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往事

点滴往事　　

(一)　　

上个纪世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冬天，搭乘高考这班车，我并不十分情愿的进了师范学校。读师范，不知今天的人咋想，对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俚语讲“家有二斗糠，不当孩子王”，当然这是从生存意义去理解，何况，对一个所谓有理想、有抱负、有着不着边迹的梦幻的青年来讲，选定教书为业，无异是一种决择，一种需要勇气下的无奈的决择。　　

“好歹也算考上了学校，好歹也算国家公职人员，好歹也算有了饭碗……”一位智者安慰道。　　

“好歹也算是一种慰藉”我对那位智者讲。追逐春梦的年龄，面对无奈的命运，出于对生存的畏惧，也只能随遇而安。那是一个早到的冬天，带着大考后的失意，心中默念着“雪意凄其心茫然”踏上了异地求学之路。　　

寒烟硕裹下的校园，冷寂寂的没一点儿生气，真正体会到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按照学生会贴示的名单，我找到了自己的宿舍的铺位，把自己安顿下来。这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十一月中旬的九点多。　　

横竖睡不着，从这里开启自己的未来，这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冥冥的安排，想不透。只记得那位“好歹”的智者，临行前寓意深长的对我讲“你的性格更适宜教书，从政是你的弱项”。我似懂非懂，但隐隐的感觉到他的语意里蕴含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余悸。　　

“文革”十年，正是我完成中小学学业的十年，伴随着“炮打”、“批臭”的社会动荡的嘶叫声，我歪歪斜斜的走出自己的读书之路。也就是说，我求学的那个年代是人类历史文明进程中典型的乱世。这是一个文明被践踏、被暴虐、被邪恶、被撕成碎片任意揉搓的历史过程，虽说著名政论家严家其在他的《十年文革史》中剖析到十年动乱的原因是领袖为了个人的极权政治，置人民于涂炭而不顾的权力欲望的即兴表演。但以我三十几年的读书阅力和四十几年的人生经验的结论是：这是一场流氓无产者，为了自己的存在，从毛毛虫演变成花蝴蝶，借助失误的政策而兴风作浪的恶性表演，所谓流氓无产者，这是一个以无赖为代表的痞子群体，一般而言，因为他们无业，也无产的生活习性，加之愚昧而卑暗的心灵，使他们绝难懂得是人都有责任感，更谈不上懂得社会责任。这群体人天性中的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的生存意识，在改变自己的生存际遇，有着不顾一切的欲望和追求。这群体人是不会懂得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和人类文化共识下的羞耻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其做过一针见血的概括，这种人最具社会破坏力。因此说任何一个政权，如果不是有力的对这群体进行有效的扼制，这政权都将是不幸的，政权下的社会也是无序的。这种人如果仅限在无业，还构不成大的社会危害。一旦他们有了职，并混点权，别说买官儿、卖官儿，连社会的起码良知，都给你黑白颠倒，扬恶而去善。具体表现，对传承社会文明的小学教育都会给你搅祸的乌七八糟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是最优秀、最杰出的政治家都无可奈何、回天乏力。　　

魏晋南北朝大约就是这样一个乱世。东汉末年三国纷争，各地豪强揭竿而起，于是偷鸡的、端夜壶的一夜间变成英雄豪杰，混入我们今天称作革命的队伍。司马氏集团的坐大，靠得就是这样一批人。所谓鸡鸣狗盗之徙，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作用本无可厚非，在政治上依靠这种人操持行政，势必会造成社会上的文化良知尽失，政权的低品味运作。面对这种无序的生存状态，那些真正的贤者只能归隐。所谓“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这正是中国文化儒家学说的精典。当然对于文化群体的消极避世的不合作主张，我们故且不论他的是和非，但司马昭作为晋的开国皇帝，还是有他的文化向往和追求。他当政后，先就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并诱使他为自己的政权出力，以增强他的统治的文化魅力，然而阮籍毕竟是文化名人，不为色利所诱的社会信仰，使他借醉来拒婚。一醉六十天，令大媒无法开口。说媒不成，司马昭只好用强硬的手段逼他作官，于是阮籍大官不做做小官，当了司马氏的北军校尉。原因是北军营里有个著名的酿酒师，且存酒三百斛、其实阮籍不是个不热衷出士的人或者说他是个有社会责任感，愿为天下苍生卖命的人。年轻时他“本有济世志”。只因为司马氏集团太不够味，太不上档，他才隐而不仕，与统治者保持精神上的距离，行动上采取不合作主义。　　

至于“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的陶渊明，混了十几年官场的彭泽县令，因不愿“束带”见官，向智无四两，肉重千斤的督邮汇报工作，只好挂冠归隐。以陶渊明的才具，他怎会向一个脑满肠肥的家伙低下他高贵的头颅，因为他太爱惜自己了。他宁愿过穷困的日子，穿着破草鞋云游山里，跟老农民“相对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闲适中自处，也不当那个县令，如此高蹈、洒脱、飘逸中的陶渊明，不失为后世立下荣辱的标准。　　

“文化大革命”和魏晋南北朝已被定格在历史的一角，没有人愿意翻出旧照，以进舔舐之情，顺笔之带，为得是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因为流氓无产者这个群落还在，他们正以各种形式维系着自己的存在，且做着种种演进，一个健全的文明社会，只有有力的限制其发展，这社会才可构建和谐。　　

（二）　　

对流氓无产者的特性文中已经做过概述。这是寄生于文明社会各阶层的衍生物。象有些人手上的第六指，带之有碍，去之又不能，它是深深依附于社会机体的最易发生质变的疣物，如农民阶层的二流子，工人队伍的混混，市井街头的上海人叫瘪三，官吏队伍的蠢驴和贪官。　　

这群体人，很难用语言来定义，其表现特征为，在利益驱动下什么文化良知、文化道义全不在认知范围的存在,在劫掠社会财富时他们是不顾一切的，有时竟是野蛮的残忍的.如杀死以人道主义为自己毕生追求的著名作家戴厚英的那个昧顽。他杀她，并不因为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只是听说像戴厚英这样的名作家一定很有钱，就这么一简单的诱因，埋下了他杀戴厚英的种因，这群种人即可怜，又可恶，仅用愚昧和无知来定位，怕远不能说明其根性。没有文化良知下的价值标准是可怕的，没有价值认可下的精神也是可怜的。前几年，得益于当地的棉裤业，有幸结识几个棉裤贩子，与他们个别人相处中发现，这些人的生存态，有了一定的生存条件，急于改变的存在而又不能实现的幸福就是换老婆，说起来可笑，又可鄙，那确是一种实实在在对幸福的追求和渴望。理想稍高点的，想通过自己弄得的钱去买个什么官儿。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命体，所有的欲念和理想，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际遇，生命体的质量的表达也就一个本能的欲求,人,绝不是他们考虑的东西，可想而知，这种人遇有机会，让他在人类文化共识下取荣辱标准选择存在，岂不天方夜谈。这样的人一旦掌控一定的权力，别说去代表什么？“权者，衡也”，这么简单的命题，他也不甚了了。　　

鲁迅意在提示国民性写的《阿Q正传》里的那个阿Q，怕是这种人最好的注解和说明。阿Q生活的末庄。文化品低下，文化空气稀薄。阿Q甚至姓啥名谁都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存在，可听说赵老太爷的儿子考上秀才，他就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攀起来血源关系。其实他对秀才的意义和价值根本无所知，也无所识，人们以为那是一种荣耀，他觉得自己也该以此为荣，不然就落伍了，不能与时俱进，被赵老太爷一顿棍棒教训后，不能也不配姓赵时，只好把气撒在了小尼姑的脸上。重重的摸了一把，还信口开河道：“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弱者？强者？这是末庄的逻辑，未必不是社会的逻辑，强者施于弱者的伤害，像墨索里尼一样，总是有理，权力即公理。文革结束后，报纸广播经党说的一句话是“历史政治运动，都从教育界开刀”先前我一直认为，教育圣地为文化人聚集，容易接受先进的政理说教，所谓“政者、正也”，正确规范人们的运行轨迹，先正治教育界。进而广布社会，当了近三十年小学教员的生命感受才理解了柿子专捡软的捏的真谛所在。　　

革命来了，阿Q一夜间成了暴发户，先前不准阿Q姓赵的赵老太爷也惺惺的唤阿Q为Q哥。阿Q立刻兴头的趾高气扬起来。“妈妈的”，他总算借革命，出了口被屈辱，被压迫的境遇下的那口恶气。试想，他若不是被及时送上断头台，社会存在在这样人的操演下，会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以上所叙，我们不难理解流氓无产者典型特点是缺乏文化教养下的痞子精神。寄希望这群人坚持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人类文化共识下的羞耻感，为生命的价值原则，无疑是痴人说梦。　　

所谓文化，也许有人以为，学校教育下的文字符码接受时间的长短是文化资格高低的唯一证明，我却不做这样的理解。固然，学校教育是人类对接文明文化的理想所在，但以我四十几年的生命阅历以为社会信息的文化内涵对人类文明教育有着更深和远的实际意义，不然的话，我们中华民族以五午年文明史为自豪，也就失去了依托。文字符码对人性的文化、社会的文明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文革时，赶上停课闹革命。一年级的小孩子当然不懂得，革命尚未成功，小孩子也需努力的深而又远的历史意义，只是在教师的授引下，校园里我们这些乳溴未干的学生，批教师，斗同学,竟而延续至校园外斗“地主婆”，成了我们忠于革命的最最引为典范的行动。我们这些小闯干东一伙，西一堆的去游斗所谓的阶级敌人,把个把掌大的小县城，弄得乌烟瘴气。 家里见我的革命有点儿出格儿，于是就把我寄托在当时革命力量还算薄弱的农村，村子里堪为我的启蒙教师的是　王姓老　太太，老太太不识字，当然不能用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则目张来教导我，因为她不识字，自然就上不了张春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字的当。只是村子里有名的懒汉二狗逗引村民们揪斗四类分子时，那老大娘一再的情真意切的劝我道：“娃娃，可别跟二狗子那伙人瞎混，损阴了”。老人不懂得什么阶级呀、革命呀……这些虚妄的道理，一句损阴了，即道出了人类文化良知下的做人标准，也道出了人类文化影响下善恶的价值判断。丑恶的标准，以不损阴为价值尺度。倒是我那位教师，不识字，也断得文。他的识文断字的文化水平，就在于给我传授了十几年的路线斗争。幸亏邓小平复出的快，不然的话，连他都不理解的十二次路线斗争的高论一定会被媒体作为时髦的信息广为传诵，传流于今。尤其是文字垃圾娼行的今天，浅层次的，弱智的文字游戏，绝不比一　农村老　太太对文化参悟的高明。以文字去透析文化信息，一定程度上实在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盲区。　　

以不损阴作为自己文明社会存在的首先底线，我不知道那位曾经是乡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二狗子有无羞愧。背了几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自己，才能最终解放全人类”的社会贤达们，吃饱喝足了，再吐几个连他自己也不懂的文字符号，自以为自己很文化，就肩负起社会道义的使命，怕是屈原再世，没等得跳汩罗河，先得羞死。　　

或许那位二狗子，到死也不悟。他正庆幸自己权倾一方，饭桌前向后辈儿孙们传授“革命是暴动，是一些人压迫并迫使另一些人按自己的意志存在的暴烈的行动”的成功经验。　　

或者干脆说，革命就是把别人的饭革在自己碗里。达尔文的弱肉强食，大概也寓蕴了革命的底色。“搏抚摇而上者九万里”，借革命之势，有些人鹏程而万里，多少人又落入人间地狱，颠过来，倒过去……还是我那位启　蒙　老师——不识字的老太最文化。以不损阴做为自己文明社会的价值尺度。比起那些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际遇。不顾一切道义和良知、无羞无耻，更无所畏惧的成功者，不只高尚，更为高贵。人生在世应该有一种敬畏精神，这敬畏绝不是绕着权力重心，而平衡自己的利益的庸俗的，没有文化良知和文化道义的价值判断的麻木和漠然。　　

损阴，对现代人来讲，也许太陌生，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愚昧无知。是封建道德理念。那么想说一句，现代社会人的起码道德理念是什么？　　

也许你能说上几句冠冕堂皇的话，话中的道理连你自己都并不坚信它的恪守性。雾中花、镜中月于国、于家、于我们社会存在又有什么意义。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只剩下互作墓志铭”，鲁迅的话：“世界的末路真不知该怎样”。　　

“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小补之哉”，鲁迅是医者，所以他能小补之哉，老丹不是医者，自知难堪其责。以文说事，是因为他还没有漠然到连起码的社会良知都尽失的地步。　　

（三）　　

有过作文经验的人大都能理解，写文章是一项情绪活动。每当心血来潮仿佛笔尖有鬼，郁结在胸中的欢乐和悲伤，如崩坍的河堤般，一发不可收拾。随着岁月的流逝，面对无法迎受的时乖世怪，再也没能燃烧热血的灼痛，一切都那么疲倦，无论欢乐还是痛苦全都那么平淡。凄冷的夜深消耗掉最后一抹热情，剩下的只能牛倒嚼一样，反刍些陈谷子烂芝麻以充附庸的风雅。白居易总结自己为文的经验时说：“文章合为事而做”，想来他还有作文的自由，所以生产出的东西能彪炳千秋。李白以酒为文，是生活的重压还没有磨灭他不愿做蓬蒿人的壮志。王实甫借张生的口唱道：“时乖不随男儿愿，才高难入俗人机”毕竟他周围有一群不俗的戏迷。落魄的老丹没有作文的自由，自然就没有合事的文字，文章不合事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思谋来、想开去。祥林嫂尚能说句“阿毛丢了”，我为啥不能点滴往事，以尽暮鼓之哀音。幸好，有大师说：“天地一大帐薄，往者旧帐本,今者新帐薄也”。新帐旧帐一齐算，那是政客玩臭了的把戏。屈原的说法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往事如烟，假如点滴出的往事，能叫人有点感同身受，使沉睡的人们在夜半的哀音中听出黎明的颤音，也算我老汉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也对得起热喷喷的生我养我的故土。尽管故土的荒凉常留有窃鼠的蹄痕。我也只好不识时务的于泛淡的麻木和漠然里倾注一杯带着苦涩的清茶，让智者感觉这茶苦虽苦倒也不失那缕淡淡的清凉。能如此，也就不枉费三完小制报同仁一番苦心，也算我们没有糟踏笔墨纸张。　　

既是往事点滴，就得从我那位不识字的启　蒙　老师——农村老太滴起。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严冬，赶上停课闹革命，学校也接掌在贫宣队手中。所谓“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政治嚣叫、政令干预，那老农倒也尽职，他不要求我们读什么书，只听他诉说自己的“阶级苦，血泪仇”。反复的陈述，能突出他苦大仇深，大约是吃过几回糠窝窝、下雪天，踩过几脚鲜牛粪取暖，一个劲儿的重弹老调，不光听者连他自己都觉得举索然。倒是谈起六二年，真得能如泣如诉声泪俱下。六二年的饥荒，夺去的不只是他的母亲还有他的伴儿，至今他还光棍一条，就因为那个该死的六二年。以至于我写批判文章时不知该诅咒旧社会，还是痛斥六二年。幸好他的六二年遗毒未广，学校的课就真得停到校园不见人，但闻鹊鸦叫了。　　

课给革命停了，我不得不又一次从县城战略性的转移到农村。　　

比起县城的燥热，农村到底还是保守、落后。除了几个四类分子逢年过节到队部低会儿头弯会儿腰，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依然如旧。该送粪时送粪，该淘粮时淘粮。庄户人的确没有太多的闲功夫跟你泡什么文化的命。像今天的泡妞族那是酒足饭饱后才能生的无事之非,民本主义的肚皮可是实实在在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和矫情。　　

与小玩伴一块掏麻雀、套百灵的确是人的一生最快乐的时光。难怪鲁迅回忆起闰土是那样的心舒气畅，连笔端都流溢着童趣和欢快。正当我沉溺于童趣的欢快中，我的启　蒙　老师——也是我的农村生活的监护人，黑着脸让我站直了给了我一次不折不扣的训斥。末了，她又谆谆道：“可得好好念书，象大娘斗大字认不得几个，一个草木之人活得有甚意思”。　　

 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了，草木之人，不仅道出了生命的价值意义，也透晰出教育的实质。不论现在的人对教育做何理解，但教育的本能就是化释人与生俱来的蒙昧和无知，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化昧蛮为文明被文明而化。文化文化就是化释愚昧和无知。比起当时那些把教育定格在“为……政治服务”的先贤们，听到我启蒙老师这奂话不知会不会脸热，还敢在社会舞台上长袖乱舞而不以为耻。为政治服务，换句话，通过教育把人培养成政治草木用马克思的学说解释叫异化。活生生的人，有情感、有理性、有文化良知异化成政治人，人类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　　

恩格斯在他的《婚姻、家庭、私有制的起源》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人来自动物界，所以都程度不同的带有一定的兽性”而教育的功能，就是剔砺人性中的自然性，使人能文而化之，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文化吧。流氓无产者行事做人之所以没有道义、没有良知，大约是人类文明驯化不到位。任何一个群落或部族如失去了文化良知下的价值原则 ，就象戴厚英在公园里看到猴子也把小猴子抱在怀里喂奶，于是他悲哀地感觉到究竟是人象了猴子，还是猴子象了人。