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节本）

天下第一大老粗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之九---公有制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节本)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理，才是唯一的真理标准。我们将来能不能达到民富国強的目的？这从现行的手段与途径是不是正面积极有效便可预測得到。就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前途不容乐观。原因是一，人们发挥致富活力的空间越来越小；二，活力越来越偏离正面积极方向。　　

一、发展的实践证明产业升级是必由之路　　

我们不能像英法日等国那样，历史上靠侵略掠夺别国财富而使自己囯家富裕起来，也不能像美国这样，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大印钞票积累财富。相反，还得防被侵与受骗。　　

我们得靠国内人民群众发挥活力的正面积极作用，增加社会财富而达到民富国強的目的。但私有制经济制度天然地容易使人们的活力向负面消极方向发展，与目的相悖。　　

例如，在搞活经济的幌子下，回扣腐败盛行，并曾一度合法，现在则成了潜规则。改革开放，外贸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很长时期使财富增加的空间非常之大，所以人们的活力向正面积极方向发展的作用还是主要的。　　

一俊遮百丑，即使黄赌毒假骗黒腐七鬼闹中华闹翻了天，比起GDP增长的巨大政绩，都不足挂齿，可忽略不计。　　

但现在主要与次要两者的作用开始逆转了。大家知道，前几年股市与房地产业曾出现过泡沫。什么叫“泡沫”？我的理解是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虚假繁荣，或是人为地拔苗助长，寅吃卯粮。出现如此现象是因为具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实业经济经营困难，甚至无利可图，大量资金因而转向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虚拟经济。　　

也就是说，人们的活力从用之于正面积极方向变为负面消极方向。学习美国先进经验，搞虚拟投机，美其名曰“知识经济”，不但能不劳而获，而且钱还来得快。　　

中国30年来经济增长的三大特点：饮鸩止渴、杀鸡取卵和舍本逐末，有的负效显示，有的走到尽头，有的泡沫破灭，总之，难以为继了。　　

其集中表现则是，社会各阶层大众的活力向增加财富的正面积极方向发挥作用的空间日益缩小，主要原因就是大规模同质化重复建设，实业经济中低层次低效益的产业结构产能过剩。　　

谁都知道，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在于科技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使产业升级。可是，中央这一政策方针和口号已经提出很多年了，至今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经济学界研究产业升级途径这一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今后继续发展的非常重大课题的人士，如同凤毛麟角。　　

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可能是不顾危险之将至，投统治者之所好，在忙于论证“改革”的丰功伟绩吧。有的人提出来的主张，甚至是帮倒忙。　　

例如，有一位受到官方宠信的著名经济学家在一次演讲中说：“制度改革不到位，经济模式难转变。” 睁眼说瞎话，还在忽悠人。实践早已表明，中国产业升不了级，正是私有化制度改革的结果。这些年来，中国小部分某些产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几乎全是残存的国有企业的贡献，而他还嫌公有制经济私有化“制度改革不到位。” 看来，不彻底断送中国产业升级的希望，某些反社会主义的精英人士不会死心。　　

二、中国产业升级需要贸易保护　　

直到　2009年1月21日　，我才在《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版面上，看到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产业升级需要贸易保护》。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篇有理有据有具体內容研讨论证中国产业应该如何升级的文章，获益非浅。　　

概而言之，杨先生认为，中国产业升级一是需要贸易保护，二要建立超级企业。他追溯历史，说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都是依靠贸易保护主义而实现的，有先例可循：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进口；美国在20世纪20—40年代，关税平圴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 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 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 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 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強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杨教授这一建议是有道理的, 但其现实可行性却令人怀疑, 因为, 贸易保护是一柄双刃剑, 我们用了, 对方不会针锋相对也用？打贸易战, 对于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损害更大, 一旦开打, 必将使我国更多的外向型企业倒闭, 所以并不可行。况且, 中国已经参与全球化经济, 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税率岂可随意提高。　　

杨教授促进产业升级的笫二条建议是，中国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全国市场和民族产业的阻碍，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这也就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组织跨国公司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超级企业与之竞争，我完全赞同这一主张。他说：　　

 “超级企业是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来源与体现，它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等，不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术，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规模。只有大国才有条件发展超级产业。超级产业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费用极高，风险和收益都高。超级产业的进入门槛极高，能否发展取决于大国规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长初期需要政府保护……　　

 “即使从赚钱的角度考察，发展卫星和飞机，也未必就不如服装和玩具飞机。从外贸对于国民经济拉动的综合经济效益来看，服装只能拉动一般劳动就业，拉动的纺织机械和面料，特别是原料，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而飞机所拉动的是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即使飞机最终难以完全成功，在试制过程中会全面拉动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与简单的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必须作为中国长期的动态比较优势来培养，盲目迷信市场自由竞争，将永远是劣势。”　　

三、私有制企业不能承担产业升级的重任　　

中国过去一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和私有化，但此经济政策有一利也有一弊，现在这“两化”则成为产业升级的严重障碍和负面因素。提高税率，那就要废除同世界各国经过谈判已达成的协议，并退出世贸组织，能实行吗？　　

其实，我们勿须害怕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不实行贸易保护，产业也决非不可能升级，关键是看我们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若是私有制经济制度下的企业，即使有长期的贸易保护，他们也难以使产业升级，在短期内更不可能。　　

因为产业升级要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费用极高，产业进入的门槛也极高，而中国私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而没有相应能力，这种能力也不是短时期所能培养出来的，等到他们有能力使中国产业升级，黄花菜都凉了。这说的还是有贸易保护，若是没有，中国如果依靠他们100年后也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　　

前些年，中国某些学者和官员曾对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很是欣赏，试图“克隆”。这就是以国家银行贷款资助，全力扶植几个像三星，现代那样的私人超级企业集团。一时间，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突然冒了出来，登上了胡润富豪排名榜。可是没过多久，那些“大企业家”一个个又变成了亿万“负”翁。　　

原来，他们获得巨额贷款后，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无一例外地都是大铺摊子，搞低层次产业重复建设，很快产能过剩，终于资金链断裂，白手起家的黄粱美梦破灭。昙花一现后，消声匿迹了。结果给国家留下一大堆坏账。实践证明此路不通。　　

四、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问题主要是管理不科学　　

决策者为什么总是要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私有企业？因为据说公有制国有企业天生地缺乏活力。而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比活力出了问题的私有企业更不值得信赖。这倒要具体分析一下原因了。　　

我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之所以缺乏活力有两大原因：　　

一是如上所述，企业属于传统的官办封建主义性质，而非毛泽东倡导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积极性的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　　

二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应当引导其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正面积极方向，而我们却长期忽视，甚至批判否定，強调大公无私，结果适得其反。　　

据我长期观察体会，国有企业一般而言效益比较低下，症结很大程度上在于管理不当。所以，现代企业制度将“管理科学”作为一项主要标准内容，应予肯定。　　

但要做到科学管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必须向当年大庆油田那样，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活力，群策群力，发挥他们参与管理企业的主观能动积极性。　　

企业中的毎一个人，不论其职位高低，技术难易，收入多少，工龄长短，年纪大小，性别男女，无一例外地都要不是在一种动力，便是在一压力下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管理达到科学水平。　　

只有动力没有压力不行，同样，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不行。在中国，私有企业的雇佣劳动者有压力而无动力，所以其企业只能做到严格管理，做不到更高层次的科学管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因为是官办，搞的又是形式主义空头政治，职工群众既无压力又无动力，以致于连较低层次的严格管理也难做到，因而走向衰落。　　

如果说私有企业维持严格管理秩序，主要靠向劳动者施加压力，那么，新时代社会主义性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就应当主要靠激发职工群众的动力来实现。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有实现了科学管理的吗？恐怕一家也没有。也就是说，国内没有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厂家。国企改革了这么多年，徒劳无功白忙乎，因为指导思想根本就错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欲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国有企业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搞清楚，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为什么普遍缺乏活力。　　

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办企业的指导思想也不对头，忽视甚至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搞平均主义，包括在企业之间吃大锅饭，干好干坏工资一个样。　　

大家知道，毛泽东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倡导这种思想并没有错，但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人们放弃自私本性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例如建国初期，每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耻辱胎记——“东亚病夫”，在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一下子都消除了，精神空前地大为振奋。　　

这时，从旧社会底层贱民上升为新中国领导阶级的劳动者，特别是企业中的工人群众，要他们除去自私本性，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主人翁精神，是可能做到的，事实上当时许多人也都做到了。　　

也就是说，发扬这种精神，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情况下，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是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尤其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像当年大庆油田初创时期余秋里将军那样。显然，同时俱备这两种前提条件的机会很少，也难持久。所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同共产主义理想一样，只可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而不能是现在政策的根据。　　

在客观条件还不具备时企图消除人的自私本性，既不现实可取，反因人的消极因素而导致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但改革后走到另一个极端，为了搞活企业而不择手段，资产阶级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那一套大行其道。结果不是搞活，而是搞乱，最主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善恶混淆，美丑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