的手工农业自然经济和狭小城市的现代工商业、服务业经济在市场关系上严重分裂，严重分裂的直接原因在于手工农业自然经济和现代工商业、服务业在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上的相距几十个世纪的巨大落差，这种巨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差异直接导致了二者无法实现市场互补和市场循环从而导致了中国城市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严重依赖和中国社会财富积累对美元的严重依赖。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决不在于中国工商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的所谓品质提升，中国工商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的品质固然需要提升，但是在中国经济的实践发展中，中国工商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的品质提升只能是以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现代化变革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而不可能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摆脱困境、通向良性发展的动力。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来说，只有通过以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现代化变革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运动对资源的重新整合和重新配置，中国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品质、结构、规模才能得到真正的有效的改善和优化，舍此并无捷径可走。离开了以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现代化变革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运动对资源的重新整合和重新配置，所谓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在中国社会这个特定的环境下，中国的工商业和服务业向来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提升自己的品质，以这些产业的所谓的产业升级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战略出路只能是隔靴搔痒，如果坚持实施这种不恰当的隔靴搔痒的战略出路，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加剧半殖民地经济结构下的中国经济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决定了这些产业的所谓的产业升级不可能代替以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现代化变革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运动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战略出路。三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工商业和服务业获得了空前的提升，但是许多人都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资源配置和资源整合的巨大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不可能实现劳动力资源和制造业资本的广泛深入的结合，没有劳动力资源和制造业资本的广泛深入的结合，就不可能有三十年改革开放，没有三十年改革开放，何来中国工商业和服务业的空前提升？　　

（7） 国家积极鼓励农产品的升级换代和品种创新并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促进农业企业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8）国家积极鼓励农业技术以投资入股或贸易销售的形式进入农业企业，免征农业技术的税负，国家通过鼓励农业技术进入农业企业的形式抑制农业企业发展成为能源高消耗的产业。

     （9）国家扶持为农业企业服务的各类相关产业，以促进农业企业的发展和城市劳工的就业，以促进社会购买力的有效增长。

     （10）国家通过立法的手段禁止农业企业破坏性地使用土地。

     （11）国家通过立法保障种植业、养殖业在现代农业中的基础地位，严格限制耕地被农业企业用于种植业以外的用途、严格限制水面、牧场被农业企业用于养殖业以外的用途，大力支持农业企业将荒地、荒滩以及林业用途不大的荒山用于种植业、养殖业以外的农业项目。

     （12）国家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国家禁止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任何形式的买卖、偿债但鼓励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式前提下的土地入股。

                                     6、警惕错误的农业政策　　

 有人大张旗鼓地主张，解决农民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的地权工业化。这个主张是对西方现代化经验和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模式的机械搬用，是严重脱离中国社会现代化规律的教条主义主张。这种主张以及这种主张造成的做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1）、包括已在非农产业和城镇打工的农民在内的城镇劳工处在低工资、低福利、高强度劳作、失业频繁的生存状态中，大量的农民继续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日益庞大的城镇劳工队伍如何维持基本的生存状态？谁能够保证这支庞大了许多倍的城镇劳工队伍的生存状态不会比农村的农民更差？

（2）、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的背后是大量的农业用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随着大量的农业用地的丧失，低效的自然经济农业要用所剩无几的农业土地和农业劳动力来支撑整个社会的农产品消耗。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农民和劳工吃不饱饭，社会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3）、把自然经济农业拥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大量地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这种做法实际上要把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模式推向全国，三十年来，珠三角地区把农村的土地圈得所剩无几，珠三角地区的绝大部分的农业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已经转向了非农产业和城镇，这种工业化的模式在中国珠三角这个局部地区可以推行，因为二十余年间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共同支撑下，拥有优势购买力的珠三角地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吸引内地的农产品大量销往珠三角地区，珠三角这个局部地区的出口需求二十余年间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把珠三角的模式推向全国，那么，中国还剩下多少粮食自给能力？数亿失地的内地农民如何依靠内地圈地建起的脆弱工业来生存？身负巨大的粮食需求压力和放大了数十倍的能源需求、出口需求压力的中国如何面对对国际市场的长期的严重依赖？中华民族如何在这种对国际市场的长期的严重依赖中谋求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4）、把自然经济农业拥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大量地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做法并不能消除农村的自然经济状态。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在农村自然经济存在的状态下一方面把农村的社会矛盾转移给城镇，另一方面使自然经济的农业由于被现代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所抛弃而进一步陷入低效的自然经济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5）、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早期经历过大规模的地权工业化，但这个大规模的地权工业化伴随着西方社会凭借产业优势和军事优势对世界落后农业国的农产品的疯狂掠夺，尽管在这些地权工业化的国家里农业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所剩无几，但是不对等的贸易掠夺和殖民掠夺使这些地权工业化的国家几乎可以在不需要本国农业的情况下顺利地推进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其占有全国绝大部分资源的工业现代化全面完成之后的自然产物，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无论是在清末民初，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都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和殖民掠夺的方式来解决整个社会在全面的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这就从一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社会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地权工业化来实现现代化。

7、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只能来自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正确认识　　

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经济的全面农业化的地权经营方式，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人为了改变这种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地权经营方式进行了许多曲折的探索和艰难的奋斗，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人民公社运动试图在不实现农民土地权利的前提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狭小的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的较为发达的工商业是这些失败了的现代化运动在经济上留给中国社会的遗产，占中国土地和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仍然处在自然经济农业的地权经营方式中。对于有着四千多年农耕历史、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来说，一八四0年以极其屈辱的方式引发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村、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社会历经一八四0年以来的一百六十八年的奋斗以工业化的方式把小部分的乡村变成了现代化的市镇、把大约三至五亿的农民变成了现代化市镇里的投资人和企业雇员、机构雇员、政府雇员，但绝大部分的乡村和大约八至十亿的庞大农民群体至今仍然生活在亘古未变的锄头铁犁老黄牛当家作主的自然经济农业的生产方式中，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镇和中国乡村的关系实质上是一八四0年以来被现代生产力解放了的少数农民和仍然依赖两千年一惯制的自然经济农业生产力谋生的大多数农民之间的关系，后者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难以象前者那样通过工业化进入现代生产力所创造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后者的现代化道路主要在于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乡村现代化，主要在于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乡村现代化所形成的从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到农产品贸易、农业服务的现代农业产业链，工业化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农村开发来说只能是一种谨慎的有节制的有选择的而且必须和中国农村的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地位相适应的工业化，用一八四0年以来被现代生产力解放了的少数农民的经济观点与经济追求、政治观点与政治追求、文化观点与文化追求来取代和否定一八四0年至今仍然依赖自然经济农业生产力谋生的多数农民的现代化道路与现代化要求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就是至今仍然被束缚在自然经济农业生产力之中的人口多达三个美国的中国农民的现代化事业，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至今仍然被束缚在自然经济农业生产力之中的人口多达三个美国的中国农民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一八四0年以来被现代生产力解放了的少数农民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早已过去，但是这个痛苦的时代留下的狭小的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的发达的工商业局部存在、广大乡村的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的自然经济手工农业广泛存在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却依然如故，这种基本国情深刻地表明，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空前成就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仍然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小步，作为中国现代化实质内容的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还只是在狭小的区域内局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规律存在于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当中，而不是存在于半殖民地经济结构下的中国城市当中，更不是存在于哈佛经典、欧美道路当中。半殖民地经济结构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依然如故决定了农户分散经营的自然经济手工农业广泛存在的中国广大乡村无法对中国的城市经济形成足够的购买力，从而决定了中国的城市经济对国际购买力的严重依赖和对以欧美为主体的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并最终决定了在中国的城市中寻求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出路只能是南辕北辙。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正确地认识农村和农民才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爱新觉罗氏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最后的胜利者竟然是原本最为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淘汰了华而不实的领袖陈独秀、李立三、王明之流转而选择了对农村、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认识的领袖毛泽东。三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点燃三十年改革开放熊熊烈火的不是哈佛经典、欧美道路，也不是半殖民地经济结构下的中国城市的自主创新，更不是任何大师的满腹经纶而是被饥饿压迫的中国农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历史必将铭记正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把一八四0年以来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饱经忧患的中国社会推进了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尽管这一天的到来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屡遭失败而姗姗来迟 。三十年后的今天，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仍然是而且只能是来自对中国农村、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刻的正确认识。在确保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把自然经济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国式的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是调动包括农村、农民自身的经济创造力在内的国内外各种经济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十一世纪中国巨大的乡村和数量多达三个美国的庞大的农民群体如何实现现代化？在哈佛经典、欧美道路中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农村、农民现代化发展的根本需要不是政府杯水车薪的以工哺农，也不是制造业工厂的上山下乡、进村入户，更不是梁漱溟式的昆仑山下来的救世主，中国农村、农民现代化发展的根本需要是一种新型的农民地权经营方式，这种新型的农民地权经营方式必须是既可以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又可以把农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中解脱出来并使农民走向以现代农业为火车头的现代经济，这种新型的农民地权经营方式必须是农民地权的均衡、分散、恒久和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高度现代化的统一，这种新型的农民地权经营方式就是农民地权的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经营方式。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自命不凡的所谓先进精英大肆鼓吹中国经济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欧美国家曾经走过的以制造业为火车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珠三角的工业化、城镇化应当复制到全国。在这条无比伟大的以欧美为模式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的震憾人心的鼓舞下，珠三角式的工业化浪潮涌向内陆，各式各样的工业开发区在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遍地开花。据说，这些上山下乡的伟大工业区会把贫穷的农民变成富裕的城里人、还会把落后的乡村变成先进的城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上山下乡的伟大工业区最终会把中国变成比欧美还要牛气三分的国家。然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内地的工业区确实搞了不少，昔日的许多农田和山林变成了钢筋水泥做的厂房，但是内地耕作于垄亩的农夫和劳作于生产线的农民工并没有看到自己可以成为富裕的城里人的任何可能、十三亿中国人里面也没有任何人看得到这条伟大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带给中国社会的超欧赶美的美妙前景，人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业对欧美消费品市场的严重依赖，人们看到的是美元对中国人民的无情愚弄、残酷掠夺，人们看到的是工厂关门、环境污染和高企的资产价格骑虎难下带给人民的深深痛苦。这条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而是对西方十九世纪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不分时空的机械模仿。洋纸先生们在发黄的洋纸堆中翻看到了西方列强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中崛起为世界强国，于是，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一宝贝秘决运用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洋纸先生们一分钟也未曾想过把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城镇化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城镇化的基础不是工业化而是农业现代化，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促进和实现，人口多达3个美国的庞大的中国农民群体中就不可能出现有规模的城镇化，农民即使进了城也无法在城里定居，洋纸先生们生搬硬套的从工业化到城镇化再到现代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教条主义的现代化逻辑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祸国殃民的。任何社会的现代化都会出现一个城镇化的过程，这是人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任何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都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人类的现代化之路蕴含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城镇化发展既不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城镇化发展更不是无须任何产业基础的城镇化发展而是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城镇化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城镇化的根本前提是农业生产效率的巨大提高，这种巨大的提高是指中国农业从延袭了两千多年的自然经济手工农业的生产效率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建立在以工业化为基础上的城镇化和建立在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上的城镇化既具有相同之处又具有不同的特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镇化发展必然会在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是现代大、中城市和相当数量的现代村、镇并存的城镇化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决不应当是脱离中国乡村中的农业现代化主体地位的单脚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不知今夕是何夕，错把他乡当故乡，1840年以来，自命不凡的所谓先进精英都沿袭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来演绎他们的宏图大略：欧美什么东西厉害，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是赶紧模仿欧美的方法同样搞出这么一个厉害的东西。于是乎，在一批又一批从洋纸堆里钻出来的所谓先进精英的鼓噪下，就有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厉害洋务运动就赶紧模仿西方的方法搞坚船利炮，欧美的民主厉害辛亥革命就赶紧模仿西方的方法搞了全套的美仑美奂的民主政治，俄罗斯的革命厉害中国革命的大师王明就要赶紧模仿俄罗斯的革命方法夺蒋介石的权，西方的工业化厉害，中国的经济大师们就要迫不及待地在中国搞出西方那样的普遍的工业化来打造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所谓强国之路。　　

历史无情地嘲笑了自命不凡的所谓先进精英。　　

坚船利炮救了中国没有呢？没有，倒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手拿大刀梭标的农民战士最终打出了中国的独立和尊严，坚船利炮给中国带了些什么呢？如果说坚船利炮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那确实是冤枉，坚船利炮的确给中国带来了不少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实在让人拿不出手，因为坚船利炮除了带来了劳民伤财外还带来了对日战争的丧师失地、丧权辱国。　　

辛亥革命搞出来的美仑美奂的民主政治救了中国没有呢？没有，倒是实实在在地服务于农民土地权利的共产党革命把中国从任人欺凌的屈辱状态下解放出来，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些什么呢？如果说辛亥革命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那也确实是冤枉，辛亥革命的确给中国带来了不少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也实在让人拿不出手，因为辛亥革命除了带来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外还带来了军阀混战和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　　

革命大师王明搞的俄罗斯道路救了中国没有呢？没有，倒是满身农民乡土味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搞的以小搏大的农村革命最终成了大气候，革命大师王明给中国带了些什么东西呢？如果说没有那也同样是冤枉，只不过这些东西同样实在让人拿不出手，因为革命大师王明除了带来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外还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和千千万万农民子弟组成的中国红军队伍的几乎全军覆灭。　　

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说，中国人有一种愚味的心态，以为书上写了的就一定是正确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旧的愚昧在很多人的心里演变成了一种新的愚昧，这种新的愚昧就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问题只要是洋人讲的、哪怕是沾了点洋味的假洋鬼子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就一定是高明得让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事实胜于雄辩，历史已经证明，洋人并不一定就高明、假洋鬼子尤其愚蠢。洋纸先生们貌似忧国忧民，实则沽名钓誉祸国殃民，貌似学问高深，实则大事不懂却偏要人依。哈佛经典、欧美道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着战术意义，然而，在洋纸先生们那里，这些本来只是具有战术意义的东西被奉若神明乃至被用来作为抬高身价、吓唬老百姓的资本，乃至被不恰当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一八四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深刻地表明，一旦这些东西在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中被不恰当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的苦难就会随之到来。洋纸先生们以如丧考妣般的沉重心态对待中体西用，实则滑稽可笑，历史上中体西用之错错在坚持错误的“中体”而不是错在中体西用本身，什么是正确的“中体”？一八四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深刻地揭示，只有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民地权的现代化经营方式才是正确的“中体”，概而言之，只有充分尊重和运用土地规律才是正确的“中体”，一切背离这个“中体”的现代化实践必然以失败告终，一切和这个“中体”相背离的“西用”必然被中国社会的实践所否定，中国社会的中体西用必须而且只能是这个正确的“中体”和一切有益于实现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西用”以及一切有益于在实现中国农民土地权利基础上实现中国农民地权的现代化经营方式的“西用”的结合。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这个正确的“中体”与马克思主义这个“西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体西用成功的典范。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试图在不实现农民土地权利的前提下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其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的存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为土地权利而奋勇拚杀的中国农民，从而决定了被王明大师奉若神明的俄罗斯道路只是一条祸国殃民、祸党殃军的垃圾道路。一八四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深刻地证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每一次挫败都和形式主义地模仿欧美、俄罗斯有密切的关联，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每一次进步都和中华民族在自身现代化道路上的求实创新血脉相联。一八四0年以来，土地规律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顺之者昌者，逆之者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最终碾碎的是各种形式的无视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教条主义和书本主义，最终成就的是从中国社会深处喷礴而出的顺应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实践主义和现实主义。　　

历史的悲伤之处在于洋纸堆里钻出来的怪物们造的孽总是要由可怜的小百姓来买单。　　

六、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规律　　

土地规律使中国社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是和中国社会的土地规律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党革命的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创造力来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土地规律的深入结合，毛泽东执政的年代，毛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来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土地规律的严重背离。在中国社会里，社会主义只有和土地规律深入结合才能产生出强大的生命力。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自身的土地规律和外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资本主义运动交互作用的历史，土地规律要求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地权均衡，马克思主义要求消除土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统的苏式、毛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证实了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是一切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巨大动力。

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成功地把中国社会推入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和毛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刻地表明，土地规律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规律。土地规律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具体地表现为：　　

1、通过土地所有权集体公有和土地使用权农户均衡私有相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重新实现并且永久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地权均衡。　　

2、土地所有权集体公有和土地使用权农户均衡私有相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必须通过不同的实现形式把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引入到中国社会的地权经营方式中，从而先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的以工业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然后在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内陆广大农村地区的“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　　

3、在实现了内陆广大农村地区的“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的基础上把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全面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核心。　　

中华民族要坚决打破由来已久的以是否存在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来判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僵化观念。10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深刻地表明：1、资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市场经济是一切社会、一切国家、一切产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和巨大动力，那种认为现代化建设在消除了资本、商品化劳动力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同样可以获得成功的观念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沉重错误。2、资本、商品化了的劳动力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商品化了的劳动力和市场经济同样是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这个农民土地问题主导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社会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标志不在于是否存在资本、也不在于是否存在商品化了的劳动力，更不在于是否存在市场经济，而在于是否存在消除土地垄断、是否存在在消除土地垄断的同时实现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农民的地权经营方式的现代化。　　

那种认为只要是存在资本、商品化了的劳动力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来已久的错误观念，抱着这样的社会主义观念不放，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只能走向灭亡；那种认为农业不需要资本、劳动力商品、市场经济介入也可以实现现代化的观念是中国社会里或明或暗地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观念，抱着这样的农业现代化观念不放，中国的农业最终只能走向毁灭，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最终只能走向南柯一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怎样生存、怎样发展，决不能取决于历史上哪一个、哪一些曾经的权威思想家、曾经的权威政治家怎样说和说过什么，1840年以来的血与火、饥饿与死亡的中国历史用太多的残酷事实向中国人显示了一条原本平凡但却经常被践踏的真理，这条原本平凡但却屡遭践踏的真理就是：任何权威都必须接受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的检验，任何权威都必须接受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的扬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决不能用灭亡的代价来供奉那些事实上已经被实践否定了的权威的理论尊严。几千年封闭的农耕历史导致中国社会存在着无原则地供奉权威的不良的民族心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脱离社会实践的检验和扬弃无原则地供奉权威，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永远不可能拥有实事求是、求实创新的精神动力，就永远只能走向衰落和灭亡！面对1840年以来惨遭欧美俄日拳打脚踢无情羞辱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没有理由不从血淋淋的事实中猛醒过来：精神世界的盲从者必然是现实世界的落后挨打者，只有精神世界的自我扬弃、求实创新者才是现实世界的强者。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背负着全民族精神世界现代化的神圣历史使命，古老中华要牢记惨痛的历史教训，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精神世界，实现全民族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自强。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年曲折历史的古老民族来说，没有精神世界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领域的现代化。

现代中国由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构成，台湾是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香港和澳门是西方殖民主义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中国大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产物，现代中国的政治构造来自土地规律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上的无所作为终结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生命，蒋介石把中华民国的招牌搬到了台湾，中华民国最终告别了使它在大陆灭亡的整个中国的农民土地问题，辛亥革命追求的资本主义理想最终得以在台湾这个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隅之地逐渐变成现实。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港澳地区，这种统治的前提是无须面对整个中国的农民土地问题，由于这个前提的存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把他们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制度深入地推进到了港澳地区。殖民主义者瓦德西曾经感叹过统治中国的艰难，瓦德西当然意识不到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他看到的只是源自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种种灾难性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环顾全球和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有勇气和能力面对1840年以后的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创造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从而把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推向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人们不应当忘记，马克思主义是在各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充分表演并以失败告终后才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肩负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核心是土地规律的客观要求。

中国社会的新型现代化战略始终坚持消除土地垄断，因而在这个战略下进行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新型现代化战略在消除土地垄断的同时坚持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地权均衡，因而在这个战略下进行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深刻地表明，在中国这个深受土地规律支配的社会里，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解决1840年以后的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把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推向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国社会通过资本主义的途径实现现代化，因而也就不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中国。

土地规律赋予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中华民族同样会面临着许多艰难险阻，勇敢坚定地探索和运用本民族自身的现代化规律是中华民族战胜现代化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精神世界里的僵化和不思进取曾经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仍然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教条主义的威胁，一个是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观点教条化，无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言必称哈佛经典、欧美道路，另一个是把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领袖言论神圣化，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言必称某某领袖说过如何如何、某某现实不符合某某领袖说过的某某观点。教条主义的祸害在于拒绝在实践中扬弃权威，拒绝在实践中实事求是、求实创新，惯于拉大旗作虎皮，从而蛊惑人心、骗取权力、祸国殃民。

中华民族必须反对只在书本上学习权威的东西，中华民族必须学会在实践中检验、运用和发展一切权威的正确的一面，必须学会在实践中检验和抛弃一切权威的错误的一面，必须学会在实践中求实创新，必须学会在实践中没有权威也能创造。这是1840年以来的血淋淋的中国历史给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带来的深刻的历史经验。                   

 七、土地规律和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　　

地权经营方式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现实基础，有什么样的地权经营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文化，时代对政治、文化的要求和选择取决于时代对地权经营方式的要求和选择。土地规律的这一内容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深刻的演绎。地权的氏族公有公营形成的是贤人政治和血缘文化，地权的贵族垄断和奴役经营形成的是宗法分封政治和神秘主义文化，地主阶级垄断地权出租经营形成的是郡县制基础上的皇权专制政治和儒家的礼教文化。地权的人民公社制度形成的是毛式个人权威政治和毛式个人崇拜文化。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采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权经营方式形成的是政党权威政治和实用主义文化。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采取的地权企业化经营方式最终形成的是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下的贤能政党一党独大的民主政治与和而有为的民族文化。

（一）  地权氏族公有公营形成的贤人政治和血缘文化　　

三皇五帝时代宛如几千年来回荡在中国人心中的一首既遥远又亲近、既飘渺又真切的田园牧歌，人们把和平与安详、亲情与德行赋予了那些谁也说不清年代的岁月，在那个美妙的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华夏先民不分你我、有田同耕，炎黄子孙不分贵贱、唯德是尊。三皇五帝以其卓越的德行和贤能流传后世。

地权氏族公有公营，人们没有私有的意识，谁也不曾想过要圈住一块土地，对人宣称，这块地是我的，没有了私人利益，也就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人们各尽所能，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寻求生存和繁衍，那些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教会了人们渔猎、耕种的先行者被人们称为贤能的圣人，受到人们的虔诚的敬仰，圣人以其崇高的德行引领着整个氏族渔猎耕种，引领着华夏先民走出群婚的蛮荒、走向家庭的摇篮、走向亲情的萌芽．．．．．．。

无私的土地、无私的贤人、人类的家庭、人类的亲情，这就是华夏文明从源头走来的独特景观。透过这一幕幕独特的景观，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华夏文明从源头走来的独特逻辑，这个独特的逻辑就是：无私的土地诞生了无私的贤人，无私的贤人开创了人类的家庭，人类的家庭启蒙了人类的亲情。透过这个独特的逻辑，人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无私的土地是华夏文明的起点。无私的土地是什么？地权的氏族公有公营。

正是地权的氏族公有公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私的贤人、人类的家庭、人类的亲情开创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史。近代欧洲的哲人们在不断觉醒壮大的人性力量的驱动下深入地反思人类的原始状态，但是他们探寻到的人类的原始状态实际上只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的自然状态，近代欧洲哲人眼中的人类原始状态与华夏民族由地权氏族公有公营、无私的贤人、人类家庭、人类亲情构成的文明原始状态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揭示的实际上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的原始状态，后者紧紧围绕着人类生存的物资需要和精神需求展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氏族的和谐生存状态。华夏先民在氏族公有公营的土地上实践自己的物资需要，在家庭和亲情中实践自己的精神需求，贤人的引领促进了华夏先民的无私地劳作，促进了人类的家庭和亲情的诞生。在华夏民族的文明原始状态中，无私的土地、无私的贤人、人类的家庭、人类的亲情，犹如四条大柱，支撑着一个大大的“和”字。“和”的精神是华夏族先民追求的人与人共同生存、相互生存的境界。当华夏先民开始意识到人可以通过自我管理获得更良好的生存、发展并开始实践人类的自我管理时，欧洲人的绝大多数祖先仍然在丛林中过着野兽般的少有人性的生活，而且这种野兽般的少有人性的生活还要持续很多个世纪。

（二）地权的贵族垄断、奴役经营形成的宗法分封政治和神秘主义文化　　

随着华夏先民利用土地创造生活资料的能力的提高，氏族有了剩余产品，积年累月下来，越来越剩余的产品诱发了氏族管事者的新鲜念头：能不能从剩余产品中圈出一块专门归自已和家人食用？当第一个氏族管事者面对氏族剩余的谷物产生这个史无前例的新鲜念头时，私有的观念和私有的行为就来到了人间，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料的土地成为了私有的对象，这种最早的私有行为的实质是强势家族对剩余产品和生产剩余产品的土地的占有，中国社会最早的私有采取了家族私有的形式，私有行为的盛行和私有财产的增多促进整个社会的地权经营方式迅速由氏族的公有公营转变为强势家族垄断地权并奴役他人经营地权，被奴役者既有作为为强势家族私有财产的奴隶，也有井田制下负有无偿耕作公田义务的自由民（井田制下自由民对其私田只有以均衡分配形式获得的不可转让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井田制下王室家族享有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强势家族为了确保对他人的奴役和对其他大大小小的私有者的统治，一方面采取宗法分封的办法建立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假借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恐惧大力推行精神上的神秘主义。在国家的框架下，强势家族成为世代享有统治特权的王室贵族和经王族赏赐形成的异姓贵族。地权的贵族垄断和奴役经营催生了宗法分封政治和神秘主义文化。

（三）地主阶级垄断地权出租经营形成的郡县制　　

基础上的皇权专制政治和封建礼教文化　　

地权的贵族垄断和奴役经营是中国历史上最野蛮的地权经营方式，在这种最野蛮的地权经营方式的基础上，为了保持对弱势者的压制和奴役，强势家族一方面通过全面的多层次的宗法分封运用家族的力量操纵整个国家的各个层次的暴力机构，另一方面通过无所不在的神秘仪式运用鬼神的魔力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这种野蛮的地权经营方式及其催生的强势者的家族势力和神秘的鬼神魔力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史上的夏商两代，土地的生产能力受到最野蛮的地权经营方式的压抑，华夏先民崇尚和谐生存的人性在夏商两代强权家族和神秘鬼神的野蛮压制中顽强地延续着，到了周代，土地生产效率长期低下造成的社会物资匮乏使地权的贵族垄断和奴役经营有所松动，周公顺应华夏先民人性复苏的潮流，用礼乐来调和贵族对国家和人民的统治，对于在夏商两代主宰人世的鬼神，周人用敬而远之的心态的来对待，华夏先民开始走出神秘主义文化。到了周代的后期，社会对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迫切需求不断地冲击着地权的贵族垄断和奴役经营，商鞅废除了井田制，确认了土地的私有权和土地的自由买卖，越来越多的贵族开始将垄断的土地出租给自由民甚至昔日的家族奴隶经营，伴随着地权经营方式的深刻变革，在文化上，华夏先民开始自觉地张扬三皇五帝时代的生存的和谐，并使这种生存的和谐逐步地发展成为具有完备的精神体系的封建礼教，在政治上，地权的出租为全面的多层次的宗法分封政治让位给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皇权专制政治创造了条件。封建礼教的实质是为获得地权出租、受租自由的地主、农民和获得权力授、受自由的君臣制定和谐共处的精神法则,为从奴役制地权制度和神秘主义文化下挣脱出来的华夏族先民的家庭制定伦理法则，为在土地出租经营、郡县制专制皇权下生存发展的华夏先民制定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郡县制的实质是社会上最强势的家族——皇室把其垄断的国家权力委托给宗亲之外的贤能之士用来为皇室打理天下。

从13世纪到18世纪，随着地权的封建庄园经营方式转向地权的工业化，欧洲经历了500百年的人性复兴，经历了500年为个性的自由、平等而战斗的政治革命，从而最终确立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坚实基础；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随着地权的贵族垄断和奴役经营转向地权的地主垄断和出租经营，中国社会经历了800年的人性复苏，经历了800年从神秘主义文化走向礼教文化、从宗法分封政治走向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皇权专制政治的转型，从而最终在地权经营方式上、政治上、文化上确立了华夏文明领先世界2000年的牢固基础。

（四）地权的人民公社制度形成的毛式　　

个人权威政治和毛式个人崇拜文化　　

地权的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就是地权的公有公营，三皇五帝时代，氏族地权的公有公营催生了贤人政治和血缘文化，20世纪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的地权公有公营催生的是毛式社会主义的个人权威政治和毛式社会主义的个人崇拜文化。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的政治领袖，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以其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头脑亲身体验了1840年以来地权严重不公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巨大痛苦，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深藏着一个大同世界的梦想，这样的梦想，孙中山也有，但是，毛泽东与孙中山不同，毛泽东是站在中国农民的立场上来追求这个大同世界的梦想，他要怀着一个被1840年以来的地权严重不公所折磨的中国农民的切肤之痛来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领导农民造反成了毛泽东必然要做的事，孙中山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1840年以来的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大同世界的梦想，因此孙中山念念不忘要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1840年以来的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他的大同世界的梦想，中国历代的农民造反领袖都深深地痛恨地权的不公，都要用造反的方式来实现地权的公正，但是，毛泽东与中国历代的农民造反领袖都不同，毛泽东是要找到一种新的土地制度一劳永逸地实现农民地权的永久公正，因此毛泽东在他自身的必然性和苏联模式的驱动下走上了人民公社的道路，中国历代的造反领袖包括近代的洪秀全在内实际上都是要通过封建的土地制度本身来解决地权的不公，因此都不可避免地重蹈王朝轮回的覆辙。在毛泽东的历史记忆中，上至尧舜时代的古风，下至张鲁五斗米道的义舍，无不栩栩如生、馨人心脾,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上古时代的公道和淳厚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重现，人民公社承载了毛泽东心中田园牧歌式的上古遗风。当原始时代公有公营的地权制度被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以高度组织化的形式重新实践后，饱受1840年以来社会重压的中国农民看到了久违数千年的农村均富、城市均富，看到了久违数千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淳厚仁政，面对这数千年间未曾出现过的社会奇观，20世纪的中国农民和农民出身的中国人把人间最美好的道德赞词给予了农民出身的红太阳毛泽东，尽管中国农民的的内心深处承受着均富的城市对均富的农村的巨大剥削，尽管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时不时地闪现出对贫穷的忧伤。

在20世纪的中国农民和农民出身的中国人的心中，毛泽东的恩威无与伦比、空前绝后，正是这种无与伦比、空前绝后的恩威形成的巨大历史惯性把毛泽东推向了个人集权和被人顶礼膜拜的神坛，正是这种无与伦比、空前绝后的恩威形成了毛式个人权威政治和个人崇拜文化的深厚的社会基础。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在地权经营方式上从而在政治和文化上把数亿农民集中到了毛泽东一个人的权威之下。

地权的人民公社制度及其催生的毛式个人权威政治和毛式个人崇拜文化是远离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类20世纪现代化潮流下发生在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而又必然的社会景观，透过中国社会这个奇特而又必然的社会景观，处在人类20世纪现代化潮流中的世界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贫穷与落后，处在人类20世纪现代化潮流中的中国人在山呼万岁的同时也深深地体验到了贫穷与饥饿的痛苦、落后与封闭的恐慌，地权的人民公社制度可以承载毛泽东心中田园牧歌式的上古遗风，但却无法承载毛泽东肩上的现代化重任，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事物发展规律，地权的人民公社公有公营无法使刚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出来的中国社会对地主阶级垄断土地出租经营的地权经营方式进行辩证的否定，中国社会无法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越过现代化的第一道的门槛。

（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的政党权威政治和实用主义文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充满学术味的概念表达的是以农户分散经营的方式来推行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和土地使用权农民均衡私有相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地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人民公社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和精神束缚，动摇了个人权威政治和个人崇拜文化的现实基础，农民不再在政社合一的公社的大大小小干部的指手划脚下挣工分养家糊口，也无须在生产队的队部一日数遍地诵读毛主席语录，分散的农户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农活，自由地寻求家庭的致富，地权的农户分散经营一方面使农民在自然经济的生产力下获得了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另一方面又需要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来确保自然经济生产力下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和土地使用权农民均衡私有相结合的新型的土地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自然经济下地权的农户分散经营，权威政治是自然经济在政治上的客观要求，这种客观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地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方式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不同于以地权的人民公社经营方式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因此，前一种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权威政治不同于后一种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权威政治。

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农村经济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政治必然是权威政治，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政治必然是不同于个人权威政治的政党权威政治。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中国农民在自然经济的框架下从人身束缚和精神束缚走向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整个中国社会在权威政治的框架下从个人的权威政治走向政党集体的权威政治。

在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框架下地权的农户分散经营方式使农民从而使中国社会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但是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具有十分复杂的文化背景，这个复杂的文化背景就是自1840年以来在文化史上堪称短暂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太多的文化上的盲目否定，积淀了太少的文化上的有价值的肯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获得了精神自由、解放的农民和中国社会厌恶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伴随着现代化物质建设的突飞猛进，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获得了精神自由、解放的农民和中国社会紧紧地追寻一切有实用价值的目标，实用成为了人们行动的指南，因而也就成为了一种不是文化的文化，实用主义文化是由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框架下地权的农户分散经营方式和1840年以来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决定的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阶段必然存在的文化现象。

 （六） 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框架下农民地权的中国式现代式　　

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形成的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　　

则下的贤能政党一党独大的民主政治与和而有为的民族文化

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框架下农民地权的中国式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是中国农业从自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在现代化农业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出能够造福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中国社会的民主政治和中国社会的新型民族文化。

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五种地权经营方式，即：地权氏族公有公营；地权贵族垄断、奴役经营；地权非自耕农地主垄断、出租经营；地权人民公社制度；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农民均衡私有相结合的土地制度，地权经营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质的飞跃，这种质的飞跃体现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就是从贤人政治和血缘文化向宗法分封政治和神秘主义文化飞跃，从宗法分封政治和神秘主义文化向郡县制基础上的皇权专制政治和封建礼教文化飞跃，从郡县制基础上的皇权专制政治和封建礼教文化向毛式个人集权政治和个人崇拜文化飞跃，从毛式个人集权政治和个人崇拜文化向政党权威政治和实用主义文化飞跃，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轨迹有着深刻的内在根据，这个深刻的内在根据就是中国社会的土地规律。脱离中国社会的土地规律来抽象地谈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就是天马行空般随心所欲的主观主义历史观的表现，用这种主观主义的历史观来运作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是十分有害的，其严重的危害性就在于必然导致脱离民生、脱离民族正确发展方向的形式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地权的民有民享、生而平等是土地规律对一八四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土地制度的客观要求，对于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文化主张及其背后的党派力量来说，谁能够满足土地规律的这一客观要求谁就能够最终取得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权，谁对抗土地规律的这一客观要求谁就终究会被人民的力量所埋葬，谁漠视土地规律的这一客观要求而无所作为，谁就终究会被中国社会的发展推向历史舞台的边缘。中国社会的土地规律深藏在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中，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社会总有那么一些人醉心于离开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来鼓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推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这些人以洋纸先生为主要代表，洋纸先生们饱读洋书，但却食洋不化，甚至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不过是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于是一些和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完全脱节甚至背离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狗皮膏药似的文化药方和政治药方便以包打天下的气概纷纷出笼，殊不知在中国这个具有独特历史背景的社会里，任何抛开农民土地问题而推行的文化理论、文化实践、政治理论、政治实践都只有两个结局，这两个结局就是要么徒劳无益、要么祸国殃民，脱离农民土地问题的文化和政治是形式主义的文化和政治，形式主义文化、政治的这两个结局已经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一八四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是一个拒绝照搬照套的形式主义的民族，是一个善于总结自身发展规律的民族，是一个善于在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寻求正确发展方向的民族。一个腐朽衰败的民族是一个不知自身发展规律为何物的民族，是一个人云也云、盲目生存的民族。

从原始社会的贤人政治依次到宗法分封政治、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皇权专制政治、毛式个人集权政治、政党权威政治，这个漫长的政治发展历史显示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中国社会的权威政治如何随着地权经营方式的变革而逐步演进。从贤人政治到宗法分封政治，意味着社会已经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发展到了王室家族对人民的私有私营，从宗法分封政治到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皇权专制政治，意味着社会已经从王室家族对人民的私有私营发展到了皇室家族对人民的私有和皇室家族委托专业的士大夫阶层经营作为其私有财产的人民大众，从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皇权专制政治到毛式个人集权政治，意味着社会已经从皇室家族对人民的私有和委托经营发展到了人民自身不再被强权家族所私有但被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暴力力量的个人所经营的阶段，从毛式集权政治到政党权威政治，意味着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人民自我拥有和同时具备道德力量、暴力力量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政党经营人民的阶段。毛式个人集权政治阶段是中国政治历史的分水岭，从这一阶段上溯到夏商周，中国社会经历了四千年的人民大众被强权家族所私有的漫长时期，在这漫长的四千年间，人民是帝王家族的私有财产，全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帝王家族如何经营作为其私有财产的人民大众的问题，人民大众的政治地位只不过是帝王家族的私有财产，从毛式个人集权政治开始，人民大众的政治地位永远不再是任何家族的私有财产，人民大众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刚刚从四千年的帝王家族私有财产中挣脱出来的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人民大众还不具有自我经营的意识，更不具备自我经营的能力，中国社会不得不凭借毛泽东个人的巨大的道德力量和暴力力量来实现对人民大众的经营，毛式个人集权政治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这个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也不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所能改变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并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受这种对自身形成巨大折磨的个人集权政治。当中国社会进入政党权威政治阶段后，人民大众的自我拥有意识不断增强，然而，广泛存在的自然经济农业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负责任的兼有道德力量、暴力力量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权威政党来解决处在二十一世纪现代化潮流下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少部分人的自我经营能力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但这只是中国社会政治中的一个并无决定意义的局部现象，人民大众的自我经营能力由于自然经济的广泛存在而无法最终形成，这就决定了和自然经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其现代化变革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只能是负责任的兼有道德力量、暴力力量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政党权威政治。

民主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政治概念，中国社会的民主只能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得到正确的解释和定义，对于一个四千年间人民大众被强权家族奴役为私有财产的民族来说，民主的最恰当的定义就是人民大众自我拥有，自我经营。民主在西方社会也同样具有鲜明的西方民族性，这种鲜明的西方民族性集中地表现为民主在西方社会里具有不同于中国社会的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不同于中国社会的独特的民主实现形式。

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式的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作为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战略手段，是实现中国农民自我经营能力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社会政治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式的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是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 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这种新的实现形式所要寻求的经济目的在于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大众从普遍的贫穷中解脱出来并逐步实现最大限度内的社会均富，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的这种新的实现形式在实现了它的经济目的的前提下必然催生出中华民族的民主政治。在中国社会里，对于民主，首要的问题是要明白民主的产生和存在是有社会前提的，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民主在中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社会前提是农民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民主在中国社会里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建立在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基础上的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的实现、巩固和发展。在帝王家天下的时代，农民的地权受到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夺，没有地权保障的农民沦为了帝王的私有财产，作为帝王私有财产的以农民为绝对主体的人民大众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对帝王主宰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表达自己的意志，帝王的政权在暴力中产生，也在暴力中灭亡，帝王和作为其私有财产的人民大众的关系必然要走向占有与反占有、压迫与反压迫的农民战争。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在中国社会之前，农民战争只是弥补封建土地制度下因自耕农的附庸地位而造成的地权周期性两极分化的手段，它并不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从而也不可能改变封建的政治和文化，相反，作为弥补封建土地制度缺陷的手段，它实际上是巩固封建土地制度并通过这种巩固进一步强化立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上的封建政治和文化，这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在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上只能是导致新的封建王朝代替旧的封建王朝，而且新王朝总是在旧王朝覆亡的基础上总结和发展出更具封建精神的封建政治和文化。在中国近代的各种外来的思潮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和中国农民战争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才能结束封建土地制度，只有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才能结束中国历代农民战争最终沦为为一人一姓一家族打天下的宿命，这就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最终彻底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最终实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民主和进步，尽管这种解决和实现已经经历并且仍将经历艰难曲折。民主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不是一种文明传统和基于文明传统而形成的社会发展动力，也不是其它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动力。中国历史上，农民铸犁为剑时，拼死冲杀为的是生存所系的土地权利，士大夫奔走呼号时，奋不顾身为的是万民向往的王道仁政。民主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是一种强大的文明传统和基于这种强大的文明传统而形成的社会发展动力，但如果把自然经济广泛存在下的中国社会的民主也理解成社会发展动力并把它作为社会发展动力来实践，那么，这样的民主只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破坏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正如中华民国在二十世纪初实践的民主。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背景决定了民主是中国社会里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产物而不是中国社会里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动力和源泉。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和建立在人民大众共同富裕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的健康而又生机勃勃的民主政治共同构成未来现代化了的中国社会。　　

人民大众的自我经营意味着人民大众要对由自身构成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并由能够代表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意志的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实现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意志，民主政治不是用拳头和权术说话的政治，民主政治是选贤任能的政治，所谓贤是指能够忠实地代表由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意志所反映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利益，所谓能是指有能力实现由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意志所反映的最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 选贤任能就是由人民大众选择贤能的政党来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来实现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就是人民大众用选票来选举和监督执政党的各级执政的干部，民主政治在未来中国的现代化社会里有独特的实现形式，这个独特的实现形式就是在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下的贤能政党一党独大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这个贤能的民主政党必须要有卓越的自我治理的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这个贤能的民主政党必须能够以积极的开放政策和巨大的向心力广泛吸引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人才投身到它的事业中，这个贤能的民主政党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把自己对中国社会的领导权力建立在人民大众的普遍的自由选举的基础上。民主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同样可以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民主，地权的民有民享、生而平等是中国社会里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基石。普遍的自由选举是现代化了的社会中人民大众表达政治意志、经济意志和文化意志的不可阻挡的必然形式，当然也是现代化了的中国社会中人民大众实现自我经营的必然形式，但中国未来现代化社会里的普遍的自由选举必然不同于西方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下的普遍的自由选举，而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在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下进行的普遍的自由选举，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必然否定主张资本主义地权制度的政党的存在，必然否定主张资本主义地权制度的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存在。地权即政权，这是中国社会几千来国家权力的根本规律，地权的帝王所有就是政权的帝王专制，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地权的资本垄断就是政权的资产阶级垄断，在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巩固、发展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就是政权的人民民主的基石，地权归谁所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绝非无足轻重而是至关重要，从欧美批发来的人权、平等、自由非常漂亮也很动听，然而让人细细想来，却不过是骗人的道具，对于中国人来讲，唯有地权的民有民享、生而平等才是切实的人权和平等，才是切实的自由的基础，欧美的人权、平等、自由在欧美的土地上确实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充分的现实依据，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些从欧美批发来的洋货背后历来就隐藏着的商业资本对农民地权的无尽贪婪和凶残本性一旦释放出来必然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无法承受的重创，丧失了地权保障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既不可能把这些洋货吃进肚里充饥更没有兴致把这些洋货挂在嘴边装脸面。地权的人民大众平等所有是共产党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依据，也是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中农民地权资本特殊性的直接依据。地权的民有民享、生而平等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农民的梦想，“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三岁贯汝，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汝，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在垄断地权的王公贵族的凶狠压榨中，田野间、茅屋里，农夫的哀鸣，阵阵传来，这交织着痛苦挣扎和虔诚期待的哀鸣之声数千年来久久地徘徊在中国农民的心中，中国农民盼望着地权民有民享，盼望着生而地权平等，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望穿秋水数千年，看惯了好汉们打着为芸芸众生适彼乐土的旗号却总是迫不及待做起了家天下的帝王，最终总算在二十世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真正地率领自己为实现地权民有民享、地权生而平等的梦想而勇敢拚杀、努力奋斗，数千年的梦想，从此有了现实的依托。什么是中国农民期盼了数千年的乐土？什么是中国农民心头魂牵梦绕了数千年的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用八十多年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给出了脚踏实地的回答，这个脚踏实地的回答就是，中国农民的千年乐土和大同世界就是建立在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基础上的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就是建立在人民大众共同富裕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的人民民主，就是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和中国社会的人民民主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地权的民有民享、生而平等，就是在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基础上追求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就是在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基础上追求中国社会的人民民主，就是在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和中国社会的人民民主的基础上追求现代化的千年乐土和大同世界。 农民的地权资本之所以不承担亏损和负债关键就在于农民的地权资本承担亏损和负债会最终导致中国乡村土地的农民大众所有转变为中国乡村土地的资本垄断，从而动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根本的基础，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八十多年来为实现中国农民的千年梦想而进行的无数努力和奋斗付之东流。选举权是政治权利，是地权在政治上的反映，未来现代化了的中国社会里普遍的自由选举是农民大众用选票捍卫自身地权的民主方式，是农民大众用选票捍卫共产党革命最大成果的民主方式。商业资本的手能不能伸向乡村地权？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里的资本工具性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界线所在，也是中国社会里资本的积极作用和破坏作用的界线所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坚持资本的工具性，即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坚持在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本以及与资本伴生的市场经济和劳动力商品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巨大作用，社会主义中国决不应当允许商业资本的手伸向乡村地权，中国社会里的资本工具性不是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手握有乡村地权必然伴随着农民的手失去地权，必然伴随着土地的权益向商业资本集中，土地权益向商业资本集中却并不意味着土地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向商业资本集中，恰恰相反，在土地权益向商业资本集中的过程中，土地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将会逐步丧失，商业资本由此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作用将会彻底地摧毁资本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里，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的意愿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原本维系在农民地权上的巨大的社会责任，唯有建立在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基础上的中国持色的地权资本才是对农民地权的现代化发展，才是对维系在农民地权上的巨大的社会责任的最好的和最有力的承担，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十九世纪的欧美社会的直接区别，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不能重走十九世纪欧美道路的直接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的缔造者，中国农民是坚持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的追随者，在未来现代化了的中国社会里，作为中国社会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缔造者的中国共产党不放弃地权民有民享、生而平等的旗帜和努力奋斗的精神，不听信本本主义的瞎起哄而坚持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失去中国社会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未来中国现代化社会里一党独大的贤能的民主政党的社会根源，由于这个社会根源的存在，未来现代化了的中国社会里的普遍的自由选举主要不是选举政党而很可能是人民大众用选票选举和监督共产党的各级执政的干部。三个代表致力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治理，致力于使中国共产党忠实地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致力于使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实现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三个代表的实质是致力于中国共产党的贤能建设，这样的政党建设思想既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权威政党改造中国广泛存在的自然经济状态的精神武器，又是具有远大目光的面向未来中国新型地权经营方式基础上的现代化社会政治领导权的光辉思想，一党独大的民主政治在东方世界的现代化国家里并不鲜见，如日本和新加坡的民主政治都是一党独大的民主政治，但未来中国的现代化社会里的一党独大的民主政治是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下的一党独大的民主政治。

从原始社会的血缘文化依次到神秘主义文化、礼教文化、毛式个人崇拜文化、实用主义文化，这个漫长的文化发展历史显示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中国社会的以和的精神为核心的高度世俗化的现实主义文化如何随着地权经营方式的变革而逐步演进。从血缘文化到神秘主义文化，意味着社会已经从以血缘和血缘化道德崇拜为纽带的世俗和谐文化发展到了以神秘化的强权和血缘为双重纽带的世俗和谐文化，从神秘主义文化发展到礼教文化，意味着社会已经从以神秘化的强权和血缘为双重纽带的世俗和谐文化发展到了以宗法伦理和王权专制为双重纽带的世俗和谐文化，从礼教文化发展到毛式个人崇拜文化，意味着社会已经从以宗法伦理和王权专制为双重纽带的世俗和谐文化发展到了个人权威主导下的渗透着伦理传统的世俗和谐文化，从毛式个人崇拜文化发展到实用主义文化，意味着社会已经从个人权威主导下的世俗和谐文化发展到了政党权威主导下的渗透着实用主义的世俗竞争文化。政党权威主导下的渗透着实用主义的世俗竞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上溯到原始社会的血缘文化，中国文化在自然经济的牢笼中长期陷入和而少为的状态，随着农民地权的中国式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的实现和建立在这一新型地权经营方式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实现，政党权威主导下的渗透着实用主义的世俗竞争文化必然要转向富有创造力的和而有为的民族文化。
     和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以宗法制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世俗和谐文化，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化是以血缘和血缘化道德崇拜为纽带的世俗和谐文化，中国夏商时代的文化是以神秘化的强权和血缘为双重纽带的世俗和谐文化，肇始于周代的封建文化是以宗法伦理和王权专制为双重纽带的世俗和谐文化，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是个人权威主导下的渗透着伦理统的世俗和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的精神随着地权经营方式的变革而变革，中国社会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和的精神虽然有不同的内涵，但却存在和而少为的共同特征，这种和而少为的共同特征集中地表现为对改造自身农业自然经济基础缺少作为。郑和七下西洋，其航海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胜于此后不久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然而前者是向世界宣示中国宗法制农业自然经济的自豪与骄傲，后者是面向广阔的世界寻找摆脱自然经济的出路，前者代表人类历史的过去，是人类历史上夕阳西下的自然经济的回光返照，后者代表人类历史的未来，是人类历史上旭日初升的市场经济的初露锋芒，反映在文化上，郑和背后的大明王朝一步一步地走上了 “存天理，灭人欲” 这样一条彻底禁锢个人创造活力、彻底维护宗法制农业自然经济的绝路，麦哲伦背后的西方世界正在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里纵情地展现人类自身的伟大创造力、正在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撞击着西欧大地的自然经济。
     和的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创造，它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体现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和谐生存的文明境界，礼教文化在宗法制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士农工商长幼尊卑之间相互依存的和谐生存境界，这种和谐生存的境界在今天的人们用现代化的眼光看来存在种种不足、甚至存在种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然而，这种和谐生存的境界是人类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生存境界，它的文明程度既要高过西方愚昧的中世纪，也要高过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所谓古希腊罗马文明，更要高过日耳曼人在丛林中的茹毛饮血。古希腊罗马文明由于开创了自由民主和个性发展的文化意识而备受推崇，然而，这种文明在人类古代史上却是一种使人感到痛苦甚至恐怖的文明，这种落后的古代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一方面是通过奴役多数的奴隶来支撑少数自由民和贵族的政治活动和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在自由民和贵族内部又充斥着无休止的血腥争斗，在这种落后的古代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民主政治中，奴隶被赤裸裸地奴役，自由民和贵族随时都有可能被血腥的争斗夺去生命和自由，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使自由民和贵族并无幸福可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文化史上的三个巨人，然而，一个在民主政治的争斗中丧命，一个险些被沦为奴隶，剩下的一个因害怕在雅典死于非命而客死他乡。古希腊罗马文明开创了自由民主和个性发展的文化意识，但古希腊罗马的现实政治决不是值得人类自豪的民主政治。古希腊时代的世界东方，一个名叫管仲的伟大政治家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出了“仓廪实而民知礼节”的呼声，这个穿越时空2000多年的洪钟大吕的铿锵之声带给了中国人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这个极其重要的启示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只有实现了人民的普遍富裕才能出现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民主，民主的“礼节”在于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精神，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精神只有在人民大众普遍富裕的基础上才能和中国社会产生良好的共鸣，辛亥革命搞的三民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败就败在这个三民主义试图用民主来解决民生问题，三民主义在中国的表演充分地显示出民主解决不了民生问题、尤其解决不了作为民生问题核心的中国农民的地权问题，事实上，得不到民生支持的民主苍白无力、摇摇欲坠，民主的“礼节”总是被人粗暴地践踏，袁世凯甚至把它拿来作为称帝的工具，袁世凯打在三民主义脸上的这一记响亮的耳光明明白白地告诉中国人在中国社会里民主只能是民生的产物而不是倒过来的民生是民主的产物。中国需要民主，但中国并不需要建立在贫穷之上的民主，贫穷的土壤中不可能生长出健康的民主之花。
     和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和的精神以处在特定伦理关系中的人为载体，以天人合一的意念为宇宙观，马克思主义文化以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为载体，以人与自然的相互发展为宇宙观，二者在对人、在对人和自然的基本观念上异曲同工，殊路同归，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扎根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
     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和谐生存的文明境界建立在永久不变的宗法制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是对人类世界的现代化潮流的反动，必然会导致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和谐生存的文明境界被现代化潮流下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文明要求所扬弃，所谓扬弃，就是既有继承、抛弃，更有创新，关于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和谐生存的文明境界，我们所要继承的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生存的文明境界的不懈追求的精神，我们所要抛弃的是文化传统中缠住宗法制自然经济不放的丑陋方面，我们所要创新的是把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和谐生存的文明境界发展成为对自身的经济基础建设始终拥有强大的生产力活力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和谐生存的文明境界，体现在文化上，这种创新就是把中华民族和而少为的传统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千秋万代的和而有为的新型文化，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是实现这种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传统文化中的丑陋方面尽管会对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但却无法阻挡农民地权经营方式朝着农民地权的中国式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前进。　　

土地规律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存在着自身的规律，决定了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所走过的道路不是西方的政治、文化道路，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有别于西方化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和文化。　　

                          八、土地规律和当前的中国社会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经济形势可以集中地概括为：盲目膨胀的地权工业化在刺激生产要素供不应求的同时挑战人们对工业品的现有消费能力的极限，刺激生产要素供不应求导致了生产要素价格的迅猛增长和以生产要素价格迅猛增长为强劲动力的通货膨胀，挑战人们对工业品的现有消费能力的极限导致了人们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的崩溃，人们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的崩溃迅速地造成了工业化的巨大过剩和被严重供不应求逐波推高的资产价格、商品价格失去支撑，在工业化的巨大过剩和高物价的顿失支撑中，巨额的资本顷刻之间成为不良资产、庞大的货币资金因难以在流通中产生增量货币而被不断地从流通状态挤向闭置状态、大量的劳动力由于企业接不到订单而失业，企业的高价买入杀跌卖出犹如播下龙种收获跳蚤。造成这种经济形势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规模庞大的中国地权工业化在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上无法得到上游生产要素供给和下游消费者购买力的有效支持。造成这种经济形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所采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形式无法推动中国广袤乡村的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从而导致巨大乡村的自然经济农业包围狭小城镇的现代工商业的半殖民经济结构依然如故，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处于脱离乡村农业现代化支撑的片面工业化的瘸腿状态。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里的衰退问题而是根本性的战略缺陷问题，这个根本性的战略缺陷集中地表现在脱离乡村农业现代化支撑的片面的工业化。中国广袤乡村的现代化只能是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而且这种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必须广泛深入地推进到农业的生产环节， 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这一主要特征的认识不清甚至导致了近年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走上了试图以制造业立国、以地权工业化立国的道路。　　

土地规律决定了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内陆广大农村地区的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然而，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并没有把实现内陆广大农村地区的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作为主要任务，而是继续把现代化建设的重心放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只不过是这种继续包括了一个新的内容即所谓的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把原先云集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内陆地区，只不过是这种继续现在在工业品消费急剧崩盘的情况下匆忙地祭起了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这种状况必然会引起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获得了巨大的现代化成就，然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使当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任何进展，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现代资本和现代劳动力商品无孔不入地进入了许许多多的经济领域但却无法进入落后于时代两千多年的最需要现代化改造的农业领域，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广大内陆农村地区锄头铁犁老黄牛当家作主的封建时代的农业生产力水平长期得不到现代化改造，那么这种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日积月累必然会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今天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城乡分裂、资本过剩、产能过剩、人民失业、财富积累受制于美元、强劲上涨的生产资料价格和生活资料价格在工业品消费崩盘的打击下顿失支撑等诸多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的表象后面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个深刻的社会根源就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没有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社会的土地制度的创新。　　

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是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所采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累积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还是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所采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社会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实现了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土地、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动动力的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限制在了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把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的农业限制在了锄头铁犁老黄牛当家作主的极其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三十年改革开放累积诸多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的由来。　　

从毛泽东的矛盾论的角度来看，广大内陆农村地区的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和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的现代经济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根本的经济矛盾，也是当前中国的最根本的社会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广大内陆农村地区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及其现代化改造所要求的贤能政党的权威政治和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地区先进的现代经济所要求的民主政治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土地制度的创新。　　

能够适应时代对地权均衡和地权经营方式效率最优化需要的土地制度是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土地规律的这一根本内容要求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以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邓小平的求实创新精神在中国社会自己的土地上寻找能够适应时代对地权均衡和地权经营方式效率最优化需要的土地制度，三十年前，饥饿的中国农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十年后，在现代化征程中、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中彷徨前行的中国社会必须深刻地反省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并通过这种对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深刻反省寻找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言必称欧美是有害的，言必称马恩列斯毛也未必有益，毛泽东、中国农民、邓小平，这些人没有假洋鬼子的洋气也没有王明那样的布尔什维克的正宗，然而，自一八四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正是由这些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走自己的路的人创造的。土地制度创新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所谓创新，就既不是回到旧的土地制度中也不是回到已有的某种土地制度中，而是在吸收各种土地制度长处的同时结合现代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创造出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新型的土地制度。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下取得的，两权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及其所采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形式吸取了人民公社土地制度的土地所有权集体公有和消除土地垄断的长处、克服了人民公社消灭农民土地权利和禁锢农民人身自由、禁锢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弱点，从而为中国社会三十年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理性自觉的阶段，所谓理性自觉，就是要理性地总结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理性地总结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规律，把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规律自觉地运用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中，理性自觉阶段的土地制度的创新就是在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的前提下寻找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这种新的实现形式不管是什么，都必须是既要有所坚持又要有所吸收更要有所创造，它所要牢牢地坚持的是消除土地垄断的原则，实行土地所有权集体公有和土地使用权农民均衡私有相结合的原则，它所要大胆吸收的是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市场经济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它所要独特创造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权资本。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战略必须清醒地建立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之上，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征程的中国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什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主要任务？什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途什么？　　

土地规律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是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农民均衡私有的土地制度，是这种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正确的实现形式。　　

土地规律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正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所处的不同的阶段、是正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的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的正确的实现形式。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分为后发突进阶段和理性自觉两个阶段。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后发突进阶段，中国农民和邓小平创造了伟大的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和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的正确的实现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完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第一阶段的根本任务，这一根本任务的完成使实施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的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顺利地成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三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这一主要任务的完成，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理性自觉阶段。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理性自觉阶段，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在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的前提下寻找到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的新的正确的实现形式，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确立了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的新的正确实现形式的前提下实施对广大内陆农村地区的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把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全面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种对广大内陆农村地区实施的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而且只能是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改造和谨慎的有节制的有选择的地权工业化改造，中国社会的未来不在于世界工厂而在于世界粮仓。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第二阶段，随着根本任务的完成和主要任务的实施，中心城市将被逐渐地改造成中国经济的服务中心和现代化高端产业的研发基地、生产基地，沿海开放地区将被逐渐地改造成中国对外贸易的集散地和现代化高端产业的研发基地、生产基地。

土地规律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途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不可能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的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及其新的正确的实现形式为根本动力，以高效率、低能耗的现代化农业作为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必不可缺的物质基础，以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作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土壤，以和而有为的文化作为全民族的精神家园。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最终必将顺应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走上理性自觉的道路，然而在当前，控制盲目扩大的工业化、在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的正确实现形式上取得突破并在这种突破的基础上把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广泛深入地推向内陆农村地区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战略目标，如果对此战略目标缺乏必要的意识和充分的重视，那么中国社会就极有可能在越来越盲目的工业化道路上走向经济崩溃和由此引起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军事是政治的延续，经济在某些情况下也未必不是如此。　　

美国出现的金融破产和信用破产实际上打击的是中国的美元资产和中国的规模庞大的地权工业化，近年来中国社会在高歌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中迅速积累的巨额的外汇储备不断地受到美国人操纵的美元币值的威胁、打压，不断地被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诱出国门投向西方人最擅长的虚拟经济领域，从而使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陷入了有可能被洋人围而歼之的险恶处境。中国美元的大量涌入美国实际上造成了中国人借钱乃至出钱给美国人消费的局面。 中国社会数十年改革开放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究竟应该投向何方？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严格地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而不是从哈佛经典、欧美道路出发尤其不是从假洋鬼子贩卖来的二手哈佛经典和二手欧美道路出发，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社会数十年改革开放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的正确投向决不应该是盲目扩大的工业化更不应该是走出国门去和洋人做叫化子与龙王比宝似的虚拟经济的竞争而是对中国社会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内陆农村地区进行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改造，用两权结合的土地制度的新的正确的实现形式打开现代资本和现代劳动力通向中国广大内陆农村地区的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之门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土地规律对中国社会二十一世纪发展道路的不可抗拒的选择，反映在国家的投资战略上就是执政者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无效的投资、什么是有害的投资、什么才是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有效的投资，中国国内的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只有在服务于实体经济中的有效投资时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动力，否则只会以自我毁灭的形式对实体经济的错误发展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什么才是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最大最主要的有效投资项目？是对中国广大内陆农村地区进行的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投资。中国社会必须十分珍惜数十年改革开放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因为这笔自一八四0年以来一百多年里饱经磨难的中国社会梦寐以求、来之不易的巨大财富是中华民族最终实现广大内陆农村地区的现代化的本钱，是中华民族最终实现全面现代化、最终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本钱，如果滥用了这一本钱，如果这一本钱被一八四0年以来欺人太甚的洋人巧取豪夺，那么，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将何以上对先烈、下对后代？以历史的深邃眼光来看待复杂的现实和远大的未来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应有的风度，一切只以眼前论现在、只以钞票论货币的思维方式都是荒谬的和有害的。试图依靠美国人的消费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全面现代化只是一个荒谬的梦，美国人可能选择通过其实体经济的增长来解决其负债严重过度的问题，然而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要达到能够真正解决其负债严重过度问题的程度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必然要举借新债和增发美元来维持其负债累累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生存和基本运作，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的正确的应对之策应当而且必须是通过国内的农业现代化运动盘活、整合三十年改革开放累积起来的巨大的存量资产，中国巨额的美元资产也只有通过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运动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全，延缓或抑制美元贬值、美国需求下降的真正有效的办法只能是通过中国农业现代化运动引起的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来购买美国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中国农业现代化运动引起的中国有效需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低起点的自然经济手工农业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需求的现代农业技术、现代农业服务、现代农业人才和现代农业装备，另一个是低水平的中国工商业、服务业在农业现代化运动的整合下升级换代所需求的现代工商业、服务业的技术、装备、人才。美元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巨大的切身利益的问题，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美国民众和美国企业日益恶化的负资产现象事实上隐含了美元崩盘的可能性，从一个较短的时期来看，巨大的货币流通风险导致的中、日美元的严重的流动困难加剧了美国市场上由于负债过度、信用破产造成的美元的稀缺性从而托住美元难以下跌甚至不跌反涨。美国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是由于消费过度造成的负债和负资产日益膨胀的经济危机，美国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产能严重过剩的经济危机，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导致了经济的严重衰退和人民的大量失业，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导致的负债和负资产要远远大于前者导致的负债和负资产，因此美国克服2008年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其克服1929年经济危机的难度，在美国和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排除会出现美元和美国经济均走向崩溃的险境，如果这样的险境浮出水面，美国政府必定会放弃用实体经济增长的办法解决负债和负资产严重过度的问题转而在收购坏帐后铤而走险地对其民众和企业实行巨额的债务豁免并且无节制地增发货币，即不惜以美元崩盘为代价把美国经济从濒临崩溃的险境推向复苏，要避免美国政府如此铤而走险，中国真正有效的应对之策也在于通过中国农业现代化运动引起的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来购买美国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中国出口贸易迄今犹存的巨大的下行空间、美元崩盘的巨大威胁、工业化的片面扩张和盲目冲动、 国内巨大乡村落后的农业和局部城镇、沿海开放地区发达的工商业并存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的四个巨大的风险敞口，其中后两者是中国经济根本性的风险敞口，要对冲中国经济如此巨大的四个风险敞口，依赖哈佛经典、欧美道路只会越搞越死，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强有力的增长必须而且只能是来自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运动，在这新一轮强有力的经济增长中，中国社会必将告别三十年改革开放中普遍存在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和劳动力密集、严重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以高效率的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农业为主开发中国巨大的乡村和以普遍的地权工业化方式开发中国巨大的乡村在增长方式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相对于后者的低能耗、低污染和高效率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用以及可持续繁荣的巨大国内市场。可持续繁荣的巨大国内市场是二十一世中国经济摆脱困境走向长治久安、走向全面代化的保证，凯恩斯主义并不能给中国创造可持续繁荣的巨大国内市场，中国土地上巨大乡村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小面积的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的现代经济并存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的局面是凯恩斯主义的死胡同，凯恩思主义产生于1900年前后高度工业化的西方世界的需求不足而不是产生于巨大乡村农业自然经济与小面积现代经济并存的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会使公共投资拉动的能源、资源、基础建设等上游行业的涨价把更高的生产成本传导给消费品工业等下游行业，从而进一步打击消费品工业等下游行业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把消费品工业等下游行业推向亏损和现金断流的深渊，在中国这个巨大乡村自然经济农业包围小面积城镇现代工商业的经济环境里，上游行业的增长只能带动相当少部分的闲置劳动力的就业，上游行业通过就业带动的下游行业的需求增长的规模远不及上游行业通过涨价造成的下游行业的需求减少的规模，随着巨额的公共投资项目的完工，上游产业自身立刻会重新成为产能过剩的行业，美国经济衰退的时间很有可能要长过中国绝大多数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许多。必须坚决避免凯恩斯主义在扩大内需、扩大就业的空泛口号下给中国经济制造没有效率乃至降低效率的量的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的放矢，这个“的”就是促进中国经济的效率而不是扩大中国工业的本已存在严重过剩的产能，离开了效率的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释放出来的巨额货币就只能在巨大的货币沉淀性风险中沦为财富分配的工具而不可能成为创造财富的工具，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释放出来的货币本质上是一种虚拟的购买力，这种货币作为购买力的虚拟性集中地表现为在这种货币不能促进社会生产效率足够增长的情况下这种货币最终会大量地沉淀在公共工程、存货乃至商家的钱柜中从而难以甚至无法再流动和再流通。沉淀于公共工程中的这种货币可以来自公共投资，沉淀于存货中的这种货币可以来自公共投资拉动的能源、资源涨价形成的存货成本上升引起的存货滞销，沉淀于商家钱柜中的这种货币可以来自国家免费发放的消费券之类的消费资金，也可以来自公共工程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中央政府在关注全社会货币的流通风险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财政、信贷所释放的货币的沉淀性风险，所谓全社会货币的流通风险就是经济衰退导致货币在投资中总是亏损、导致越来越难以赚到的货币在消费中总是买到高价，所谓财政、信贷释放的货币的沉淀性风险就是这些货币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效率的足够增长从而大量沉淀在公共工程、存货以及商家的钱柜中，这种货币的这种沉淀实质上是社会财富从银行、财政向公共工程、滞销存货和少数商家钱柜的再转移和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再创造。全社会货币的流通风险和财政、信贷释放的货币的沉淀风险共同构成经济衰退下的通货紧缩。财政、信贷释放出来的虚拟的购买力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它可以成为创造财富、推动经济繁荣健康的工具，运用得不好，它会在制造通货膨胀的同时使财富迅速地萎缩，这种虚拟的购买力能否被运用好取决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释放出来的货币能否和生产效率最有增长潜力且生产效率最有增长规模的经济领域产生良性互动并通过这种良性互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优化和效率增长，在中国经济当前的困境下，唯有生产效率最有增长潜力、最有增长规模的经济领域的生产效率的巨大提升才能够创造出可持续循环的购买力并通过这种可持续循环的购买力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可持续循环的购买力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不恰当地依赖出口谋求发展和繁荣的被动局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释放出来的货币如果不能实现和生产效率最有增长潜力、最有增长规模的经济领域的结合，那么这些被凯恩斯主义驱动着的巨量货币在最终沉淀于公共工程、存货乃至商家钱柜前必然会给巨大乡村包围狭小城镇的中国社会带来失业与通胀俱升、行业发展极不平衡的难堪后果。货币是经济大河中的流水，健康的中国经济是一条自然界的活水不断涌入的川流不息的河而不是一条人工放水却又引不来自然界活水的半路干枯的河。什么是创造中国经济活水的自然界？创造中国经济活水的自然界就是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和以现代工商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城镇经济两条腿走路的国内大市场。什么是中国经济的人工放水？中国经济的人工放水就是国内财政释放货币、就是国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给中国经济释放购买力。中央政府的救市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和前途？这个少有人提起的问题才是中央政府救市的最大问题，中央政府的救市决不应当救出新一轮脱离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农业现代化主体地位的盲目扩张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央政府救市追求的目标和前途是而且只能是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和以现代工商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城镇经济两条腿走路的国内大市场，只有这样，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才不会在新世纪之初走上歧途、酿成不可收拾的恶果，也只有这样，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才有有可能结出胜利的硕果。脱离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农业现代化主体地位的新一轮盲目扩张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昙花一现的短暂繁荣，但这种昙花一现的短暂繁荣过后将是中国经济更加严重而且积重难返的产能过剩和人民失业。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的公共投资是和以现代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以现代工商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城镇经济两条腿走路的国内大市场建设相适应的公共投资而不是和更进一步的单脚跳的工业化、城镇化相适应的公共投资。　　

  就业是重要的，但相对于增收，就业毕竟只是手段，增收的目的未必只有通过就业来实现，用扩大经济规模的办法扩大就业从而实现增收不是实现人民增收的全部办法而只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实现人民增收的一个办法，从当前世界经济的险恶环境和中国经济的具体国情来看，效率的增长才是人民增收的主要的和根本的保证，但效率的增长并不等同于扩大经济规模、更不等同于排斥就业，由于效率增长创造的购买力是经济衰退环境下的真实的购买力，由于这种真实的购买力拉动的就业是切实的可持续的真正的扩大就业。就业收入不应当成为人民的唯一收入。效率的增长加上正确的分配制度可以为人民大众创造出社会保障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正如在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化增长中，中国式现代农业企业的分配制度可以为作为地权股股东的农民大众创造出社会保障性收入和资本分红的财产性收入。　　

扭转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主要办法不在于用扩大公共投资来创造需求而在于通过巨大地提升生产效率来降低成本从而创造购买力。“销售收入=成本+利润”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在这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商业逻辑中，即使销售收入和构成销售收入的销售量、销售价格不变乃至下行也可以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办法来增加利润，新增的利润就是新增的购买力，在销售量和销售价格难以盘升甚至下行的情况下，巨大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大幅度地降低成本是大量地创造新的购买力的根本办法从而也是消除货币流通风险、消除救市货币的沉淀风险、繁荣经济的根本办法。环顾中国经济，生产效率增长最有潜力、最有规模的领域就是中国农业，从自然经济手工农业的生产效率到二十世纪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二者之间的落差史无前例，这个史无前例的巨大落差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史无前例巨大的潜在动力，要使这个史无前例巨大的潜在动力变成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现实的史无前例巨大的动力，建立在独特的中国地权资本基础上的中国乡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就必然要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根本战略，建立在中国乡村土地制度创新基础上的中国农业的中国式的企业化经营方式就必然要成为实现中国农业生产效率革命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在“销售收入=成本+利润”这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商业逻辑中，中国农业现代化通过对农业生产效率的革命性发展可以大幅地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由此而新增的农业领域的购买力和由于这个新增的购买力以及由于为创造这个新增的购买力而带动增长的购买力将是十分巨大的，然而，要使这些获得巨大增长的购买力变成可持续繁荣的现实需求，由于效率提高而新增的农业利润必须在农业企业的非地权股股东、地权股股东合理分配并且这些新增的利润中还必须有一部分以社会保障资金的形式追加到已被降低后的新的农业成本中。只有亿万农民能够公正地分享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化成果，中国社会才能形成可持续繁荣的现实需求并最终形成可持续繁荣的长治久安的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中国特色的地权资本既保障中国农民从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化增长中获得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保障性收入，也是以工商业资本为主体的外来商业资本进入中国农业进行现代化开发的不可替代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年给中国社会创造了天文数字般巨大的资本，近年来这些天文数字般巨大的资本卷缩在中国狭小的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而难以找到能够产生增量货币的投资渠道，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从经济的角度看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三十年改革开放就是始于中国农业从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效率，和人民公社相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了更多的农产品并把自然经济手工农业的生产效率推向了它的顶峰，由此而节省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奔向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这些从农村释放出来的庞大的劳动力在和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的制造业资本进行深入结合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业的生产效率，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业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自然经济手工农业的生产效率向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的大踏步提高是释放中国巨大的过剩资本的创造力的必由之路，更是创造中国乡村的巨大购买力从而创造可持续繁荣的国内大市场的必由之路，在这条必由之路上，承认并尊重中国农民的地权资本的特殊性是以大量过剩的工商业资本为主体的外来商业资本进入乡村开发现代农业的通行证，承认、尊重中国农民地权的资本化并承认、尊重中国农民的地权资本的特殊性就必然能够实现农民、商业资本投资人、中国社会等三方的共赢和现代化进步，否认和蔑视中国农民的地权资本的特殊性乃至从根本上否认、蔑视中国农民的地权资本化的必要性就必然导致农民、商业资本持有人、中国社会等三方的共同沉沦。　　

2008年，世界经济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传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既不足以解决美欧的经济危机更不足以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事实上，这次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传统经济理论和传统经济经验的产物，经济理论、经济战略战术的创新是克服危机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环，经济理论、经济战略战术的创新对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尤其重要，二十一纪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既存在着人类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更存在着人类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中国经济自身的独特问题，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中国经济自身的独特问题就是在人类近300年工业化开发后的人口多达三个美国的中国农民的现代化问题，就是巨大乡村的锄头铁犁老黄牛当家作主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局部城镇、沿海开放地区的现代工商业经济并存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从西方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经验的狭隘视野出发成天在西方经济理论、西方经济经验中绕来绕去找药方终究不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办法，更不是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开辟生机勃勃的新道路的办法，跳出西方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经验的狭隘视野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创造性地开拓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才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需要只知道西方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经验的从书本到书本的半吊子经济学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是对农民和劳工的生活、对农户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有深切体验的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理论西方经济经验、创造性地形成中国自身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战术的经济家乃至经济战略家。什么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最高战略？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最高战略是而且只能是在坚定地维护农民土地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农民地权的现代化经营方式。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来到了现代化的第二道门槛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究竟要如何实现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的现代化？是地权工业化立国下的农民土地的普遍工业化还是在坚持农民土地权利、坚持农业现代化主体地位前提下的以中国乡村土地制度创新为基础的农民地权的中国式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地权工业化立国下的农民土地的普遍工业化不是实现中国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而是剥夺农民土地权利把农民置于世界工业化最底层、把中国社会引向动乱和分裂并最终彻底摧毁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凶险的邪路，唯有在坚持农民土地权利、坚持农业现代化主体地位前提下的以中国乡村土地制度创新为基础的农民地权的中国式农业企业化经营方式才是实现中国农民地权经营方式现代化从而实现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脱离乃至背离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政治、文化的理论和实践要么徒劳无益，要么祸国殃民，脱离乃至背离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同样是要么徒劳无益，要么祸国殃民。　　

九、结束语　　

 承不承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社会里的照搬照套的形式主义现代化道路和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分水岭。承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就必然承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存在着自身的规律，承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存在着自身的规律就必然承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欧美国家在其历史上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不承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就必然否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存在着自身的规律，否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存在着自身的规律就必然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机械地等同于欧美国家在其历史上走过的现代化道路。　　

如何在实现了农民土地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农民地权的现代化经营方式？这个问题决定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和道路，正如如何实现农民土地权利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才能正确地找到适合中国社会自身规律的农民地权的现代化经营方式。 一八四0年以来，照搬照套的形式主义现代化道路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作为照搬照套的形式主义现代化运动的主要受害者，中国农民受害尤深，他们为此经受了太多的饥寒交迫和流血死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应当努力地避免重蹈照搬照套的形式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覆辙。　　

八十多年前，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把共产党的旗帜带进了穷乡僻壤的井冈山，中国农民在这面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伟大旗帜下百折不绕地追寻着自已的土地权利和经营自己的土地权利的最好方式，井冈山的故事并不遥远，毛泽东虽已逝去，但井冈山的精神并没有死去，共产党的旗帜仍然在指引着中国农民求强求富的伟大实践。一八四0年以来，高高在上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利，只有中国共产党让中国农民找到了做人的尊严，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农民的现代化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和全民族的事业。半个多世纪前，千千万万农民子弟背井离乡，追随共产党血战疆场，最终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垄断，亿万农民家庭最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获得了无数先辈不惜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权利和.，三十年前，千千万万农民子弟背井离乡，来到南方的天空下求富求强，三十年过去了，富强的是他乡，贫穷的依然是故乡，三十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最终都要成为南方天空下的匆匆过客，耗尽青春归故里，面对的依然是锄头铁犁老黄牛，面对的依然是泥泞的土路和干瘪的钱袋，获得土地的农民要想真正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命运唯有让故乡的土地富起来。　　

“不知何处吹短笛，一夜征人尽望乡”，他乡坎坷的征途上，飘然入梦的凄怆笛声曾经唤醒多少红军将士回望故乡的土地，泛着泪花的目光中满是对故乡土地的企盼——什么时候，农民的子弟生而有地？什么时候，故乡的土地变得富庶而不再贫瘠？什么时候，农民的子弟可以生活在富庶的故乡而不再背井离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可以告慰先烈的是，农民的子弟真的已经生而有地了，共产党兑现了当年在井冈山对农民的诺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应当直白于先烈灵前的是，故乡的土地依然贫瘠，共产党仍然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地引领着亿万农民和几千年来笼罩在故乡土地上的贫穷落后做艰苦的斗争，一如当年共产党在井冈山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地引领着千千万万的农民战士和压迫了农民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的土地垄断做艰苦的斗争，井冈山的精神中饱含着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井冈山的精神中深切地寄托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求强求富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全面现代化的伟大理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坚韧不拔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曾经鼓舞着惨遭教条主义重创后奄奄一息的红军队伍在短短的十多年里打败了粗暴践踏农民生存权利的财大气粗、兵多势众的蒋介石政权，只要理想不灭、精神不死，中国农民求强求富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中华民族全面现代化的努力和奋斗总有一天会结出胜利的硕果，新世纪的朝阳冉冉升起，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在故乡的土地上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创造出繁荣富强、创造出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伟大世纪，古老的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文明向世人展示人类现代化的多样性。

晏华庭

 二00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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