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大走势

第三次“诸子百家”出场　　

历史经验证明，当社会面临大变革时，正是社会思潮最活跃的时期，会出现多种学派、多种论说，并且相互激辩、相互交锋，最为典型的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所谓诸子用今天的话语就是思想家或思想者，争鸣的焦点集中在天下向何处去，即今人讲的世界向何处去与中国向何处去。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中国面临着社会大变革，又出现了一次百家争鸣，五四时期达到高潮。郑必坚同志最近发表《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载《解放日报》　2008年9月21日　，以下称“郑文”），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广阔复杂而又意义极其重大的、新的‘诸子百家’局面。”他称之为历史上的第三次“诸子百家”。我认为，郑文提出的第三次“诸子百家”说，确系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本文是要接着说。并认为三次“诸子百家”在欧洲也同样存在，第一次发生在古希腊年代，第二次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现在发生的是第三次“诸子百家”。可见，郑文讲的三次“诸子百家”，前两次分别发生在中国和欧洲，是两股潮流。当今在中国和全世界，同时出现“诸子百家”，对中国和欧洲都是第三次，汇合成世界性思潮，可以说，当今世界第三次“诸子百家”出场，这也是当今世界的理论前沿。　　

出现第三次“诸子百家”的根源，在于社会面临着大变革，人们在探索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多种多样的回答，多种论说，从而引发了百家争鸣。以中国而言，1978年开始的改革就是一场社会大变革，围绕改革一直在进行辩论，对这场争论，国外的媒体和学界也参与进来，提出了多种说法，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不确定论”等。第三次“诸子百家”的第一个焦点就是中国改革。在国外，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突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成了第三次“诸子百家”的第二个焦点，其中最著名的有两家：一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称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取得最终胜利，历史宣告终结。二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宣称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告一段落，世界进入了文明冲突时代。苏联解体后，俄国人一直在辩论向何处去的问题，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所作的调查，大多数人作的选择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选择市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选择社会主义，在“国家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之间”选择国家所有制。公正俄罗斯党主席、俄联邦上院主席米罗诺夫称，俄罗斯正走向“新社会主义”。对于苏联剧变中国思想理论界十分关注，发表了大量论著，进行着多种多样的解读。可见，围绕苏联解体和世界格局的大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百家争鸣。　　

第三次百家争鸣可谓此伏彼起，围绕苏联解体所引发的百家争鸣还未落幕，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成了第三次“诸子百家”的新焦点。2008年美国因次贷危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来势凶猛，人称金融海啸。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　9月14日　发表谈话称，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金融危机正向实体经济沿伸，引起失业上升，消费下降，企业经营困难，三大汽车公司都面临破产的危险。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机构都确认，美国陷入了一场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世界进入全球化阶段，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欧洲和日本发达国家，又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延伸。目前中国经济学界都认为，欧美的经济危机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放缓。　　

当前学界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看法没有多大的分歧，而对这次危机的起因特别是对未来的经济走势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向何处去的解读，产生了大的分歧，出现了百家争鸣态势，这成为第三次“诸子百家”的新焦点。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宣称“市场决定一切”的原教旨主义成为历史。美国《耶鲁全球化》杂志10月7日著文称，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走到末路，北欧的混合式经济必将胜利。左派学者提出，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导致资本主义衰落，社会主义将在世界复兴，第二波社会主义高潮正在形成。知识界和广大民众又重新关注起马克思，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大思想家，体会到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痼疾，　10月21日　《泰晤士报》用一个整版作了报道，标题为“马克思又回来了”。在德国，兴起了《资本论》热，出版量大增，大学生和各种左派组织开会讨论和研读这本巨著。美国共和党一向崇拜自由经济，在金融海啸来临时，大力运用政府的财政金融救市，媒体称之为“美国式社会主义”。各种学派、各界人士已开始从研究问题延伸到谈主义，一场新的“诸子百家”拉开了序幕。　　

我们常说的“诸子百家”，古称圣人哲人，就是今天讲的思想家。在英语中，思想家和哲学家是一个词（philosopher），在汉语中，二者有区别，如人们称鲁迅为思想家、文学家，没人称他是哲学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此得到启发，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思想家着眼于改变世界，提出一套改变世界的思想体系，从而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大思想家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于易也。”用今天的话就是，世界合理，我就不去改变了。可以看出，中国和欧洲第一次和第二次 “诸子百家”，其立足点都是要改变世界。19世纪的大思想家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学说，更加明显地是要改变世界。每当社会面临大变革时，便会发出一个时代最强音：世界（包括国家）向何处去？时代呼唤人们来回答这一问题，便会有思想家应运而生，从而出现了“诸子百家”。当今世界在迈向全球化，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和世界正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大变革，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第三次“诸子百家”，就成为一股时代潮流了。　　

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两次“诸子百家”，都经历了一二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正在兴起的第三次“诸子百家”，时间也不会短。每次“诸子百家”的形成条件和发展历程，大致上是相同的。先是社会出现了一种大变革的态势，继而出现了一大批思想者，在思考社会前进的方向，探索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提出一套论点说法，思想者之间进行激辩论战，出现争鸣局面。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和社会淘汰，有些论说昙花一现而被淹没了，类似于流行歌曲。有些论说能持久保存下来，成为经典，经典论说要经过长的时期才能认定，古往今来的所谓圣人、思想家，几乎都是在其谢世后追认的。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在93岁（1992年）辞世后，人们才发现他是20世纪的一位思想家。对于在世的人，只能作为一个思想者，对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一种论点来加以阐明。没有论点的争鸣，不能算是“诸子百家”。几次思想解放，只是“诸子百家”的初级阶段，更高阶段是理论创新，立论建说，第三次“诸子百家”便会应运而兴。我们讲思想解放已30年了，思想理论界不应老停留在初级阶段，而是要进入更高阶段，大兴理论创新，立论建说，推动第三次“诸子百家”的进展。笔者试图以“两类人说”为立论根据，来阐明当今世界的经济走势以及所产生的世界变局，试图由此进入“诸子百家”境界。　　

两类人和两种经济方略　　

笔者在《两类人假说》（载《经济学家》2007年2期）一文中，初次提出了两类人说，兹简述如下：古往今来从事经济活动的有两类人：私家人和公务人。古代从事农耕和手工业、商业活动的人，现代从事生产和经营的人以及为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人，都属于私家人。但任何经济活动都有一定的环境条件作基础，如土地、水、空气等为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为社会环境。个人（私家人）无力创造环境或改进环境，这完全依赖于政府。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是由政府创立的，有些是自发形成，但最后还是由政府将制度固定下来。政府官员是公务人的主体，此外，从事公共事务活动的人也属于公务人。公务人成了经济活动的控制因素，起到指挥作用。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生产要素不断增多，生产过程的中间环节不断增多，即日益走向社会化，这就更加需要加强控制因素，从而公务人和公务活动的作用日益显著。当今世界，生产和生活都社会化了，生产要素乃至生活用品都靠电力网、热力网之类的网络供应，公务人更深入地渗透进经济活动中。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为世界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在此以前，公务人只管政治事务，经济活动为私家人的一统天下。工业革命以后，公务人和公务活动日益渗透进经济活动中，成为强有力的控制因素。工业革命悄悄进行了70多年之后，恩格斯于1844年在《十八世纪》一文中，首次提出工业革命概念。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国富论》，所讲的还是手工工场，当时经济活动为私家人的一统天下，将私家人看作经济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经济，政府只是守夜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斯密的这套理论，通称为经济自由主义（以下简称“自由主义”）。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法则”，宣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产品只要生产出来，就创造出销售市场，生产不会过剩，政府什么也别管，这是自由主义的新发展。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首次提出，亚当·斯密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人”假说，就是本文讲的私家人。两类人说是扬弃了而非否定了经济人说。自由主义的要义就是私家人主导，凸显私家人作用。主张公务人不管事，这是老子无为思想的新版本。由于公务人和公务活动的作用日益增大，也就打破了自由主义的一统天下，19世纪末，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主张在对外贸易中，政府要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人称经济国家主义（以下简称“国家主义”），其要义就是公务人主导，凸显公务人作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力主政府干预经济，也属于国家主义。近200年来，经济学就一直有两派两家：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属于国家主义，凸显公务人作用，根据有二：一是宣称私有制消灭后，未来社会将实行计划经济。二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生产力发展，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以解放生产力。工人群体作为革命阶级，属于公务人。　　

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理念、经济方略，两种经济方略是从两类人衍生出来的。私家人在一般条件下是遵循自由主义理念，排斥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公务人则有时选择自由主义经济方略，有时选择国家主义经济方略。就欧洲而言，在18和19世纪各国政府多是选用自由主义方略，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处于轻工业化阶段，产出的多是生活资料，为千家万户所用，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由私家人决定生产什么，政府不必管，是符合当时生产力状况的。到了19世纪末，德国率先进入重工业化阶段，重工业产品用作生产资料、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大多为公共部门所用，而且投资大，周期长，完全靠私家人发展重工业就受到限制，政府在其中能起到大的作用。德国宰相俾斯麦是第一个向自由主义发难的政治家，大力实施国家主义经济方略，德国推行铁路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政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80%的铁路、44个最大的矿山和12个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实行国家经营。德国于1881年宣布实施《社会保障法》，人们公认这是福利国家的开端。1929—1932年起源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标明自由主义陷于穷途末路，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也就是推行国家主义经济方略，主要有整顿银行，兴办公共工程，吸收300万失业工人就业。这些都是国家主义的政策，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为国家主义奠定理论基础。苏联从1927年推行五年计划，并逐步建立起一套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经济方略，由于当时的特定条件，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遭受一场大失败。计划经济之所以成功，在于适合当时的特定条件，一是适合重工业化的生产力状况，二是适合于二次大战前后的政治形势。大致上在1970年时，上述条件均发生变化，导致计划经济由盛而衰，市场经济败而后兴，国家主义在兴盛了40年后，自由主义重登宝座。我们在《经济学的千年论战》（载《理论学刊》2004年9期）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经济方略每隔40年轮流坐庄，自由主义在兴盛了30多年之后，进入21世纪，显露出败象。现在看来，自由主义坐庄38年，以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为标志，自由主义陷入衰败，可说是四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中道经济方略　　

我们进行深入的考察，可以发现，私家人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和经济方略。公务人则有多种选择，可以选择自由主义方略，而市场经济就是自由主义方略的唯一载体。也可以选择国家主义方略，计划经济是国家主义方略的一个载体。国家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苏联的单一计划经济，政府什么都管，完全排斥市场；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什么也不管，完全排斥计划。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一个中道经济方略，那就是公务人与私家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务人管宏观经济，私家人管微观经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计划和市场相结合。20世纪10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遵循中道经济方略，经济能顺利发展，偏离中道方略，经济发展会受挫折。苏联搞单一计划经济，国家主义走向极端，远离了中道，使得经济发展缓慢，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在叶利钦主政期间，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方略，搞私有化、市场化，远离中道，走向极端自由主义，遭到失败，俄罗斯人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主政时期为“失败的15年”。美国搞自由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走向极端，远离了中道，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国在改革前的30年，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是完全遵循国家主义方略，对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两弹一星”之类的大型技术，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种经济方略和体制，对于发挥私家人和市场作用，对于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服务业起阻碍作用。在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公务人发挥了积极作用，经济发展颇为顺利。1958年大跃进，公务人搞瞎指挥，之后又将注意力转移到政治运动，这样一来，私家人和公务人都不能专心于经济活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乃至停滞。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路线问题，那就是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公务人不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公务人从事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近现代史上也是罕见的，人称“世纪之谜”或“中国奇迹”。但是，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并非一定能成功，苏联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主政的30年，已放弃了肃反之类的阶级斗争方针，搞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但成效不大。其根源在于继续推行极端国家主义，搞单一计划经济，中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方略最接近中道，较好地发挥了私家人和公务人、计划和市场的两个积极性，首先体现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从两个层面分析，从经济制度层面分析，是指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这里不作赘述。从经济方略层面分析，是指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需要加以说明。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公务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远远大于私有制社会。私家人的经济活动都是自发进行，不可能对社会整体有计划。公务人的经济活动，着眼于社会整体，可以有计划。上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宣称美国要搞“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但从来没听人讲“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就包含了有计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方略层面分析，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人所共知，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据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的　刘国光　先生讲述，高层领导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就包含有计划在内，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理解的（见刘国光：计划与市场关系变革三十年，《社会科学报》2008年10月16日），十七大报告也是这样论述的，指出：“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市场经济是千百年来演化出来的，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在旧中国也有，何以能创造中国奇迹？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人创造的新事物，具有强大生命力，这正是经济方略的核心问题。协调好两类人和两种经济方略之间的关系，通称为政府和市场或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几千年来经济领域面临的一大难题，更是20世纪的一大难题。从十月革命以后几十年时间，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找到了解决这一世纪难题的路径，这就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当今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中，公务人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排斥公务人，社会资源全由私家人控制，只能完全靠市场调节，这是长期推行自由主义方略的根本原因，也是人们迷信和崇拜市场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国家掌握着大部分资源，公务人就能有效的控制资源，实行计划调节，这就是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兴办大型工程、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宏观调控、扩大内需等。这就可以克服市场失灵，补充私家人的不足之处。同时，又实行市场经济，发挥私家人的作用，这就可以克服政府失灵，补充公务人的不足之处。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起苏联的单一计划经济和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来，最接近中道方略，有明显的优越性，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就在推行中道经济方略上。　　

回顾20世纪的100年，由生产力状况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引领着社会思潮的变化，这就是唯物史观讲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1930年代以前，世界上广泛流行古典自由主义，只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否定自由主义，于1926年发表《自由主义的末日》一文，宣称自由主义只适合19世纪的英国，已经过时了。从1929—1932年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世界上开始流行国家主义思潮，只有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一人孤军奋战，1944年出版《通向奴役之路》，宣称国家干预经济，是否定人的自由。从1970年代起，苏联的计划经济显露出弊端，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出现了“滞胀”。在国家主义潮流风行40年之后，开始退潮，自由主义的思潮又卷土重来。新自由主义在世界流行了38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各国的主政者都纷纷倒戈，抛弃自由主义方略，转向国家主义方略。新自由主义盛行了40年，不可避免地将走向衰败，今后又将轮到国家主义坐庄了。20世纪100年的历史证明，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方略，每40年一个周期轮流坐庄，进入21世纪，这个40年周期是否还会重复下去？是什么决定这个40年周期，更高层次的问题是，将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将是第三次“诸子百家”关注的时代课题，笔者将另文加以阐明。同时也标明，第三次全球性的“诸子百家”真的来临了，全球的思想理论界将进入一个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