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崛起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2009年1月28日 

海瑞两千 译

译者说明：这是译自【美】《政治事务》杂志网站“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线”于2009年1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匆忙译出，译文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对照原文阅读，原文在这里：《政治事务》。本文观点并不代表译者观点。

【编者说明】约瑟夫·格雷戈里·马霍内（Josef Gregory Mahoney）在“密芝根东亚研究”任教。他曾写有大量论及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哲学的文章和论文。他还曾是在北京的为中华各民族开办的“中央民族大学”的访问学者。

《政治事务》杂志记者：您最近就吉斯霍尔·马哈布班尼的《 新兴的亚洲半球》一书为《政治事务》杂志写了一篇评论。他的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好像是：我们正在看着“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国。您对他的这个看法以及全球霸权向东方转移的观点是有一些批评的。您能就此谈谈吗？

马霍内：正如我已经显露出的，我对马哈布班尼是有一点敌意，在他过去对中国所做的一些敷陈中，他不是把中国共产党描述为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而是把它描述为一个中国资本主义党。对这一点，我在其他地方也有描述。在开头地方，马哈布班尼是绝对正确的，即：在中国是有种力量在崛起，但是，这种力量的性质是什么呢？这种力量的基础是什么呢？一方面，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之上的，即：他们能够把那么多的产品卖到美国。因此，这是一种力量，一种受他们在资本主义市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上销售的能力来支配的力量。换句话说，这多多少少有赖于美国是否从中国买东西。但是，更有甚者，这有赖于像沃尔玛这样的商业企业以及其他企业是否在中国投资。这在中国导致了一些批评：断言中国的大多数的经济增长是买办资本主义的结果。于是，这是一种真正的崛起吗？还是一种得益于西半球的崛起？问题就在这里。

    然而，更要看到，马哈布班尼的中心主题是：亚洲自身正在崛起——也许是以中国为中心（他多少有点回避这样说，但他如此多地关注中国，致使人们有了这么一个印象）。中国位于中心，印度位于边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印度的兴起，要远比中国更多地仰仗向美国提供服务来推动。他们为美国提供了无数的服务。例如：如果你的AT&T账单出了问题，你可以给AT&T公司打电话，你在班加罗尔就可以找到他们的人。然而，如果美国经济经历一次崩溃将会发生什么？现在，所有的钱都流向印度会发生什么？扩大一点说，所有的钱都流向中国又会发生什么？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不夸张地说，这也许不值得，如果美国货币价格垂直下滑，那又会发生什么？这是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包括中国。中国立刻就会同欧盟会谈，力图寻找一条途径以规避把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货币使用。

    现在我们回到马哈布班尼的参照点，在《 新兴的亚洲半球》，他观察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如何应对这次危机。正如我在我的评论中写到的，这次危机是一次很重要的事件。是最近20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甚至可以说，它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实际上，所发生的是：你了解过很多人——乔治·索罗斯是他们中的领头羊，也许吧！——他们抓住了机遇进入货币市场，并且迅速在泰铢上捞了一把。这暴露出了泰国经济结构上的许多弱点，而且引发了连锁反应，因为人们开始看到：在其他的地方，也存在着这些结构上的弱点，诸如：香港，日本、南韩、以及台湾。所以，我们开始看到一个滚雪球效应，而且，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源于亚洲的巨大的负投资。当西方的投资者开始把资金迁移出亚洲，把他们投放到哪儿呢？多半他们会投放到美国。这使得一些亚洲人提出：亚洲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是西方人为了实现财富向西方的大回转所运用的战略战术上的计策——这也许恰好就消除了那次金融危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又一个十年。

     其间，那次金融危机给亚洲带来了什么呢？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美国投入以各类担保，支撑着泰国、南韩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实际上，这也是每当这些国家开始变得更为独立的时候，重新牢牢树立起霸权资本主义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因此，我们发现:每当中国力图在这一地区崛起之时，美国便更加牢固地再一次确立自己，并且使这些国家更加感恩于美国。

      至于中国对所有这一切的反应，劳伦斯·J·布拉姆有一本巨著论及朱镕基总理以及他如何处理那次金融危机，书名是：《朱镕基与现代中国的转型》（2002年），他谈到了美国如何试图强迫中国追随“华盛顿共识”，随后这个共识在泰国和南韩得到贯彻，而被中国所拒绝。许多人认为：这大胆地打破了美国霸权，这种打破从根本上来说是为着中国的最大利益。但是，马哈布班尼认为：中国拒绝追随华盛顿的政策，事实上也有些伤害到中国，并且认为：为了亚洲获得更大的好处，应该追随之。在我看来，马哈布班尼的结论多多少少像是一部神话小说，同样也是那种我们对某些声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资本主义党”的人抱有期望的小说。

    我想，最近十年来令人记忆犹新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熟知的1997，那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但比这更甚的是你熟知的9.11。中国有很多人，重要而又有智慧的人，他们推论说：911的后果，尽管是为一场关于恐怖的战争付账，但实际是在为一场以控制中国为目的的包围战打掩护。噢！为什么？当然，9.11诸多的直接后果是：我们进入了阿富汗，但比这更甚的是，我们开始建立各种关系并开始在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基地。你可以想见：美国在那儿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有基地，我们就有可能封锁波斯湾。我们有F-16穿越中亚。在东南亚的新加坡地区，我们有庞大的海军基地。事实上，我们在台湾还有军事资产，因为我们依然向他们出售飞机和武器。我们有太平洋舰队，我们在南韩和日本还有武装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包围了中国。军事上的估计是“我们可以在15分钟之内用常规武器打击在中国的任何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这是即令人非常关心又令人非常不安的。回望另外两个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令人不安的。第一个，就是1999年在贝尔格莱德轰炸中国大使馆，许多中国人相信，而且政府中的人也相信：美国是故意这样做的。第二个就是2001年的侦察机事件。我们驾驶飞机在带有监控设备的中国海岸起落。两架飞机之间有些攻击，其中一架被迫降至海南岛。当人们回望这事儿的时候，那就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中国认为自己是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多少有点对抗的处境中：一方面，它要同美国做生意，欢迎投资，但另一方面，它又确信：美国处在一种同中国做低调斗争的态势，并且确信：美国力图安插一些实际上能够消弱中国并对其构成威胁的资产。

记者：如此看来，您对马哈布班尼的论证的批评，就他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证而言，并不是那么多，照这么看，您认为他们追求崛起与美国有关？

马霍内：尽管我们可以谈论我们在海外的利益，但我们须紧记的是：美国周边只有两个国家：墨西哥和加拿大。中国周边却有13个国家：越南、老挝、缅甸、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以及南韩。这些国家有许多，都是一些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动荡不安的地方，那里正在发生着一些事情，这对地区安全，不然的话就是全球安全，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若要说有多少国家临近中国，近到从这些国家足以能够发射短程导弹打击中国，那么这个数字确有相当程度的上升。所以，由于其地理位置使然，创建与其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就是中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因为，否则后果将不堪困难，无法从战略上加以应对。你如何维护ICBMs（国际弹道导弹）并维护良好的针对美国的防御能力，而且同时维护与包围着你的诸多小国开战的能力。中国是打过仗的。在1960年代同苏联发生过边界冲突，1970年代，就在我们撤离之后，同越南打过一场战争。与南韩也有摩擦。对日本也依然心存芥蒂，因为日本持续选举出富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政府，而台湾继续购买高科技武器，这些武器在性质上基本都是属于攻击性的，不仅仅是防御上的。

     因此，中国是生活在一个艰难时世之中。但是，中国不得不使用石油；不得不使用各种资源。它需要同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因为俄罗斯有着如此巨大的能源。此外，由于美国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置于锁定海湾的位置，中国就得寻找其他的油源，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迄今都一直在同非洲建立关系的原因。由于中国对非洲开放，美国军队也正在建立非洲司令部（AFRICOM ），以对抗它所认为的中国在非洲实施的干涉。然而，中国在非洲的“干涉”，多半是由需要驱使的，它需要使用可能会向他们关闭的资源，这也是由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使然。

      另外，中国因利用缅甸而大受抨击。我们坚持施压中国，要其对公认的缅甸残酷派集团施压，以促进民主，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顺便说一下，印度也是如此，但印度并没有遭到那么多的批评。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因为缅甸海域里有石油，中国已出资打通了一条穿越缅甸的管道，以获取那些石油。为什么？为了它的国家安全。中国现在还在因支持苏丹政府而遭受批评。但它为什么要支持苏丹政府呢？是因为他们相信对少数民族的抑制？或许会有一些“是”的论证，他们会说：是的，中国就是要抑制少数民族。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人民这样做。我并不认为这是真的。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在苏丹和在缅甸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是在寻找可资利用的石油以及对抗美国中东霸权的途径。同样地，听了刚才那番评论。你可能会说：美国也在同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一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事反民主和镇压活动的政体做生意，这些国家同中国与其做生意的那些国家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一场广泛的讨论，这场讨论已在许多不同的地区产生了反响。我认为中国是在颇为广泛的意义上，致力于全球的和谐和繁荣吗？事实上，我的确是这样认为。但是，我们那些根据他们对那场关于恐怖的战争所作的回应行动，或者根据他们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做的回应行动而提出的看法，并不能使我信服。有可靠的迹象表明：他们的行动符合全球社会的最大利益。更确切地说，他们似乎仅仅是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为着生存而努力尝试着。

记者：我想，您正在把我们引入关于中国的作用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讨论中——也许有一种把中国看作是苏联的替代者的倾向。在我们的运动中，总存在有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领头的国家对促进民主，促进社会主义以及国际团结有着一种国际上的责任。您好像是说：中国可以把他们自身的民族利益同实现更为广泛的团结目标联系起来，同解决更为广泛的国际争端联系起来，除了在这个限度内，中国并没有试图高举这面旗帜。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提出和平发展的观念，因此，中国自身的成功，并不是像美国那样，靠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与其它国家的合作。您能谈谈“和平发展”这一观念的历史吗？

马霍内：可以开门见山地谈谈这个意识形态的话题，胡锦涛已经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主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版本来读，但这里的“可持续发展”未必是建立在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消费习惯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的“可持续性”往往是西方的解释。相反，它是以其社会主义和谐观为核心的，这是胡锦涛意识形态陈述的第二个主要元素，即：“和谐社会”。胡锦涛和其他人以一种合理的逻辑的方式清楚阐明：中国无法——任何国家都无法——支配全球，更无法长期地维持这样一种地位，而且，纯粹的资本主义在根本上同民主是如此的不一致，以致它在人力资源，或者人类，或者任何人道主义观念的层面上，成就了剥削的习惯，这样一种习惯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然而，比之更甚的是，我们一般从资本主义立场出发所认为的，就是你当下在墨西哥北部看到的那些东西，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结果。那里是世界上受污染最深的地区——儿童正在带着先天的缺陷来到人世，妇女正在遭受强奸，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所谓的“自由贸易”引起的分裂造成的。我相信，这种确信很少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而更多地是基于对事实的观察。

    就中国的这样一种思想而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中国看作是苏联的替代者。一方面，我的确认为:我们应该非常仔细地研究中国的所作所为。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世界大国，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中国正在努力认真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应当考察这些努力的成果。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一国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通过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霸权强国，并不能在中国维持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

    当下，这并不是一个近代趋势。为了把它同我们对其先驱者苏联的感知作一比较，我们可能需要追溯到1966年。当时，毛非常清楚（而且似乎是党使他回到这一点）：苏联正在贯彻各种无法长期持续的政策，进一步说，苏联当时正试图在所谓共产主义世界确立霸权地位。因此，在1960年代，中国决定做两件事：第一，与苏联决裂；第二，与国际主义决裂。然而，1950年，中国进入韩战，有效地击退了联合国武装力量——但主要是美国的武装力量——并且同北朝鲜一起建立了一个缓冲区。还有，中国人在过去70年间已经解密的证据表明：1954年，主要是中国人——这绝非是对越南解放运动努力成果的轻视——而且主要是中国的炮兵部队在奠边府击败了法国。据一些估计称：在毛的授意下，整整有70，000门火炮由穿着越南军服的中国人送过了边界。[参见：陈剑（音译——译者）的《毛的中国与冷战》2001]

      在1950年代，中国是非常主动地努力推进国际主义的目标/议事日程，但是，后来在1959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这也还是根据最近解密的信息得知的。事实上，当时中央情报局（CIA ）企图在西藏上演一次“起义”。这导致了后来在西藏发生的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后粉碎了那场“起义”，达赖喇嘛逃离。达赖喇嘛成了一个直接与中央情报局（CIA）一道工作的组织的头儿。现在，在西方，这件事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谈资，但西藏的喇嘛教，曾是这个世界上看到过的、最具压迫性的神权封建主义的形式之一。所以，当中国说他们于1949年解放了西藏，其意义也正在于此；而在1959年当他们不得不进驻并粉碎中央情报局在那里组织的叛乱，是现实不得不如此。因为，无论是谁控制了西藏高原，都有一种凌驾于中国的心脏地区之上的战略上的优势。那曾是一非常令人遗憾的环境，没有人会为它喝彩或者感觉西藏很好，但我常常说：如果你要批评中国在西藏的现代民族建设，那也要批评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的、新墨西哥的，或者说得再新近一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现代民族建设。

      但另外，1966年中国实际上放弃了国际主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时刻。一方面，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而你认为这对左派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时刻，顺便说一下，苏联对此事是憎恨的，他们恨它，无情地批评它。所以，在内部，对左派来说，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运动，但同时，在国际上，对右派来说，也是以常艰难的运动。他们现在放弃了国际主义；放弃了在国外支持运动， 他们开始——这实际上始于1966年——向美国提出各种提议，这于1970年代初尼克松、基辛格访华时达到极致。向世界打开中国大门的并不是邓小平，而是毛做到了这一点。但邓不久却因此而获得了这项殊荣，而我们却愿意装着喜欢在邓与毛之间有这样一个断代，然而，真正使中国在国际上向右转的，是毛；但使中国在国内向右转的，是邓。

     再一件事是：站在左边的许多人，因某些善意的理由，而赞赏古巴、委内瑞拉，赞赏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所发生的一些事，并且赞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得不脱颖而出的巴西的左派。当查韦斯去北京的时候，或者当官员们从北京来，到这些国家旅行，我们都为之欣喜，你不是还得到这些大照片嘛。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左派在崛起，团结有望，而中国，也许就是它的中心。但我并不确信这就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并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中国正打算在一种独家经营的全球性团结运动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我想：也许这里对我的论证的最好的、与之相反的证明，就是尼泊尔的毛主义的造反，它刚好位于中国的边界那边儿。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场争取民主、争取社会主义的毛主义的造反， 它会成功、会胜利——但绝对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业已接受了来自中国人的任何支持，意识形态的，道义的、资金上的，或者物质上的。所以，我并不肯定：有人怎么会说“哦！就是中国，而且他们就是在某些国际主义者的那个中心做着所有这一切，我们应该把他们作为一个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典范来看待它们。”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树立国际主义典型的这种呼声，已随着苏联的垮台而归于终结。当然，对中国来说，苏联的“垮台”比1989年（东欧剧变——译者）来得更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0年代的中国同苏联决裂，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当时中国人认为：苏联并不能满足中国的最大利益，更莫肖说满足更为广泛的全球革命的利益了。从这一历史环境出发，我以为：那些要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国际上团结革命的领导者、看作是某种像苏联那样扮演基督降临般的理想化角色的人们，是在重现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他们曾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苏联，存在着将其理想化的问题。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放弃我先前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我们的确需要研究中国。我们的确需要研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因为那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关于如今为世界的进步而奋斗意味着什么、关于生存和发展意味着什么、关于在资本主义全球霸权的背景下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的某些形式。这就是中国正在思考的更为广泛的策略问题，而我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另一方面，依然存在着一些重大的争论和问题，我知道这是需要我们分别讨论的，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民主怎么办？”

(译完)   

又译：《亚半球大国崛起：亚洲强权再起的冲击与挑战》

该书原名：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